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能值计算的循环农业发展个例分析

能值分析能够更好地量化分析和评价循环农业。利用该方法对湖北省武汉银河生态有限公司的循环农业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实施循环农业后的集约养殖场结合农地流转发展起来的“猪-沼（能）肥-地菜（藕、果、粮）鱼-村”六位一体的循环农业典型模式,与实施循环农业前当地分离的水稻、小麦、油菜、棉花、蔬菜、柑橘、猪、鱼的农业生产系统相比,在能值转化率、可更新率、能值投资率、能值自给率、净能值产出率、环境负载率、能值交换比率方面均表现出明显优势,并从能值的角度提出了完善循环农业体系的对策建议。     

沼气农业复合生态系统能值分析

以沼气为纽带的农业综合利用系统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能值流图和指标体系,构建了沼气农业复合生态系统的综合评价框架,并以国家沼气农业示范区广西恭城县为案例,分析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典型沼气农业复合系统的能值投入产出量及其结构,利用能值系统结构功能指标对该系统进行经济生态多元分析,评估其投资率、产出率、环境压力以及可持续性等系统综合表现,并与国内外其他农业系统进行比较分析。系统投入结果表明,恭城县沼气农业复合系统总投入中人类经济反馈在系统中所占比例最大,可更新环境资源次之,其中又以肥料、农药和劳工与管理的投入最大;系统产出表明,目前仍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导,水产业相对薄弱,而新兴的沼气产业因其低耗高产的特点,发展势头良好;而能值系统结构功能指标表明该农业系统整体具有环境负荷低、产出效率高、可持续性强等优势。依照能值分析各项结果,本文对沼气农业系统优化配置和进一步推广应用提出了参考建议。     

基于能值理论的福建省农业系统动态研究

运用能值理论和方法,对福建省农业系统1981～2004年的能值投入和产出以及能值使用强度、能值货币比率、净能值产出率等9个指标24年来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4年来能值总投入和总产出都有较大增长;能值使用强度、能值投资率、能值生产率、系统优势度、环境承载力不断上升,表明农业系统经济开发程度不断提高,生产效益已远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农产品具有明显价格竞争优势,农业系统结构有所优化,同时对环境资源的压力也有所增大;能值货币比率和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不断下降,系统稳定度略有下降,表明由于农业系统集约化程度增强及开发强度加大,系统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有所降低。将各能值指标与其他地区比较,福建省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条件较为优越,农业系统生产环境仍处于较为良好状态。     

江苏环境经济系统的能值分析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能值分析将自然资本的价值纳入人类社会环境经济系统评价范畴，解决了传统方法无法衡量自然资本服务价值对经济过程的影响问题。文章通过对江苏主要能值指标的分析，得出江苏环境经济系统近20年来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并从能值分析角度提出实施江苏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资源型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分析

资源型城市是由于资源的开发而发展起来的特殊区域,是我国城市的重要类型之一。论述了用能量和货币评价资源型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的不足;介绍了H.T.Odum的系统能值分析理论及能值分析方法的基本步骤和评价指标。最后以铜川市为例,对其生态经济系统进行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铜川市是资源输出型的生态经济区域,从1949年到2000年的51年间,铜川为外地输出了2 541亿元的财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首先是当地的不可更新资源,其次是从外 地输入的资源与产品,再次是当地的可更新资源;能值货币比值上升,能值利用强度下降,但仍然对资源深加工不够,技术水平较低;环境负荷不断增加,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单位GDP废物排放能值下降,空气质量有所改善。     

基于能值分析的四川省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性评估

运用能值分析方法,对四川省1998～2003年生态经济系统的净能值产出率、能值投入率、能值利用强度、可持续发展指数等指标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定量分析,并与其它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①四川省的可持续发展指数曲线呈现先升后降趋势,波动在3.35～1.97之间,曲线的走势与能值/货币比率、人口承载力基本一致。表明四川省经济的发展在人口资源的压力下,仍处于依靠本地资源的欠发达不稳定阶段;②四川省1998～2003年的净能值产出率和能值投入率呈现相异的发展走势,表明资源的利用效率、经济活动的竞争力逐渐降低,而环境资源负载程度、能值使用强度逐渐增强,经济活动加剧;③1998～2003年四川省人均能值使用量总体稳定的上升趋势和电力等高能质能值的缓慢增长趋势,体现了四川省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但相对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有一定的差距,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能值分析理论与方法在评估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定量探讨

利用能值分析方法来客观地评价某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程度，涉及到不同尺度域上评价指标的选择问题。为了解决大尺度域上的评价指标的选取，以四川省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评价作为案例，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筛选出影响四川省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大小的主要影响因子，分别为可更新资源产出、不可更新能源投入、货币能值流和废物能值流。并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通过对筛选的4个主要影响因子，建立了总能值大小与其主要影响因子的线性关系模型Y=3．384＋1．074X3＋0．958X4＋1．014X5＋0．43X6。最后对影响四川省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大小的主要因子进行了总结和讨论。结果表明，可更新资源产出和不可更新能源投入是影响总能值大小的主要因子，货币流是关键因子，废物流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重要影响因子，总能值的大小主要是由这4个因子共同决定的。     

中国农业净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分析

气候变暖对世界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愈发明显,农业作为重要的碳排放来源和关键的碳汇系统,其绿色发展是缓解危机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挖掘农业碳汇潜力、精准掌握农业净碳排放量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进程从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农业碳循环的双重特征,对农业绿色发展与农业碳循环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将农业碳汇作用纳入农业碳排放的测算框架中,分时序分地域测算了2000—2019年中国农业净碳排放量,并构建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净碳排放的脱钩模型。研究发现：农业碳源排放总量由2000年的27 789.90万t上升到2019年的30 838.31万t,年均增长率为0.52%,农业碳排放强度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农业碳汇由2000年的9 953.99万t上升到2019年的13 303.9万t,年均增长率为1.46%,农业碳汇资源可观。中国农业碳源排放强度呈现西部高于其他地区且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的局势,农业碳源排放、碳汇及净碳排放的总量均呈现出“中高”的格局。中国各省份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净碳排放的脱钩关系主要表现为强脱钩与弱脱钩两种状态,接近50%的省份达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强脱钩状态...     

基于能值生态足迹的浙江省可持续发展分析

应用能值分析和本地生态足迹对传统的生态足迹方法进行改进,将可更新资源和社会生产消费中的能量流换算成对应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对本地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优化,即对消费账户进行了贸易修正,更贴近实际。经过计算,得出浙江省2007年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为1174 1 hm2,人均生态足迹为3946 2 hm2,人均生态赤字为2772 1 hm2,万元GDP生态足迹为1063 2 hm2。根据计算出2000～2008年的各项指标,〖JP+1〗进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分析其变化趋势。又以2007年为基准,与部分区域的相关指标进行横向比较,进而分析了浙江省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最后,结合浙江省实际,提出了发展雨水收集、潮汐能开发等新的资源能源利用模式,鼓励节约能源,大力发展林木及林产品加工产业、水产品养殖及加工产业,并对浙江省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评价     

省域农业科研投资生产率增长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随着区域经济联系的加强,经济体之闻的空间相互作用已不容忽视.本文通过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和空间确证性数据分析CSDA的方法实证考察了我国省域农业科研投资的空间关联及其生产率增长效应.Moran空间相关性检验表明,我国省域间的农业生产率增长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农业科研投资显示出较强的区域溢出和扩散效应.在控制了空间相关性之后,空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农业科研投资对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的科研投资能够有效加速农业技术扩散,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同时估计结果还表明,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释出的情况下,农业科技还没有普遍发挥相应的替代作用,急需进一步提离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支撑作用.农村教育对农业生产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需要增强农业科研和推广力度,使农业科研与推广和教育有效衔接,从而有效释放出科研投资对农业生产奉增长作用的潜能.     

水土匹配、空间效应及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003-2013的经验分析

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农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要素。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合理匹配能够促进区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同时也存在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短缺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农业水土资源自然禀赋与实际利用情况,首先利用中国2003-2013年的分省数据,选取单位耕地面积的广义农业水资源量测度方法和当量系数描述了我国农业水土资源匹配的现实,发现我国农业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在空间上匹配程度不高,农业生产受到水土资源约束较强,农业水土资源的形成区域与消耗区域在空间上不相匹配;然后,在邻接权重矩阵下采用Moran’s I指数验证我国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关系,呈现出高度的集聚性和非均质性。为避免估计结果有偏,本文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建模及估计方法,加入农业生产人、财、物等控制变量,测度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溢出效应都显著为正,总体上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即水土匹配度对本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由于相邻区域的水土资源自然禀赋条件类似,而且农业生产中存在"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水土匹配度对相邻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采取相关措施优化农业水土资源匹配关系,对促进我国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非常重要。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东部地区的时空分异研究

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大量消耗能源为代价的,直接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将经济增速与环境压力脱钩的同时,实现将人类福祉与资源消耗的脱钩,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焦点问题。采用Tapio基本模型构建中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模型,将1979-2014年的脱钩指数划分为8种脱钩类型。结果说明,绝对而稳态的脱钩是不存在的。虽然大部分年份的中国处于弱脱钩状态,但长时间尺度上,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存在"连接-脱钩-复钩-再脱钩"的动态反复过程。以中国东部地区10省份为例,研究脱钩指数变化的趋势和时间分异情况。结果显示,进入21世纪后该地区复钩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特别在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需要警惕以能源消耗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重现。计算并比较脱钩指数的5年均值,研究中国东部地区脱钩的空间分异情况。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是否脱钩与宏观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不断提高利用效率以减少能源消耗总量,保持弱脱钩是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关系的常态。     

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因素分解及差异分析

本文以95个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004—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重点关注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空间扩张几个方面,考虑能耗强度、经济规模、人口密度、辖区面积四个因素,利用LMDI法对资源型城市的能耗增长进行因素分解,并针对不同区位、不同规模与不同发展阶段三种情况分别进行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得出了研究结论:总体来看,对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影响较大的因素是能耗强度与经济规模,其中能耗强度下降对能耗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规模扩大对能耗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能耗强度下降的抑制作用不足以抵减经济规模扩大的推动作用,导致能耗总量增加。人口密度增加和辖区面积扩大对城市能耗增长的贡献率较小,都只是微弱的推动作用。单个城市能耗增长的因素分解结果与总体情况较为一致,但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差异。分区位看,越是落后地区,能耗强度下降对能耗增长的抑制作用以及经济规模扩大对能耗的拉动作用越强;分规模看,小城市的落后产能改进空间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分资源开发阶段看,衰退型城市落后产能改进成效突出但能源利用效率依然较低,成熟型城市对落后产能改进空间的利用不足。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资源型城市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变;大力发展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有针对性地实施节能降耗的分类指导;强化宣传教育,有效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节能降耗意识。     

CGE model-based analysis of the neutralized hybrid carbon policy and its decomposed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carbon reduction,and energy utilization costs

The hybrid policy is a flexible policy tool that combines features of carbon trading and carbon taxation.Its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under China's background are still not studied in detail.Given the exogenous carbon reduction targets,carbon prices,and carbon tax-rates,by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ing methods and factor decomposition methods,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direct and cascaded effects of the hybrid policy on economic growth,energy utilization,and carbon emission on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sector level,with China's national input-output data-set.Stepwisely,policy scenarios with irrational estimated results are selectively excluded based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mong economic,carbon reduction and other policy targets.As a result,against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in 2007,the hybrid policy,with a carbon reduction target of -10%,a carbon tax-rate of around $10,and a ceiling carbon price of $40,is highly recommended,because of its significant lower economic loss,lower energy utilization cost,and practical robustness against fluctuation of energy market and carbon market.Furthermore,by decomposition analysis,carbon reduction-related costs are decomposed into a direct part that includes carbon allowance price and carbon tax,and an indirect part as the energy price incremental induced by direct carbon costs.Gross carbon reduction may be decomposed into three parts such as energy intensity,economic scale,and technical progress.And,carbon taxation is the main policy tool that stimulates to improve the energy effici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