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古诺市场动态系统的均衡及复杂性研究

目前国内外关于排污权交易方面的研究很多,但是大多数学者在排污权交易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讨论中忽略了排污权交易对产品市场结构的影响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市场体制并不完善的条件下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有可能导致排污权交易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的扭曲,必须对此加以研究.文章建立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的古诺离散动态系统模型,分析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古诺市场动态均衡及其稳定性问题.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当排污权交易价格、厂商调整产量的相对速度、边际污染治理成本以及边际生产成本等参数发生变化时,纳什均衡点失去稳定性,经倍周期分叉后出现混沌状态.厂商调整产量的相对速度越慢,厂商的利润越稳定;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边际污染治理成本、污染排放系数以及排污权交易价格等参数越大,厂商要承受的风险也就越大,厂商对产量的调整余地也越小,厂商的利润相对稳定.     

水污染治理的微分博弈及策略研究

随着水污染态势的日益加剧,急需改变原有的政府考核机制,树立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政绩观。在生态文明考核的视角下,考虑到河流中污染量变化影响,本文构建了基于连续时间的政府与企业水污染治理微分博弈模型,并获得了一组反馈纳什均衡解,得出了相对于生态文明环保政绩考核重要性的企业污染物产量下降梯度和政府治污努力上升梯度。分析表明:企业的均衡污染物产量与生态文明环保政绩考核重要性水平负相关;政府的均衡治污努力与生态文明环保政绩考核重要性水平正相关;企业的均衡污染物产量与单位排污费负相关;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减排成本,加大对不法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均可提高控污效果;制定合理的地方政府生态文明环保政绩奖惩制度,可提高其治污努力程度。此外,本文还运用数值仿真,验证了生态文明环保政绩考核的重要性水平与企业的污染物产量和政府的治污努力的关系。最后提出有效解决河流污染问题的相关对策措施:从考核的分配公平维度、程序公平维度和互动公平维度来构建合理的生态文明环保政绩考核机制,并提高生态文明指标在政府政绩考核中的权重;构建合理的生态文明环保政绩奖惩机制,该机制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挂钩,也与官员的个人利益、地方政府利益和部门利益、政府组织的整体利益挂钩;建立企业排污行为奖惩机制,包括对企业超标排放的处罚和对积极实行减排技术创新、清洁生产企业的奖励,制定合理的排污费的收取标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减排成本;提高政府环境保护工作能力,降低政府的治污工程成本和管理成本。     

考虑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企业生产优化

文章旨在探究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对排放依赖型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从企业生产运作层面,综合考察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下企业在产品生产、污染削减、初始排污权购置、二级市场交易等环节的最优决策行为,以及其与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企业适宜生产的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空间以及企业是否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二级市场价格临界点,深入论证并厘清了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对企业最优决策及决策结果产生影响的方式及其边际效应;最后,算例分析从多个角度清晰展现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场景以及产污系数、削减成本系数等变化对企业生产决策及其决策结果的复杂影响与变化规律,并验证了所得结论。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在产品产量、污染削减、排污权占用等方面最优决策行为都是追求其边际效应与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相一致,而与一级市场价格无关。(2)企业最优初始配额购置决策由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共同决定,而排污权初始配额则直接决定了理性企业在排污权二级市场的交易状态(出售或购买)及其交易量。(3)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提高对企业产品生产与污染处理环节的净收益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其购置初始配额净收益具有正向影响;相应地,排污权一级市场价格特定时,随着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的提高,企业最优利润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U"型变化趋势。(4)初始有偿分配可以有效遏制排污权这类公共资源分配中腐败问题的滋生并体现公平性原则。研究结论可为排污依赖型企业适应与利用排污权两级交易市场并合理制定生产决策,以及政府完善机制设计与调控策略等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市场导向的流域生态补偿措施是政府补偿机制下的对流域水资源进行生态补偿的重要措施,市场导向的补偿措施之一是构建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理论构架尚未建立。本文尝试通过借鉴碳排放交易体系来构建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探讨对中国现阶段以政府补偿为主要内容的流域生态补偿进行补充。本文在借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三阶段改革内容基础上,结合水污染排放特征,构建了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并通过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基于考察流域内上、下游排污企业进行水排污权交易的内在动因,从理论层面分析水排污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研究表明,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同样可采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其基本要素包括水污染排放上限、覆盖范围、配额分配方式、交易保障体系、法律基础等;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充,形成了"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市场机制有效补充"的协同模式;上游地区企业获得的生态补偿主要源于分配得到的水排污权,市场机制能够激励上游地区污染减排。最后,本文提出水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进:制定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界定排放权的所有权和可交易性质;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定位仅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补充,决不能忽视政府补偿在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水排污权交易不局限于某个地区内部,而应该分流域建立水排污权交易,从而实现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需兼顾补偿与惩罚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激励污染减排。     

湖域工业初始排污权纳什议价模型研究——以江苏省太湖流域纺织行业为例

针对湖域工业初始排污权定价问题,文章从多利益相关者合作视角出发,结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利用合作博弈理论构建了基于多利益相关者合作的湖域工业初始排污权纳什议价(Nash-Bargaining)定价模型。即在满足湖域水环境排污权总量控制及区域产业规划调整方案的前提下,通过政府主体与行业主体之间考虑议价能力系数λ影响的Nash-Bargaining,求解符合价格约束的行业初始排污权价格的最大满意解。其中,价格约束通过求解行业治污成本函数的Aumann-Shapley值给出。并以江苏省太湖流域纺织染整行业为例,针对湖域工业点源氨氮初始排污权定价问题,对比分析了Nash-Bargaining定价模型与江苏省太湖流域现行氨氮类资源价格,结果表明:议价能力系数λ对Nash-Bargaining定价模型影响显著,λ的合理区间为0.5≤λ≤0.7,现行氨氮初始排污权价格对应于0.3<λ<0.4时的情况,不利于初始排污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现行氨氮初始排污权价格的标准化系数ξ=0.91,以λ=0.6时的价格为例,Nash-Bargaining定价模型所给出的价格的标准化指数ξ=0.85,具有比现行价格更强的资源补偿性能,考虑到太湖流域污染现状,Nash-Bargaining定价模型所得价格可行性更强。因此,建议适当调高氨氮初始排污权价格。     

雾霾污染、规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演化仿真研究

研究公众参与雾霾治理和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策略选择对于"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基于一个公众以健康损失和迁徙损失为代价要求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公众不参与,政府不规制"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然后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查和公众参与第三方监管,构建中央-地方-公众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模型收敛于理想"合作"演化均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能够以环境行政管制调控地方政府不规制行为与动机,公众参与的第三方监管作用以改变地方政府理性预期为前提,系统能够实现"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理想演化稳定均衡。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影响公众第三方监管可完全替代中央政府行政管制作用,有助于形成解决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政府"中梗阻"问题的共同制约机制。新时期,为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中国环境管理需要形成生态文明理性预期,建立环保督查长效机制;强化地方治污监督责任,落实企业主体治污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基于博弈论的北京市新能源产业发展支持路径研究

本文以北京市政府和新能源企业为主体,考虑政府调控成本、财政补贴、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及贷款利率等因素,建立博弈模型。研究发现:纳什均衡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福利间的最优组合;合理的政府补贴、较低的银行贷款利率和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能提高企业边际收益和产出;政府对新能源产业评估效益过低,产业调控成本和环保补贴力度过高,导致企业收益函数递减。由此,建议大力推广PPP、"互联网+项目租赁"、项目证券化、Yield Co(收益+公司)、政府引导基金等模式,充分利用新三板、债券市场等多种渠道融资;同时,利用北京市众多科研机构的优势,提高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实现能源结构优化转型。     

二氧化碳动态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影响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可以反映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既是气候政策制定的科学基础,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基于三种方向性距离函数的行为模式构建三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计算方法,测度中国30个省份(未涉及西藏和港澳台地区)1998—2019年间三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并从全国、区域和省份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在进一步分析中,从减排空间和技术进步两个视角构建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同时进行实证检验。测算结果表明:①经济主体从“传统-弱”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为负,从“传统-强”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趋近于零,从“弱-强”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均为正。②三种测量方法下边际减排成本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区域规律一致,均为中部较高,东、西部较低;不同区域和省份间同一种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别较大。影响机制的进一步分析显示:①减排空间和技术进步是影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先后起主导作用。②只有当减排空间足够大,经济行为主体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和节能减排政策处在初始时期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节能减排政策才能起到降低边际减排成本的效果。③技术进步具有周期性。现阶段中国绿色技术处于快速发展的初步成长期,对技术的投入处于沉没成本阶段。虽然削减减排空间能够倒逼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并不能够起到显著降低减排成本的效果。因此,在减排政策的制定中要注重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持续推进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考虑技术进步前期“沉默发酵”的特性,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时要协调推进可持续发展。     

区域排污权交易系统监管机制均衡分析

有效的监管体系是发挥排污权交易制度优越性的根本前提.针对目前我国长期以来环境执法中"两高-低"的困境,本文通过构建管制者与排污企业之间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企业的经营决策,包括生产、削减、违规与许可证交易等,进而从监管力度、许可证分配、违规处罚结构三方面,对有效实现总量控制目标的最优监管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严格依据总量控制目标的前提下,社会福利最大化与管制成本有效的监管机制目标一致;然而,管制者的执法收益应当得到足够警惕,在低执法收益下,社会最优的监管策略是采用边际处罚线性或递减的惩罚结构,设定足够的监管力度以激励企业守法排放;而当执法收益过分大于制裁成本时,任何追求成本有效的监管机制都会使制度流于形式.此外,在企业微观信息未知的情况下,结论依然具有指导意义.最后,结合结论对我国排污权交易监管现状进行了初步探讨.     

基于最优拍卖数量和资金再分配模型的碳市场有偿分配机制研究

拍卖作为一种有偿分配机制已经确立为我国碳市场配额分配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拍卖机制的灵活运用以及与市场运行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传统的排放权拍卖理论以政府收入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并没有将企业预算和交易策略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同时对于拍卖收入资金的再分配方法缺乏可行的指导。本文将企业的成本约束(或预算)作为一个因素引入,提出了最优拍卖数量模型以及基于双重红利思想的资金再分配模型。分析表明最优拍卖数量由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和二级市场弹性系数决定,二级市场弹性系数则取决于排放的不确定性水平;边际减排成本越高的企业,其承受的拍卖成本随着拍卖价格增长越快,这可能导致减排空间小的企业承担的拍卖成本增长过高,从而产生不公平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轮竞价的资金分配策略,根据企业参加拍卖的投标情况间接评估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水平,并制定相应的补贴标准。最后以广东碳市场为例,从市场结构、履约成本、市场价格三个方面深入讨论了拍卖对碳市场的影响以及最优参数的选择策略。广东的经验为拍卖机制的引入提供了良好的建议:在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引入拍卖机制可以快速建立一级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由于历史法的不可靠,拍卖会将履约成本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放大,加剧市场的不公平问题,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拍卖收入资金的循环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一问题;短期内拍卖底价是政府建立市场预期的辅助工具,是在二级市场供求关系尚未建立时的一种过渡手段,但从长期来看随着二级市场的成熟,底价政策应该逐渐放松或退出,建立起一级市场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联动的定价机制。     

当前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现状分析与思考

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土地管理的基本国策，农户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在耕地保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何充分调动农户的耕地保护性。提高农户的耕地保护主动性和责任心，对我国耕地保护效果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江西省16个县（区、市）952户农户的实证调查数据。从对国家耕地政策认识、耕地征用意愿、耕地保护责任认识、耕地质量保护投入等方面剖析了当前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现状。并进而提出调动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对策建议。     

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新疆工业结构研究

本文选取了新疆33个工业部门,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1997-2001年和2002-2009年两个时段的工业结构体系变化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对各部门的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偏离分量等指标的计算,并结合新疆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得出以下结论:新疆工业部门整体结构较好,但竞争力偏低,主导产业不明确,朝阳产业不突出。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三点对策建议:①采用新技术,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部门竞争力;②确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发挥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③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朝阳产业,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     

Study on Disturbances and Its Effects on Nature Reserves

1 INTRODUCTION Nature reserves are special regional ecological systems. They are the cornerstone for the protection of ecosystems on a global scale (Fuentes et al., 2000), and a necessary method to protect biological resource, species,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ecosystem (Zhang, L.Y., et al., 2002). Since the 1970s the research for designing, planning, and managing various kinds of nature reserves has seen rapid development. Many sorts of disturbance factors occurring in nature reserves, …     

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基于此背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首先,依据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199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方法测定各地区绿色福利;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了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绿色投资与绿色福利之间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1%。因此,政府应当采用差异化的利率,减免税收或增加补贴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从而提升公民的绿色福利。②教育程度在1%显著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78%。因此,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③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出口,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绿色福利。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④公众诉求与绿色福利在一定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绿色福利低的地方,居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诉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企业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绿色福利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绿色消费与企业绿色创新协同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绿色福利提升的目的。     

环境健康价值评估中的年龄效应研究

在环境健康价值评估研究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焦点之一,也是重要的学术问题。长久以来,环境政策效益评估中是否应该赋予老年人较低的统计寿命价值一直存在广泛争议,且尚未得到一致性结论。通过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益进行了抽样调查,并采用MNL模型对北京市约500个居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估算了不同年龄人群对健康风险减少的支付意愿,针对中国人群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探讨。结果表明:一方面,在总体样本中设置年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即年龄因素对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死亡风险降低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大支付意愿相对越小;另一方面,不同年龄人群分组样本结果显示,统计寿命价值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统计寿命价值在中国存在"老年折扣"现象。研究结果可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健康效益分析中如何考虑年龄的影响提供重要依据。     

基于产业生态学的工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介绍了产业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及系统分析方法，举例说明了产业生态学在工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并对应用中面临的问题作了分析，为进一步开展产业生态学在工业系统中的应用打下了基础。     

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研究

人力资本综合存量的度量方法有采用产出法分析,也有用投入法来分析;有从理论上推理,也有从经验数据上论证。分析方法有从教育人力资本角度出发,也有从健康人力资本角度出发。而绝大多数文献很少将教育和健康因素同时纳入考虑,仅分析其中一个方面无疑会带来测量的误差。若能同时考虑教育和健康,由新的度量方法产生新数据,由此带来新结论或是能对已有结论作进一步地论证,则是对以往文献研究的一个补充。因此,本文从四个维度建立新型人力资本综合测量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进行了衡量。其中四个维度主要是指教育、劳动力再培训、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在此基础上,把人力资本综合存量这一指标引入Solow模型中,构建扩展的Solow模型。利用扩展Solow模型,并结合最新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建立扩展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在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协调各项工作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针对教育投入,全民人口素质,中高端人才培养,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基于产业化发展的农业人才“回流”问题研究

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人才支持,但长期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偏向城市的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等,造成农业农村人才大量流失,出现人才"空心化"、产业化人才匮乏等问题。随着农业生产链条的不断延伸及分工与合作的逐步深化,满足产业化需求的人才结构也逐步细化,许多关键领域的人才缺口较大,如:推动产业化扩张和规模化发展的规划管理人才,提升产业科技水平和产业链延伸交融程度的农业技术人才,促进产业链顺利延伸和产业集群发展的综合服务人才等。当农业农村现有人才存量无法满足产业化发展需求时,在地方政府指导下,合理引导掌握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农村籍大学生以及非农籍社会人才回流农业,是确保农业产业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相应的,实现人才顺利回流农业,需通过日益延伸的农业产业链内部市场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并引导产业化紧缺人才组成专业型或互补型人力资本团队并积极参与产业化过程。     

岷江汤坝航电枢纽工程对水环境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长江上游岷江航电的开发对水环境带来的影响,选取岷江航电梯级水库中的第二级汤坝航电枢纽工程为研究对象.利用2016年的监测数据,分析了现状年库区渠化河段来流负荷,通过构造MIKE21水动力水质数学模型,对汤坝建成前、汤坝建成后和Ⅲ类来水情况下渠化河段的水质变化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了支流汇入后的污染带变化,并计算了3种情景下的水环境容量.结果 表明,现状年库区渠化河段来流污染源负荷主要来源于岷江干流.汤坝建成后,坝前CODcr和NH3-N浓度均满足Ⅲ类水质标准,TP浓度属劣Ⅴ类;在Ⅲ类来水情况下,坝前CODcr、NH3-N浓度满足Ⅲ类水质标准,TP浓度属Ⅴ类.支流汇入渠化河段形成的污染带面积较天然状态下发生变化:除镇江河和筒车河NH3-N不形成污染带以及太和河NH3-N的污染带面积减小外,其余支流水质因子污染带面积均较建设前增加.汤坝建成后,坝址处CODcr的水环境容量减少3280 t/a,NH3-N水环境容减少368t/a,TP无剩余水环境容量;Ⅲ类来水情况下,CODcr和NH3-N的水环境相比建设前减少,TP无剩余水环境容量.筒车河三类水质因子水环境容量增加,而镇江河水环境容量减小,建坝前后太和河均无剩余水环境容量.研究可为岷江航电污染源削减及应对措施的指定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双主体博弈的地方政府任期对区域环境合作稳定性影响研究

区域内地方政府合作是解决跨界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决定了任期长短对地方政府是否环境合作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博弈论分析方法,针对地方政府任期对区域环境合作的稳定性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首先,分析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时两个地方政府非合作与合作情形下的均衡污染排放量,构建基于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并讨论两个地方政府采取冷酷战略时彼此合作的临界贴现因子。然后,基于有限次重复博弈模型讨论了临界贴现因子与任期长短的关系。研究发现,贴现因子高于临界水平是地方政府选择环境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地方政府的任期越长则临界贴现因子越小,地方政府之间环境合作稳定性越强。基于此,提出了地方政府任期及环境保护终身追责等促进区域环境合作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