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库区景观格局粒度效应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响应

1992—2012年,受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影响,三峡库区土地利用/覆被发生剧烈变化,论文选取工程建设重要时点1992、2002、2006和2012年的土地利用覆被图,探讨景观格局指数在30~1 000 m粒度范围内的粒度效应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响应。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27个景观指数中,有14个对空间粒度变化高度敏感、3个中度敏感、7个低敏感、3个不敏感;不同类型景观（除裸地外）粒度效应规律相似。2）景观格局指数随粒度变粗呈5种变化规律：单调下降、单调上升、阶梯状上升、无明显变化、先增大后迅速下降。形状指数粒度效应对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响应明显,聚集度指数、面积-边缘指数、多样性指数随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不受粒度粗细影响。因此,景观格局分析最适宜粒度范围为30~60 m。3）1992—2012年三峡库区整体景观异质性增大、优势度降低、呈小斑块密集格局;耕地面积急剧下降、破碎化加剧,林地面积稳步提升,连通性提高。     

典型流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景观生态效应——以浙江省西苕溪流域为例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环境效应是相关领域今后研究的重点。论文利用1985、1995和2000年的TM数据及调查资料,研究西苕溪流域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景观生态效应。结果表明:流域内农田不断减少,居民及工矿用地持续扩大,林地前期减少、后期缓慢增加;林地和农田是流域内的主要景观类型,空间集中性及斑块碎化、形状规则化、景观同化是景观结构和景观异质性变化的主要表现;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产生了生境质量下降、边缘效应增强、土地退化和生态系统成分单调等景观生态效应;恢复与建设西苕溪流域的景观生态系统需对景观尺度上的土地利用方式进行必要的调整。     

普兰店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研究区2010年的土地利用图形数据,选用生态意义较明确的景观特征指数,定量分析了普兰店市景观空间格局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普兰店市旱地景观面积最大、分布最广,其面积比例为47.1％,林地景观的面积比例也较大,草地和沼泽地的面积比例较小.平均斑块面积0.82 km2/个,景观多样性指数为1.35,优势度指数为0.73,均匀度指数为0.62;（2）大部分旱地景观分布在普兰店市南部,林地景观大多分布在北方.城乡用地、水田则相对集中分布在南部沿海地区;（3）普兰店市的生态环境指数为0.40,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一般.     

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格局演变分析

景观格局演化是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和景观破碎化在时空上的直接表现,其时空演变过程和影响因素分析,对了解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1996、2006和2017年3期遥感影像,结合景观格局分析方法,对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20年景观格局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6-2017年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沼泽草地、沼泽地、冰川及永久积雪和沙地面积增幅分别为42.05%、63.24%、259.03%和87.62%,天然牧草地、河流水面和裸岩石砾地面积降幅分别为20.15%、24.33%和22.39%;斑块密度、最大斑块指数减小,斑块形状趋于简单,连通性增强,景观的破碎化程度降低;降水与冰川及永久积雪和裸岩石砾地呈显著相关(P<0.05),气温与各土地覆被类型之间关系不显著(P>0.05)。在自然和人为活动共同作用下,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景观格局向连通性高、破碎化程度降低的方向演变。     

基于一体化生态空间格局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以长三角为例

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一体化生态空间格局的构建及其生态环境效应评估兼具丰富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关联性研究的理论价值、指导生态空间跨区域协同保护的现实意义.以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为案例,基于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关联性,开展生态过程模拟和潜在生态廊道识别研究,构建跨区域、一体化的生态空间格局;基于2000—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解析生态空间格局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核算生态空间格局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变化,分析污染物排放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潜在生态廊道和一体化生态空间格局涵盖大部分城市,并主要分布在江苏沿江、安徽南部和浙江东南部地区;生态空间格局内生态用地占据主导,建设用地有缓慢增长的态势,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有所降低;浙江东南部、安徽南部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较高,且保持相对稳定;生态廊道内部缓冲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较高,适合作为构建一体化生态空间格局、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主要载体;污染物排放与一体化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质量存在一定负相关关系,未来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以同步促进污染物减排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基于景观指数的滨海新区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以1984,1995,2008年遥感影像和2004年滨海新区土地利用现状图为主要数据源,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支持下,获取天津市滨海新区1984-2008年景观变化数据。定量分析了几种常用景观格局指数随尺度的变化规律。应用景观指数对1984-2008年间滨海新区的景观格局变化研究表明,滨海新区景观利用过程中景观形状趋于多样化,景观破碎化程度日趋严重。各项景观指数的研究结果表明,滨海新区近年来的景观变化基本是在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下的有序变化,反映了人为干扰在滨海新区景观变化中的主导作用。     

新开河流域湿地景观格局动态变化过程研究

论文利用遥感和GIS技术手段,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景观格局指数的模型,对新开河流域湿地近33年(1969-2001年)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①随着流域人口的增加、土地利用活动的加强和水文条件的变化,新开河流域湿地不同程度地转化为草地、耕地、沙地和盐碱地,植物群落发生逆向演变。期间湿地总面积经历了大幅度减少到显著增加的落起过程;②新开河流域湿地景观破碎化严重,2001年沼泽地平均斑块面积、最大斑块面积、最大斑块周长较1969年分别减少了71.02%、71.08%、64.76%,景观破碎化指数由0.78上升到0.93。有关研究成果可为该流域湿地保护及其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研究

在地理信息系统(GIS)支持下,运用ArcGis软件和景观生态学的方法,对1980～2004年三峡库区土地利用和景观结构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24年间三峡库区1495.97km2的土地利用面积发生变化,研究区域综合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达0.13%,区域土地利用斑块数由50858增加为50998个,平均斑块面积由1.103 km2/个减小到1.10km2/个。区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指数中多样性指数增长0.14%,均匀度指数增长0.23%,破碎度指数增长0.22%,优势度指数降低0.30%。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面积大小依次是建设用地>水田>旱耕地>草地>水域>林地>未利用地,土地利用的动态转化过程以林地、草地、旱耕地的相互转化与旱耕地向水田的转化为主。     

太湖流域水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景观生态风险效应

以太湖流域及其一级水生态功能区为研究对象,以Landsat遥感影像解译获得的2005年和2008年土地利用分类图等为基础数据,基于土地利用类型比例变化、转移矩阵、GIS叠加分析、土地利用综合转换速率、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和土地利用变化的景观生态风险效应系数等分析方法,综合分析了太湖流域及其不同一级水生态功能区的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及其变化特征,在计算相关中间参数的基础上,从景观尺度计算得到了太湖流域及其不同一级水生态功能区景观生态风险值,并在此基础上对太湖流域及其不同一级水生态功能区景观生态风险差异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分析了各区景观生态风险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效应关系,从而为流域不同水生态功能区差异化水生态保护决策提供依据。     

艾比湖湿地土地利用/覆被-景观格局和气候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借助Arc GIS与ENVI软件,以1998年、2006年和2014年遥感影像Landsat TM/OLI为数据源,得到3期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图.在空间尺度上将研究区分为3个特定研究单元来分析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特征,并从景观格局和气候变化两个方面来进行生态环境效应研究.通过计算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生态风险指数,从而获得研究区生态安全指数,最终建立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覆被类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数量关系,并对整体及局部地区进行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分析.结果表明,水域和其他(裸地和戈壁)是研究区内的优势景观类型.水域的平均斑块面积最大,水域和其他(裸地和戈壁)的最大斑块指数较高,盐碱地和其他(裸地和戈壁)的分维度指数较高,水域和其他(裸地和戈壁)的聚集度指数较大,林草地空间分布离散,破碎化程度高,连通性差.1998—2014年期间多样性指数增加,说明各景观类型所占比例趋于均衡化,作为优势景观类型的湿地对整个景观的控制作用减小,景观异质性增加.1998—2014年间,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总体生态环境指数呈逐步升高趋势,但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与恶化同时存在,并在特定研究单元上出现明显的区域分异特征.盐碱地、其他(裸地和戈壁)向湿地及荒漠向其他(裸地和戈壁)的转化是环境改善的主导因素.湿地向水域和其他(裸地和戈壁)的转变是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据1998—2014年的气象资料,降水量呈下降趋势,降水减少使植物存活率降低,导致植被覆盖率下降,从而影响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另外,在分析驱动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优选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在景观指数和年径流量中,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指数的变化与平均斑块面积和分维度指数均呈显著相关.该研究对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合理规划管理、生态恢复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于LUCC的陕西渭北旱塬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基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构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评价了渭北旱塬区1980～2018年的生态风险状况.结果表明,随着城镇快速扩张,土地开发利用强度加大,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耕地减少量最多,共减少了636.36km2,建设用地增加量最大,共增加了496.17km2;受人口增长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实...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张掖绿洲生态安全评价

基于生态服务功能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的安全评价是当前地理学和生态学研究的热点,如何将二者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并对区域生态安全评价实现具有时间动态、空间可视的四维表达是方法论和认知角度的新尝试。论文在G IS技术的支持下以栅格数据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评价基础,在采用Costanza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修正值的基础上对张掖绿洲从不安全、较不安全、稳定、较安全和安全等5个级别进行了生态安全评价。结果表明,在1985—1995年,张掖绿洲生态价值损失了0.193×108元,1995—2006年损失1.933×108元,生态安全状况趋向恶化。处于稳定状态的斑块类型面积由92.91%减小到88.53%,减少的部分大多转换为较安全和不安全状态二种类型。从不同安全级别的斑块格局来看,稳定类型的平均斑块面积从1985—1995年到1995—2006年减少了905 hm2,而斑块数量却增加了349个;5个级别的斑块形状指数和连通度在整个研究时期变化趋势一致,即:形状指数越来越高,而连通度指数越来越低,说明整个张掖绿洲在安全级别类型格局上呈破碎化趋势,不同级别斑块相互交错。     

武夷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景观格局研究

以2010年的LandsatTM遥感影像图和武夷新区总体规划中新区2030年土地利用规划图为基础数据,在RS和GIS技术支持下,结合马尔科夫模型和景观生态学方法分析了未来武夷新区的土地利用与案观格局变化。结果表明：在规划实施后,建设用地通过占用耕地和林地而大面积增加,使得林地和耕地相应减少,人类活动对景观的干扰强度增大,区域景观斑块形状趋于规则简单化,斑块总数有所减少,平均斑块面积增大,景观连接度增强,破碎化程度降低,景观多样性增加。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与气候变化定量关系研究进展

当前,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如何有效适应气候变化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研究表明,全球变暖的主要驱动力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土地利用方式改变。过去,科学界致力于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而土地利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以及如何适应气候变化,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论文重点阐述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区域气候的生物地球物理影响机制,总结土地利用/覆盖与气候变化定量关系的研究进展,得出现阶段研究存在四点不足:①缺乏景观格局与气候过程关系的认识;②较少考虑人类活动对下垫面的影响;③区域气候模式存在局限;④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不足。针对上述问题,论文指出基于可持续性的土地系统设计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也是未来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重点。     

南京市景观生态空间格局动态变化研究

对南京市1988年、1995年、2003年的景观空间格局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南京市域的整体景观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破碎度指数逐渐增加,优势度指数、面积变异系数呈现减小的趋势;各种景观类型的景观指数在不同时期差别较大,旱地的平均斑块面积则逐年减小,其他几种景观类型的平均斑块面积都呈现增大的趋势;六个区域的景观格局特征差异较大,景观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分离度指数以南京市区为最高;聚集度指数以高淳为最高,六合次之,南京市区为最小;形状指数以江宁为最高,六合次之。     

2010—2018年辽河保护区土地利用格局时空变化特征

区域土地利用格局主要受经济、政策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土地利用格局的转变会影响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通过对遥感影像目视解译、现场勘查等方式,形成2010—2018年9期土地利用数据,从时空格局、变化强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生态系统格局方面对辽河保护区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与时空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0年(保护区划定初期)辽河保护区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湿地、耕地和水体,三者合计占保护区面积的81.3%,2011年保护区内耕地面积占比由33.5%降为8.3%,草地面积占比由0.4%提高至23.5%;2010—2018年,辽河保护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2011年、2014年和2018年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较高,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转变相对剧烈;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较大的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草地和林地;2010—2018年,辽河保护区景观格局聚集度基本稳定,连通性略有提升。保护区的划定及相关措施的落实促进了保护区内生态用地面积的增加,对保护区生态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