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农牧系统结构的区域差异及空间位移研究

调整农业结构,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业可持续发展,以确保中国中长期食物安全,是中国目前和未来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点。农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建立在对系统整体认识的基础上,必须符合系统结构本身的演变规律。为此,作者于1996－1999年,以中国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农区为例,通过资料调研、专家咨询、农户调查、实地考察和试验等手段。对该区1980－1997年以来71个县市的农业生产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利用基于GIS的农牧系统综合评价系统,对长江三角洲农牧系统结构的区域差异和空间布局变化进行了全面分析。结果显示,长江三角洲农牧系统结构存在显著的空间梯度差异,布局上出现了明显的空间位移,农业重心开始向南北推移。棉花、小麦和玉米均向北部集中,生猪和家禽向北部和中部的东北部集中,农业生产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专业化布局格式。     

陇南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补偿区域空间选择

基于生态重要性,以重要物种空间分布种数为参数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评价模型,以陇南市为例,乡镇为研究单元,基于模型对全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进行评价,基于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分为优先补偿区、次级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对各等级补偿区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①各类补偿区分布相对集中,优先补偿区主要分布在陇南市南部,集中分布在文县。②各等级补偿区由高到低在补偿面积、补偿乡镇数量和补偿人口方面不断增加。③优先补偿区范围相对较小,而次级优先补偿区和次级补偿区范围相对较大,潜在补偿区占很大的比例。④优先补偿区与自然保护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多数优先补偿乡镇位于自然保护区内。     

重庆地区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指标体系及补偿标准研究

论文以4个小型煤矿为例,对重庆地区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进行了研究:构建了生态补偿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赋予权重,应用环境经济和数学方法对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量化研究,确定了计算生态补偿标准的数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矿山生态补偿标准与矿山开采规模大小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由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直接决定。补偿指标中最主要的是生态破坏损失补偿,其次是环境污染损失补偿。     

构建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

本文以湘江水质和水文数据为基础,首次结合各地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引入补偿标准系数,以湘江流域所在区域为例进行生态补偿资金测算,提出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初步设想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为湘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提供指导,最终实现湘江流域区域共赢。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空间差异的研究

本文以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为基础 ,构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 ,并用主成分分析法 ,分析和阐述该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规律。分析结果客观地反映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发展现状 ,可为决策管理部门制定可持续发展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可达性测度

以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基于GIS技术,通过最近邻指数和热点聚类法分析中国713个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结构特征;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1991年和2010年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可达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聚集分布的特点,国家森林公园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从1991年的168.18min缩短为2010年的137.86min;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十分明显,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县域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显著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贵州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研究

贵州省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全国省际经济发展中属于落后省份。县域是省级区域的重要单元,县域经济是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构成部分。以县域为单元,选取了3类10项指标,运用定量方法系统分析贵州省经济空间差异现状,借助于GIS技术将贵州省县域发展状况可视化。研究表明：贵州省内同等发展层次的县域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聚集;多数地区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没有体现;交通通达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显著相关;少数民族区域普遍落后;旅游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鉴于此,贵州省未来发展方向是对中心城市、少数民族县域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加快区域性干道、地区性支线公路以及当地便道等次级交通道路的建设,方便物资的流通、提高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把旅游业作为贵州省的主导产业加以发展     

基于水足迹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模型研究

流域水资源是一种公共物品,其系统的整体性以及资源外部性等特征要求各相关区域应共同承担环境保护.如何衡量各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环保投入的关系,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已成为流域管理研究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运用水足迹理论和方法,界定流域水足迹内涵,通过反映流域沿岸各区域水生态服务耗费情况判断分析水生态系统安全状态,提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计量流程及不同情况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从而客观、准确地量化流域生态补偿额度,为管理者正确分析和解决流域各区域间利益冲突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与支持.同时本文以碧流河为案例,收集并分析了2002-2006年间碧流河沿岸各行政区水足迹和环保投入情况,理清各区域生态系统状态及相互关系,计算补偿标准,进而验证模型的可行性.     

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

经济发展可决定一个地区资源配置的空间分布和发展格局,探究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可为区域发展规划、发展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以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县域为评价单元,建立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值,将其划分为最高、较高、中等、较低和最低5个等级,进而运用多元变量回归分析探究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该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总体趋势为自西向东逐渐降低。地形、区位及交通3者是造成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在远离重庆主城区、海拔高、坡度大的山区,交通通达性已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因而,要缩小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各县域协调发展,应首要解决交通问题。     

黑龙江省土地综合承载力空间差异研究

区域土地综合承载力研究为差别化土地利用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本文根据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内涵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多目标综合评价法及聚类分析法对黑龙江省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空间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土地综合承载力呈现出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异特征。通过障碍因素分析,表明:生态承载是高承载能力区和较高承载能力区(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绥化)的主要障碍因素;经济承载是中等承载区(鸡西、伊春、佳木斯、牡丹江、黑河、大兴安岭)的主要障碍因素;水土资源承载是低承载能力区(鹤岗市、双鸭山和七台河)的主要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土地综合承载区障碍因素特征提出了差别化土地利用政策。     

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区域差异及其格局演变:1995—2014

利用"自下而上"法核算1995—2014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旅游业碳生产率,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等指标衡量旅游业碳生产率区域差异,并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格局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995—2014年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不大,其年均增长率为2.07%,旅游业碳生产率具体数值由1995年的1.120 1万元/t增长至2014年的1.653 0万元/t;旅游业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明显,但区域绝对差异和区域相对差异均逐步缩小;旅游业碳生产率空间分布不均,总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旅游业碳生产率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正空间自相关性,以及局部的不连续性;旅游业高碳生产率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以北京、天津、河北为主要代表;旅游业低碳生产率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以新疆、青海和陕西为主要代表;中国旅游业碳生产率整体水平较低,多数省区位于旅游业低碳生产率行列,研究期内旅游业低碳生产率的区域重心逐渐由西部向中部转移。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针对性建议:政府应制定低碳旅游相关的系列标准规范、行动方案以及保障性政策等,同时应加大对先进低碳技术和低碳设备的引进与推广;各省区应秉持低碳发展理念并将其融入目的地开发与管理之中;旅游企业应积极利用新能源、新材料和新技术,研发低碳旅游系列产品与服务;加大宣传生态环保理念,引导旅游者树立低碳旅游意识,优先选择低碳旅游景区和低碳出行方式,自觉抵制高碳排旅游活动。     

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绩效的空间差异

运用多种DEA模型与Gini准则相结合的方法,采用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农村数据,对中国及其各地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进行了动态测算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各省市及其所属地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进行排名和分析。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绩效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如综合绩效值由2.184上升至2.824,表明全国在关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注重资源和能源的节约,从而促进了全国农村地区绿色发展绩效的提高;从分区域来看,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存在地区差异,绿色发展绩效较高地区是东北,年均值为2.502,西北次之,年均值为2.385,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绩效值相对偏低;进一步地,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逐年呈现上升趋势,但有部分省市,如辽宁、河北和山西等,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偏低,甚至低于该省市所在地区的平均绩效值,这不仅反映了该省市农村绿色发展绩效较低,而且表明了该省市农村绿色发展绩效的高低制约着其所在地区农村整体绿色发展绩效的提升。此外,由于不同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政策和制度环境等方面不同,农村绿色发展的绩效值在省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基于研究结果,在今后我国农村地区绿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加大绿色资源的投入,为农村绿色发展提供基本的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对农村绿色劳动力的投入,确保为农村绿色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力;与此同时,还要不断提高绿色技术水平,为农村绿色发展创造良好的技术条件,以此促进我国农村地区绿色绩效的进一步提高。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基于城市总规的基本农田空间优化调整研究——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为例

随着"三化"进程的推进,有限的土地资源供给与日趋上升的用地需求矛盾日益凸现。农地非农化的现象日趋严峻。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难度加大。城郊作为城市建成区与乡村衔接的特殊经济地理区位,土地利用受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用地制约的双重影响,基本农田保护面临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为研究靶区,充分利用高新区(新市区)二轮土地调查、土地总体规划、基本农田划定等数据和图库资料,以GIS技术作为分析工具和手段,在综合考虑耕地的质量与立地条件,结合高新区(新市区)社会经济、城市发展方向与定位、产业用地划定及布局等条件因素,对高新区(新市区)已划定的基本农田与产业空间布局结构衔接进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为区域协调耕地保护寻求路径。     

中国旅游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性研究

旅游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对旅游业发展持较为积极乐观的态度,将旅游业视为促进经济增长和赶超发达地区经济体的重要产业。然而,各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地理区位和旅游产业定位的不同,旅游业对各地区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差异较大。因此,研究不同区域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意义重大。文中根据各地经济基础,将中国分为三个区域,以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市、第一区、第二区和第三区的面板数据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分析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形成机理。结果发现:1样本期内,第一区除内蒙古外,均分布在东部沿海,第二区包含省市最多,分布在广大内陆地区,第三区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差异较大;2计量模型中纳入空间相关性后,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程度与区域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经济基础越好的地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这种规律尤为适应国内旅游;3从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系数比较来看,国内旅游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机理分析中还发现,在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完备、交通便利、商品贸易发达的地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容易实现。     

多维度城镇化视角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城镇化与碳排放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特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求实现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统一,还要求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因此,从不同维度城镇化视角探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对比其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的碳排放量,运用熵权法对表征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整组变量压缩,然后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省域间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基于STIRPAT模型分别构建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三个维度下的碳排放影响因子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碳排放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且经济因素助长了这种空间相关性。在各城镇化维度下,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碳强度对本省份及相邻省份的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在经济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各省份间的碳排放具有"逐顶竞争"的特征。不同城镇化维度下,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最大,土地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小;从反馈效应来看,在人口城镇化维度下省份间碳排放的"逐顶竞争"特征最为明显;从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相邻省份的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黄河流域县域经济密度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科学评估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可以为区域经济分析和区域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本文以黄河流域504个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熵权灰色模型、Jenks最佳分类法和Kernel分析等方法,基于人均、地均组成的经济密度综合指数构建经济密度评价指标体系和经济密度综合评价模型,从空间分布特征、空间集聚状态两个维度对2000年、2014年黄河流域县域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异的特征状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流域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异主要受人均密度系统影响,地均密度系统只是强化或减弱人均系统的分异强度。(2)黄河流域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密度差异明显。东部经济密度水平高,且形成了以郑州、济南为中心的高级别集聚状态,中东部以西安为中心形成了次一级集聚状态,而中西部经济密度整体水平低且仅有少量的弱集聚核心和集聚影响区。(3)流域中西部内部经济空间分异也发生变化。内蒙古、河南的经济密度水平较高,而其他省区的水平相对较弱;流域中西部高水平、中高水平经济密度区域及实力较强的集聚核心和扩展轴带分布在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陕西南部、山西中部,其他省区的集聚核心和扩展轴带较弱。     

江苏城市居住隔离测度及区域差异性研究

城市空间作为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的集中场所,揭示了城市空间不平等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联性,城市居住隔离是不同社会群体的财富在空间上固化,研究居住隔离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实现空间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居住隔离的研究背景、概念内涵以及我国居住隔离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居住隔离测度指标——隔离指数的定义及应用发展。选取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典型城市无锡、南通、盐城,将居住社区划分为一类社区、二类社区、三类社区及四类社区四种类型,通过计算三个城市不同类型居住社区的隔离指数,分析江苏城市居住隔离的总体特征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无锡、南通、盐城三市城市基于职业的居住隔离程度呈现较低的状态;三市四类居住社区隔离指数呈近似U形曲线,即隔离指数二类、三类居住社区要低于一类、二类居住社区,可知二类、三类居住社区居住人员职业构成相比较于一类、二类居住社区要相对多元;三市总体隔离指数和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的状态,即隔离指数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但显著性不强。     

中国设区市土地集约利用类型区划分研究

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地区差异明显。在进行城市集约利用评价或制定相关标准时,由于存在这种差异,导致很多政策执行不力。在人们高度重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时,如何进行差别对待,因地制宜,需要从类型区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以设区城市为研究对象,在对《城市统计年鉴》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使用频率"方法,筛选出共4类24个指标,借助统计资料和GIS技术,划分了4个一级集约利用类型区以及各区中的17个亚区,并建立了亚区命名体系。结果显示:(1)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大致为东高西低。东部城市多为Ⅰ、Ⅱ级,中部城市多为Ⅲ级,西部城市多为Ⅳ级。(2)城市土地集约程度和城市经济状况存在不完全吻合现象,表现在一些城市经济情况相对比较好,但是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却不高。这在中部城市表现得十分明显。由此得出结论,采用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差异管理问题,并可进行动态更新,使政策制定和管理更具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