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组织提升社会资本及应对生计风险的作用研究北大核心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提升农户社会资本和降低农户生计风险是乡村振兴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理论分析社会组织如何提升和改进社会资本后,聚焦农村社会组织如何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提升、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意愿,利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武威市、张掖市995位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参加社会组织状态及类别、地区差异等因素对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参加社会组织类别因素对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意愿的影响作用显著,其中:服务类社会组织影响最大,文化类次之,经济类最小。(2)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对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的影响显著,受教育水平对其影响存在“脱钩”现象。(3)武威市农户参加社会组织对农户生计风险应对的影响显著小于张掖市。     

三峡库区移民农户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响应及其生计变化研究

以三峡库区库首、库中、库尾6个镇720户移民农户为例,分析了他们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现状与乡村旅游开发前后的生计变化。结果表明:1巫山县大昌镇、巫溪县文峰镇、丰都区高家镇乡村旅游较成熟,游客量相对较大,移民农户参与当地乡村旅游服务的比例较大。2如果参与当地乡村旅游后能给移民农户带来相对较高且较稳定的收益,移民农户就会愿意参与当地乡村旅游服务。同时,政府如果加大对当地乡村旅游的规划、投入和相关资金政策的扶持,会对移民农户参与当地乡村旅游服务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3乡村旅游开发后,移民农户的生计策略从传统的务农和外出打工向在本地打工和个体经营转变。     

新冠疫情影响下大鲵养殖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基于张家界的实证北大核心

开展新冠疫情冲击下野生动物养殖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是当前可持续生计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基于SLA分析框架和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构建大鲵养殖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模型,选取张家界市4类典型大鲵养殖农户进行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生计能力突出的大鲵养殖农户能够主动适应风险完成生计转型,生计能力脆弱的大鲵养殖农户被动抵抗风险或退出养殖。(2)大鲵养殖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类型有生计资本风险、政策风险、生计策略风险、疫病风险和市场风险,社会因素干扰比自然因素的影响程度更大。(3)大鲵养殖农户可持续生计存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生计资本有限、扶持政策延续性不够、产品宣传不到位、市场不稳定和产业创新不足等问题。     

旅游资本介入下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测度及空间分异特征——以敦煌市莫高镇为例

构建纳入旅游资本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敦煌市莫高镇1550份农户调查访谈数据,从自然、物质、金融、人力、社会和旅游资本6个维度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评估,采用K-means聚类、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刻画案例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较大,社会和金融资本在农户生计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贡献最高,自然资本的贡献度最低。(2)莫高镇农户生计资本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与依赖性,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各行政村农户生计资本与其地理区位具有较强的耦合性。(3)莫高镇农户生计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现象,局部表现为稳定的高低值区双向集聚,高低值差异明显;金融和自然资本主导高值集聚,旅游和物质资本主导低值集聚。     

林区农户生计策略的资本敏感性研究

探索林改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对提升林农生计和林业发展的可持续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京山县为例,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收集基础资料,利用多元选择模型分析林农生计策略的资本敏感性特征。研究发现,农户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与社会资本得分均值依次降低,生计策略对五类资本均具有敏感性;自然资本的增加将导致农户生计策略"非林化"发生的概率减少,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则推动生计策略"林业化"概率分别增加6.078倍、1.946倍、1.478倍、1.356倍。     

脱贫旅游地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及管理策略研究

生计风险及管理是可持续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本文以伏牛山区旅游脱贫县—栾川为案例地,使用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典型相关、logistic回归等方法,考察旅游农户风险及管理策略。结果发现：(1)后脱贫时代,旅游农户面临主要风险为市场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变化;(2)生计资产影响农户对长、短期风险的敏感性,并进一步对应于发展适应性和被动响应性风险管理策略;(3)生计风险与管理策略之间表现为特定压力—响应关系。研究的政策含义为：应强化知识、信息、心理等新兴资产建设;在增进农户与外部社会资本衔接的过程中,推动本地社会资本的复兴;对于高资产和低资产农户,应分别增进知识、就业信息的供给,以推动农户生计有序转型;通过社区旅游发展模式、政府支农政策等结构环境的创新,推动农户生产组织方式的企业化转型,是破解农户生计不确定性、增进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机制。     

农户幸福指数与农户生计研究——基于河北省围场县两个贫困村的调查

以河北省围场县两个贫困村为案例,从居住、就业和空间行为能力三个层面构建幸福指数,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探究农户幸福指数与生计活动的关系。结果显示:工资—经营、蔬菜种植、外出务工等生计活动对农户幸福指数的贡献度最大。利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从事高贡献度生计活动的家庭和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社会关系与农户从事工资—经营生计活动为强正相关,家庭规模和农户平均学历与从事工资—经营生计活动为较强正相关。(2)将蔬菜种植和外出务工加入模型后,劳动力数量影响强度加大。从推进村域经营生计活动发展、提高农民技术水平、保障低幸福指数农户基本生存等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农户调查的林权改革林地经营适度规模研究——以甘肃省天水市林权改革为例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户林地经营规模的大小关系着其收入的高低,并影响着森林经营效率.结合在甘肃省天水市进行的问卷调查,从农户意愿出发,采用统计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家庭户均林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农户的职业是影响农户期望的林地经营面积的重要因素.研究建议相关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改革配套政策,促进农户林地经营的适度规模化,以实现农户的增收和林区的和谐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居民旅游创业意愿研究——基于分布式认识理论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选择兰州市榆中县浪街村社区为研究对象,依托分布式认知理论,构建了居民旅游创业意愿和影响因素模型。结果发现:(1)个人力因素不是形成创业意愿的决定性因素。(2)在地域力方面,大部分居民参与旅游创业的资源条件有限。(3)在文化力方面,领导和以领导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是旅游创业意愿形成和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并且能够将这种创业意愿转化为创业行为。在研究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注意培育旅游创业主体,增强现存社区创业能力,争取外部专家与辅助者的支持,以增强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     

林地生计依赖性测算及其与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关联性研究

农户对林地的生计依赖性同时受到农户家庭因素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由此构建了农户对林地生计的依赖性测算模型,并考察了农户对林地生计的依赖性与农户对林地流转意愿的关联性。利用福建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得到农户对林地生计的依赖度,并基于此对农户对林地生计的依赖性与他们对林地流转意愿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探讨。结果表明:农户对林地生计的依赖度在不同区间内的分布较不均衡,且农户对林地生计的依赖性较弱的农户数量所占的比重较高。同时,农户的林地流转意愿与他们对林地生计的依赖性表现出了较强的相关关系。这一研究结果证实了文中的两个基本假设:农户对林地的生计依赖性越强,农户的林地流入意愿越强,流出意愿越弱;农户对林地生计的依赖性越弱,农户对林地流出意愿越强,流入意愿越弱。     

生计资本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北大核心

从CFPS数据库中选取3期4316个家庭的面板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面板熵值法量化生计资本,利用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生计资本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发现:①生计资本对整体家庭旅游消费呈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该影响在城乡家庭、东中部地区家庭与东北家庭、不同年份家庭、中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中具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其中,东北地区家庭生计资本的边际旅游消费倾向高于东部地区家庭。相较于2014年和2016年,2018年生计资本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减弱。②生计资本通过提高生活满意度和增加可支配收入,有效促进了家庭旅游消费。基于上述结论,从家庭、政府、旅游经营者3个层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从优化生计资本配置视角改善家庭旅游消费行为,激发居民旅游消费欲望,并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滨海旅游背景下渔民生计适应模式与影响因素——以山东省任家台村为例

以山东省任家台村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渔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滨海旅游背景下渔民生计适应模式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滨海旅游背景下任家台村渔民的适应模式主要有旅游主导型、渔—旅兼营型、务工主导型、混合兼营型4种类型。②4种模式的生计资本相比,渔—旅兼营型混合兼营型旅游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务工主导型生计资本总值最低,与其他3种相差较大。③影响因素方面,在滨海旅游业发展与生计资本不同环境要素的影响下,渔民生计适应模式和结果在发生变化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生计资本结构和滨海旅游业发展。     

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四川省安岳县823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对四川省安岳县823户农户的入户调查,对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流转特征等因素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发现,总体上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较高;户主年龄、土地自主经营能力、人均耕地面积、土地闲置情况、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或村委会参与情况、土地流转已参与情况等因素对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主年龄越大、土地自主经营能力弱、人均耕地面积越多、有长期闲置土地的农户或尚未参与过土地流转、有政府或村委会参与引导的情况下,土地流转意愿更强。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及影响因素——成都市双流县与崇州市的实证

在对成都市农户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后,农户在耕地保护、土地承包、土地流转、接受先进技术和维护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意识增强,农民的种植热情与土地增收期望比政策实施前有所增强;2农户更愿意接受补偿标准较高、补偿方式自主性较强且有助于解决养老保障的补偿模式;3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受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净收入占家庭净收入比例、是否村干部、务农身份类型、自信程度、对突发事件的抵抗力与孤单程度因素的影响。     

乡村旅游发展的居民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研究

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多种因素对社区充分参与产生了影响.通过对宏村等四个乡村旅游地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归属、利益分配、效益认同、组织需求、政策支持、参与能力等六个因素是居民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文化归属感是居民社区参与的首要影响因素;乡村旅游经营管理者应从制度上肃清障碍、提供合理的参与渠道、开展必要的居民培训,居民要加强自身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提升参与能力.     

社会资本、农户分化与村庄集体行动——以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

探寻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为例,从是否参与和参与程度两个阶段分析了社会资本、农户分化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两阶段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收入分化则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交互作用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显著降低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负向影响,提升收入分化对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积极培育和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加快兼业型农户转型、构建适度决策集团规模与差异化激励机制等政策启示。     

耕地功能分化视角下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偏好的异质性研究

以湖北省为实证,评价该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等典型功能区481个农户家庭样本的耕地功能状况,根据得分情况将农户家庭分成生活主导、经济主导和生态主导三种类型,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耕地功能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和生活为主,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为主,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生活和生态为主。2三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对基本农田保护与相关政策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农田其他功能的了解程度由高到低为生活主导农户家庭、生态主导农户家庭和经济主导农户家庭,90%以上农户认可农田保护的重要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较匮乏。3三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存在差异。无经济补偿时,约50%的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有补偿时,农户的参与意愿显著提高,参与意愿由强到弱为生活主导农户家庭、生态主导农户家庭和经济主导农户家庭。     

农业减量化补偿方式的农户偏好及异质性——基于重庆357户农户的选择实验分析

合理的农业生态补偿方式应符合农户利益预期和意愿。基于重庆10区县35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选择实验法和随机参数Logit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农业减量化的补偿方式偏好及异质性。结果表明：①各种补偿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农业减量化的参与效用;②农户平均偏好程度最高的是农资补偿和现金补偿,其次是技术补偿,最低的是政策补偿;③农户对不同补偿方式存在显著的偏好异质性,并且部分偏好异质性来源于决策者特征、家庭经营/生计特征和区域因素。建议继续通过生态补偿有效推进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但补偿方式应该结合不同农户的偏好采取差异化设计。     

社会信任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为例

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为例,实证分析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一般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对亲人、外乡人、村干部、邻居、政府的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农户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兼业及其环境认知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其中农户的环境认知效应最为明显。基于此,可通过丰富农户人际关系网络,完善农村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探索第三方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机制来提高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     

甘南高原居民旅游支持度的社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甘南高原为研究区,选择"旅游获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影响旅游的权力、邻里条件、地方感、旅游创业效能、社会资本、旅游支持度"等10个结构变量构建社区旅游支持度模型,并以甘南夏河县拉卜楞镇、碌曲县郎木寺镇为案例区对该模型进行了检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甘南高原地区居民旅游支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甘南高原地区社区居民的民族差异、职业差异和社区差异对旅游支持度形成影响;(2)不同社区与核心旅游资源的空间关系、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政策获益水平等因素造成了不同社区旅游支持度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