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重关联市场的林业CCER相关研究进展及问题

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和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是中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林业自愿核证减排量(CCER)抵消强制性碳排放配额在市场上交易为减排提供碳汇,有利于充分发挥自然生态系统整体增汇和减排功能。然而,作为主要林业碳汇贡献国之一,中国尚未构建纳入林业行业的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以林业CCER经营开发和抵消强制碳排放配额双重关联市场为视角,首先,基于林业CCER第一重关联市场——森林经营的碳汇增量市场,综述了林业CCER项目经营开发以及木材和碳汇联合产出相关研究;其次,基于林业CCER第二重关联市场——抵消碳配额的存量交易市场,梳理了林业CCER参与碳配额市场交易机制、价格形成机制以及与碳排放权价格的关联机制等相关研究。研究发现:林业CCER项目投入产出市场要素纵向关联市场价格传导机制、林业碳汇定价机制以及林业CCER与碳配额价格传导机制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期为完善林业CCER经营开发和抵消碳配额清缴,推进林业CCER与碳市场有效衔接以及加快林业CCER纳入碳交易提供参考。     

碳排放交易制度下城市减排的机会成本研究——基于中国碳排放试点城市的实证检验

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手段,碳排放交易制度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基于此,本文采用我国2010-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方法构建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测算了2009-2015年城市减排的机会成本,计算结果显示,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碳排放的机会成本整体表现为上升的趋势,且试点地区的碳排放的机会成本总体低于非试点地区。在测算城市减排机会成本的基础上,运用双重差分法来检验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有效性。经检验发现：碳排放交易制度有利于降低城市减排的机会成本,然而由于碳排放交易制度还存在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缺失、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定价机制扭曲等问题,因此其对降低城市减排的机会成本作用较小,并且进一步通过对政策时间趋势的分析得出政策效应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     

基于“权额分立”理念的碳排放权性质与相关概念审视

碳排放交易是推动碳减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为提高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与运营,生态环境部加快了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法治化的步伐。然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用碳排放额度来解释碳排放权,直接影响了学界对碳排放权的性质定位。碳排放权和碳排放配额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中所发挥的功能并不相同,有必要确立“权额分立”的理念对碳排放权的性质进行重新检视。在“权额分立”理念下,剥离碳排放配额的碳排放权仅作为一种行政许可权存在,碳排放配额则具有物权性质,两者互不影响。作为行政许可权的碳排放权不具有可交易性,因此,在规范文件中以“碳排放交易”取代“碳排放权交易”较为稳妥;另在碳排放权的概念界定中也应当与碳排放配额相区分。     

“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

全面系统地评估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对于进一步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推进全国统一生态环境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分别检验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和降碳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三种政策情景下（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以及组合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差异。研究表明,从污染治理视角,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均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了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从政策协同管理视角,在减少二氧化硫污染方面,组合政策比各类政策的单独实施更为有效;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比排污权交易和组合政策更为有效。因此,在推进气候变化应对和大气污染治理机制融合的进程中,应有所侧重地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组合使用。     

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基于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作为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现有研究基于多种宏观政策探讨了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但对碳排放权交易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关注不足。文章基于2007—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看作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周边企业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轻污染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及溢出效应;(3)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政府的减税、市场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丰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海岛地区海洋碳汇量核算及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以辽宁省长海县为例

海洋是全球最大的碳汇集聚区。随着气候问题的不断加剧和对节能减排要求的不断提升,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非常重视碳汇和碳排放的平衡与改善。以辽宁省长海县为例,基于海洋碳循环过程,测度海岛地区海洋碳汇量与碳排放量,并运用STIRPAT模型与岭回归模型对长海县地区碳排放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海县海洋碳汇量走势呈先递增后递减的态势,碳排放量呈波动上升趋势;富裕程度、能源强度和人均旅游产值与碳排放量呈正相关,它们每变化1%,碳排放量将分别增加0. 6358%、0. 3356和0. 2894%。该研究在为海岛地区碳汇量核算提供新思路,测度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家族控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一种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不同主体根据自身需求对碳排放限额进行交易,从而实现碳配额资源的有效配置。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基于外部组织合法性的压力机制与内部社会情感财富的动力机制两方面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2010—2019年我国2417家家族企业,建立多期DID面板模型,从家族控制视角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促进了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家族控制弱化了两者间的正向关系。当家族企业处于低CO2排放额度地区且实际控制人代数为一代时,两者关系及家族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宏观层面通过降低规制强度与碳排强度、微观层面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与信息透明度来促进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本文从低碳资产的“提质增效”、风险管理和低碳技术推广三个方面改善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以最终实现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和可持续发展。     

“双碳”目标下我国海洋碳汇交易的发展机制研究

海洋具备高效的固碳能力和巨大的碳汇潜力，完善的海洋碳汇交易机制是我国应对全球变化、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总结国内外海洋碳汇相关政策与实践情况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海洋碳汇交易的动力机制、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旨在为未来海洋碳汇交易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首先，海洋碳汇交易的实现需要以政策环境作为推力，利益动机作为引力，社会责任作为压力。其次，我国海洋碳汇交易的发展总体上可以分为以自愿市场为主的探索阶段、自愿市场到履约市场的过渡阶段和以履约市场为主的成熟阶段，不同阶段各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和实践中的关键点需要加以分析。最后，在法律保障方面要注意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相结合；在资金方面可以形成以公共财政为主、多渠道融资为辅的资金保障；在技术方面需要组建专业机构开展科学与政策的相关研究工作。     

市场型环境规制交互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减污降碳的主要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试点——排污权交易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本研究基于2003—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及嵌套模型,探究减污降碳的政策协同与区域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实施“双权”交易可以对碳排放和PM_2.5减排产生政策协同效应,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效应;实施单一的环境规制会对非排放清单的排放物减排产生负面效果,且没有形成区域协同效应;实施“双权”交易可以提高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效应。本研究的发现可以为中国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提供政策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的激励性法律规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应对气候变暖的市场化工具,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手段。然而,当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规制中存在立法效力等级低、监管制度体系不健全、法律规范激励性不强等问题。以国内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现状和需求为视角,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指出激励性法律规制是解决上述问题,激发碳市场活力,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有效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激励性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通过构建碳排放权交易的协同监管模式、完善碳信息披露制度、健全激励性配套措施、实行差异化风险补偿机制等,激发市场主体和监管主体参与碳市场的积极性,实现企业减排行为与政府低碳目标的激励相容。     

碳达峰政策体系建设的思路与重点任务

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面临巨大压力,需要系统研究构建碳达峰政策体系,为碳达峰提供政策动力。本文分析了我国碳达峰相关政策实施情况,探讨了碳达峰政策创新思路,提出了碳达峰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以及政策实施保障。以减污降碳为主线,推进低碳发展政策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统筹融合,构建完善以碳排放总量控制为核心的,涵盖行业部门、重点区域地区、减排相关方的,多手段类型相结合的碳达峰政策体系,促进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和低碳发展,有效推动重点行业和领域碳排放达峰路径与关键举措的顺利落地。从建立健全碳排放总量控制考评制度、加快构建排污许可证与碳排放管控协同制度、深化能源资源价格机制改革、全面推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方面提出重点政策建议。     

关于建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设想

通过借鉴国外碳排放交易的成功经验,并以产权理论和市场理论为基础,提出建立我国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设想。通过"总量控制—许可证—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路线,对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为我国在国际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中提供制度基础。     

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政策灵活性:国际经验及启示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考虑到碳排放交易体系比碳税更具有政治可行性,不少国家或地区开始实施碳排放交易体系,以最低的减排成本来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然而,采用碳排放交易体系,其排放总量是固定的,而减排成本是不确定的,可能会出现由于政策或外部冲击而产生的配额价格异常波动的现象。因此,为确保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成本有效性,政策灵活性十分重要。在理想情况下,碳排放市场具有完全的时间灵活性(包括长期的履约期、自由的配额储存与预借)和空间灵活性(即建立全球碳市场),这将对增强市场流动性、降低减排成本、缓解价格波动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政策设计需要考虑更多因素,实际上理想状态很难达到。本文将对国外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政策灵活性设计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尤其关注履约期的长短、配额的跨期使用、配额的抵消、区域碳市场连接等方面的具体政策设计,这对我国在7个省市进行碳排放交易试点以及今后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以碳交易市场促进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形成的前提条件包括碳减排边际成本差异与强制性节能目标,必要条件为有效的制度设计。分析国内的现实状况,由于受到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不同省份和地区之间的碳减排成本存在明显差异,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必须借助碳交易方式才能完成减排任务。由此得出,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将成为部分地区实现约束指标的必要手段。     

中国须主动提出与美国抗衡的气候变化方案

美国很可能通过积极地推广其气候变化新政,谋取后京都谈判的领导地位,在减排目标、经济手段等方面对中国施压。对此,采取主动是中国最好的策略:强调减排成果,提出中国未来的减排政策与行动方案;尝试能源税与碳税,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当交易市场与交易制度成熟后,从税收方式转为碳排放交易。     

我国林业碳汇市场供需研究——以广东长隆碳汇造林项目为例

广东长隆碳汇造林项目作为我国首个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发的林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CCER)项目,对于我国林业碳汇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本文对广东长隆碳汇造林项目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发现林业碳汇交易价格被远远低估,从而使该项目不具备经济上的可复制性。为探究交易价格被低估的原因,本文考察了林业碳汇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现目前碳交易市场对林业碳汇CCER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首先,从需求侧来看,广东省碳排放配额设置过于宽松,缺乏林业碳汇CCER的接纳能力;其次,就供给侧而言,CCER的交易成本很高,且项目申报要求业主为企业法人,这严重限制了林业碳汇CCER的有效供给。鉴于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应同时从林业碳汇CCER的需求侧和供给侧着手改革。就需求侧而言,收紧广东省碳排放配额总量,并将林业碳汇CCER交易由补充机制改为配额管理。就供给侧而言,可以结合广东省推进林业碳普惠制度,将项目申报主体和交易主体放宽到独立法人和个人,广泛吸收民间资本、培育大型林业企业开展碳汇造林项目;降低碳汇项目进入门槛,根据省情制定方法学,简化签批手续。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行业覆盖范围研究

气候变化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减排的总趋势下,逐步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全国统一碳市场是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客观要求,碳排放行业覆盖范围的确定是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基础工作,研究碳排放交易体系行业覆盖范围对全国碳市场制定纳管行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欧盟等国外碳排放交易体系行业覆盖的范围和我国七个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行业覆盖范围的分析,发现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纳入标准。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行业碳排放量、行业碳排放强度、行业减排成本等因素,确定全国统一碳市场行业选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纳入行业模型。     

韩国森林碳汇补偿项目分析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机制中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合作的市场机制.京都机制的实施催生了碳汇市场,不仅为发达国家降低减排成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也为发展中国家林业持续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介绍了现阶段韩国森林碳汇补偿项目进展,阐述了韩国森林碳汇补偿的具体情况,对韩国开展森林碳汇补偿项目的必然选择和韩国政府在林业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指出韩国发展碳汇补偿项目的限制因素以及进一步发展森林碳汇的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出韩国森林碳汇补偿项目发展对中国森林碳汇发展的启示.     

碳责任、碳市场与碳交易

<正>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环境问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地区、组织/机构、企业/公司、行业/部门乃至个人共同为之努力。2020年9月,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2011年,中国在“两省五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     

中国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优化途径初探

2012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完善了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机制，在制度体系、登记管理、交易管理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备案了1315个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项目产生的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实现全国交易，形成初具规模的二级交易市场。研究表明，受到国家主管部门在2017年暂缓自愿减排项目备案等因素影响，现有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机制已无法适应国家“双碳”目标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新要求，以及实现CCER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国际航空减排市场履约抵销等新形势，亟须在制度设计、平台支撑、市场建设、能力保障等各方面优化重塑，以重启为契机，加快推动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在新形势下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