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A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可达性研究

以山西省A级景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核密度分析法探究了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方法对不同类别景区的可达性进行了测度,并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关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山西省A级景区空间分布总体表现为集聚形态,呈现"南部多而密集、北部少而分散"的格局。(2)山西省A级景区整体可达性表现一般,平均可达时间为52min,可达性分布区域差异较明显,景区在县域单元内的整体可达性分布呈集聚状态。(3)可达性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太原市城区和晋中市榆次区等省中部地区,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偏关县和河曲县等省界边缘地区。     

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研究

测算了湖南省14个市域的整体可达性和空间差异性。结果表明:1湖南省86.44%的传统村落中有分布在距行政中心100km范围内,91.98%的区域传统村落可达性在60min之内,传统村落集中布局在近距离段,整体可达性较好。2空间可达性呈现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和村落指向性。3湖南省市域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差异较大,湘西和湘南两个区域可达性较差,时间成本与其他区域相差5—10min。在空间可达性研究的基础上,为有关部门开发与保护传统村落提出优化措施。     

福州新区生活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福州新区生活性服务业网点设施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法、Ripley′s K函数等方法,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福州新区生活性服务业整体上呈"核心集聚,边缘分散"的空间集聚特征,各类服务业表现出明显空间尺度依赖性;在社会经济、交通区位、政府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下,福州新区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呈现出较明显的"虹吸效应"。     

湖南省开发区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开发区是区域经济系统的重要节点,是促进区域转型的重要动力。运用地理集中指数、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等方法,从地理空间、发展空间、产业空间分析2009—2015年湖南省开发区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开发区地理空间分布由集聚向均衡演变;(2)开发区发展空间总体呈南北集聚分布同时存在扩散趋势,局部上湖南省开发区发展空间呈现出以长株潭为核心的单中心高地与多增长点并存的空间格局,同时部分地区的集聚存在转移变化;(3)各类型的开发区在特定区域出现空间集聚,整体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格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的开发区呈多中心扩张,而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的则分布变化不显著,呈带状分布。     

可达性、城镇化与空间贫困的耦合特征分析——以西南地区县域尺度为例

我国西南地区普遍存在空间贫困现象。通过2007—2016年西南地区县域尺度的实证分析发现:①西南地区可达性、城镇化与贫困县分布在空间上的演变存在一定的规律。即可达性密度高、城镇化水平高、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域大多分布在椭圆内,可达性密度低、城镇化水平低、经济发展较差的县域和贫困县大多分布于椭圆外。②从2007—2016年西南地区可达性、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性不断提升,正从过渡型向基本协调型转变,可达性、城镇化和贫困县分布的空间耦合关系成立。③耦合协调度与可达性演化、城镇化水平和县域经济增长分别呈线性相关。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科学研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对促进我国度假旅游产业布局、推动度假旅游高质量发展以及形成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叠加分析法和缓冲区分析法进一步探讨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整体分布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呈现“东南多西北少”的凝聚型空间分布格局;从省域尺度来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空间分布不均衡,集中分布在浙江、江苏、山东、四川、云南和江西等省份。(2)密度特征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密度分布差异较大,呈现出1个高密度核心区、1个次密度核心区以及1条倒“Y”字形核心带。(3)影响因素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空间分布受经济产业、社会政治、自然地理和旅游资源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经济产业因素和旅游资源因素的影响作用尤为显著。     

鹰潭龙虎山风景名胜区民宿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

以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为研究案例地,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缓冲区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该景区民宿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龙虎山景区的民宿在空间上总体呈集聚分布类型,呈现"二大核心,多处聚集"的分布模式,其中景区海拔、水系分布、区位交通、景点分布、景观可视性、业态分布、乡村聚落等7个方面是民宿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针对龙虎山景区内民宿选址提出建议。     

沈阳市大型连锁超市空间布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分布均衡度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沈阳市大型连锁超市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引入多元回归分析法进一步探析了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和各因子的重要程度。结果表明,沈阳市大型连锁超市整体上呈现出"北多南少"的空间差异分布;核密度空间分布总体表现为二环内区域大面积组团状的核分布与二环以外地区小面积的零星核分布并存;在研究区域内呈现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但在各个市辖区内分布不均衡;空间分异主要受等级公路密度、人口密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户户数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旅游景区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为例

运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湖南省2007—2018年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实现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旅游景区空间格局优化。结果表明:①近十多年来,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逐年增加,空间分布重心一直在娄底市境内,呈自娄星区向涟源市迁移的趋势,集聚主核呈张家界市→长沙市→长株潭城市群转换的特征。②全省低等级旅游景区的数量增加趋势明显,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分布不均衡性突出。③资源本底、交通条件等是影响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的主要因素。基于研究结论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提出湖南省旅游景区空间格局优化建议。     

基于百度指数的旅游目的地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厦门市为例

以厦门市为例,采用季节性集中指数、周内分布偏度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指标研究厦门市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发现:(1)厦门市旅游网络关注度年内分布相对集中,集中分布在夏季;周内呈现"工作日高、双休日低"的特点。分析节假日特征发现,网络关注度呈现"山峰"状,在节前持续上升,假期初期达到最高值,节后回落到稳定状态。(2)厦门市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建省及周边省市,同时发现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趋于缓和。(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网络发达程度、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两地间经济联系、两地间距离等是影响厦门市旅游网络关注度的重要因素。     

长沙市文化创意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企业在城市中的布局是理解城市空间结构特征的重要维度之一。以长沙市文化创意企业兴趣点(POI)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利用核密度法、空间自相关法、Ripley’s K(d)函数、区位商指数等分析方法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特征与不同类型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沙市文化创意产业总体上呈现出"一核一圈多点"的分布格局,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②基于行业分异视角的多尺度空间集聚差异显著,创意设计、体育休闲、文化传媒、文化教育和文化旅游等类别空间区位选择尺度较大,工艺美术和文化软件等类别空间区位选择的尺度较小;③基于街道层面的专业化功能区块特征差异明显,城市中心区域的街道呈现多种行业类型的集聚特征,而城市边缘区域的街道专业化区块功能较为单一;④中心性、可达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历史文化资源、环境因素、人才因素和政策因素对文化创意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多因素协同作用下形成不同类型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     

浙江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63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揭示浙江省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浙江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不均衡,整体呈凝聚型分布状态,分布密度总体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递减。②传统村落市域分布存在明显的阶梯状差异,县域分布"冷点"与"热点"突出。③时序演化上,从唐代以前至清代,浙江省传统村落分布范围逐步由中西部向全省其他地区扩散,分布核心区逐渐由中西部向南部转移;方向演化上,传统村落的东西向分布趋势逐步减弱,南北向分布趋势逐步增强,分布重心逐步由东北向西南方向迁移。④传统村落空间格局是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以及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保护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湖南“红三角”潜在游客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收集湖南"红三角"潜在游客及其他相关数据,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构建相关模型,同时分析各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结果发现:1受气候、节假日、重大事件等因素的影响,以天为单位的湖南"红三角"潜在游客年内时间变化呈锯齿状"M"形,以月为单位的湖南"红三角"潜在游客年内时间变化呈不规则"M"形,潜在游客年内各月分布相对平均,季节差异不大。2旅游旺季,周内潜在游客变化有较强的规律性,周中高,周末、周初略低;旅游淡季,周内潜在游客变化规律不明显;春节、十一"黄金周"潜在游客变化呈倾斜的"L"形,春节潜在游客峰值出现较晚。3"红三角"潜在游客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各省区人口基数、经济发展水平、网络普及率、受教育程度、空间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各省区潜在游客大致以湖南为中心,向外逐步减少,年内各月潜在游客分布具有波动性。     

辽中南城市群高铁可达性研究

选取辽中南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可达性模型,对比分析了2019年辽中南城市群各城市可达性与经济潜力相对高铁开通前(2011年)的变化。结果表明:①高铁开通后辽中南城市群各市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明显降低,城市群可达性整体水平提升显著;②从基于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的分析看,高铁开通前后可达性空间格局整体上保持不变,具有"中部高、外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③高铁开通后多数城市经济潜力明显提升,但不同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潜力增加具有空间极化趋势。本研究结果可为辽中南城市群经济发展和交通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晋中城市群县域可达性及经济联系格局研究

以晋中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引力模型分析了2000—2018年晋中城市群县域单元可达性水平及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格局。结果表明:(1)晋中城市群县域单元的可达性水平显著提升但地域分布不均衡,受地形和距离因素的影响存在"断崖式"梯度变化和"中心高、边缘低"的圈层式空间分布特征。(2)晋中城市群县域单元的经济联系强度持续增强,其空间分布格局具有显著的廊道指向特征和行政区指向特征。(3)晋中城市群核心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显著,不同县域单元对外经济联系能力差异较大,但城市群内部的发展差距在逐渐缩小。     

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18年末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企业地理数据,利用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工具探究了核心区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西安核心区各类文化产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倾向,且沿"东北—西南"走向分布。②核心区文化产业呈"一轴突出、两片鲜明、四核集聚"的空间集聚格局,各行业总体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但集聚核心存在程度及范围、区位等的增减与转移。③交通因素、高校与科研院所、公共中心、产业园区和历史文化资源对核心区文化产业微观区位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且影响程度呈明显的层级性。最后深入分析了各因素的影响机制。     

我国特色小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域影响因素

以403个国家级特色小镇为研究样本,借助ArcGIS 10.2软件,运用空间数理模型,探究其分布形态、均衡程度、分布密度,并借助等高线和缓冲区分析其区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特色小镇在地理空间上趋于集聚分布,属凝聚型分布格局,且区域均衡程度较高。(2)特色小镇区域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是围绕城市、产业园区、交通等要素展开。(3)特色小镇空间分布密度具有明显差异,京津冀和长三角为其高密度空间热点区,珠三角为其较高密度空间热点区。(4)经济密度、人口密度、资源禀赋、区位市场、交通条件、政策导向等因素对特色小镇空间分布影响较大。     

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布及产业特征——以安徽省为例

大力发展旅游扶贫重点村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以安徽省333个旅游扶贫重点村为研究对象,综合利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核密度估算值、地理联系率等方法探讨了安徽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特色产业。结果表明:安徽省旅游扶贫重点村分布主要呈集聚状态,西多东少、北密南疏,空间分布不均衡。核密度分析表明,安徽省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存在冷热点。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布实际上是政策主导下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影响因子有政策倾向、地理因素、资源禀赋、交通网络、区域经济和核心城市。根据结果提出发展建议:科学编制乡村旅游扶贫规划、推进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旅游新业态。     

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针对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较少,以往学者少有结合云南实际情况进行有效分析等问题,为更好地发掘和传承传统村落文化,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准确的参考及服务,以云南省708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和计量地理学模型,如最邻近指数、变异系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核密度分析、叠置分析和缓冲区分析等对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传统村落呈现凝聚型分布,村落分布较集中、不均衡,主要分布于“三核一带”;云南省传统村落分布受自然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的影响,主要分布于高程值1 200～2 400 m,地貌为山地地区,坡度小于10°,气温为10～20℃,降雨量为700～1 400 mm,距离河流水系1 km的地区;云南省传统村落的分布不由地区经济发展的好坏来决定的,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和茶马古道对传统村落的分布有一定影响。     

可达性视角下东北地区城市群的高铁效应

利用2004—2015年列车实际运营数据,构建广义加权旅行时间模型,探究我国东北地区城市群可达性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高铁开通后,东北地区城市群的可达性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地级市较为明显;空间上,提高较为明显的区域集中在铁路沿线以及辽中南城市群的部分城市。②高铁对东北地区第三产业集聚现象并不明显。③城市可达性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东北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高铁的开通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