能源资源税改革对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将城镇居民按照收入水平高低分为7个收入阶层,通过计算Suits指数值分析了我国能源资源税由从量征收向从价征收改革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指出：单独实施煤炭资源税或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具有累退效应,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单独实施石油资源税改革则具有累进效应,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在当前税率下同时实施3种能源资源税改革对收入分配公平基本没有影响;同时,需要关注能源资源税改革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针对能源资源税改革导致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增加的情况,应制定相应补贴政策,降低对其福利水平的负面影响.     

我国能源资源税改革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7个城镇居民组和5个农村居民组的多收入阶层CGE模型,并将劳动力要素分为农业劳动力、技术工人和生产工人3类,在低税率、实际税率和高税率三种情景下模拟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单独实施和同时实施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并对税收补偿措施的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单独实施煤炭资源税或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对城镇居民组收入差距有正向的缩小作用,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但对农村居民组收入差距起到负向的扩大作用,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单独实施石油资源税改革则同时缩小了城镇和居民组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同时实施三类能源资源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与税率组合方式有关;将能源资源税收入以补贴的方式返还给农村居民可以缩小其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     

中国居民能源价格扭曲的家庭消费效应

以电力能源为研究对象,选取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与能源价格扭曲指标的匹配数据,从微观家庭层面经验考察了居民能源价格扭曲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普遍存在负向扭曲的居民电力价格提升了居民家庭消费水平,特别是增加了居民家庭的电能、食品、衣着鞋帽、设备及日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及其他分项消费支出。(2)居民能源价格扭曲通过收入效应与互补效应影响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及其结构。(3)居民能源价格扭曲的家庭消费效应在城乡家庭之间、城乡各收入组家庭之间存在异质性。居民能源价格扭曲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比城镇家庭更大,同时,居民能源价格扭曲对城乡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都体现在提高各自高收入组家庭消费。这些结论可为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并建立公平与效率兼容的能源价格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推行资源税改革正逢其时

当前,中国资源税率过低,税收范围狭窄,难以有效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导致市场价格的扭曲,资源税改革势在必行。资源税改革涉及多方博弈,因为资源从“无价”到“有价”,从近乎免费使用到有偿使用,这一变动过程将牵动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所构成的复杂巨系统调整。为了资源税改革能够选择切实可行的方案,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们需要对资源税改革面临的问题以及当前的改革机遇进行系统的分析。中国经济在持续了5年的“繁荣期”之后进入“调整期”,将有助于减少资源税改革推进中的诸多障碍。     

基于LMDI模型和Q型聚类的中国城镇生活碳排放因素分解分析

为研究城镇居民生活碳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LMDI模型从全国和省级层面研究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2006-2015年的城镇生活碳排放,将城镇生活碳排放分解为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效应、生活能源强度效应、消费倾向效应、人均可支配收入效应和城镇人口规模效应,分析各效应逐年和累积效应贡献度以及区域差异,并基于LMDI模型的计算结果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Q型聚类分析.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规模是刺激因素,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而消费倾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生活能源强度抑制了生活碳排放的增长.②从省级层面看,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规模的累积效应均为正,而消费倾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生活能源强度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有正有负,显示出显著差异.因此,政府应引导城镇人口合理增长,并积极制定相应政策优化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在制定碳减排战略时,要将省级生活碳排放的表面特征与其潜在驱动力相结合,根据不同区域有针对性地实施碳减排政策,同时应及时作出调整,以应对不同的发展阶段.      

资源税税率设置分析、比较和选择

资源税改革是社会经济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改革资源领域的相关税收政策,但目前国内外对资源税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特别是资源税改革的关键问题,即税率设置缺乏足够研究。论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建立包括生产、消费、收入支出和资源等模块方程函数,并根据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编制社会核算矩阵,作为模型数据基础;在此基础上,将模型动态化分析并选择资源税税率设置区间的合理范围。在模型中论文采用从价征税的资源税征税方式,分别参考国内预期的税率区间和发达国家的税率区间,以2012、2015和2018年为模拟年份,分析并比较各税率区间对税收总量、收入支出、资源消费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不同的税率设置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系统产生的影响程度不一,在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时期,可以选择如5%~7%的税率区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期,可选择较高的资源税税负水平,如7%~9%的税率区间;而在经济发展波动较大时,可以选择较低的资源税税负水平。     

资源税全面改革方案出炉 7月1日起试点水资源税

<正>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及配套细则,将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先在河北省开展水资源税试点,逐步将水、森林、草场、滩涂等资源纳入征税范围;实施矿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纳入改革的矿产资源税收入全部为地方财政收入。此次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及水资     

城镇化对中国区域能源消费及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

通过引入城镇化和居民消费变量,拓展了能源消费分解的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LMDI),并将区域能源消费和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分解为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城镇化、居民消费和消费抑制6大效应,分析其对区域整体能源消费和居民能源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2003~2012年,城镇化对3大区域的能源消费和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贡献明显高于人口规模;人口的东部聚集现象使得东部地区人口规模效应最大;居民消费对区域能源消费和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驱动力远高于其它5大效应;源于居民消费相对于政府消费、资产投资和净出口等经济成分在节能方面的比较优势,居民消费率降低反而推动了区域能源消费的增长;能源利用技术进步放缓了区域能源消费的增长.     

论锅炉使用不同燃料产生同等蒸汽的能源消耗与节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上是世界大国.能源生产量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基本能源消费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10.节能与环保,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创建和谐社会的主题.     

国家能源局：未来将会研究开征化石能源消费税

1月10日从全国能源经济工作会议获悉,2015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控制在41亿吨标煤左右,＂十二五＂期间将逐步建立有效合理控制能源总量的倒逼机制,未来将研究开征化石能源消费税,并实现原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     

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评价模型系统及应用

研究和建立一套以可计算的均衡理论模型(CGE)为核心,同时与大气环境质量模型和健康影响模型(暴露-反应模型)连接,组成了环境政策综合评价模型,为综合评价环境政策产生的各类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种评价方法.利用该模型系统,分析北京市采用能源环境税对北京市的大气环境、健康、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模型分析认为,北京市采用单一的能源环境税可以改善北京市的大气环境,但也将迟缓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如果北京市在采用能源环境税的同时进行绿色环境税收制度改革,则不但可以改善环境,而且可以促进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     

煤炭资源开采外部成本与应交税费比较分析——以新疆为例

煤炭资源开采外部成本包括使用者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论文运用使用者成本法测算2003—2012年新疆煤炭资源开采的使用者成本,并与应交资源税费比较分析;运用市场价值法和恢复费用法估算2012年新疆煤炭资源开采的生态环境成本,并与应交生态环境费用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方式不能补偿新疆煤炭资源耗减价值,产生明显代际外部性,而采用从价计征方式则能有效补偿;煤炭开采应交生态环境费用对其生态环境成本的补偿率仅为29.6%,不能有效补偿煤炭开采的生态环境价值损失。研究发现,新疆现行煤炭资源税费标准,不能彻底解决煤炭开采的外部性问题,在“清费立税”情形下,煤炭资源税率定为6%略显偏低。最后建议：地方政府应研究煤炭资源税费改革不同阶段的合理税率;我国应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适时进行环境税改革;完善我国煤炭资源价格核算体系。     

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及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影响——基于电力部门细分的CGE模型

本文基于电力行业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将传统CGE模型中的电力部门细分为7个发电部门,其中包含水电、风电、光伏和生物质电4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部门.首先基于传统CGE模型和电力部门细分的CGE模型比较了我国引入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前后征收碳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然后分析了单一碳税政策、碳税与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复合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引入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后,征收碳税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相比没有引入而言将有所降低;征收碳税将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发展;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如果对特定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给予补贴,可能会对未受到补贴且不具备成本比较优势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产生“挤出效应”.     

挥发性有机物税收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基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引入不同税率的间接税作为环境税的征收方式,在3种情景下对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效果以及对我国宏观经济和产业部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模型运算结果表明,从环境角度分析,对主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部门征收间接税,对其排放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控制作用.从经济角度来看,环境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指标,比如国民生产总值、总投入、总产出和消费等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仅对政府收入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并且税率越高,对污染的控制力度越强,对经济的发展的影响也越加地明显.本文建议,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的控制政策,需要以行政命令型控制手段为主,以逐步在重点污染排放行业征收低的间接税收政策为辅.     

基于CGE模型的碳减排政策的模拟分析

CGE模型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可以准确地模拟政策变动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通过构建包含环境模块的CGE模型,以江苏省为例,分析碳税作为一种碳减排政策对江苏省碳排放量、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可以降低碳排放量,改善环境,但是对于省内宏观经济的影响依据不同的税制而有所不同。建议平衡碳减排、经济增长等不同的目标,制定合理的税率水平,在减排的同时可以促进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我国取消电价补贴的经济影响——基于电价管制及完全竞争市场的分析

通过构建电力部门细分的CGE模型,分别在电价管制和完全竞争市场背景下,评估了取消电价交叉补贴和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以及引入碳税政策并将碳税收入转移支付给风电及光伏行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取消电价交叉补贴对GDP有负面影响,而取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后GDP有所提升;相比完全竞争市场,电价管制市场背景下取消电价交叉补贴对GDP的负面冲击强度增加了0.003%,而取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对GDP的促进作用幅度则相对减小0.056%;同时取消两种补贴时,在电价管制市场背景下GDP相比基准情景下降了0.022%,而在完全竞争市场背景下GDP则增加了0.038%.电价管制市场背景下取消电价补贴对电力结构及能源结构影响较小;而在完全竞争市场背景下取消电价补贴将刺激传统电力消费并导致碳排放有所增加.引入碳税政策并将碳税收入转移支付给风电及光伏行业可以有效控制碳排放并促进电力结构和能源结构改善,但会对行业总产出和GDP产生更大的负面冲击.我国未来应适度放开电价管制,并采取诸如适时征收碳税并将其收入转移支付给风电和光伏行业的支持性政策,推动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和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