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蔓延、私人交通与雾霾污染

本文选取中国280个地级市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城市蔓延与雾霾污染之间的作用机制。以私人交通为门槛变量,考察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特点;②私人交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表现为倒U形的曲线特征,即随着私人交通发展水平的提高,雾霾污染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③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私人交通的门槛值小于第一个门槛值（e^11.6130=110 525辆）时,城市蔓延会加剧雾霾污染;当私人交通的门槛值介于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e^12.2473=208 417辆）之间时,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私人交通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城市蔓延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抑制雾霾污染。研究城市蔓延、私人交通与雾霾污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雾霾天气频发,雾霾污染问题愈加严峻。选取长江经济带200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莫兰指数、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雾霾治理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分布上,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特征,但整体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经济成因上,能源消费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是影响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的主要因素,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工业产业比重越大,雾霾污染程度越严重。从能源结构、产业升级和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雾霾污染治理对策。     

海洋资源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沿海11省市面板数据门槛回归分析

基于VES生产函数,建立了包括海洋资源为生产要素的估计模型,探究了海洋资源对海洋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海洋资本投入对海洋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②以海洋劳动力作为门槛变量,海洋第一、二、三产业中的海洋资源对海洋经济增长分别存在单门槛、双门槛和单门槛效应。③以海洋科技作为门槛变量,海洋第二产业中的海洋资源对海洋经济增长存在单门槛效应;海洋第一、三产业中的海洋资源对海洋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④以海洋资本劳动力比率作为门槛变量,海洋第一产业中的海洋资源对海洋经济增长存在单门槛效应;海洋第二、三产业中的海洋资源对海洋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总体上看,海洋生产要素在跨越门槛值后,海洋资源对海洋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增强。     

能源消费结构对京津冀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Panel-Data模型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能源消费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有着重要影响。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费巨大,能源消费结构改善关系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环境保护。通过选取京津冀2000—2014年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发展指标数据,建立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指标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京津冀能源消费总量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具有正向作用,电力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具有正向影响,而煤炭、石油具有反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改善区域能源供给方面采用适度提高能源总量,减少煤炭等重污染能源比重的政策措施,以有效促进京津冀的经济协同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城市群雾霾污染的空间分异及动态关联研究——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污染治理联防联控是解决区域雾霾问题的重要手段,雾霾污染的城市联动和交互作用是雾霾区域协同治理的关键问题。本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标准偏差椭圆方法,分析了京津冀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特征和空间重心转移轨迹,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测算了京津冀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驱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京津冀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异质性,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等均对京津冀雾霾污染产生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产生负向影响。本文从构建区域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区域产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城市空间管控等方面提出了城市群雾霾污染治理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研究

采用中国30个省区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造了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从财政状况、技术创新、FDI和居民生活水平四个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假说得到了验证,大约有33%的省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表现为负相关,而多数省区的经济增长仍将推动碳排放上升。2在财政状况、技术创新、FDI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门槛作用下,环境规制表现出对碳排放的倒"U"型特征和省区异质性。因此,政府要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在制定环境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外部因素的门槛效应和地区差异性。     

中国科技及经济空间联系强度研究

采用我国283个地级市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使用改进的引力模型测算了各省科技与经济联系的强度,考察了科技联系强度与经济联系强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①各省科技联系强度、经济联系强度均在时间趋势上呈阶段性波动,两者未呈现明显的区域一致性;区域空间联系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东部地区科技与经济联系强度均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且随时间推移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拉大。②在考察期内,经济联系强度与科技联系强度之间呈"U"型关系,我国多数省份均处于"U"型曲线下降阶段;跨过拐点后,经济联系强度与科技联系强度正相关。③对外开放水平、科技投入水平对科技联系强度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科技产出水平对科技联系强度具有抑制作用。     

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4—2020年我国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基准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引入环境规制变量后,发现其对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②相比于我国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中、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明显。③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大于或等于2.203这一门槛值时,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才会显著。     

雾霾污染、经营绩效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

本文采用我国沪深两市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发布的PM2.5浓度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雾霾污染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市的雾霾污染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具有正向影响,即本地雾霾污染越严重,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就越多。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雾霾污染会削弱经营绩效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正向影响,即雾霾污染越严重,经营绩效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越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雾霾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也揭示了雾霾污染对经营绩效和企业环境责任之间关系的调节影响。该结论对于加强雾霾治理和推动企业良好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具有积极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自主创新与碳生产率增长

利用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5—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影响我国碳生产率增长的因素,重点探讨了FDI、RD与碳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FDI和RD对我国碳生产率增长起正向促进作用,两者对碳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联合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如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表现出反向的影响关系,而人均GDP对碳生产率增长起促进作用。通过分区域考察发现,各因素在影响不同区域碳生产率增长方面存在差异,说明不同区域在提升自身碳生产率水平时要有所侧重。     

吉林省县域雾霾污染空间演化格局及其因素分析

结合数理统计及空间分析方法,以PM2.5平均浓度值为指标,对吉林省县域雾霾污染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吉林省县域雾霾污染总体趋于严重,绝对与相对差异均呈扩大趋势。(2)县域雾霾污染呈现出"中部高、两端低"的峰型格局,空间集聚趋势由增强逐步减弱。(3)雾霾污染对经济、人口的敏感性较强,不同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因子具有方向性和异质性。产业结构转型、人口格局优化等是推动吉林省县域雾霾治理的重要途径。     

基于LMDI的我国能源消费因素分解研究

经济飞速发展使我国能源消费急剧增长,能源消费与能源供给、环境污染矛盾日益突出。在分析我国能源消费和能源消费强度变化趋势的基础上,运用LMDI法将我国1996--2010年能源消费变化分解为产出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探讨产出提高、结构调整、效率提高对我国能源消费和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规模扩大对能源消费起到正向的拉动作用,结构调整对缓解能源消费增长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能源强度对能源消费的抑制效应自“十一五”期间起作用逐步显现。     

长三角雾霾污染的驱动效应及空间演化分析——基于LMDI分解模型

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活动最为频繁的区域之一,然而雾霾污染问题也较为严重。以长三角41个城市2005—2018年PM2.5浓度为基础数据,借助LMDI指数分解法从强度效应、结构效应、增长效应和规模效应4个层面研究影响PM2.5浓度的驱动机制及贡献率,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探究了雾霾污染集聚效应与空间演化。研究结果表明：各驱动因素具有正负效应和异质性。强度效应表现为负效应且是PM2.5浓度减少的关键因素;增长效应与规模效应为正效应,其中增长效应是促进PM2.5浓度增加的主要因素;而结构效应在以2013年为分界点的两个时间段产生正负相反的效应。雾霾污染空间分布具有正相关性特征,近年来,高—高集聚城市有所下降,而低—低集聚呈现增长趋势。探讨长三角雾霾污染的驱动效应及空间演化,对长三角雾霾污染防治以及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     

金融集聚提升了海洋经济技术效率吗?——基于IV-2SLS和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6—2014年我国沿海1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应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度了沿海11个省市区的海洋经济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实证检验了金融产业专业化集聚对海洋经济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海洋经济技术效率促进效应不明显;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金融抑制"现象。进一步采用门槛回归模型解释了引起"金融抑制"现象的原因:沿海地区金融集聚水平存在"门槛效应",部分沿海地区过高的金融集聚水平弱化了对海洋经济技术效率的促进效应。因此,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优化金融人才结构、实现"互联网+海洋金融"的发展模式、深化沿海地区市场化程度是提升海洋经济技术效率的主要途径。     

中国海洋资源开发强度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层次分析—熵值法结合D-S证据合成理论确定权重并建立评价模型,分析我国沿海11省区2002—2015年的海洋资源开发强度及其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我国整体的海洋资源开发强度从2002年的0. 199提升到2015年的0.370。(2)核密度曲线分布特征由"尖峰对称"分布向"宽峰长尾"转变。(3)海洋资源开发强度空间格局变化明显,高开发强度的省区由2002年的0个增加到2015年的2个,低开发强度省区由8个减少到3个,空间分布上以天津、河北最高,其次是江苏,其他省区开发强度均较低。(4)我国海洋空间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以天津、河北、江苏、上海等较高,海南、福建等较低;海洋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天津、河北远高于其他省区,各省区海洋化学资源开发强度均很高,天津等6省区均在0. 75以上,江苏等3省区逐年下降;近海养殖强度以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较高,上海较低,近海捕捞强度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较高,广东、广西、海南较低。(5)经济发展水平对海洋资源开强度有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 047,产业结构水平影响系数为0. 838,正向影响明显;社会投资水平对海洋资源开发产业的影响系数为2. 28E-06,表明对海洋资源开发强度的增加有一定的影响;人力科研水平具有明显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109. 764;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 0003,影响较小;政府扶持力度的影响系数为-2. 097,负向影响较大。     

京津冀地区公众对雾霾污染认知的调查研究

针对京津冀地区公众,围绕雾霾污染的基本情况、影响状况、预防与治理措施三个方面,展开认知"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居民对雾霾污染有一定了解,认为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与汽车尾气是京津冀雾霾污染的主要成因;近70%的居民认为雾霾污染是对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大多数居民在雾霾天气会选择防护措施,认为调整产业、能源结构应是治理京津冀雾霾污染的首要措施,34%的居民认为短距离出行尽量选用公交、自行车。通过准确了解京津冀地区公众对于雾霾污染的认知现状,从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提出京津冀雾霾污染治理的有效路径选择。     

经济新常态下的“十三五”环境压力预测

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下,环境保护将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环境态"的发展特征,本文基于中长期环境经济预测模型定量测算了2020年我国社会经济、能源和水资源以及主要污染物排放趋势和特征。结果表明,"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总量增长将趋缓,新增消耗量进入涨幅收窄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将从源头上减轻新增污染减排的压力,主要大气和水污染物排放将进入高位平台期,排放强度将呈现高位回落。     

装备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2007~2016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测算的基础上,采用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分解法(LMDI)从能源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装备制造业经济发展等方面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能源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仅为经济发展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贡献值的12.41%,能源效率减排作用显著,与经济发展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贡献值的比值从2008年的36∶100扩大到2016年的57∶100,从推广清洁能源和推行绿色制造等方面提出装备制造业的绿色低碳发展建议。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全要素生产率与旅游经济关系研究

产业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提升我国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在理论上推导我国旅游业产业集聚、全要素生产率和旅游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利用2001—2014年我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通过区位熵指数和DEA-Malmquist模型测度了我国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和TFP状况;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我国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不高,TFP虽为正向增长但较为缓慢,技术效率为负增长,体现了旅游业粗放式的发展特征;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有正向影响效应,旅游业TFP的提高在产业集聚推动经济发展的传导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但TFP的推动作用较弱。     

环境规制视角下中国海洋产业转型研究

环境规制和创新直接决定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和方向。基于我国沿海11省市2006—2014年面板数据,采用产业结构超前系数、More值和门槛回归模型,从方向和速度两个维度对我国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在产业转型方向上,沿海地区正向第三产业转型,2010年以后1/2省份的产业转型速度加快。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海洋产业转型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在海洋技术创新水平制约下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存在倒"U"型双重门槛效应。因此,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升海洋产业转型水平时,应充分考虑海洋技术创新水平对环境规制效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