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动机对中国居民亲环境行为的交互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实现居民亲环境行为自觉是弥补当前亲环境行为“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的“知-行”缺口现象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规范焦点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对三类亲环境行为动机所具备的环保规范情境特征进行理论分析,包含工具性环保动机具备的命令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自利性环保动机具备的描述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规范性环保动机具备的个人环保规范情境特征。结合动机的内外视角,将亲环境行为划分为内、外源亲环境行为,构建出“规范-动机”融合视角下的中国居民亲环境行为的研究框架,并在中国20个直辖市和地级市进行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层次回归分析探究动机与居民内、外源亲环境行为的三重交互关系。研究发现:①工具性环保动机可以直接正向影响居民的外源亲环境行为。②自利性环保动机可以直接正向影响居民的内源亲环境行为。③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内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会受到工具性环保动机的负向调节。④工具性环保动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并未受到自利性环保动机、规范性环保动机的调节效用影响。⑤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内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会受到规范性环保动机的正向调节。⑥当个体具有高水平规范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工具性环保动机时,能产生最高水平的内源亲环境行为。⑦当个体具有低水平规范性环保动机、高水平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工具性环保动机时,能产生最高水平的外源亲环境行为。本研究结论与自我一致性逻辑相符,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激励、教育、创办“模范社区”等措施提升居民亲环境行为水平。     

个人规范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拓展的规范激活理论框架

农户的亲环境行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环境污染,为改善农业环境,探寻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原因所在,将农户环境污染感知、环境关心和社会规范加入规范激活理论框架对其进行拓展,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和层次回归模型,利用陕西、山西、甘肃、安徽和江苏5省的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亲环境个人规范、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均可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且个人规范对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农户的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均可对其亲环境的个人规范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其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结果意识、责任归属、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农户的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可同时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作用,而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仅可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作用;社会规范可正向调节个人规范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的治理策略面临着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并重的转型困境。在这一转型背景下,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地方政府自身的环境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每一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激励或制约。本文通过对官员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分析,环境治理合作的群集型网络和松散型网络的探讨,以及对邻避抗争与公民参与的分析,提出地方政府自身环境治理行为的选择受到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彼此权衡合作风险与收益结果的制约;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地方政府与民众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情况和协商缓解机制建立与否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需要在构建与地方官员治理动机相兼容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间高度集群型协作契约的签订与执行,以及民众对地方环保政策的参与机制和邻避冲突的缓解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声誉诉求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家禽养殖户污染物处理方式选择为例

面临严峻的农村面源污染形势,政府现行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无法实现有效监督。构建自主治理制度,激励农户践行亲环境行为,将成为未来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路径选择之一。如何有效规范农户污染处理行为,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基于声誉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模型,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在农村"熟人社会"场域下,农户声誉诉求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农户家禽养殖污染处理行为为例,利用全国8个省330户家禽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通过4个指标测度了农户社会声誉诉求的强弱,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加权平均方法分别构建了农户声誉诉求的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应用Probit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声誉诉求对养殖户污染物废弃行为存在抑制作用的假说,并比较了现行政府规制措施的实施效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声誉诉求对其亲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引导对养殖户污染物废弃的抑制作用显著,而政府管制措施却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个人对声誉关注程度越高,违反社会准则的成本就越高,个人就有越强的动机遵守社会规范、自我约束污染物废弃行为。"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中存在较强的社会规制作用和社区成员参与公共环境自觉维护的激励机制。第二,在强制性环境管制难以有效实现的农村环境下,政府通过引导和宣传诱致农户自觉践行亲环境行为,构建环境自我监督机制,或可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强化社区成员声誉效用和社会责任意识可成为乡村环境治理相关法律和公共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补充。     

环境治理效率与制造业产值的计量经济分析

随着环境管理日益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环境治理效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政策性问题。本文基于2001-2010年我国制造业行业有关环境治理的数据,通过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别从制造业总体层面和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探讨了制造业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总体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即环境治理效率随着制造业产出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减小再增大再减小的趋势;对于细分行业而言,有23个行业的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有7个行业呈现N型曲线关系。其次,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保意识与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制造业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与环境治理效率呈现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程度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揭示,制造业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有一系列阶段性的变化,企业需要根据制造业产值水平的不同层次做出政策性调整,并通过提高环保意识来提升制造业行业的环境治理效率;并且,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不同的制造业行业来说,制造业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特征不同,因此,推行环境治理效率相关措施之前需要积极地探索行业的发展特征。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政府层面要积极引导绿色消费观,完善环境关税和环境税法等相关制度体系,激励企业进行环境创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制造业企业需要把握产值与环境治理效率的阶段性变化特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实现绿色发展。综上,本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环保政策以及企业提高其环境治理效率提供了政策参考和依据。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构建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的计量模型,并在江苏常熟地区展开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利益相关者,结果表明:在该实证区域,以主动性环境管理行为度量企业环境绩效时,投资者、竞争者、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政府虽然给企业造成了很高的环境压力,但并不是造成企业之间环境绩效差异的原因;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作用尚不明显.结论说明:我国政府通过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建议我国政府继续推动环境政策创新,积极创造更多利益相关者成长的制度空间,为我国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提供更多动力.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矿产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几年随着矿产资源持续大规模的开采,引发了一系列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矿山地质环境日益恶化。目前我国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已经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关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行为倾向的研究还十分少见。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采矿权人的行为受每一方具体行动的影响,因此本文选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各个治理主体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行为倾向及其博弈关系。文章首先分析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的行为倾向;其次运用混合战略博弈模型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采矿权人的利益互动关系,并得出了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的均衡解。研究结果表明: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情况纳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完善保证金制度等都能够促进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治理。最后通过对博弈模型均衡解的分析提出了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政策建议,以期能够提高我国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效率。     

公众认知与环境治理: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探析

从漠视环境污染到建设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治理的共赢,公众对于环境生态问题的认知转变代表了国家生态文明程度的提升。将公众认知概括为两种:(1)清洁环境具有正外部性,个体无法因其社会贡献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作为公共物品数量的接受者而导致政府是整治环境污染副产品的责任者;(2)清洁环境不再只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个体既是环境公共物品的享用者,也是环境治理进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和监督者,由公众联合提供环境公共物品,成为公共物品数量的决定者而导致合作治理是环境污染的一条有效解决之道。进而用个体偏好及效用函数的不同,来表征两种认知状态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态度与行为差异,在可比场景中推导环境公共物品的治理均衡。结果表明:前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相对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公众的环保认识和参与环保活动的总体水平较低,往往以环境公共物品数量接受者的身份观望,等待他人推进环境治理进程,政府此时发挥环境公共物品供给责任主体的作用,将有效提升环境治理的质量和效率。后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绝对规模之间密切相关,一个适中比例的群体规模,就可以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群体规模不是制约环境治理效果的障碍,公众认知状态及环境治理的成本投入才是影响环境治理均衡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提出加强环保相关科学知识传播,使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使绿色发展投入与公众参与能力相契合;创新环境综合整治举措,使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得以健全和完善等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指明方向与路径。     

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研究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的分析,模拟结果显示,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社会福利等不同目标下对应的最优环境税率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政府环境税率的不断上升,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在环境税率提高的初期,研发引致的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对于经济而言,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应在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本文还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与仅考虑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正外部性。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改善环境治理状况。环境组织的参与还能够使得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因此,在发挥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     

北京城市居民环境行为意愿研究

居民的环境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环境状况,而环境行为意愿又直接指导着环境行为。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相关数据,在对居民环境行为意愿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使用非参数统计分析研究了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群体之间环境行为意愿的差异,结果发现不同属性特征居民的环境行为意愿均存在着显著差异;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环境意识、奥运、环境知识、环境状况以及传统道德对市民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对环境行为意愿均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并通过分析总效应发现,对环境行为意愿影响效应由强到弱依次为:环境态度、环境知识、奥运影响、环境状况和环境道德。最后针对实证结果提出应该在发展绿色产业、提高年轻人环保意识、引导消费取向、继续提倡"绿色奥运"理念等方面加强北京市居民的环境行为意愿,从而提高整个北京地区的环境水平。     

基于行为与意愿悖离视角的农户亲环境行为研究——以有机肥施用为例

作为一种亲环境的农业生产资料,施用有机肥可改善当前的农业环境污染现状.为探究农户亲环境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原因所在,以有机肥施用为例,基于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认知特征、心理特征和外部情境因素,对导致农户在施用有机肥这一亲环境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行为与意愿的悖离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存在悖离,农户对有机肥了解情况、感知行为控制、社会责任感、社会规范、身体状况、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地块数和有机肥收益是该现象的成因.此外,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而言,农业环境污染认知水平越高、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水平越高,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可能性越小;对较大年龄和女性农户而言,居住地与地块距离越远、地块周边交通状况越差,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可能性越大.据此提出应提升文化程度较高农户的整体认知水平、加强对施用有机肥的宣传、合理制定有机肥施用社会规范、加大对有机肥施用措施的补贴力度、在尽量照顾较大年龄和女性农户前提下调整耕地并进一步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等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向行为的转化.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再论析:元治理视域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无论学者如何强调PPP模式的意义、如何强调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研究最后基本都会指向政府责任。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重新强调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特别是将其置于元治理视域下进行论析。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元治理并不排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更加重视和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元治理理论,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可以界定为:农村环境治理成本的承担者和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者,PPP模式的设计和监督者,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者和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者。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担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和治理体系不完善、PPP模式中政府监督责任弱化、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不足以及对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不够。元治理视域下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最主要治理主体责任,而且需要政府积极引领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来,形成治理合力。具体而言,应以财政投入增加和多元治理体系构建实现政府最主要主体责任,同时,政府应以监督责任强化为重点保障PPP模式实施,以发展能力提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以环境意识和制度信任水平提高等引导农民参与。     

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1007个农户调研数据

基于湖北省1 007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从主人翁意识、村庄认同、村庄喜爱、事务关心和村庄依恋5个维度,探讨了农户的村庄归属感对其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98.42%的农户参与了环境治理,但参与2种或以上环境治理行为的农户仅占29.60%,参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2)当前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普遍较高,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3)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主人翁意识越强、对村庄的认同感越高、对村庄的喜爱程度越深、对村庄事务越关心、对村庄的依恋程度越高的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越大;(4)农户个体特质能够调节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当农户为女性、年老、高学历、居住时间长及大姓时,村庄归属感对其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更大。据此,除了继续优化常规经济、制度手段外,还应注重培育与强化归属感这一内在的激励机制,以推动农户环境治理行动,进而实现生态宜居农村的目标。     

社会组织参与区域合作治理进化博弈模型

社会多元化与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促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应急响应的诉求与能力日益加强,驱动着政府职能变革和区域治理方式创新。区域合作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依据情景态势调整策略,影响其他主体的治理收益和策略选择,形成复杂的动态博弈关系。本文把握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动态博弈行为特征,确定区域合作治理的博弈支付矩阵与复制动态方程,构建区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进化博弈模型。分析得出5个可能的均衡点,通过雅可比矩阵分析均衡点的稳定性,可知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进化博弈的长期稳定策略集为{(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模型结果分析表明,合作收益直接影响着博弈稳定策略的进化方向,收益大于成本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选择合作策略的必要条件,任一方的合作收益小于成本,选择独立行动是双方的占优策略,最终的策略选择与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所获取的超额收益、支付成本及合作水平密切相关。合作超额收益增加或合作水平提升时,博弈系统向(合作,合作)演化的概率加大;合作成本增加时,博弈系统向(不合作,不合作)演化的概率加大。制度规范不健全、组织信任缺失、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等因素影响进化均衡结果,社会组织创新发展氛围尚未形成、自组织性和自律性内生动力不足,是制约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提出社会组织参与区域合作治理的协调机制及培育机制,具体策略包括:明确权责关系、畅通参与渠道、创新合作形式,以及优化管理制度、让渡成长空间和树立社会公信。     

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长岛县为例

海岛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海岛生态环境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方面。海岛居民是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的主体之一,研究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引导和鼓励海岛居民主动采取环境友好行为是改善海岛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概念、类型及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建立包含生态管理行为、消费行为、说服行为、公民行为四个环境友好行为变量,环境态度、环境保护知识、环境经历、社会政策、行为约束五个影响因素变量在内的理论模型。结合海岛生态环境和海岛居民的特点,设计海岛居民版环境友好行为测量量表,并在长岛县进行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究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①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总体水平差异较大,难度较低的环境友好行为实施较好,而难度较高的实施较差;影响因素变量中,环境态度积极,环境经历丰富,环境保护知识掌握较好,相关社会政策较为不利,行为约束偏中性。②环境态度、环境经历、社会政策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环境保护知识对环境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无显著影响,存在“知易行难”现象。行为约束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无显著影响。④环境经历不仅直接影响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而且通过环境态度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施加间接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改善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