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焦炉工人尿中多种羟基多环芳烃浓度水平

以我国北方城市—太原市60名焦炉工人(男女人数比为2:1,年龄:40~50岁)为研究人群,分别在采暖期(2009年12月)和非采暖期(2009年9月)收集其工作8h的班前和班后尿液,同时以该市郊区60名农民为对照组,并统一采用问卷的方式收集其年龄、性别、工种、职业史、疾病史等信息,通过酶水解-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测定尿样中6种OH-PAHs的浓度水平.该焦炉工人尿液中2-OHNap、2-OHFlu、3-OHPhe、9-OHPhe、1-OHPy和3-OHBap的平均浓度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分别为19.83、5.63、2.05、1.75、1.67和0.23μmol/mol肌酐,各OH-PAHs的浓度水平依次为2-OHNap>2-OHFlu> ∑-OHPhe(3-OHPhe+9-OHPhe)>1-OHPy>3-OHBap;男性尿液中OH-PAHs的浓度水平高于女性,采暖期的浓度水平高于非采暖期,但季节差异不大;焦炉工人尿中各OH-PAHs的浓度水平呈炉顶工>炉侧工>炉底工>对照组的趋势;焦炉工人在8h班后尿中各OH-PAHs的浓度水平均高于班前水平,其中高环的3-OHBap的浓度增加量最高,比班前增加了55%.焦炉工人尿液中的OH-PAHs的浓度水平与外暴露存在着正比关系,因此,建议进一步开展焦炉工人外暴露水平和内暴露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     

广州市小学生多环芳烃内暴露水平

为了解广州市小学生多环芳烃内暴露水平,于2014年9月15~20日在广州市居民区与工业区分别采集了78名、86名小学生的晨尿样品,并利用快速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仪同时检测了样品中10种羟基多环芳烃(OH-PAHs)含量.结果表明,居民区和工业区小学生尿液中ΣOH-PAHs分别为0.83~80.63μmol·mol~(-1)和1.06~72.47μmol·mol~(-1),几何平均值为6.18μmol·mol~(-1)和6.47μmol·mol~(-1),居民区略低于工业区(无统计学意义,P0.05).比较两个区域OH-PAHs不同组分的暴露水平,居民区小学生尿液中1-OHP的暴露水平明显高于工业区(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组分无显著差异,与国内外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小学生尿液中OH-PAHs含量较高值得关注.其次,居民区小学生体内OH-PAHs单体之间均显著相关(P0.01),相关系数在0.511~0.928之间;工业区小学生尿液1-OHP与2-OHN、1-OHP与1-OHN之间无显著相关性,其他OH-PAHs单体之间均显著相关(P0.01),相关系数在0.338~0.855之间.这一差异可能指示不同功能区小学生多环芳烃暴露源的差异性,居民区相对单一,而工业区因工业企业、物流交通的排放呈现多源性.     

基于SPAMS的太原市典型生活区停暖前后PM2.5来源及组成

为分析太原市采暖期和非采暖期PM_2.5的特征,利用单颗粒气溶胶质谱仪（SPAMS）分析太原市典型生活区采暖期（2016年3月11-18日）和非采暖期（2016年4月1-7日）PM_2.5的来源及组成.结果表明:① 采暖期（停暖前）颗粒物有机碳、硫酸盐和多环芳烃等信号强度大于非采暖期（停暖后）,而元素碳、硝酸盐、铵盐等反之.② 为了尽可能排除气象因素的影响,选取风向（东南风）、风级（二级）相同时段的颗粒物进行分析,停暖前后颗粒物主要化学组分为有机碳、混合碳和元素碳,采暖前有机碳占比（达51.9%）最高,非采暖期元素碳占比（32.6%）最高.采暖期有机碳、高分子有机物和左旋葡聚糖占比明显高于非采暖期,元素碳、矿物质和重金属反之.③ 停暖前后首要的两类污染源为燃煤和机动车尾气,二者贡献率之和分别高达70.1%和67.4%,可见本地主要受这两类源的影响.燃煤在采暖期为首要污染源,并且贡献比例高于非采暖期,而机动车尾气在非采暖期为首要污染源,且比例明显高于采暖期.研究显示,采暖和非采暖期虽然首要污染源有所差异,但在污染过程中,机动车尾气源的贡献比例均高于优良时段,说明无论是采暖期还是非采暖期,除燃煤排放的影响外,机动车尾气的影响也需得到重视,建议加强机动车燃油品质的升级,使用清洁煤,并在重污染时段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室内空气PM10中PAHs对老年人的致癌风险评价 ——以天津市某社区为例

选取天津市37户家庭,分别在2009年(8、9月)非采暖期和2009年(11、12月)采暖期采集室内PM10并对PM10载带的18种多环芳烃(PAHs)的含量进行测定,分析其浓度特征.结果表明,采暖季的总PAHs的浓度高于非采暖季总PAHs的浓度,采暖季和非采暖季室内PM10载带的多环芳烃以4环和5环为主,占PAHs总含量的60%以上,18种多环芳烃的平均浓度为190ng/m3,其中BaP的浓度为12ng/m3,超过了国家标准(1ng/m3),根据特征比值法初步判断室内PAHs的来源为烹调,吸烟,燃煤,交通,PAHs的毒性等效因子浓度(c-BaPeq)为22.65ng/m3,根据多环芳烃增量终身致癌风险估算,预计天津市老年人潜在致癌风险为5×10-6,超过了可接受水平.     

滨海新区局部大气颗粒物中多环芳烃污染特征研究

在滨海新区局部区域汉沽和大港采集了TSP和PM10样品,分析了不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不同期别污染和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多环芳烃的污染水平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采暖期多环芳烃和可吸入颗粒物中苯并[a]芘浓度均远远高于非采暖期。多环芳烃在不同期别也有不同的分布特征,非采暖期均是高环类多环芳烃占主导地位,比例超过60%;而在采暖期则是中环类多环芳烃占主导。     

吸烟及吸二手烟对人体多环芳烃内暴露的影响

采用快速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仪对吸烟、吸二手烟和不吸烟的居民的尿样进行抽检,分析了10种多环芳烃羟基代谢物(OH-PAHs)的组成和含量,评估了吸烟及吸二手烟对人体OH-PAHs内暴露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吸烟及吸二手烟对居民尿液中OH-PAHs的浓度水平和组成特征均有影响,对萘和芴的代谢产物影响最为显著.OH-PAHs的浓度水平按照吸烟组>吸二手烟组>不吸烟组的顺序递减,吸烟组和吸二手烟组人群尿液中萘的代谢产物2-羟基萘和1-羟基萘所占的比例分别是不吸烟组人群的1.5、1.2倍和1.7、1.9倍;吸烟、吸二手烟和不吸烟人群体内各OH-PAHs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吸二手烟人群体内OH-PAHs来源最为复杂,受环境空气和香烟烟雾的双重影响.与同类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吸二手烟人群体内OH-PAHs明显偏低,这可能与吸二手烟人群受到烟气的暴露时间和暴露量有关.     

天津地区一些降尘中多环芳烃的含量与分布

采集并分析了天津地区2002～2003年16区县23个样点采暖与非采暖期降尘样品中16种优控多环芳烃(PAHs)含量.非采暖期样品16种PAHs含量总和(ΣPAH16)在1 00～48 18μg·g-1间,采暖期样品ΣPAH16在2 54～85 47μg·g-1间.采暖期降尘高含量PAHs主要为萘、菲、荧蒽、和芘,非采暖期降尘PAHs的优势成份包括萘、芴、菲、荧蒽和.除东部工业区外,同一样点采暖期降尘中高环PAHs含量普遍高于非采暖期.采暖期样品各PAHs彼此之间相关性较非采暖期显著.无论是采暖期还是非采暖期,降尘中PAHs主要都是来源于燃煤,交通污染源也占一定比例.     

鞍山市总悬浮颗粒物中多环芳烃分布特征

通过对鞍山市典型区域（6个污染源、4个居住区、一个对照点）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TSP）的监测,采用GC／MS法分析了总悬浮颗粒物中16种PAHs的含量,探讨了鞍山市总悬浮颗粒物浓度及16种多环芳烃的分布特征及来源。研究结果表明,鞍山市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采暖期普遍比非采暖期高1．1～2．5倍,总悬浮颗粒物中PAHs总量采暖期也远远高于非采暖期;鞍钢6个点位在非采暖期的PAHs总量均远远高于其他五个点位,表明了工业污染导致的环境空气质量下降是不容忽视的。     

石化企业周边儿童多环芳烃内暴露负荷的时间变异性

为了研究空气低质量数多环芳烃污染对儿童内暴露负荷的影响,选取华南地区某石化企业为污染区,上风向15km处为对照区,在污染区和对照区各自选取一所小学中的80名儿童为内暴露采样对象,连续采集3d的尿样.研究石化企业多环芳烃污染对儿童内暴露负荷的影响以及多环芳烃内暴露的时间变异性.结果表明：3d中,污染区儿童羟基多环芳烃（OHPAHs）浓度的几何平均值为0.06~5.09μg/g;对照区儿童OHPAHs浓度几何均值为0.04~4.00μg/g.污染区儿童OHPAHs浓度略高于对照区,并且存在显著影响（P<0.05）;除对照区2d以外,污染区与对照区儿童尿液中OHPAHs组成特征均表现出羟基萘 > 羟基菲 > 羟基芴 > 羟基芘的规律;OHPAHs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只有污染区3d的OHPAHs之间存在显著相关（P<0.01,R²=0.74~0.97）,污染区OHPAHs之间的相关性好于对照区;仅在污染区3d的1-羟基芘与其它OHPAHs单体之间均为显著性相关（P<0.01,R²=0.82~0.95）.     

上海市崇明岛农田土壤中多环芳烃分布和生态风险评价

为研究崇明岛农田土壤中PAHs浓度分布和生态风险,于2008年采集崇明岛农田表层土壤33个.使用加速溶剂萃取仪（ASE300）进行萃取,经净化后,使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测定.结果表明,在采集的土壤样品中,PAHs的含量范围为24.92～1 014.61 ng·g-1（干重）,均值为192.83 ng·g-1（干重）.16种美国EPA优控的多环芳烃,只有茚并（1,2,3-cd）芘（IcdP）和二苯并（a,h）蒽（DahA）未全部检出.PAHs主要以2～4环为主,其中2环和3环多环芳烃所占比例为42.6%;4环多环芳烃的比例为42.2%;5～6环多环芳烃的比例为15.7%.使用浓度比值法判定,主要来源为石油源以及煤和木材的燃烧;崇明岛生活燃烧和汽车等尾气排放可能是农田土壤中PAHs的重要来源之一.生态效应区间法评价显示,崇明岛农田土壤中PAHs生态风险较小.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变化的比较研究

基于碳排放系数法估算了1997~2015年中国城镇、农村和整体（包含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引起的直接碳排放量,进一步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函数估计方法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的地区差距及分布动态进行实证研究.同时,采用乘积式对数平均迪式指数模型（M-LMDI）分析了直接能源消费强度、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3大因素对居民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了各省份相关变量对生活消费碳排放影响的城乡差异.结果表明：（1）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碳排放量在研究期内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在空间上均存在显著非均衡特征.（2）中国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碳排放的地区总差异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的0.379下降到2015年的0.244.1997~1999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的组间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主要来源,其贡献率超过50%.2000年后组内差距成为城乡差距的主要来源,其贡献率均大于40%并超过了组间差距.（3）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碳排放均在增加,地区差异均在扩大.（4）对全国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变动贡献最大的省区是内蒙古,累计贡献值达0.1005.贡献最小的省区是云南,累计贡献值为0.0125.（5）农村的能源消费强度和人均消费水平的贡献程度在研究期内均大于城镇,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在两个地区的贡献水平表现出了波动性.     

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研究

21世纪充满着挑战，当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需要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之时，又要面对过去因单一的经济利益驱动而过度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温室效应问题、资源危机问题等，人类要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面对并尽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就解决温室效应问题而引出的低碳消费话题进行了一次调查问卷。调研获得的相关数据的结论，有助于南京市政府职能部门采取相应政策和措施，这样就可以引导南京市居民树立低碳消费理念，使南京市居民实施低碳消费行为。     

环境类激素物质对农村水体的污染及处理措施

目前在农村环境中大量的类激素物质不断以各种途径进入地表和地下水体,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严重威胁着居民的身体健康。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个问题,严加控制类激素物质的用量,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如物理吸附、光化学或电化学催化氧化、生物处理等,有效去除进入农村环境的类激素物质。并对农村饮用水进行严格的处理,采取集中供水方式,保障农村的饮用水安全,促进新农村建设。     

基于居民合理生活消费的人均碳排放计算

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直接与间接碳排放的变化及现状,并通过居民消费的微观角度,分析计算基于居民合理生活消费人均碳排放.试图通过居民消费的角度建立人均碳排放的核算方法,给出建议数据.根据国内当前主要消费环节的碳排放水平,对比国际先进水平和国内碳减排升级潜力,计算了满足居民正常小康生活水平条件下的人均碳排放,年人均排放约2203kg~2333kg碳.居民基本生活的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供暖制冷、住宅使用、污染治理和基础建设分摊等方面,而衣物与食品消耗、生活物质材料等方面的碳排放量所占比重相对较低.     

脱贫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的低碳效应研究：以陇南山区为例

明确脱贫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的低碳效应对实现乡村绿色发展、建设低碳乡村至关重要。基于陇南山区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利用碳排放清单法分析了2014—2019年农户的生计转型路径及其低碳效应。结果表明：（1）陇南山区农户的生计策略分为传统农业主导型、经济作物主导型、务工主导型、经商主导型和综合型；2014—2019年有26.97%的农户生计策略发生了转型，最主要的转型方式是由综合型转向务工主导型；（2）因人均生活碳排放增加量高于人均生产碳排放减少量，陇南山区农户的人均家庭碳排放呈增加趋势；（3）农户生计转型路径中，由经济作物主导型转向传统农业主导型的人均家庭碳排放降幅最大，为41.45%，综合型转向传统农业主导型的增幅最大，达208.86%。     

典型工业源下风向居民住宅区PM2.5暴露评价

采用便携式PM_2.5采样仪于2010年10—11月对典型工业源——某钢铁厂下风向某住宅区室内、外的ρ(PM_2.5)进行同步监测,同时对该区域居民每日时间-活动模式进行问卷调查,以评价居民住宅区内PM_2.5潜在暴露剂量和暴露浓度(以ρ计)及探讨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该钢铁厂下风向居民单位体质量、个体的住宅区内PM_2.5潜在暴露剂量分别为36.1 μg/(kg·d)、960.8 μg/d,日均暴露浓度为120.1 μg/m3. 影响居民个体住宅区内PM_2.5潜在暴露剂量的因素依次为工作日/周末>暴露浓度>文化程度;影响居民单位体质量住宅区内PM_2.5潜在暴露剂量的因素依次为体质量>年龄>文化程度>工作日/周末>暴露浓度;性别与二者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旅游地居民态度调查研究──以皖南旅游区为例

旅游业的发展必然对旅游地社会、经济、环境产生影响。通过旅游地居民态度调查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旅游对旅游地影响的性质和影响程度。本文在较详尽的实地调查基础上，以皖南旅游区为研究案例，尝试进行旅游地居民态度研究，以期较准确地了解皖南旅游区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态度。为皖南旅游区发展、规划提供有益的咨询。并希望以此为国内旅游地居民态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城镇化对中国区域能源消费及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

通过引入城镇化和居民消费变量,拓展了能源消费分解的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LMDI),并将区域能源消费和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分解为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城镇化、居民消费和消费抑制6大效应,分析其对区域整体能源消费和居民能源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2003~2012年,城镇化对3大区域的能源消费和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贡献明显高于人口规模;人口的东部聚集现象使得东部地区人口规模效应最大;居民消费对区域能源消费和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驱动力远高于其它5大效应;源于居民消费相对于政府消费、资产投资和净出口等经济成分在节能方面的比较优势,居民消费率降低反而推动了区域能源消费的增长;能源利用技术进步放缓了区域能源消费的增长.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用能强度逐年增大,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日益成为碳排放的新增长点.本文采用Theil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2001—2012年我国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生活能源碳排放量均呈增长趋势,其年增长率分别为9.69%、3.29%;2八大经济区域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能源碳排放的差异是构成我国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能源碳排放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其对总差异的贡献率达到了57.90%;3我国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能源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001—2012年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能源碳排放的"冷点"区变化较为稳定,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南部经济区,而"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西北、东北和黄河中游经济区;4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城市居民年龄结构均对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量具有加剧作用,而城市居民能源消费结构具有减缓作用,且北方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量明显高于南方;5现有样本数据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量存在转折点.     

环滇池区域经济发展中水源地居民的补偿问题探讨

分析了松华坝水源地水源保护政策的效果和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水平，认为需建立补偿机制。提出了将原水销售中的部分收入反馈到水源地和往用水城市搬迁移民等补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