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集聚对中国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模型,测算2005—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国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采用核密度函数对其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产业和人口两个角度分析经济集聚对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和直接冲击。结果表明：（1）2005—2016年间中国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总体呈现先收敛后分化的演化特征,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显著差异;（2）第三产业集聚水平和人口集聚水平对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表现出单门槛效应,表明适度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对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反之则会导致促进作用下降甚至出现负向影响;（3）第三产业集聚水平和土地利用生态效率自身对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直接冲击都是从开始就达到顶峰而后收敛为0,而第二产业集聚水平和人口集聚水平则是先负向冲击后持续正向冲击。城市群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和土地利用政策时,既要充分发挥经济集聚的正面环境效应,也要重视不同经济集聚的适度性和动态性。     

工业生态效率对PM2.5污染的影响及溢出效应

针对2004—2016年中国地级市工业生态效率与PM_2.5的时空关联特征和影响作用关系的研究表明：（1）工业生态效率与PM_2.5呈时空交错分布特征,PM_2.5高污染区连片分布于华北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城市,工业生态效率高等级区集中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等沿海地市及中西部城市群内部分中心地市;（2）工业生态效率对PM_2.5的冲击表现出“U型”变化的负向累积效应,PM_2.5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冲击则表现为“倒U型”变化的正向累积效应;（3）工业生态效率与PM_2.5呈稳定时空关联演化特征,高高关联类型区集中分布于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内大部分城市,低低关联类型区多分布于鄱阳湖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及西部地市;（4）工业生态效率对PM_2.5总体上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但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工业集聚水平、科技创新及城市绿化率起到显著负向影响,而城市规模、环保监督及产业结构系数影响并不显著。     

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与旅游经济互动响应

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重心模型等方法勾勒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轨迹,借助VAR模型探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间的互动响应关系。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处于中等效率阶段,呈动态上升趋势,且表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空间分布格局;旅游生态效率形成“低低集聚、高高集聚”式的“俱乐部收敛”型“双峰”格局,向西北方向移动趋势明显;东部和中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脉冲响应最终趋于平稳,西部地区响应程度偏弱;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生态效率的贡献率随时间发展趋于升高,旅游生态效率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随时间发展逐步降低。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河南省用水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在水资源总量约束下,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是保障缺水地区城镇化、工业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途径。论文以河南省地级市2000—2013年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水资源禀赋、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用水结构、农业现代化水平、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入手,对河南省用水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河南省地级市用水效率存在不可忽视的空间自相关特征,时空固定形式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可以实现其最优模拟;2）河南省各地级市用水效率明显受邻近地级市用水效率的影响,其空间溢出弹性系数达到0.31;3）水资源禀赋、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对河南省各地级市用水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其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4）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对河南省各地级市用水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除工业化水平外,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明显;5）用水结构变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水平与河南省用水效率的相关关系总体不明显,河南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全国“四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协调。     

约束条件下中国循环经济发展中的生态效率——基于优化的超效率SBM-Malmquist-Tobit模型

以中国30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年度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重点将生态资源存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浪费两项指标纳入新的生态效率评价体系,运用优化的引入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生态效率,再运用Malmquist指数考察全要素生产率（TFP）与生态效率的动态变动关系,最后运用Tobit回归分析探索生态效率主要影响因素的方向、强度和变化趋势,以此度量和展现循环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结果显示：生态效率呈现由东到西、由沿海到内陆逐渐收敛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西部内陆地区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阶梯式区域失衡;生态效率的集群效应明显,辐射效应不足,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省份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参差不齐;经济发展引发的生态赤字问题逐步缓解,但在短时间内经济和生态的矛盾依旧存在,西北地区尤为突显;第三产业比重、技术进步、市场开放对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且趋于强化;政府规制、人口密度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也具有积极作用但趋于减弱;第二产业比重、能源结构对生态效率的改善存在负面影响亦趋于强化.     

基于SBM模型的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生态效率空间差异及响应

识别出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生态效率空间差异,对制定或调整绿色发展的差别化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基于面板数据,测算了一体化区域生态效率;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借助GeoDA095i软件,揭示了一体化区域生态效率空间差异。结果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生态效率均值由2006年的0.330跃升至2017年的0.914,整体呈攀升态势,年均增长9.71%,而同期GDP增速为12.30%;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生态效率均值分别为0.376、0.664、0.618和0.652,年均分别增长9.47%、9.73%、10.9%和8.71%;一体化区域全局自相关Moran’s I指数为-0.062 1,安徽省为生态效率低值异质区。研究结论：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呈欠协调状态,安徽省为一体化区域生态效率短板单元。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实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应对方略。     

中国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分析

实现经济增长的生态友好模式转变是当代中国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中国地区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2004—2012年间我国地区生态效率,其次,基于探索性空间分析技术对生态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进行分析,最后,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地区生态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效率水平偏低,东部地区生态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空间分异格局显著,且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其中,低-低生态效率区域集聚分布于我国西部内陆,高-高生态效率集聚区分布于东南沿海;空间面板回归显示,城市化水平及经济发展的提高有助于区域生态效率的提高,环境法规的实施及有效的环境监管可以确保生态安全,而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增加不利于生态效率的提高.     

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

基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内涵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法及空间收敛模型,对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71个市（州）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及收敛态势定量刻画。结果表明：（1）2007—2018年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整体水平中等,各粮食主产区效率差异明显,效率损失主要源于投入冗余所带来的投入非效率,其中劳动力投入冗余度最高;（2）时间维度上看,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整体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始终存在两级分化的现象,整体内部差异呈扩大趋势,但逐步趋于稳定,各粮食主产区内部差异演变具有较大分异性;（3）空间维度上看,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境下,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整体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且在科技水平、农户收入水平、灌溉水平及空间溢出效应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以1.01%的速度条件收敛,但各粮食主产区收敛态势具有区域差异性。应建立粮食主产区协同机制,因地制宜,分区施策以提升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水平。     

财政分权能改善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吗？

基于2007-2016年省区面板数据,采用改进的非角度、非径向的Super-SBM模型评估在环境约束下我国省区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水平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Super-SBM模型度量的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八大经济区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地域差异;门槛模型检验显示出财政分权水平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且正向溢出效应随着门槛值变大而减弱,控制变量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劳动者素质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外商投资和企业规模对其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及空间互动特征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生态效率的测算,对生态效率的空间互动特征缺乏相应地分析。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5—2015年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自回归模型考察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互动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高生态效率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发达省份,而低效率区则主要分布在欠发达省份。(2)在全国层面,基于经济权重矩阵得到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区域生态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互动效应。(3)分样本估计中,发达和欠发达地区样本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均大于全样本估计得到的空间自回归系数,故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内部的空间互动效应强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空间互动效应,呈现出"群分效应"。     

中国沿海省市海洋生态补偿效率评价

本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DEA-Malmquist指数模型、Tobit模型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对2006-2016年中国11个沿海省市的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开展测度和分析,结果显示：2006~2016年中国总体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平均值为0.633,处于中等效率水平,随时间呈“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海洋生态技术进步依旧是海洋生态补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驱动力,但面临一定的技术效率损失;海洋第三产业比重对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值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城市化率、进出口总额占比和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对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海洋生态补偿效率的空间聚集性增强,区域不平衡性有所收敛,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     

生态效率变动的产业及要素推动:基于投入产出和系统优化模型

论文以Leontief 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利用系统优化模型测算中国的生态效率,并分析生产要素、产业产出和污染物对效率水平的影响;为了聚焦于低碳经济发展,模型仅包括温室气体一种污染物。从1997 到2010 年,中国生态效率约下降一半,要素投入和产出变动均是效率降低的原因。在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种要素中,惟有高水平劳动影子价格为正、能够影响生态效率;1997-2010 年间,高水平劳动力实际利用率降低、稀缺性上升,加剧了实际生产与前沿面的距离、降低了生态效率。在18 类产业中,12 类产值上升、对生态效率贡献为正;食品、纺织、非金属制造、运输及公私服务业等6 类对生态效率作用为负。以上结果有助于明确实现保增长、减排放的关键产业部门和要素投入。     

多源遥感数据支持下的县域尺度生态效率测算及稳健性检验——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生态效率是评价区域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地理学与经济学开展资源环境综合研究的常用指标和变量,县域尺度生态效率测度的研究匮乏,制约了上述问题在县域层面上开展。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国家战略下,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依托多源遥感数据构建县域尺度生态效率测算指标体系,应用非合意产出超效率EBM模型测算2000-2015年县域生态效率,利用GIS空间分析工具揭示其时空分异规律和空间关联特征。并设计稳健性检验方案,对县域尺度生态效率测度路径科学性及稳健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各年份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所辖县域的生态效率均优于武汉城市圈所辖县域;（2）研究期内生态效率维持高位区域包括武汉市辖区等12个县市,生态效率持续低值区域包括瑞昌市等7个县市;（3）县域生态效率H-H集聚区由衡阳市、株洲市及其周边至2015年成片消失,L-L集聚区则按照顺时针走向,逐步形成围绕武汉市的闭合环形区域;（4）基于市域生态效率排名对比的稳健性检验表明,县域生态效率测度路径和结果具有较高可信度。     

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对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并以2001~2015年PM_2.5年度均值作为衡量霾污染的指标，构建了全要素能源效率对中国霾污染影响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表明：中国绝大部分省市的霾污染演变趋势具有倒"U"的特点，这说明中国的霾污染在2001~2015年间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总体变化趋势；无论是采用地理相邻权重还是经济权重，中国省际间的霾污染均存在显著空间集聚效应，这揭示霾污染的治理与控制需要地区间建立恰当的合作机制，避免出现"损人利己"现象；在对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控制的基础上，全要素能源效率对霾污染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不仅会显著降低本地区的霾污染水平，还将对周边地区的霾污染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分解方程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霾污染的负向效应显著，并且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大于技术效率，但两者的间接效应均显著大于直接效应，这揭示了技术扩散对霾污染具有重要的潜在促降效应.因此，在治理霾污染的过程中，要通过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和开发新能源技术以发挥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减霾效果，以及通过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技术扩散效应在霾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碳排放视角下的江苏省土地利用转型生态效率研究——基于混合方向性距离函数

生态效率关乎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双重问题,要保证在实现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同时将环境影响控制到最小程度。CO₂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作为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产物,成为改善全球环境问题的焦点。土地利用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土地生态,并从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方面影响土地生态效应,分析其影响机理将有助于最小化土地利用成本,最大化土地生态价值。论文运用混合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将CO₂排放量作为生态效率的非期望产出指标,构建土地利用转型投入和产出指标体系,测算2006—2014年江苏省13个城市在土地利用转型背景下的生态效率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况,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以期缓解经济快速增进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CO₂过度排放以及能源过度消耗,使得很多城市普遍存在生态低效率;2006—2014年江苏省总体平均生态效率值为0.827,若能够充分利用当前技术水平,资源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在平均意义上可以提高17%;江苏省生态效率变化区域差异明显,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关联性和集聚效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地域不均衡性,纯技术进步是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规模变化的区域差异幅度最大,是构成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     

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的河南省生态效率研究

从考虑污染变量角度运用SE-DEA模型对河南省2007-2012年的生态效率进行静态评价,通过Malmquist指数分析了生态效率的动态变化趋势,并结合Tobit回归探讨了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7-2012年河南省生态效率(静态)总体上呈平稳上升趋势;河南省各地市(洛阳、许昌除外)生态效率(动态)呈现随时间进步特征,生态效率的改善主要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所致,受技术效率变动影响较小;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是阻碍生态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而市场化程度显著促进了生态效率的提高;环境保护支出对生态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出口贸易和外商投资分别对生态效率产生一定的负向和正向影响。     

基于DEA-Tobit的城市生态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基于DEA-Tobit两阶段分析框架,利用超效率DEA模型评价了江苏省13个地级市及苏南、苏中、苏北3个区域2009~2013年的工业生态效率,并采用Tobit模型测量了城镇化率、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对该效率值的影响。研究表明:江苏省城市工业生态效率整体处于中上水平,但地区间差异较大:苏中优于苏南,苏南优于苏北;工业用水、工业用地消耗过多,工业废气排放过量是目前影响江苏省城市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提高城镇化率对江苏省城市工业生态效率有积极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工业生态效率有微弱的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城市工业生态效率影响并不显著。     

碳排放视角下的江苏省土地利用转型生态效率研究——基于混合方向性距离函数

生态效率关乎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双重问题,要保证在实现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同时将环境影响控制到最小程度。CO_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作为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产物,成为改善全球环境问题的焦点。土地利用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土地生态,并从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方面影响土地生态效应,分析其影响机理将有助于最小化土地利用成本,最大化土地生态价值。论文运用混合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将CO_2排放量作为生态效率的非期望产出指标,构建土地利用转型投入和产出指标体系,测算2006—2014年江苏省13个城市在土地利用转型背景下的生态效率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况,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以期缓解经济快速增进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CO_2过度排放以及能源过度消耗,使得很多城市普遍存在生态低效率;2006—2014年江苏省总体平均生态效率值为0.827,若能够充分利用当前技术水平,资源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在平均意义上可以提高17%;江苏省生态效率变化区域差异明显,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关联性和集聚效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地域不均衡性,纯技术进步是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规模变化的区域差异幅度最大,是构成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差异研究——基于2007年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生态效率理论,采用因子分析法,以2007年省际数据为样本,测算了各省域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值。结果显示：节能减排与水资源利用水平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较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值差异明显,沿着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空间依次递减,中西部地区的各省域及整体生态效率值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改善建议,旨在为我国指导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宏观参考。     

山西省县域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06-2017年山西省118个县域碳排放数据,采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对山西省县域碳排放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时间上,2006-2012年山西省县域碳排放量增长迅速,高碳排放区逐渐扩大;2012年之后各区县碳排放量较为稳定,且稳中有降。空间上,山西省县域碳排放呈中间高、东西低的分布格局;县域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不平等性和集聚性,表现为逐渐下降的特征;在局部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空间依赖格局,大部分碳排放高（低）的县域相邻,且汾阳市、孝义市、介休市和大同市城区存在“高碳锁定”效应。各影响因素呈现较强的时空异质性,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是碳排放的主导因素,对山西省县域均为正向影响,且产业结构的影响逐年上升;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山西省县域碳排放影响较小,且对大部分区县具有负向影响。因此,分析山西省县域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和各因素对不同县域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可为实现区域差异化碳减排政策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