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低碳农业绩效评估及边际减排成本分析

本文在构建含有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农业经济核算框架的基础上,利用方向距离函数估算了中国31个省(市、区)的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并引入碳排放影子价格对各省区的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处于低碳农业绩效1区,距离函数值均为0,其余省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相对较低;2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三年平均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处于前列,减排成本较高;而西藏、青海两地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最低,农业减排成本较低;3全国农业碳排放平均影子价格呈逐年增大趋势,且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4基于距离函数值、碳排放影子价格的数值差异,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类:内蒙古等4省1市1区属于"高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北京等8省2市属于"高绩效高成本"型地区;江西等5省3区属于"低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山西等5省1市1区属于"低绩效高成本"型地区。     

二氧化碳动态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影响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可以反映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既是气候政策制定的科学基础,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基于三种方向性距离函数的行为模式构建三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计算方法,测度中国30个省份(未涉及西藏和港澳台地区)1998—2019年间三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并从全国、区域和省份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在进一步分析中,从减排空间和技术进步两个视角构建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同时进行实证检验。测算结果表明:①经济主体从“传统-弱”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为负,从“传统-强”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趋近于零,从“弱-强”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均为正。②三种测量方法下边际减排成本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区域规律一致,均为中部较高,东、西部较低;不同区域和省份间同一种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别较大。影响机制的进一步分析显示:①减排空间和技术进步是影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先后起主导作用。②只有当减排空间足够大,经济行为主体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和节能减排政策处在初始时期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节能减排政策才能起到降低边际减排成本的效果。③技术进步具有周期性。现阶段中国绿色技术处于快速发展的初步成长期,对技术的投入处于沉没成本阶段。虽然削减减排空间能够倒逼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并不能够起到显著降低减排成本的效果。因此,在减排政策的制定中要注重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持续推进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考虑技术进步前期“沉默发酵”的特性,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时要协调推进可持续发展。     

煤炭资源开采环境污染物影子价格的估计——基于安徽煤炭企业的调查数据

环境污染物的影子价格体现了污染物的边际减排成本,是政府制定公共环境政策的重要依据。本文在环境技术的基础上,扩展了传统的产出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进而构建了能够将多种环境污染物的影子价格进行综合估测新的影子价格模型。采用这种新的模型方法和安徽煤炭开采和洗选企业的样本数据,对煤炭资源开采利用过程中排放的三种主要环境污染物——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影子价格进行了估计。结果发现,2009年,安徽煤炭开采和洗选企业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平均影子价格分别为0.021 6万元/t、0.031 37万元/t和0.178 48万元/t。这三种环境污染物的影子价格存在差异,反映出安徽煤炭开采企业处理不同环境污染物所面临的环境成本是不同的。环境行为监管者在做出环境规制决策前要充分考虑到这个前提。     

中国资本回报率:考虑碳减排成本的新核算

对资本回报率进行绿色核算既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同时也是判断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依据。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1960—2014年碳排放的影子价格;利用Hall-Jorgenson租金公式测算剔除碳减排成本的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动态演变趋势。对中国资本回报率重新估算克服了因忽略碳减排成本而导致的高估,估算结果更加科学可靠。研究结果:(1)中国碳排放的影子价格由1960年的56.34元/t上升到2011年的1651.69/t,根据影子价格计算的碳减排成本占GDP总量的份额年均为31%。(2)不考虑碳减排成本和税收因素的基础资本回报率变动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52-1983年为第一阶段,资本回报率在波动中由高位逐步回落。1984—2010年是第二个阶段,基础资本回报率保持平稳。2011年以来是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呈台阶式下降趋势,特别是2012—2014年,税后的资本回报率已经难以抵补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3)考虑碳减排成本将导致资本回报率平均下降约12%。其中1960—1975年资本回报率呈下降趋势。1976—2008年资本回报率基本保持稳定,资本回报率平均值为15.2%。2009年以后,资本回报率则表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14年的估算值甚至降为-1%。本文仅考虑了碳减排成本,如果再考虑诸如二氧化硫等废气排放、废水与固废排放的成本后,绿色资本回报率的估算值将更低。建议: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应实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减税(尤其是生产税)政策遏制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另外,需要采取分阶段递增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步实现企业环境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小农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的效率与成本改进:倡导农地流转还是发展社会服务?

气候智慧型农业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所提出的积极响应气候变化、有效保障作物生产安全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碳减排是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的核心要义,而中国大量且长期存在的小农是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不可背离的重要主体。基于湖北省水稻主产区气候智慧型农业发展的调研,继而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小农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即低碳生产效率与碳边际减排成本进行测算,并进一步考察小农通过土地流转或农业社会化服务衔接现代农业,对低碳生产效率和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1)基于小农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仍处于\"低效率—高成本\"阶段,水稻低碳生产效率仍存在平均56%的提升空间;碳边际减排成本均值为34.13元/kgCE;(2)土地转入虽未能提升水稻低碳生产效率,但却具有碳边际减排成本优势;(3)生产雇工和农机服务对水稻低碳生产效率和碳边际减排成本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低碳生产效率的提升仍面临分工与交易费用的两难之困。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促进小农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实现低碳生产相关政策启示。     

中国水泥行业节能减排的潜力与成本分析

全球水泥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人类活动排放的5%,其中中国的水泥产量就占到世界总量的50%,连续25年居世界第一位,2010年中国水泥总产量达到18.8亿t。水泥行业是我国排放和耗能的大户,其产业特点是总体产量高,企业平均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和产品结构落后,因而,水泥行业节能减排行动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和基本内容,也是实现我国水泥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本文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和数据收集,在识别了18种水泥行业节能减排的典型技术基础上,以日产5 000 t的生产线作为基准,通过边际减排成本的测算,定量分析了我国水泥行业节能减排技术的减排潜力和成本,并最终得到这些技术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按照减排成本由低到高的排序,主要的减排技术分为能源利用效率、替代能源、混合水泥和CCS技术。最后通过分析我国水泥行业节能减排的技术现状及相关的政策障碍,给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和政策建议。     

山区生态补偿保护成本的空间差异研究

制定有空间差异的生态补偿标准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和难点。补偿标准的空间差异体现在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和付出的成本两个方面。其中,生态补偿保护成本因能准确反映某地关于生态系统保护的工作量和贡献程度而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针对山区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高度空间异质性的特点,以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为例,利用GIS技术结合统计资料和实地调研,核算了研究区的保护成本。同时使用面积内插法并从距离、道路、坡度和方向4个方面评价斑块可达性难易程度,进行保护成本空间化研究。旨在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生态补偿空间选择以及生态补偿效果评价提供参考和依据。结果显示:1通过考虑距离、道路、坡度和方向,计算得到宝兴县被管护林地的可达性系数,其范围在0—1之间,平均值为0.18,标准差为0.16。22010年,研究区流域生态补偿相关的保护成本为4 590.46万元,其中不同保护对象的投入大小顺序为林地自然保护区水土保持地草地水源保护地。3研究区不同海拔带保护成本及其构成不同,林地保护成本在1 000—4 000 m范围内均较高,这与研究区林地的广泛分布有关;草地保护成本集中在高海拔地区(3 000—4 500 m);而水源保护地保护成本集中在低海拔地区(1 000—2 500 m)。保护成本的核算准确性及空间化精度取决于对当地生态建设与保护措施的掌握程度和资料的收集、获取情况。本研究使用的可达性难易程度来调整保护成本的空间差异,是一种基于地理环境要素空间化思路和尝试。主要考虑距离、道路、坡度和方向4个方面,暂未考虑管护人员的交通工具、视域范围、办事效率等个体因素以及土地利用的限制。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

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文章对我国30个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将其分为低排放、中排放、高排放三个不同区域并进行比较。同时,基于STIRPAT模型和面板数据方法,文章分析了人口、经济和技术对不同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三个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差异性不断扩大;不同区域人口、经济、技术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是不一样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各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要达到曲线的拐点需要经历非常漫长的时间。另外,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当期经济增长将至少对未来2-3年的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对整个国家来说比单个区域要更大。基于上述,提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建议,以适应中国的低碳经济道路。     

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的农地价格矫正研究——以江都市为例

当前我国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加快使农地资源价值显化问题凸现出来，但在现行的政策与制度框架内，农地价格严重扭曲，不能完全表达农地的真正价值。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农地资源能合理配置并达到可持续利用，因此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农地价值核算体系与农地价格体系，并对现行扭曲的农地价格进行矫正。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利用边际成本定价的方法探讨体现农地真正价值的农地完全价格，并通过这一价格将农地的资源价值纳入整个绿色GDP核算体系中，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政策性建议之一。     

基于节能减排的中国省级工业技术效率研究

在考虑能源与碳排放的共同生产前沿分析框架下,运用基于DEA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中国1998-2010年省级工业技术效率,并分析了地区工业技术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测算结果发现,忽略能源与碳排放约束的传统效率测算结果高估了工业技术效率,地区工业环境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全国工业环境效率总体水平偏低,东部工业环境效率明显高于西部与中部。基于面板数据的Tobit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工业环境效率与人均收入呈U型曲线关系,财政分权、企业所有制结构及出口活动对工业环境效率有负面影响,其中,财政分权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外商直接投资、研发强度及进口基本上促进了工业环境效率的改善,"波特假说"得到了实证支持,"污染天堂假说"未能得到证实。基于节能减排和环境效率增进的工业增长转型,不仅需要考虑环境技术创新、能源结构调整、外资进入等问题,更需要切实关注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等体制性因素的影响,只有从深层次上打破体制性瓶颈,才能真正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和工业转型升级。     

中国城市产业结构与CO_2排放的耦合关系

产业结构与CO_2排放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产业结构与CO_2排放量的耦合关系。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1 km高空间分辨率网格CO_2排放数据(CHRED),运用耦合度模型,分析了中国288个城市产业结构与CO_2排放量的耦合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和CO_2排放量之间正处于中度耦合一致性阶段,以资源型为主的城市产业结构和CO_2排放量处于极度耦合一致性阶段;工业型城市耦合度和一致性均高于服务业型城市;其他类型城市则分布比较分散没有呈现一定的规律性,而在其他类型的城市中,工业占比相对较高的城市耦合度和一致性往往高于农业和服务业占比较高的城市。根据产业结构和CO_2排放量的耦合度和一致性关系,将现有的城市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产业结构与CO_2排放耦合一致性相关关系极强的城市,产业结构与CO_2排放耦合一致性相关关系较高的城市、产业结构和CO_2排放耦合一致性相关关系一般的城市以及产业结构和CO_2排放耦合一致性相关关系较弱的城市。通过对4种类型城市进行特征分析,4种类型城市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聚集效应,而且第二产业与碳排放之间的耦合一致性较高。     

欧洲能源复兴计划CCS示范项目实施进展与启示

碳捕集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作为最有前景可有效深度减排的低碳技术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推行,特别是欧洲,其作为全球CCS技术的先行者,一直在积极推进该项技术工业化进程.2009年,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EC)启动欧洲能源复兴计划(European Energy Programme for Recovery,EEPR),正式批准资助6个全流程CCS示范项目.这6个CCS示范项目囊括了当前所有可行的CO2工业捕集技术,运输方式以及封存方法,本文将对其基本情况和最近进展进行介绍,并重点对欧盟层面的CCS法律法规与此6个项目所在欧盟成员国的CCS技术与政策环境的交互影响进行比对和分析,以进一步系统评述欧洲能源复兴计划CCS示范项目带来的积极成果,包括达成减排目标和气候政策,建立欧洲CCS示范项目网络共享平台,获得CCS技术研发突破等,同时也详细列举了这些项目目前所面临的阻碍与困境,如相关法律政策缺乏执行力,融资困难,公众接受度低,技术成本高等.最后,试探讨欧盟能源复兴计划CCS全流程示范项目实施发展现状对我国未来CCS商业化走向的思索与启示.     

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发与示范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是一项新兴的、具有大规模减排潜力的技术,有望实现化石能源使用的CO2近零排放,被认为是进行温室气体深度减排最重要的技术路径之一.开展CCUS技术的研发和储备,将为中国未来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一种重要的战略性技术选择,受到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CCUS技术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出发,概括了该技术的特点及存在的主要同题,总结了当前中国CCUS技术政策,介绍了中国CCUS技术研发、试点示范、国际合作等的开展情况,并通过与欧美等发达国家CCUS技术发展与示范活动现状的对比,初步分析了中国CCUS技术发展方面存在的主要不足.为进一步推动我国CCUS技术的研发与示范,文章提出应加强国家层面的技术政策指导和宏观协调、引导资源有效配置;推动建设行业间的CCUS技术合作平台;重视CCUS来来技术应用软环境建设等有针对性的建议.     

Depth profiles of radiocarbon and carbon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organic matter and CO2 in a forest soil

Depth profiles of the specific activities of (14)C and carbon isotopic compositions (Delta(14)C, delta(13)C) in soil organic matter and soil CO(2) in a Japanese larch forest were determined. For investigating the transport of CO(2) in soil, specific activities of (14)C, Delta(14)C and delta(13)C in the organic layer, and atmospheric CO(2) in the same forest area were also determined. The specific activity of (14)C and Delta(14)C in the soil organic matter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in depth of 0-60cm, while that of soil CO(2) did not vary greatly at a soil depth of 13-73cm and was more prevalent than that of atmospheric CO(2). Peaks of specific activities of (14)C appeared at the depth of 0-4cm and Delta(14)C values were positive in the depth range from 0 to 15cm.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esent soil at a depth of 0-4cm had been produced from the mid-1950s up until 1963, and the bomb C had reached the depth of 15cm in the objective soil area. The delta(13)C in the soil organic matter increased at the depth of 0-55cm, while that of soil CO(2) collected on 8 November 2004 decreased rapidly at the depth of 0-13cm and only slightly at the depth of 53-73cm. By combining the Delta(14)C and delta(13)C of the respective components and using the Keeling plot approach it was made clear that the entering of atmospheric CO(2) showed a large contribution to soil CO(2) at the depth of 0-13cm and a negligible contribution at the depth of 53-73cm for soil air collected on 8 November 2004. Respiration of live roots was presumed to be the main source of soil CO(2) at the depth of 53-73cm on 8 November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