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对农村非农就业影响的实证

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性,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道路所证实。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都曾经或必将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利用2003-200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个体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就样本个人特征而言,户主或家庭主要经营者、男性、文化程度较高、身体健康的农民从事农村非农就业的意愿更强,职业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村非农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是否农业户口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就样本家庭特征而言,家庭类型会影响农民在农村的非农就业倾向,同时,乡村干部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倾向性更强,少数民族户和信教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倾向性较弱,"是否国家干部职工户"、"是否党员户"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重视农民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差异,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促进农村非农就业是我国政府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重要战略选择。     

粮食补贴政策与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研究

粮食补贴政策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随着国家粮食补贴资金投入力度的逐年加大,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提高,家庭劳动时间分配很可能因此而产生调整。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嵌入粮食补贴政策的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模型,理论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然后基于粮食主产区安徽省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方法,实证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供给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调动农民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在农业内部工资率低于非农均衡工资率的情况下,这种由粮食补贴政策诱发的农户劳动就业行为变化对家庭经济收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当前的转移支付水平;若粮食补贴政策旨在稳定或增加农民收入,那么当前的补贴政策需要进行根本性调整。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联合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农村住户数据,采用多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决策和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生计决策相互关联。总体而言,土地转入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正相关,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负相关。土地转出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正相关,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负相关。②土地流转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等生计策略的关系与农地流转规模相关,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土地转入与非农劳动力转移之间未有显著关系,与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大规模的土地转入与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和非农就业决策显著负相关。③土地流转是否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决策还取决于地区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平原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决策未有显著关系,而机械化程度较低的高山、丘陵、高原等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和非农就业决策分别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替代程度的增强,土地流转对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效应减弱。政策建议是:①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劳动力市场发展,推动农户土地流转参与,促进转出户生计向非农专业化转移,促进转入户农地适度规模经营;②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提高农机和农技融合使用深度和广度,提高农机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增强转入户农业劳动力农地规模经营的能力,增加农业生产比较收益。     

外出务工经历对回流后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广东省云浮市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从农村向城镇的人口流动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正逐渐从单向转变为城乡双向流动的格局,这一变化将深刻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前景。本文运用广东省西部山区云浮市的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非农就业决策模型,探讨劳动力回流对于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的回流的确促进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对于那些2000年以后回流、在外务工时间较长、变换工作次数较多的具有丰富外出工作经历的回流者尤其如此。这些劳动力在外务工过程中,实现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其回流后对农村非农经济的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主体,在新的劳动力流动格局下,农村劳动力的这种特征转变将促使劳动力在回流后加速向非农产业转移,推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最后,本文就如何适应新的劳动力市场趋势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

农地确权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收入效应研究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且缺少更严谨的证明。本文基于浙江大学2017年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CRHPS),借助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实证考察了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并构建了一个中介效应模型,从土地流转和劳动力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机制。研究发现:①农地确权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其他类型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OLS方法高估了农地确权的实际增收效果。②土地流转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农地确权有促进土地转出和抑制土地转入的趋势。③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地确权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的有效路径,农地确权促进了农业劳动力转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生产,通过直接提高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增加了农户家庭总收入。④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好,农户家庭在生产生活方面普遍向城镇转移,导致农地确权带来的土地安全感知不明显,影响了农地确权激励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积极作用,进而影响农户增收效果。研究认为,农地确权工作结束后,为促进不同地区的农户家庭持续稳定增收,应尽快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具体包括宣传农地确权政策,扩大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发挥土地财产功能等。     

失地农户养老保障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我国多元化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下,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分担不同角色并承担相应功能,也都可能会影响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进而影响我国的"人口红利"水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农村土地的劳动吸附性和农业的资源禀赋特征,土地征用只会影响到农业劳动供给而不会影响到非农劳动供给,农民不会因为土地被征用而减少非农劳动或直接退出非农劳动市场,土地征用并不会显著影响非农就业的"人口红利"。养老保障制度则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效应的分化,养老保险覆盖率不会对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是否享受养老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却会显著影响总体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对失地农户而言,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对农业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存在明显的效应差异,实施具有更高参保率的养老保障制度并不会降低失地农户群体劳动供给的"人口红利",应当建立全覆盖的养老保障制度,并强调失地农户保障制度覆盖的福利功能,同时,也应正视养老保险待遇的政策效应,它会对劳动供给尤其是非农劳动供给产生负效应,进而影响到我国"人口红利"水平,因而应突出养老保险待遇这一政策工具的劳动供给功能。我国正处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刻转型期,应协调好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平衡好保障制度的福利功能和劳动供给功能,建构起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失地农户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区别化和差异性的就业制度,完善失地农户劳动力的配置与管理。     

生计资本与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

在SLA框架下,从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两方面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0-2009年全国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生计资本不同方面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大小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①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的兼业状态和农村劳动力素质两方面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兼业程度与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农户适当的从事非农兼业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但兼业过度(家庭非农劳动力比例超过0.480)会导致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因此,应适当地鼓励农户从事非农兼业活动,并创建促使过度兼业农户真正向非农产业转化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本素质对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正向影响,应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素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②土地资本主要通过土地资源禀赋、土地细碎化和土地产权性质三方面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其中土地资本的自然禀赋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土地细碎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土地细碎化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和市场流动性的增加能够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因此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降低土地细碎化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效途径。     

农地确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经验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农村转移人口规模巨大，但转移速度逐渐放缓，从农地确权的角度探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潜力是否消耗殆尽很有必要。基于农地确权的制度实践，该论文旨在解构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特殊性，将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视为包括四类主体（农民、农民工、新市民、市民）的三阶段（农村割舍、城市进入、城市融入）进程，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效应和滞后效应，进一步讨论其对劳动力家庭化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存在阶段异质性，促进劳动力第二阶段身份转变而阻碍第一阶段产业转移和第三阶段社保转型。然而，农地确权在促进劳动力乡城转移上也有滞后性，确权时间满2年的劳动力家庭参与非农就业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分别提高16.9%和1.9%。(2)农地确权在影响劳动力家庭化迁移上具有分位异质性，能够显著提高低分位劳动力家庭的举家迁移比率而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比率。基于此，政策设计重点在于：(1)分阶段、分类型推进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一方面增强农地确权的农村推力，在转移第一、第二阶段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托管、退出机制以供给农民、农...     

农地分配制度不是农地冲突的根本原因——基于湖北和湖南农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地冲突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在—些地方相当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探讨农地冲突的原因有助于化解农村矛盾及构建和谐繁荣的农村社区。本文利用笔者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收集到的数据,应用Logit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分配制度、非农就业收入及其差距和人力资本等可能引起农地冲突的因素的影响。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本文并没有发现农地分配制度是农地冲突的显著诱因,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农地在改革初期是按人口或劳动力平均分配的,其后的调整大多也是经农民自主协商按照市场规则完成的,并没有引起农民的明显不满,因而也就没有成为农地冲突的诱因。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收入差距和家庭人力资本对农地冲突的影响显著,非农就业收入越低,其差距越小,家庭人力资本越多,农地冲突发生的概率越大,是农地冲突的主要诱因。这表明非农就业收入越少,农民通过非农就业增加家庭收入的隧道效应越弱,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大,农地就越重要,农地冲突越容易发生;家庭男性成员越多,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在打架斗殴和上访诉讼中越占优势,农地冲突也越容易爆发。因此,为了减少农地冲突,应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限制丛林行为。     

非农就业、社会保障与农户土地转出——基于30镇49村476个农民的实证分析

基于江苏省沭阳县的调查数据,对农民非农就业、社会保障与其土地转出意愿与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所具有的多重功能价值对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土地的直接经济价值与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土地转出预期价值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最大,农民土地转出的预期回报对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若有完善的非农就业环境与社会保障制度能代替土地本身承载的就业价值与社会保障功能,则会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其次,Probit和Tobit模型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具有非农就业经验以及家庭非农劳动力越多的农民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的面积也越多;农民参加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土地的保障性功能相对就越小,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越低,从而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的面积也越多。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营造良好的外部就业环境,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启示。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的新探索

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大背景下,探讨我国农民工发展的特点和问题.首先从大中城市的利弊分析入手,探讨了小城镇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分析发展小城镇是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的根本途径;然后从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指出随着第三产业比例的增加尤其是服务韭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总结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加大农民工的就业力度的关键;进而从体制上探讨如何改革城乡的二元结构问题.总之,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在流动、就业、安置上的问题,这就应该从国家的体制方面、政策方面及人的观念上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终推动力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就是为了合理稳步地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当前就业发展态势的分析与判断

本文在对中国当前就业形势分析的基础上,对就业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判断。     

山东省就业空间模式及机制研究

利用2000年山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山东省139个县（市、市区）的就业人口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分层聚类分析。得出连续型圈层、非连续型圈层、跳跃式圈层、混合型圈层、母子型圈层、核心转移型、双核非连续型、带状等8种就业空间模式。并从中心城市、交通、城市间关系3个方面总结出各种模式的形成机制。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An Econometric Study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Abstract： his pap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aking account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to Carlino-Mills＇s model on the regional growth. Two-stage-leastsquares and ordinary-least-squares were employed. Recent data for district （grade） citi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5） were used.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was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econd, urban popul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both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but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rural urban land conversion was more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did. We also found that： firs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positive way,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negative way, and vice versa; second,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positive way,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negative way.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key of urbanization i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specially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which might promot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harmoniously.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Employment and Land: An Econometric Study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aking account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to Carlino–Mills’s model on the regional growth. Two-stage-leastsquares and ordinary-least-squares were employed. Recent data for district (grade) citi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5) were used.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was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econd, urban popul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both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but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rural urban land conversion was more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did. We also found that: firs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positive way,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negative way, and vice versa; second,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positive way,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negative way.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key of urbanization i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specially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which might promot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harmoniously.     

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下的就业转移

在人均GDP可比水平下,我国农业就业份额远高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日本、韩国、台湾省,年均农业就业份额下降速度及人均GDP每增长1 000 GK$农业就业份额下降速度均落后于日本、韩国和台湾省。这表明我国农业就业非农化转移相当缓慢,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延续发展经济学假设,结合新古典理论分析,表明影响农业就业转移的因素包括:资本增长率、创新强度、技术进步的劳动节约偏向和边际劳动产出递减的倾向。利用我国非农产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技术进步的劳动节约偏向是就业转移滞后的深层次原因。     

西部地区促进农民工就业的产业选择

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存在大量返乡农民工和就地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工亟待"就业"与企业亟待"用工"凸显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矛盾和产业结构偏差。西部地区调整产业偏差,进行慎密的产业选择,成为必然。通过构建农民工产业供求模型,对农民工产业流向进行理论分析,表明在区域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的过渡期以及在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和高端技术产业对资本和技术的偏好,限制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通过运用比较分析法,考察西部产业选择的宏观与微观条件,透析出西部的资源特点、产业发展现状、城镇化水平、非农产业收入状况、非农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在理论模型推导和现实社会经济状况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选择思路和选择结果,即西部地区应重点发展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旅游和旅游服务业和公益事业。     

渝鄂湘黔接壤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研究

渝鄂湘黔接壤地区是位居我国腹心的重要待开发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就业转移问题;突出,１９９６年农村劳动力剩余量达８００～１０００万人,且呈增长趋势。到２０１０年,农村劳动力将达２２００万人,剩余量约达１２００～１４００万人,就业压力很大。本区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应实行就地转移和输出转移双管齐下,其转移的主要领域包括商品农业、乡镇企业、生态经济经营型生态环境建设及劳务输出等。研究结果说明,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