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进展与启示

恢复力思想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可持续旅游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旅游地是重要的社会-生态系统类型,从恢复力视角研究旅游地复杂性、动态性及综合性,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途径。论文综览国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大量相关文献,从研究尺度与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展开综述,重点就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认识、与相关概念联系、阈值、驱动因素、概念性与定量评估、适应性管理等研究内容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评述,并得出相应研究启示,提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期为国内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和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建设提供借鉴和指导作用。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空间格局与障碍因子分析

城市生态化建设作为流域可持续发展重要途径是人地耦合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旨将宏观的生态城市建设转型为落地性更强的城市生态化建设,通过构建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及空间生态化五位一体的理论框架,运用主客观赋权法、ESDA、障碍因子诊断模型等研究方法,探究城市生态化建设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多维提升路径。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总体上呈现“多中心”的空间分异格局,且呈显著的“中心—外围”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2)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高—高显著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其邻近地区,低—低显著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3)从不同城市规模、职能类型、空间载体、流域位置的城市生态化建设特征来看,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与城市规模等级成正比,职能综合城市、发育程度高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优先开发地区的华北平原、黄河流域下游及右岸的城市生态化建设水平相对更高;(4)不同类型城市的生态化建设障碍因子存在明显差异,总体上黄河流域城市生态化建设的障碍因子主要是人均水资源总量、单位GDP能源消费量、研发(R&D)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每...     

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

恢复力是生态系统的固有特征,可通过系统遭受干扰后恢复到原稳定态的时间和速率来衡量. 开展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对于掌握流域生态系统变化规律,指导长江流域大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采用概率衰减法评估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恢复力,首先获取了2001—2020年长江流域每16 d的250 m分辨率的增强型植被指数(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 EVI)数据,采用最大值合成以及重采样技术,获得年度1 000 m分辨率的EVI数据;然后,计算每个栅格2001—2010年、2001—2011年、2001—2012年直至2001—2020年共11年的EVI变化斜率;以全流域为统计单元,统计11年间EVI变化斜率持续为正和持续为负的栅格数量,采用衰减函数进行拟合,正负衰减的时间差表征生态系统恢复力;以6 767个小流域为对象,分析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恢复力的空间差异性. 结果表明:20年来长江流域整体EVI在逐渐增加,空间分布差异在逐渐增大. 正、负衰减时间差为29.48 a,生态系统处于正向恢复状态. 生态系统恢复力呈上游及下游入海口低、中游地区高的特点,其与降雨量、地形(海拔和坡度)、林草覆盖率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相关. 在海拔1 000~1 500 m、坡度25°~30°、林草覆盖率较大的山地区域生态系统恢复力最高;而在高海拔或低海拔地区以及植被覆盖较差的地区,生态系统一旦受到干扰或破坏则较难恢复. 研究显示: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整体上呈正向演替,得益于长江大保护的政策;长三角地区因人类活动频繁,生态处于逆向演替,而上游地区如金沙江、大渡河、岷江一带生态系统恢复力较低,与水电开发、地质灾害是否相关需进一步研究.      

基于格局-质量-功能的高寒草甸区生态脆弱性分析——以云南迪庆为例

以滇西北高寒草甸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格局-质量-功能框架开展其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特征评价,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各因子对生态系统脆弱性变化的空间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滇西北高寒草甸区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EVI)格局由北向南递减.2000～2020年迪庆北部地区的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呈增加趋势,生态脆弱性性指数最高增加了0.30,中南部绝大部分地区呈下降趋势.影响因子对生态系统脆弱性敏感性显著,气候因子对迪庆北部和南部地区的生态系统脆弱性敏感,经济(GDP)、人口(POP)等因子是导致区域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增加的主要因素.     

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视角下绿地空间恢复力的演化——广州旧城区更新案例

旧城区绿地作为关键的社会—生态系统载体,是城市高质量发展与转型治理亟需关注的问题。构建广州旧城区绿地服务基本单元,引入适应性循环理论的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框架,构建表征生态、社会与经济服务的绿地景观指标体系,综合评估2000—2018年广州旧城区绿地的空间恢复力水平及适应性转化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旧城区绿地的恢复力演化具有明显的核心区与外围区的时空分异,在拆除重建阶段呈现快速开发—快速释放—重组的转化,在微更新阶段主要呈现开发—保护的提升,并具有提升型、稳定型和更替型的社会—生态系统服务适应性。由此说明,城市更新具有调节社会—生态系统服务治理的效果。其中,绿地形状指数、5 min可达绿地率以及土地利用混合度对核心区绿地恢复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外围区治理提供参考。同时,进一步探讨了更新政策与城市绿地空间恢复力演化的关系,为促进旧城区绿地空间更新治理提供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的理论与实证案例研究。     

基于变异系数法的模糊数学模型在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的应用

从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内涵出发,选取活力、组织结构、恢复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人群健康状况构建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变异系数的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模糊数学方法对2007—2011年兰州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分析。明确兰州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及制约因子,为兰州市城市生态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天津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分析与评价

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概念出发，选择活力、组织结构、恢复力、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人群健康状况5个要素作为城市生态系统健康依据，建立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出主要指标及权重；借鉴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模型，对天津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2001-2005年，天津城市生态系统总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天津市城市生态系统中恢复力、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和人群健康为优势要素，活力和组织结构为限制要素。最后针对天津生态系统健康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珠江三角洲城市生态安全水平对比研究

作为人口高度集聚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的安全性更加具有脆弱性。根据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模型,构建了一个4层次的城市生态安全水平度量的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并以珠江三角洲经济区(2003年)为例,对其所辖9个城市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估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处于“较安全”的城市有: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中山市和珠海市;处于“临界安全”的城市有深圳市;处于“较不安全”的城市有:广州市、佛山市;东莞市生态安全水平最低。     

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赋予指标权重,应用模糊数学方法构建评价模型,并对重庆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态进行了实例研究.结果表明,重庆生态系统健康在结构功能方面属于病态;可持续利用能力和动态变化方面属于亚健康状态,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综合状况属于亚健康状态.以北京、天津、上海作为参比城市进行了对比评价,得出北京、天津和上海也均处于亚健康状态的结论;但4个城市生态系统整体健康状况排序为:上海、北京、天津、重庆.通过此评价,明确了重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状况及其影响因子,了解了重庆与其它3个直辖市的健康差距,为重庆城市生态规划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西北地区重点城市工业大气污染排放时空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研究西北地区重点城市工业大气污染的时空演化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选取2016-2020年该地区35个城市(简称“研究区”)工业SO₂、NO_x和烟(粉)尘的排放量和社会经济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源，并采用全局自相关分析、冷热点分析和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模型(LMDI)进行解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总体呈下降趋势，高排放城市明显减少，2016-2020年工业SO₂、NO_x和烟(粉)尘分别减排了57.08%、33.77%和9.35%，与全国78.5%、64.5%和49.3%的减排成效相差较大.(2)研究区工业污染物空间集聚水平整体偏低，多呈现低集聚-高污染状态.但随时间推移空间关联度增强，且在2020年各污染物的Z(I)值均超过1.96，并通过P<0.05的显著性检验，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3)技术改善效应对研究区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存在显著抑制作用；经济发展始终是促进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首要驱动因素；产业结构效应对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具有一定影响，需通过严控“两高”行业新增产能、更新老旧设...     

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新模型及应用——以天津市为例

从城市生态系统的活力、组织结构、恢复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人群健康5个方面建立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指标体系,并针对目前现有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模型的不足,以最大流原理为基础,以自组织特征映射神经网络(SOM)为算法实现手段,从复杂系统结构演化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模型.进而使用该模型对2001-2009年天津市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天津市2001-2007年城市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况,2008、2009年处于较健康的状况,并得出天津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处于逐年增长的趋势的判定.由于该模型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演化动力学机理和城市生态系统时空演变特性,因此,不仅在评价上有较大的优越性,在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变化状态的预测上也具有潜力.     

基于熵值法和GM(1,1)模型的重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应用信息熵值反映数据本身的效用值来计算指标权重系数,建立熵权综合评价模型,对重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和灰理论数学建模特点,建立GM(1,1)灰色预测模型,对重庆市生态系统健康进行了动态预测分析.结果表明:2005~2009年期间,重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总体水平良好,其中各要素指数评价大小依次是活力指数、恢复力指数、组织结构指数、服务功能指数、人群生活指数;2010~2015年期间,重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综合评价值将以e0.1268的增速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此外,建立以熵权综合评价为基础的GM(1,1)灰色预测模型对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能够得出更客观、更全面的评价结果.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城市生态风险评价

开展不同风险源和风险受体的城市生态风险综合评估,对于科学制定生态风险防控策略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文章建立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城市生态风险综合评价方法体系,从供给、调节和文化服务方面对厦门市近期(2010-2020年)和远期(2020-2030年)生态风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可直观反映生态系统功能的价值水平,避免生态系统中主要功能被忽略。研究发现:(1)厦门市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呈现持续减少趋势,土地生产供给服务减少最多,滩涂文化服务减少明显;(2)厦门市在近期和远期生态风险均处于低风险等级以下。建议厦门市在坚持生态红线的基础上,合理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慎重考虑填海造地,避免在沿海滩涂盲目清淤,从而保持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     

城市生态系统协调发展仿真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以武汉市为例,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以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计量得到的武汉市1988～2004年协调发展度值作为输出,以偏最小二乘法筛选出协调发展度的重要影响因子作为输入,尝试采用支持向量机对武汉市总体规划期间(2005～2020年)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模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88～2004年武汉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耦合状态由严重失调逐渐趋向勉强协调,这期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和基尼系数是协凋发展最重要影响因子.根据预测结果,武汉市在总体规划期间城市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协调发展态势,但2010和2020年的协调发展度值均小于总体规划目标值;即按照目前的状态发展下去,武汉市到2010和2020年不能达到规划既定的目标.针对仿真结果,提出了武汉城市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高强度社会经济活动造成了河湖湿地萎缩、景观破碎化与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问题,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然途径。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基于网格单元构建“生态系统活力—生态系统组织力—生态系统弹性—生态系统服务力”（VORS）模型,评价2010年和2020年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通过自然断点法和智能化修正等方法,自下而上地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并提出相应的生态修复措施。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耕地面积有所减少,建设用地扩张明显;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较为稳定,但是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生态系统活力和服务力提升明显,生态系统组织力和生态系统弹性呈下降趋势。根据分区结果,将研究区划分为生态系统保育区、生态系统提升区、生态系统缓冲圈、生态系统改良圈和生态系统重塑圈“两区三圈”的修复区域,并提出生态修复对策。     

厦门:调整城市总体规划 加紧环境影响评价

《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于2004年开始编制,于2006年上报国务院审批.2004版的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规)上报6年后,城市内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包括:厦门市经济特区扩区到全市范围、国家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对厦门提出新要求、海沧石化产业布局调整外迁、岛外新城建设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城市格局发生新变化、重大基础设施与重大建设项目布局发生调整等,这些变化使上报审批的2004版总规已经不具备指导新形势下厦门城乡发展的作用,需要在总规修订中予以调整,故于2010年重新开展了《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规划年限为2010-2020年,在规划阶段委托开展了规划环评工作.     

灾害恢复力发展脉络与研究热点

为厘清灾害恢复力研究的知识结构和发展态势,借助文献分析工具CiteSpace对2004—2020年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收录的284篇灾害恢复力相关文献的发展脉络和热点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灾害恢复力研究经历了萌芽探索、快速成长和曲折发展3个阶段;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城市(社区)恢复力、恢复力要素指标、恢复力评价等方面展开;灾害恢复力评价、驱动机制、演变机理和恢复力治理将成为未来研究重点。     

荆州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关联度分析与预测

准确地预测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有利于更好地制定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规划。本文利用荆州市1998年-2007年垃圾清运量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进行了关联度分析,预测了2010年-2020年荆州城区生活垃圾量。结果表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消费支出3个因素是推动垃圾清运量增加的主要因子,其权重分别为0.281、0.386和0.333,预计到2010年、2015年和2020年荆州城区生活垃圾清运量将分别达到31.51万t、38.62万t和48.70万t,其预测结果可为制定荆州市生活垃圾处置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黄河流域生态服务价值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研究

厘清黄河流域生态现状,分析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演化特征及与经济协调发展情况,对提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黄河流域9省区200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及国民经济发展数据,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指数,揭示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化特征及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黄河流域全域生态服务价值(ESV)持续增长,由2000年的7020.7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5598.24亿元;(2)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且人类活动及土地利用方式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较大,高度冲突区逐渐集中于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省区内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下游河南、山东等省区内人类干扰密度较高的地区;(3)研究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空间分布不均衡,2000—2020年空间集聚态势逐步加大,且冲突区面积远大于协调区,中下游及下游区域两极分化现象明显;(4)研究区内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与生态环境差异较大,要因地制宜,找出不同区域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综合推动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耦合协调发展。     

基于能值-生命力指数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集对分析

综合考虑城市的生命体特征及物质能量代谢层面因素,依托城市生命力指数框架,结合能值指标,构建城市能值-生命力指数,以全面反映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引入集对分析这种不确定理论与方法,比较城市生态系统相对健康状况.采用基于集对分析的城市能值-生命力指数综合评价模型及信息熵权重,比较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16个城市的生态系统相对健康状况,结果表明,厦门、青岛、杭州、上海、北京健康水平相对较高,而乌鲁木齐、成都、哈尔滨健康水平相对较低,其他城市则为中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