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耕地综合价值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

由于现行耕地征收补偿仅对耕地的农业经济价值以及部分就业保障价值进行补偿,忽视了耕地的其他价值,导致了耕地征收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产生.因此,合理制定耕地征收补偿标准对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耕地资源具有十分熏要的意义.论文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角度出发,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构成分解为农业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三部分,并分别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替代法和支付意愿法对他们进行量化测算,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按照耕地资源综合价值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农民将比现行征地补偿多获得6.6倍的补偿金,而且由于新的征地补偿能有效将耕地的外部性价值如社会稳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等内部化,清除了耕地征收中的市场失灵,更有利于耕地资源非农化配置效率提高.此外,由于新的征收补偿标准远低于现行的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因此,该标准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社会可接受的.     

城镇化进程中户籍非农化诱发的征地补偿收益分配冲突研究

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民城镇化进程中户籍非农化是必要环节之一。然而,征地补偿收益分配的成员资格标准依赖与农民户籍非农化所引致的成员资格瑕疵,征地补偿内容构成与农地权利体系的不对称性,以及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方案确定方式村民自治为主,司法救济为辅的内部依据标准冲突,致使在征地补偿收益分配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转非成员处于劣势地位,并诱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各产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发现,在征地补偿收益分配过程中,农转非成员要维护自身土地的合法权益,就应克服成员间原子化个体分布的特征,组建土地权益维护联盟,政府应重视并积极应对农转非人员的维权行为。同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关联互动,规范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征地补偿收益分配关系,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收益分配以地权为依据,土地所有权补偿收益分配以成员权为依据。     

对家庭农场中新型雇佣制度的思考

在家庭农场发展的不同时期采用的雇佣制度有所差异:初建阶段,主要是临时雇佣农工,以年薪制付给报酬;发展阶段,可以采用人身顶股制的做法;高级阶段,主要采用以"顶身股"为核心与临时雇工相结合的雇佣制度.文章重点论证说明了家庭农场中新型雇佣制度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①从雇佣性质上,农场主是活跃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民营"企业主",是新的社会阶层的成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②雇佣的原则是长期稳定.③雇佣制度有一般的雇佣制度和以"顶身股"为核心的新型雇工制度.④选择农业生产经验丰富、与农场主的利益关系相对一致的一家一户的雇工.⑤雇佣的形式主要有"带地佣工"、"二八种地"、"种地头"等.     

潘口水电站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研究

兴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不可避免地要征收大量农田,造成大量移民非自愿性搬迁.我国实行开发性移民的方针,强调农村移民主要采取农业安置的策略.然而,移民的迁入势必会对安置区居民的土地权益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根据"卡尔多-希克斯"社会福利改进标准,要实现安置区土地向移民转移过程的社会福利改进,需要对利益受损的安置区集体和居民给予相应的补偿以弥补其福利损失.本文以湖北省竹山县潘口水电站为例,在对竹山县溢水镇、宝丰镇两个乡(镇)5个移民安置点的73户安置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条件价值法(CVM)对安置区土地流转的补偿标准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潘口水电站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执行标准均未达到农地实际价值的一半,水田的补偿程度为49.54%.旱地的补偿程度为为44.54%,安置区集体和居民没有获得充分的补偿,因此,需要提高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标准,使安置区居民也能和移民一样地分享到水利水电工程带来的增值收益.     

中国式家庭农场形成机制研究——基于皖中地区“小大户”的案例分析

基于皖中地区"小大户"的案例分析,研究了中国式家庭农场的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农业生产方式,"小大户"不仅实现了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而且使传统农民独立出来,成为"职业农民"。"小大户"的形成是农业生产及其组织方式变革的鲜活例证,一方面,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地的流转及规模经营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农地的流转及规模经营有其生成的动力,但又确实存在一些因素制约着这一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普遍生成。"小大户"的形成是政府(地方政府或村集体)推动和农民自发意愿耦合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小大户"形成的根本动力是农民对经济激励的自发性反应,而政府的作用则在于如何为这一生成扫清障碍,以降低农民在其生成过程中付出的"交易成本",并减少农业的经营风险和使农业生产更具可预见性。因此,建议政府在尊重农民的自发性及意愿的前提下,提供相关的公共物品,以促进中国式家庭农场的形成。     

重庆地区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指标体系及补偿标准研究

论文以4个小型煤矿为例,对重庆地区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进行了研究:构建了生态补偿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赋予权重,应用环境经济和数学方法对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量化研究,确定了计算生态补偿标准的数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矿山生态补偿标准与矿山开采规模大小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由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直接决定。补偿指标中最主要的是生态破坏损失补偿,其次是环境污染损失补偿。     

家庭保障、劳动力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基于江苏省14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是今后我国农业应付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动因研究状况,并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07年在江苏省高邮市、兴化市两地4个村随机抽取的142个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当今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行为。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相应的土地面积。发现家庭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户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地面积也越多。农业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则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大,与之相反非农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则转出的土地较多。农户家庭保障水平低下和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可能是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以长江三角洲3市为例

家庭农场是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基于资源依赖理论,选取长江三角洲3市种植类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关系.结果 表明,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具有总体显著和具体差异的影响效果.其中,设施建设环境和市场营销环境对家庭农场生存绩效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职业教育环境对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职业教育环境对家庭农场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完善市场和修建设施来促进生存”以及“加强职业培训来拉动成长和创新”对家庭农场是更为有效率的发展路径.因此,家庭农场经营环境的优化机制应遵循“效率优化”原则,即向更具促进效果的经营环境配置更多的政策资源,进而更为有效率地促进家庭农场的多层次经营绩效.     

构建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

本文以湘江水质和水文数据为基础,首次结合各地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引入补偿标准系数,以湘江流域所在区域为例进行生态补偿资金测算,提出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初步设想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为湘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提供指导,最终实现湘江流域区域共赢。     

基于水足迹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模型研究

流域水资源是一种公共物品,其系统的整体性以及资源外部性等特征要求各相关区域应共同承担环境保护.如何衡量各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环保投入的关系,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已成为流域管理研究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运用水足迹理论和方法,界定流域水足迹内涵,通过反映流域沿岸各区域水生态服务耗费情况判断分析水生态系统安全状态,提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计量流程及不同情况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从而客观、准确地量化流域生态补偿额度,为管理者正确分析和解决流域各区域间利益冲突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与支持.同时本文以碧流河为案例,收集并分析了2002-2006年间碧流河沿岸各行政区水足迹和环保投入情况,理清各区域生态系统状态及相互关系,计算补偿标准,进而验证模型的可行性.     

非自愿性移民生产安置中土地公平补偿研究——以湖南皂市水利枢纽工程为例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移民安置会占用淹没区与安置区土地,根据补偿原理,淹没区与安置区理应获得补偿,从公平角度研究其土地补偿,对于增进移民与安置区居民福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界定和讨论淹没区与安置区土地公平补偿内涵与范围的基础上,分析了研究区域现行补偿标准的公平性,采用收益还原法和条件价值法分别测算了淹没区与安置区土地的市场价值与非市场价值,并由此测算土地公平补偿。结果表明:1淹没区与安置区土地公平补偿内涵是"损失什么,补偿什么",采取完全补偿原则,能体现"两区"之间的公平,公平补偿范围包括农地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2研究区域淹没区和安置区水田的市场价值分别是698 558.18元/hm2和573 272.73元/hm2,旱地为457 090.91元/hm2和465 818.18元/hm2;淹没区和安置区水田的非市场价值为50 006.40元/hm2和52 008.36元/hm2,旱地为47 045.65元/hm2和48 278.08元/hm2。3淹没区水田公平补偿测算结果为748 564.58元/hm2,旱地为504 136.56元/hm2;安置区水田公平补偿为625 281.09元/hm2,旱地为514 096.26元/hm2;4现行淹没区水田和旱地补偿标准仅为测算结果的53.77%和53.80%,安置区的补偿标准更是远低于该测算结果。研究结论:研究区域现行土地补偿标准仅能反映部分农地价值,是不完全补偿,同时,有关补偿制度未将淹没区与安置区土地补偿置于平等地位,现行土地补偿标准有失公平;本文基于农户的福利损失测算土地补偿,体现了公平补偿内涵;在土地补偿政策改进方面,应提高淹没区与安置区土地补偿标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等。     

土地征用的农户收入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和城镇化高速推进期,土地征用和失地农户将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土地征用是否会具有收入效应仍然莫衷一是,缺乏准确估计。本文基于2011年成都市"农村住户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估计了土地征用对失地农户收入的影响,为检视政府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合理性,健全政府土地征用政策、缓解土地征用冲突、完善征地后相关服务提供新观察。研究发现:1土地是否被征用确实存在着农户总收入效应和非农收入效应,被征地农户比未被征地农户总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出19.6%和9.1%,使用OLS回归方法低估了土地征用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大致低估了11%,这为政府征地的合理性提供了农户收入佐证。2征地比例并不存在总收入效应和非农收入效应,被征地农户并不是被征地越多收入就会越高,但却会显著降低失地农户的农业收入,大致降低了81%,因而还要认识到土地征用对农户收入的有限性作用,打破土地征用的农户收入神话。3结合当前土地征用实践表明,过分强调土地征用农户收入效应并不能根除征地冲突和矛盾,一方面,要通过多元化就业渠道、多源化收入来源以及多样性社会保障制度避免了被征地农户"失地失业",提高被征地农户增收能力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更要强调征地程序公平合法,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底层设计,加强对健康状况差、低收入等贫弱群体的保障,提升被征地农户人力资本和优化就业分布状态,使被征地农户能够顺利完成职业转换。     

基于目标责任区际优化的耕地保护补偿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与区域补偿标准的合理确定是保证耕地保护区域补偿实施效果的关键。针对以往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忽视耕地资源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不足,本文构建分区异步元胞自动机模型开展了耕地区际布局优化,并据此优化区域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研究中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与耕地非农化收益及耕地赤字/盈余水平脱节、难以真正起到耕地保护杠杆作用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以耕地资源价值为基础,引入耕地非农化收益确定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并根据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优化结果测算区域耕地赤字/盈余水平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价值标准进行修正,以实现"以布局引导补偿,以补偿实现保护"。以全国首批"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武汉城市圈为案例区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根据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确定区域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可以在实现全区域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使区域耕地非农化压力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有利于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2以耕地非农化收益和耕地资源价值为基础,采用区域耕地赤字/盈余进行修正得到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可以起到激励耕地保护的杠杆作用;3基于目标责任区际优化的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是协调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镇用地扩张与耕地保护矛盾的重要途径,能起到激励耕地保护、抑制耕地非农化的作用。     

江苏省征地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调查

现行征地制度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从本质上决定予以集体土地产权特征为核心所形成的制度环境。基于此，从政府土地管理行政人员和农民两个不同的视角。对江苏省征地制度及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内容围绕着征地制度的实施状况。广泛涉及到政府的规划及用地制度。农村集体土地产权认知和农民生产、生活等与征地制度实施效果紧密联系的制度环境现状。通过分析和总结二者的内在关联。对征地制度的改革方向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退耕还林:农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

自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该工程进展顺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随着财政补贴陆续到期,却未能解决退耕还林农户的长远生计问题.从博弈论的视角探讨退耕还林实施中的行为主体关系有利于该工程成果的巩固和工程的持续推进.文章首先评述退耕还林的相关文献,然后,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农户与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互动关系.文章得出的关键结论有:在贴现因子足够大的条件下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收益都小于长期合作所带来的长远收益,农户和政府采取长期合作是理性的选择行为;在中央政府先行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所带来的收益要大于中央政府后行动所带来的收益.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要确保国家政策的稳定性从而提高政府的信誉度、永久性地对退耕还林农户发放财政补贴、提高农户的贴现值从而稳定其预期、确保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工程的收益等政策建议.     

土地资源错配及经济效率损失研究

长期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资源配置模式为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同时也伴随着土地制度和政策不完善引致的土地资源配置扭曲,不同用地单位之间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较大,不同用地单位之间的土地资源错配致使总体经济效率损失巨大。调研组通过实地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获取了四大产业不同类型的607个样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投入产出数据,基于C-D生产函数理论,构建土地资源配置及经济效率损失测度模型,测算不同类型企业的土地资源要素错配程度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测算结果显示,环保、生物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土地资源要素投入的相对扭曲系数都大于1,光电子信息产业系数小于1;土地资源错配造成光电子信息产业总体上经济效率损失达10.23%,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达13.82%,生物产业和环保节能产业都超过了20%。研究表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土地资源要素投入对企业总体经济产出的贡献率存在显著差异性;同类型企业的土地资源要素配置的相对扭曲系数不同,即土地资源的错配程度不同;从用地规模大小角度分析,同类型企业用地规模大的土地资源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要明显高于用地规模小的企业,用地规模越大土地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从土地资源错配造成企业经济效率损失测算结果来看,土地资源要素投入相对扭曲系数越大的企业,土地资源错配导致总体经济效率损失越大;在各类型企业的技术和规模效率不变的条件下,不增加资源要素投入,通过纠正企业的土地资源错配,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率。     

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

市场机制引入是否可以提高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优化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实施"地票"交易政策,尝试引入市场机制配置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重庆市为典型区域,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通过构建以Logit模型为基础的"地票"指标流转模型,利用重庆市2008—2012年38个区县的"地票"交易数据,定量分析"地票"指标市场化流转行为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从而探究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与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入行为存在正向的作用关系,而与"地票"指标的流出行为存在负向的作用关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上的"地票"指标主要由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区域提供,而"地票"指标最终流入了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相对较高的区域,从而拉平了区域之间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为此,认为伴随着"地票"交易政策的实施,重庆市逐步形成了一种计划配置为主、市场配置为辅的混合型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这种配置体系极大地增加了指标供给的弹性并优化了指标的配置效率。因此,我国应积极尝试在现有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中引入市场机制,引导地方政府从"增量"、"计划"的用地理念逐步向"存量"和"市场"的用地理念过渡,最终形成以区域资源禀赋和实际需求为导向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     

生态旅游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已成为保护区周边社区家庭重要的生计,生态旅游经营收入是社区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本文基于中国7省40个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纯收入以及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以期能为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收入效应提供新证据,为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完善生态旅游发展政策提供实证支撑。研究结果表明:1倾向得分匹配法消除了家庭选择性偏差后,估计出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收入效应为20%左右,而对人均非农收入的收入效应为47%左右。使用多元线性回归高估了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8%左右,使用Heckman模型也高估了生态旅游对家庭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17%左右。2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身体状况、家庭负担比以及耕地面积对农户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3结合当前的生态扶贫政策背景,政府以及社会可能高估了生态旅游经营对周边社区家庭收入的影响,追求立竿见影的扶贫效果往往在短期内会获得一定的收效,但是缺乏长期驱动力,最终导致治标不治本的扶贫。因此,政府要合理规划地方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创建一个更有利于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一方面,让周边社区家庭参与到生态旅游经营的管理和决策工作中,在生态旅游管理中拥有自主权和决定权;另一方面,建立生态旅游参与的外部约束机制,保障周边社区的利益。     

基于价值损失的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源与环境管理手段,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过去20年里,国内外学者对生态补偿的概念、机制、模式、标准及生态补偿的效益等做了大量研究,但由于生态补偿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性和地域差异性,致使上述研究尚存在较大分歧。生态补偿标准关系到生态补偿的可行性及效果,因此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但目前还没有公认的量化方法。本文以黄河三角洲湿地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依据生态价值损失来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的途径。文章首先运用市场价值法、环境保护投入费用评价法、生态价值法、成果参数法等计算了黄河三角洲因湿地面积减少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市场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损失量,然后以生态价值损失量为依据制定了湿地生态补偿的资金分配方案和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湿地类型的补偿标准不同。对于同一湿地类型,以生态功能价值损失为依据制定的补偿标准远高于以市场价值损失为依据制定的补偿标准。本研究为黄河三角洲地区实施湿地生态补偿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