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提升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能力——浙江构建实体化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案件呈攀升，劳动争议处理面临挑战 自1987年我国劳动仲裁制度恢复以来，浙江省全省劳动仲裁机构网络体系逐步完善，建立了省、市、县（区）三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104家。三级仲裁机构合理分工、各司其职，承担着全省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重任。《劳动法》颁布实施以来，劳动争议案件持续攀升，劳动争议处理工作任务日益繁重。去年全省立案案件数为21036件，     

浅谈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六大盲点

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从1987年《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国发[1987]69号）颁布实施，迄今已恢复了近20年。劳动争议仲裁作为一种准司法处理劳资矛盾的形式，在近20年的发展中为规范企业管理，化解劳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保护职工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与民事诉讼相比，劳动仲裁还存在着一些制度盲点，影响和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     

构建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需要企业内外两个视角——来自日本的启示

进入21世纪,日本先后颁布了《促进个别劳动争议解决法》（2001年）与《劳动审判法》（2004年）两部法律用以完善企业外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促进个别劳动争议解决法》主要为了强化行政机构处理个别劳动争议的能力;《劳动审判法》主要为了简化司法程序,以更加便捷、廉价、快速的方式处理个别劳动争议.这两部法律相继出台，标志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以处理集体争议为主的劳动关系委员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浅谈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恢复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劳动争议案件数量逐年大幅度增加，且纠纷的内容日益复杂。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企业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增强，要求越来越严格，现有的工作力量(包括人、财、物)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另一方面，立法工作严重滞后，现有的劳动法律制度(包括实体与程序两方面)不完善，劳动争议仲裁工作者经常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     

论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调整

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已使劳动关系突破原有的传统形态，劳动关系无论从主体上、内容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对劳动关系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面对这些变化，产生于改革之初的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显得难以适应，弊端日益显现，大大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社会的发展对劳动关系的调节提出了全新要求，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改革已显示其紧迫性。作为来自于实务部门的我们，对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改造有着多年的思考，并愿将这一思考与同仁探讨。     

争议解决方式的多元化、规范化是必然趋势——福建省劳动争议处理体制运作状况的调查与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产业结构调整和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改革不断深化，尤其是在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后，劳动关系和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劳动争议不但数量逐年增多，而且主体和内容也增添了许多变数。及时、正确处理劳动争议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从福建省的情况来探讨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问题。     

论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中“裁审关系”

当前我国劳动争议实行的是“仲裁前置，一裁两审”的制度，并将调解作为一种可以选择的辅助程序置于仲裁之前。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最大特点是试图将调解、仲裁、诉讼三者结合，并形成以仲裁为中心的互补关系。然而实行至今，这一程序却因为其体制繁杂、期限冗长的缺陷而受到广泛的批评。就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如何改革，理论界和实务界可谓众说纷纭。     

企业改制中劳动关系法律适用疑难问题讨论

党的“十六大”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深化国企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政府还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精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能否适当地处理员工的劳动关系是企业改制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近年来，劳动仲裁和法院受理并审结(裁结)的因企业改制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呈逐年上升之势，其主要特点是明显的弱势群体性、较强的利益追索迫切性、突出的社会矛盾性和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性等，从而使该类劳动争议处理和劳动关系调整面临艰巨的任务.     

敢闯敢试 不断探索——深圳劳动争议仲裁改革与实践

深圳20年来的劳动争议仲裁实践，既是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下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变迁的缩影，又是劳动关系协调方式由单一到多元化变革的见证。深圳在劳动仲裁上的很多创新做法被以法律制度形式所确认。     

加强机构建设 健全运行机制

随着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各级仲裁机构建设远远跟不上形势需要。探索如何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改进和加强劳动争议仲裁工作，从而更好地维护劳动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显得十分重要。     

整合资源重构劳动争议调解机制

目前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根据劳动关系的特性与国际惯例，解决劳资纠纷最好的办法是创建一种机制或提供一个平台，促使双方沟通而达成一致。这种制度仅仅依靠严格的法律程序和条文是存在局限性的，因为法律本身刚性多于柔性，在追求公平、公正结果的同时，在很多时候却不能重新激活已消亡的劳动关系或修复破损的劳动关系。而调解解决纠纷则更多的体现柔性。因此强化调解，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而我国的现行体制中，虽将调解作为劳动争议的处理程序，但未规定为必经程序，从制度上首先就忽略了调解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重要作用，使解决纠纷的渠道过于单一与狭窄，不能起到及时、快速、简便化解纠纷的作用。尤其是目前调解渠道单一、资源短缺，立法时应予以完善。要整合资源，重构劳动争议调解机制。     

完善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思考

较之于劳劝仲裁和审判，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在劳动争议处理各种方式中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在世界各国劳资纠纷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缓和劳资冲突的首要选择和有效手段。在当前立法背景下，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发展更是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利于维护和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与社会稳定。     

美国企业内部争议处理机制

在美国，通过诉讼来解决劳动争议越来越少，而替代性纷争调解机制则日益受到人们的推崇。其中，在工作场所内部解决劳动争议，避免将争议交由外部力量来处理，更是成为多数企业的选择。     

泰州市构建“和谐仲裁”新机制

从今年开始，江苏省泰州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大力推行“和谐仲裁”新机制，把和谐作为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最终目标，把全部工作都放在谋和谐、促和谐、保和谐中去考虑、去策划、去拓展。劳动争议处理工作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共处理各类劳动争议案件3300件（不含上期未结案数21件），劳动者当事人数3386人，涉及经济标的5109．45万元，已审理结案3224件，结案率达97．1％。     

对完善劳动争议时效及起诉期限制度的建议

当前，劳动用工形式日趋多样化，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纠纷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而目前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现状即是一裁两审的格局，之所以在诉讼程序之前设立企业劳动争议调解以及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就是为了使劳动关系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但现实中处理体制以及劳动立法的现状又使得劳动争议复杂化趋势明显，一裁两审的处理程序也给劳动法律在仲裁、     

工会参与劳动争议调处工作的探讨

发挥工会在劳动争议调处中的作用，依法及时化解矛盾，把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是工会履行其基本职责的基本要求，是建立协调稳定劳动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但是，由于劳动争议调解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造成目前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虚化，无法发挥好劳动争议“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所以，迫切需要重新构建我国新型的劳动争议调解体制，充分发挥劳动争议协调处理机制的作用。     

劳动争议处理法基本框架的初步设计

劳科所课题组于2005年10月完成了《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改革问题研究》课题报告。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又就立法框架问题和内容展开了继续研究。本刊将初步研究成果刊发，供关心这一问题的人士参考。[编者按]     

完善劳动争议案 件仲裁前置程序的建议

劳动争议的仲裁制度是世界各国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我国，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初步建立了解决劳动争议的仲裁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但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目前的解决劳动争议的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仲裁制度在制度设置和实际操作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完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势在必行。本文将结合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立法现状，参照和借鉴国外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一些立法和实践经验，对如何健全和完善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提出一些建议和设想。     

构建劳动争议行政调解制度

当前，劳动争议调解工作薄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开放式、多渠道”的调解格局亟待破题。鉴于行政调解在劳动争议多渠道调解中的关键作用，有必要总结各地构建劳动争议行政调解制度的经验，借鉴国际上行政调解的通行做法，尽快起草制定《劳动争议行政调解办法》，从国家层面明确劳动争议行政调解的组织构架、人员组成和工作程序，加快推进劳动争议行政调解工作。     

劳动仲裁受案范围争议问题的法理分析

劳动仲裁受案范围，是指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以争议当事人和争议标的为两大基本标志。从目前的有关规定来看，我国现行立法仅将劳动争议当事人限于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即争议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及劳动争议发生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由于我国法律未对“劳动争议”、“劳动关系”等关键名词给出准确的界定，导致理论和实务界对劳动仲裁的受案范围在理解上产生分歧。当前，在劳动争议处理实践中，在劳动仲裁的受案范围上有几大争议，即关于非法用工主体之间发生的争议，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以及关于社会保险争议的受理。本文拟从法理角度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