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演进与城市化发展——以太原市为例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其产业演进与城市化发展特征也不相同。本文以山西省会城市——太原市为例。研究了资源型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演进与城市化发展。主要思路是：在对产业演进与城市化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资源型区域中心城市产业演进与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太原为案例研究了不同发展阶段产业演进与城市化发展的特征和机制。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     

南通市城镇空间结构研究

南通市城镇空间结构演变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及发展历史,但综合经济实力欠缺是造成中心城市规模偏小、城镇空间发展不平衡以及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根本原因。因而完善南通城镇空间结构的策略应该是走多元化城镇化发展道路,加快城镇建设步伐。通过户籍登记制度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优先发展基础设施,优化空间产业布局和城镇空间布局,逐步形成一个层次合理、布局科学的城镇体系,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奠定基础。     

国外城乡关系理论演变及其启示

城乡关系理论演变经历了一个合—分—合的过程：经典理论强调城乡之间的紧密联系,二元结构等理论存在城乡分割和城乡有所偏重的倾向,近年来的研究在思想上逐渐回归传统,城乡关联发展已经成为共识。在实践中,由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以,对国外学者提出的“流”和网络结构等理论,我们应该结合不同国家和区域发展阶段予以借鉴。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还应该注重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全球化和现代化快速演进的双重背景这一特征。     

区域耕地数量变化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互关系探讨——以江苏省为例

通过对江苏省1996～2004年耕地数量的总体变化与空间差异分析,揭示了全省耕地在总体上处于递减状态、在空间上苏北地区向苏南地区耕地递减程度逐渐增加的规律。从处于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阶段的城市及其各自耕地变化状况的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耕地变化程度在处于不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县市具有明显的差异,且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与状态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对产业非农化、城市化率与耕地变化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非农化、城市化递变系数与耕地递变速率具有一致性,耕地减少对工业化发展的贡献较大,但其持续减少状况与当前所处工业化阶段不太相符,而城市化率变化与耕地变化状况存在时间差异,说明城市化对耕地变化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     

大都市区城乡空间边界演化识别方法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城乡空间边界识别是区分城乡地域、划定城市增长边界的科学基础,城乡边界动态演化方法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南京市1985~2016年土地利用、二三产业增加值和人口密度数据为基础,选取景观紊乱度和建设用地占比为形态指标,二三产业增加值和人口密度为功能指标,从形态和功能两个维度构建城乡空间边界识别的指标体系,利用公里网格对各个指标进行切分后依据距离衰减理论和“断裂点”分析方法来识别南京市的不同阶段城乡边界及其演化过程。结果表明：(1)1985~2000年南京城市扩张以内部填充为主,城乡边界变化较为缓慢;2000~2016年城镇建设用地迅速扩张,城乡边界变化幅度较大;(2)南京市城乡空间边界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扩张特点,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城市国有经济和乡村工业化阶段城乡边界变化较慢,快速城市化和开放型经济阶段城乡边界变化较快;(3)南京作为特大城市,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以南京为例检验城乡边界演化识别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有利于为其他大都市区城乡空间边界识别提供参考借鉴。     

中国三大城市群城市化动态特征对比

1990年代以来,中国步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其中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成为引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本研究耦合城市异速增长和标准化区位商分析方法,对三大城市群1990年代至今的城市化动态特征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城市形态扩张与功能演变的耦合作用过程。结果显示:①在城市形态扩张方面,三大城市群异速增长类型差异显著,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分别呈现持续的负异速增长和正异速增长形式,分别表现为人口高度聚集和建成区急剧扩张特征;而京津冀呈现正负异速增长交替增长形式,人口集聚与建成区扩张程度均较低;②在城市功能演变方面,三大城市群第二产业发展阶段不同,第三产业格局演变差异明显;③城市形态与功能耦合作用促成了城市群城市化进程向不同方向发展;对外开放、技术创新、政府干预等是影响城市群形态扩张和功能演变的主要驱动力。鉴于三大城市群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导作用,对其形态扩张与功能演变动态特征的对比研究能够深入理解国家及区域尺度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和机制,并对我国其他城市群的科学、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大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和途径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化从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结构变动过程，南京市作为长江三角洲的副中心城市和江苏省省会，需要认真研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发挥中心城市功能，促进城市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城市中心功能的加强、较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南京市城市化过程中的基本特征。南京城市化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江苏省已经提出了大力规划建设以南京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并在2001、2002连续2年扩张南京市区的范围，大大加强了南京市的综合实力。南京的城市化发展主要途径在于提升城市功能，奠定城市化的经济基础；以城市空间优化为支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引导，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带动城乡一体的发展。推进南京城市化的进程还必须要制定一些政策和措施傲保证，如加快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加大投资融资的力度、制定各类切实可行的规划等等。     

转型期中国城市用地结构动态演变及其机理——基于长三角51个样本城市的实证研究

城市用地结构演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是已往学者主要关注于单体城市的研究,而对全球化背景下大都市区或城镇密集地区的研究尚显不足。为此,通过构造城市用地结构演变动力分析框架,并基于2000、2005和2010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城市用地结构数据,对中国经济转型最快、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长三角51个样本城市用地结构演变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演进,长三角城市正经历着以居住与工业用地增长为主导的空间重构;发达地区(或高级城市)凭借先发优势,其城市用地变化动态度逐渐减小,结构趋于成熟稳定;而相对落后地区(或低级城市)由于工业化进程相对较慢,其用地结构调整规律也较发达地区滞后。总体上,长三角地区城市用地结构总体变动趋于均等化,城市用地结构演变的"热点区"逐渐由发达地区大城市转向相对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通过对城市用地结构演变规律分析发现,在城市土地利用的复杂巨系统中,全球化与城市化共同驱动下的市场、政府和居民的行为共同促进了城市用地结构演变。     

贫困乡城转移、城市化模式选择对异质性减贫效应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贫困乡城转移的背景下,构建理论模型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分解为集聚效应、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对城市化减贫效应的三种机制进行了分解,然后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依次实证检验了城市化整体对城乡减贫的影响、核心城市和二级城镇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不同贫困测度指标,分东、西部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区的总体贫困和城乡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且随着贫困的乡城流动,空间相关性趋于增强。城市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效应。城市化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机制是通过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实现减贫,因此核心城市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对东部城市地区充当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避风港",二级城镇的减贫影响更大。因此,在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应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影响,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贫困的差别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城市化的契机实现贫困减缓,需要强调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和城市贫困人群的减贫作用,约束城市化要素集聚给贫困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本提升等负外部性。同时应在西部地区强调核心城市的减贫效果,着力通过放大要素集聚和生产效率提升对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核心作用。并且,由于贫困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未来减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展开。     

贫困乡城转移、城市化模式选择对异质性减贫效应的影响

在贫困乡城转移的背景下,构建理论模型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分解为集聚效应、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对城市化减贫效应的三种机制进行了分解,然后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依次实证检验了城市化整体对城乡减贫的影响、核心城市和二级城镇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不同贫困测度指标,分东、西部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区的总体贫困和城乡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且随着贫困的乡城流动,空间相关性趋于增强。城市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效应。城市化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机制是通过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实现减贫,因此核心城市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对东部城市地区充当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避风港",二级城镇的减贫影响更大。因此,在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应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影响,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贫困的差别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城市化的契机实现贫困减缓,需要强调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和城市贫困人群的减贫作用,约束城市化要素集聚给贫困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本提升等负外部性。同时应在西部地区强调核心城市的减贫效果,着力通过放大要素集聚和生产效率提升对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核心作用。并且,由于贫困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未来减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展开。     

基于村域的乡村多功能类型划分及评价研究——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乡村地域向多元方向发展和演变。近年来,乡村多功能发展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成为指导乡村转型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范式。在系统梳理乡村多功能发展概念及其内涵基础上,探索村域尺度下我国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类型划分及其评价方法,并开展了江苏省金坛市乡村地域生态功能、农业功能、工业功能、生活功能及其综合功能的分级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进而识别出全市分村域的地域主导功能类型。结果表明:生态功能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环长荡湖、直溪镇和薛埠镇等水网密集、林地资源丰富的地区;农业功能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金坛市中部和南部等河网平原地区;工业功能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周边和尧塘镇等城市集聚发展区域;生活功能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周边等地;乡村地域多功能指数呈现出以城区为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全市乡村地域主导功能可划分为6种类型,并揭示其空间分布特征、分别总结其所对应的乡村发展策略。研究结果可为明确乡村功能定位、优化主体功能区划、完善乡村管理政策以及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长江三角洲全球城市区空间建构

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城市区作为一种新的城市空间和功能组织形式,通过全球城市接入全球经济网络,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和不断加强的城镇一体化态势,提出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最有可能建设成为全球城市区的区域;进而从全球城市区的空间建构和功能组织的角度,提出通过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打造南京、杭州、苏州、宁波的次级全球城市职能,强化城市间的功能联系,构筑区域网络一体化支撑体系,构建“多中心层域式、网络状一体化”的长江三角洲全球城市区;并提出面向全球化和基于地方化的区域功能组织结构,打造若干全球化战略区以推进长江三角洲全球城市区建设。     

基于铁路客运的中国城市可达性及类型研究

为探究铁路网络时空压缩效应对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基于2009年和2014年铁路列车时刻表数据,结合传统数理统计方法及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可达性及其格局演变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铁路客运的数量和类型上均有较大变化,特别是始发列车及动车组的大幅增加及高铁的开通运行,中国城市可达性得到一定程度提升,但城市可达性改善地域差异性显著。(2)北上广三大核心城市在城市可达性等级体系中第一层级地位稳固,交通区位条件的差异使得城市可达性等级体系产生一定变化。(3)中国城市可达性绝对及相对差距均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列车停靠数量的极化效应显著、新增加的高速客运更多地向高等级中心城市集聚,铁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重塑中国生产力格局。(4)从城市功能属性及规模属性视角,以始发列车和停靠列车中位数为临界值,将中国城市划分为高规模高功能、高规模低功能、低规模高功能、低规模低功能等4种类型,并依次分析城市分布特征及成因,为铁路客运的合理配置及交通网络优化布局提供参考。     

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职能分类——以江浙沪地区为例

城市职能是城市在区域发展中所承担的分工。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按照城市职能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研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分工,可以得到城市体系的职能结构。要得到城市体系的职能结构,首先要进行城市职能分类。对城市职能分类的方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定性到定量、从单指标到多指标的过程。以江浙沪地区25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按照多因素分析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得到这一城市体系的城市职能结构。上海是处于第一层级的综合性巨型城市,南京、杭州是处于第二层级的综合性特大城市,宁波、温州、绍兴、苏州、无锡是处于第三层级的综合性或专业化大城市,南通、盐城、徐州、金华是处于第四层级的综合性或专业化中等城市,其它12个城市则是处于第五层级的小城市。     

长江干流地区区域发展与国家工业化

江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江河流域、特别是长江流域（干流）资源的开发对中国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农耕时期,受气候条件变化的影响,自盛唐中期以后（公元640年）长江流域（干流）就开始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人口集聚和社会生产场所。进入工业化进程以来,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人文素质,长江流域（干流）再次承担起推动国家现代经济发展主力引擎的职责,尽管这一发展经受过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不同影响。随着国家人地关系演进状态和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环境的变化,21世纪长江流域（干流）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将承担起较以往更为重大的责任,其中以重化工制造业的发展最为重要。然而,要切实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所赋予的历史使命,长江流域（干流）地区未来的发展应首先处理好自身的发展环境问题,诸如上游地区土壤侵蚀、沿岸城市空气污染、地区能源供应短缺、城乡用地冲突等等。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一系列科学的区域发展政策。     

近10 a武汉市城市热岛效应演变及其#br# 与土地利用变化的关系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布局及局部气候改变等因素使得城市热岛效应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当前城市环境研究热点之一。以武汉市为例,应用遥感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选取2004~2015年5个时相Landsat系列影像数据,利用单窗算法反演地表温度,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热岛强度分级,获取了近10 a武汉市城市热岛效应变化结果,并分析了武汉市11个辖区城市热岛效应动态变化特征及热岛效应与土地利用变化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自2007年后,武汉市老城区热岛面积持续减少,而新城区热岛面积则持续增加,呈现出以老城区为中心向新城区扩张的趋势,至2015年,新老城区热岛面积仅相差20.74 km2;（2）东西湖区、蔡甸区、江夏区与洪山区是近些年城市热岛面积增长较为显著的辖区,其中江夏区的热岛面积年际变化最大,最高值达95.42 km2;（3）城市热岛效应与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年际平均值拟合关系显示,2004~2015年,城市热岛效应与建筑用地的R2值最大,为0.681 2,建筑用地面积的增加是城市热岛强度面积扩张的重要影响因素。     

2000~2014年武汉市城市扩展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不同时相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采用面向对象的解译方法提取了武汉市2000、2005、2010和2014年的土地覆被信息,从城市扩展强度指数,城市中心坐标迁移和分形维数等方面分析了武汉市2000～2014年城市扩展时空特征。结果表明：2000～2014年间,武汉市城市扩展强度指数为1.41,各主城区城市扩展强度不一,洪山区建设用地的增加对主城区城市扩展的贡献最大;在扩展过程中,武汉市城市分形维数增加,城市空间形态变复杂;其扩展呈现核心-放射扩展模式,并逐渐转向圈层式;自然条件、经济、人口、交通、政策和城市规划是武汉市城市扩展的主要驱动力,但随着交通的发展,自然条件和经济对武汉市城市扩展的驱动作用正逐渐减弱。     

基于圈层建设用地密度分析的中国主要城市扩张的时空特征

基于圈层建设用地密度分析,提出了城市扩张核心度指数;通过计算城市扩张核心度指数和城市扩张强度指数,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27个主要城市距城市中心不同距离区域的城市扩张的时空模式。研究发现:(1)1990~2010年,大部分城市核心度指数不断降低,城市空间结构变化与国家区域政策密不可分,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1990~2000年东部沿海地区城市核心度值减少幅度较大,2000~2010年则是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降低明显。总体上看,西部和东北部城市的核心度指数要高于东部和中部的城市,结构更加紧凑。(2)城市扩张最活跃的地方总是出现在核心区边界附近,并不断向外推移。(3)城市的形态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1990~2000年,一线城市扩张的强度和范围远大于其他城市;2000~2010年,二三线城市的扩张强度和范围明显增加。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逐渐由单中心扩展向多中心协同发展转变,而经济相对落后西部城市和东北部城市,城市结构比较紧凑,保持着单中心的城市形态。     

武汉城市群夏季热岛特征及演变

利用2000~2010年共11期MODIS地表温度资料和多源多时相的遥感影像分类结果揭示武汉城市群的夏季热岛效应,反演并计算出10 a间武汉城市群日间和夜间的热岛强度变化、土地覆盖类型和城镇用地面积。在对不同时相的地表温度数据进行热岛指数归一化处理的基础上,分析了武汉城市群热岛的分布特征及年代演变,定量分析了武汉城市群以及中心城市武汉市不同热状况区面积的变化和热场的变迁。结果表明,武汉城市群夏季热岛效应较为明显,其中武汉市是主要热源和热中心;自2000年起,武汉城市群城乡温度差异逐步减小,热中心分布向外扩散,城市热岛区域急速扩张,整体热环境趋于恶化;新兴城区的开发增加了武汉市的热源分布,人工表面的增加以及自然表面的减少导致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加剧。     

太湖流域城市化水平及外来人口影响测评

太湖流域属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200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6.1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自改革开放以来,该地区工业化发展迅速,由以乡镇企业为主过渡到外资和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就业迁移人口,成为全国流动人口的主要集中区。同时使得外来人口成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以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太湖流域外来人口来源的地域和城乡构成,计算了外来人口数量及分布情况,指出外来人口的城乡非均衡分布促成地区城镇化率的小幅上升,太湖流域各地区的上升幅度在2%左右,部分解释了隐性城镇化率的产生。在城市市区,外来人口平均占到总城市人口的18%。对于50万人口以上城市,外来人口比重与城市规模表现出良好的相关性,可用于指导城市人口规模及地区城镇化水平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