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产业生态化设计与政策选择

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典型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产业。钢铁产业生态化设计与政策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以烧结(球团)、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工序中节能减排、污染防治和落后生产能力淘汰为重点,以环境影响评价为导向,基于钢铁全生产流程物质流分析,融入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理念,以新型节能清洁工艺技术、装备技术和仿真、信息化技术的开发应用为切入点,融入生态文明、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理念,完善钢铁生态产业链,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强化生态技术创新。本文从市场引导、政策促进、环境监管、技术创新、过程控制、内部循环、外部联合、责任延伸、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等10个层面,构建促进钢铁产业生态化的政策体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行业、中介组织、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作用,在规划、机制和技术层次上全面落实钢铁产业生态化政策,全面推动我国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格局及优化路径

从人居环境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性入手,将生态、居住、生产环境纳入一个分析框架。运用AHP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指标体系,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进行评估并解析了其空间分异特征。此外,依托Arcgis平台,运用空间聚类分析法,基于人居环境竞争力特征进行区域归类,并借助箱型图,对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领域及区域类别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表明:(1)竞争力分布中,浙赣线江西段沿线城市生态、休闲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居住、公共服务竞争力空间格局具有高度相似性。区域中心及副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环境竞争力领域具有显著优势。(2)综合竞争力二级以上等级的城市主要分布于环鄱阳湖地区,包括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以及省会城市武汉、长沙。(3)四类空间的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优劣格局十分清晰。第1类区域围绕省会等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分布,生态环境具有最优竞争力,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最劣;第2类区域多为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强势竞争力集中于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领域,而休闲环境为最劣势;第3类区域多为临山型城市,具有最优异的休闲环境竞争力;第4类区域以老工业城市居多,在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环境拥有相对优异的竞争力。最后,以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为出发点,基于格局、类别特征等提出了涵盖现实特征、发展定位、重点措施等内容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提升路径选择。其中,第1类区域定位为生态优异的山水园林城市;第2类应以营造城市外部开放空间为重心,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智慧转型,打造为智慧高效的综合都市;第3类区域建议以良好的休闲环境作为特色人居环境建设的切入点,有序推进对居住、生产、生活空间的综合整治,致力建成休闲舒适的中小田园城市;第4类区域按照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要求,重塑城市形象,建成安居乐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论中国林业现状及可持续发展战略

本文对中国林业的现状及其因在林破坏而引发的一系列生态和环境、经济和社会等问题进行了评述，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林业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然选择，并从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论述了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准则及对策。     

长江口南港近期的演变及其与重大工程之间的关系

长江口为典型的多级分汊中等潮汐河口,口门宽阔、径潮流强劲、泥沙运动复杂、河槽交替多变,给河口综合治理带来困难。长江口各分流汊道演变过程中,此消彼长是永恒的主旋律,其产生、发展、扭曲、萎缩、消亡具有周期性演变规律。为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优势,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长江口先后实施了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南北港分流口处的新浏河沙护滩和南沙头通道限流工程,以及中央沙促淤圈围工程和青草沙水源地工程等,南北港和南北槽分流口河段得到有效控制,对长江口未来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基于南北港分流口以下丰富的地形、水文现场资料,对近年来南港地形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肯定工程稳定河势的同时,认为目前南北港分流口以下,尚存在南港主流偏离南岸致使发生近岸淤积,以及瑞丰沙中下段沙体刷深导致水流分散,不利于河势稳定等问题。并探讨了长江口“先下后上”治理模式的优缺点,建议在长江口河势尚未发生较大变化时,站在整体的高度,综合考虑河势、航道、水土资源、防洪潮及排灌、生态环境保护等诸多因素,尽快实施长江口综合整治工程。     

"循环经济"概念辨析

基于对循环经济在德国、日本产生和发展状况的考察和我国目前关于循环经济的着干代表性定义的分析，指出循环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流动的线形经济而言的，是建立在生态学规律之上的一种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资源（特别是物质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避免、减少、再利用、资源化、热回收、无害化处置作为处理废弃物的先后次序，构造上高度接近于“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反馈式闭路循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最后分析了循环经济与节约型社会、清洁生产、节约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等概念之间的分析，进而提出支持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法律体系至少应当包括《循环经济与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法》、节约型社会的基本目标、原则和法律制度。以此为基础，再考虑进一步制定针对包装物、电子垃圾、废旧汽车等的法律法规。     

长江三角洲县域投资环境投资导向的分类评价

长江三角洲从整体上看其投资环境水平虽处于全国前列，但区内各部分，如上海与杭嘉湖、宁镇扬、苏锡常通、甬绍舟等地市之间都还存在很大差异。针对这种地域差异性，确定了长江三角洲县域投资环境分类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将三角洲地区７１个县市划分为四种类型，并根据各类型的环境特征对其投资导向进行了探讨。     

甘南州生态补偿区域空间选择方案的比较

在预算约束和无预算约束条件下，分别模拟了6种不同的生态补偿区域选择方案，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从补偿资金效率、补偿对象特征、吸纳的贫困人口、补偿额的分配情况、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和项目成本等7个方面对6种方案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效益成本比标准方案的补偿资金效率最高，在生态重要性和生态脆弱性方面占优势，但方案的参与率最低，补偿的乡镇数量和贫困人口最少，在项目成本方面占劣势；效益成本比标准方案的补偿资金效率和参与率较高，补偿乡镇数量较多，贫困人口的参与率最高，在生态重要性和项目成本方面占优势，但在生态脆弱性方面占劣势；效益标准方案的补偿资金效率较高，补偿的乡镇数量较多，参与率最高，补偿的贫困人口最多，在生态重要性和生态脆弱性方面占优势，但补偿面积最少，在项目成本方面占劣势；成本标准方案的补偿面积最大，补偿的乡镇数量最多，参与率较高，补偿的贫困人口也较多，在生态重要性和项目成本方面占优势，但补偿资金效率最低，在生态脆弱性方面占劣势；如果不存在预算约束，只考虑生态脆弱性，风险标准方案最合适，可避免处于退化风险的草地没有得到补偿；统一标准方案可补偿整个区域，亩均补偿额相同，补偿额在补偿区上分配公平，方案实施便利，简单易行，但需要庞大的资金预算，且实施困难较大,补偿资金效率很低     

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进展:基于地理学综合研究的视角

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连接社会系统、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纽带,是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又彼此相对独立的矛盾统一体的关键所在。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重要方向。综合性与区域性、人地关系是支撑其发展的重要理论框架。本文对国内外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进展、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详尽的综述。国内外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经近百年发展,从最初的单一的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甚至农业资源承载力发展到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以及生态环境承载力。近几十年,生态足迹、虚拟水、能值分析等综合研究理论与方法兴起,极大地推动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定量化和模式化。目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面临着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主要表现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基础、学科范式和方法体系尚需继续完善;若干关键科学问题(包括:尺度效应、关键阈值、变化机制等)亟待解答;基础研究需要与实践应用加强联系等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主张从地理学综合视角重新审视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理论框架和今后研究的优先主题。通过建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地理学综合研究范式,能够拓展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理论深度和广度,有助于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水平。本研究提出未来相关研究应围绕以下优先主题开展:(1)资源环境承载力关键要素的变化及驱动机制;(2)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3)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动态监测与预警;(4)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国土功能区划与管控;(5)重点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恢复与提升途径。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现状、评述与改进方向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概念是中国的一项重要理论和制度创新,但其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如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资源类别未能达成共识,对资产、负债和权益的界定不清晰,价值核算还不准确等。此外,其编制工作也进展缓慢。本文认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基础理论和方法都尚不成熟,需要重新诠释概念,并引入新的核算方法,使其中的资产、负债和权益概念更加清晰,数量核算和价值核算方法更加科学。可以另辟蹊径,借鉴生态足迹的思想,从三方面做出改进:第一,将资源类别界定为耕地、林地、草地、湿地、水域、能源矿产和非能源矿产七类,以避免重复核算问题。第二,进一步明确土地和矿产两类资源的资产、负债和权益的含义,可以引入生态足迹方法,用土地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赤字分别衡量土地资产、土地权益和土地(过载)负债,使得土地过载负债的核算成为可能,且在土地权益核算时能够同时考虑土地面积和质量;可以用已消耗的矿产资源衡量环境负债,以避免环境负债价值的系统性偏误问题。第三,可以将生态足迹方法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结合起来,以估算土地的资产、权益和负债价值,以避免土地价值估算的系统性偏误问题;可以用改进的市场价格法核算矿产或环境的三种价值,避免环境负债价值核算的随意性。引入生态足迹方法可以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负债和权益概念更加清晰易懂,并使得资源的数量核算和价值核算方法更加科学,结果更加可信。     

江苏霾灾害风险与地区差异研究

利用江苏省69个地面气象观测站1980～2012年的气象资料,采用适当的方法定义了霾时概念,讨论了重度、中度、轻度及轻微霾时数的时空分布特征。根据霾灾害特点,以区县为评估单元,综合考虑了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承载体易损性和防灾减灾能力4个因素,选取中度霾时数、重度霾时数、水域面积、植被面积、人口密度、公路里程、公共财政支出、每万人拥有医生数等8个因子作为评估的主要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霾灾害风险评估模型,并借助于GIS分析工具,进行了霾灾害风险区划     

长江中游湿地系统驱动关系的演变及保护展望

简要介绍了长江中游湿地的概况,分析了湿地演变的现状。在自然和人为因素长期、综合作用下,长江中游湿地发生了显著的不合理演变,主要表现在：湖泊面积减少,湿地功能下降;湿地资源的过度和不合理利用,生物多样性下降;湿地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湿地整体价值受损。重点对湿地系统演变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驱动关系进行了探讨,包括江湖关系、蓄泄关系、湖垸关系和山湖（河）关系等。在此基础上,针对长江中游湿地演变的现状和利用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流域综合管理角度出发,对长江中游湿地的保护进行了展望,提出了基于流域管理思想的长江中游湿地保护对策和措施,主要包括：加强流域统一协调管理;遵循流域管理原则,理顺湿地系统的各种关系,做好湿地生态规划;加强流域生态管理模式研究;加强长江中上游流域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     

快速工业化区域建设用地问题与制度优化研究——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快速工业化区域是工业化快速发展、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经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新兴地域类型。普遍存在着建设用地总量急剧扩张、空间无序分散、城乡缺乏统筹等问题。本文从佛山市南海区典型案例入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归纳和解析了快速工业化区域城乡建设用地的主要问题，认为双二元管理体制、农村土地产权不完善、城乡土地市场发育不平衡和部门规划不协调等是建设用地发展的主要体制性障碍因素，并从管理、产权、市场、规划等方面系统提出相应的制度优化对策。     

岷江上游脆弱生态环境刍论

岷江上游地区位于长江上游四川省西北部。该地区既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成都平原的水源生命线。但几十年来，该区域植被的大量砍伐和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引起了一系列生态失调问题，被列为南方山地典型脆弱生态环境区。在分析岷江上游地区脆弱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形成的自然因素：地质条件的不稳定性、地貌状况和地面组成物质的脆弱性以及气候类型的多样性和人为因素：土地的过度垦殖、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以及草场的过度放牧等，提出了改善该区脆弱生态环境的对策。结果表明，科学利用与发展林草植被，提高林草植被覆盖率、加大坡耕地的坡改梯力度，合理利用土地、重视干旱河谷的治理、聚落的重建与迁建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等既可改善该区生态环境，又可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最终使该区甚至整个川西地区的经济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湖北省2008年初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特点及影响分析

008年初,湖北省出现了自1954/1955年冬季以来最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10亿元以上,分析评估此次灾害的基本特点及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可为今后抗御类似灾害提供依据。结果表明：①此次灾害影响范围广,受灾人数多,损失重,第三、四场雪使危害迅速加剧,后续效应强、时间长;②影响行业可分为交通、电网及供电系统、通讯、农业、林业、企业和市政设施、居民生活、湖泊结冰等8大类,并可细分为24小类,涉及社会和人们生活的众多方面,足见影响面之广,危害之重;③影响因子以低温、冰冻（道路结冰、电线覆冰）、雪压等为主,另外还有大风、雪雾、湖泊封冻、冰雪融化等;④由于降雪及低温持续时间长、雪量大,对农林业危害严重;由于电力、〖JP2〗通讯、建筑设施以及道路结冰严重,对电网、电力供应、交通安全以及社会公众生产、生活等造成极大的影响。〖     

基于GIS技术的洪水淹没计算分析系统建立与应用

洪水淹没范围的计算分析是防汛救灾管理和灾害损失评估的核心任务,而利用高新技术对洪水进行监测管理、计算分析和灾害损失评估,一直是防汛应急管理工作的薄弱环节。为此,探讨防洪流域洪水淹没计算分析系统的解决方案和实现方法,对应用系统的软硬件环境、体系结构、系统内容、系统功能和技术特点等进行详细说明,采用较为成熟的模型技术和计算机手段,研究建立基于GIS技术的洪水淹没计算分析系统,实现多源数据管理、洪水演进模拟、淹没范围计算和灾害损失评估等功能,并在海子水库防汛救灾管理工作中运行良好。应用结果表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分析模型能准确地计算模拟洪水淹没范围;洪水淹没面积的计算精度以及灾害评估和预测分析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空间数据精度的优劣和相关统计数据的完备程度。     

广州市生态风险重点及其防范策略

为了构建更适宜居住生活、更适宜创业发展的山水田园型生态城市，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广州市必须系统而有重点地防范生态风险，解决制约广州城市发展的重点和潜在的战略生态问题，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本文着重探讨了广州城市发展中的台风、暴雨、洪涝、临海重工业的发展布局与近岸海域生态系统的保护、饮用水保障与水环境质量、机动车尾气污染与大气环境质量等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及其防范策略。     

中国小城镇人居环境建设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人居环境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人居环境6层塔理论模型。模型从第6层到底层分别是：人类活动，建筑环境。居住社区环境，建成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从塔的顶层到底层。空间越来越广阔，但变化速度越来越慢。人居环境科学就是研究这6个层次环境以及其涧的关系。总结认为：中国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模式有工业促进模式，农业依托模式，商贸引领模式，交通兴镇模式，旅游带动模式，城市辐射模式和专业型模式。中国小城镇人居环境发展的基本条件包括：工业发展，聚集规模，土地产权，规划整合，基础设施和集群发展。最后，提出了小城镇人居环境建设的5条原则，即资源节约和经济原则，环境友好和生态原则，地方传统和文脉原则，城乡统筹和协调原则，以及利益相关者参与原则。     

江河源区主要自然生物资源概述

广袤的草地、特有的高寒湿地以及丰富而有又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是江河源区重要的自然生物资源。草地占江河源区总土地面积的84.53%,是源区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三大江河的源头区域,为江河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无可替代的服务。江河源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寒湿地主要分布区,湿地总面积达8 000 km2。江河源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了种类繁多的特有动、植物种类,源区约有哺乳动物、鸟类和鱼类133、249和219种,牧草植物、药用植物、食用植物和观赏植物约800、808、80和400种,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生物多样性集中分布区。然而,由于超载放牧、盲目采挖、盗猎等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以及气候变化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江河源区草地生态系统退化、高寒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环境危机不断加剧。正确权衡江河源区自然生物资源的短期经济价值及其所拥有的巨大生态公益和潜在开发价值,科学决策,保护江河源区自然生物资源迫在眉睫。     

日本应对面源污染的法律措施

自1992年农林水产省首次提出“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概念以来,日本政府逐渐重视以农业污染为主的面源污染。此后,政府根据面源污染在各个时期的变化情况,把农业生产污染、禽畜养殖业污染、固体废物污染、高速公路和城市生活污染等方面的各种政策、目标和经济措施予以法制化,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防治面源污染的法律、法规。这些法规虽然不是防治面源污染的单行性法规,但其内容具有配套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的特点,惩戒措施也具有针对性和层次性的特点,而且经济措施与法律责任并举,客观上对防治面源污染起到了重要作用。借鉴日本的立法经验,我国防治面源污染立法应该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管理部门的职责,强化法律责任,通过多种手段引导公民自觉防治面源污染.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 residues in the sediments and mollusks from the Bohai Sea coastal areas,North China: An overview

The Bohai Sea costal area is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zones of China and the sewage water from populous and developed cities, including Beijing, Tianjin, Qinhuangdao and Dalian is discharged into the Bohai Sea. Additionally, its semi-enclosed characteristic restricts water exchange, which leads to high accumulation of pollutants in the environment. This overview presents the residues of 6 classes of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including PAHs, DDTs, HCHs, PCBs and PCDD/Fs, in the sediments and mollusks of the Bohai Sea through analyzing previous literatures. In the sediments, the highest PAH concentrations were detected in the vicinities of Qinhuangdao, while the northeast corner of the Bohai Bay possessed the highest levels of DDTs and PCBs. The investigations on HCHs and PCDD/Fs distributions on the whole sea scale have not been reported. In mollusks, PAH concentrations were in the same order of magnitude in the whole Bohai Sea, so were DDTs, HCHs and PCBs, while the outlier maximum values of PCDDs and PCDFs occurred in Yingkou. In general, the POPs residues in mollusks collected from Shandong Province were higher than the other areas. The compositions of DDTs, HCHs and PCBs in sediments indicated their recent usage. By comparing POP concentrations in sediments with the recommended criterions, it was shown that some individual PAH compounds occasionally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biological effects in the vicinities of the Liaodong Bay and Qinhuangdao, and the Liaohe River Estuary were heavily contaminated with DDTs, but PCBs were all below the threshold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transfer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Ps in the environment, further studies concerning with their behavior, fate and bioaccumulation in the different trophic levels should be programmed. Moreover,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enforced to ban the illegal usage of POPs-containing pesticides to guarantee health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