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

认识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特征是科学决策、促进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嘉陵江流经的主要县市为研究单元,选取度量嘉陵江流域经济发展的10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揭示流域经济差异,并用Geoda软件提供的空间分析方法揭示流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分异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流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并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性;流域内基本形成了“点 轴”式空间结构,且存在两个明显的经济热点区--绵 渝“双核区”,以及一个较大的经济盲区,即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边缘区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流域空间经济分异的主要原因,提出盲点区与热点区的发展策略,防止流域内“极化”效应加剧,为缩小流域经济差距,促进流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基础依据.     

成都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研究(2000～2010)

以第5次和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因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中心城市成都2000～2010年间的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10年间成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主因子、社会区、结构模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主因子演变特征归纳为一般工薪阶层及专业技术人员因子和产业工人因子呈现较大变化;而外来人口和居住条件因子、高学历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因子呈现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社会区演变特点归纳为中心老城区空间结构优化与功能定位升级,并向"三降两提"演变;知识分子居住区扩展并与少数民族聚集区分离,呈现出居住分异趋势;外来人口逐渐向二三产业流动且集聚区规模扩大;农业人口聚集区逐渐远郊化及蓝领人口区域的凸显。社会空间结构模式由2000年的单一化和同质化的"圈层+扇形"结构,向2010年的"圈层+扇形+多核心+多组团"格局演变,各类型空间区域扩大,空间异质化更为明晰。     

长江流域的空间结构研究

在认识空间结构内涵与确定研究范围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方法,获得了长江流域的空间分异状况。长江流域空间结构符合核心 边缘结构模式,包括3个一级核心、8个二级核心、两大跨省成长三角、1条主轴、2条辅轴、3条地方轴、1个外围区和1个边缘区。长江流域空间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低水平的离散型阶段、极化发展的非均衡阶段、扩散的多核非均衡阶段,未来将向区域一体化的高水平均衡阶段发展。从聚散原理、空间相互作用和国家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等3方面,分析了长江流域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长江流域空间结构的优化,要从内部要素与外部力量两方面入手做3件事情。一要加快单个节点的发展和尽快形成核心区域,尤其是上游地区要构建一个以成渝为双核的兼顾南北较大范围的成长多边形;二要加快东西通道的建设和注重主轴与辅轴间的连接通道的构建或完善;三要注重基于市场一体化的区域空间治理体制的创新.     

都市圈内核体系的综合比较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大都市圈为例

都市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形态,也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这项研究明确了区域空间发展"点-区-群"过程中,城镇综合竞争力、空间联系强度、要素区际流动在都市圈内核体系的关键性作用,通过都市圈的综合对比,为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适应都市圈提质增效的新要求提供新的借鉴.通过结合城镇综合竞争力模型、改进的空间联系模型、要素流强度模型等方法集成,分析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长沙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南昌都市圈在城镇综合竞争力、空间结构、城镇职能分工体系3个维度的对比差异.结果表明:(1)综合竞争力研究显示,各都市圈综合竞争力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分布特性,长沙都市圈呈东西轴带发展,武汉都市圈的中心-外围城镇差异显著,南昌都市圈缺乏强引领能力的高值发展中心;(2)长沙都市圈形成中心-外围的圈层式空间结构形态,武汉都市圈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空间结构形态,南昌都市圈呈现出昌九"双星"式空间结构形态,都市圈在中心城市指向性、空间结构形态的显著差异,与城镇扩张政策、城镇发展差距及现代交通运输线路的网络化等因素相关联;(3)长沙都市圈内部城镇的要素配置层次分明,具有完善的要素流职能分工体系,武汉都市圈的交通流与经济流位序匹配程度较差,南昌都市圈缺乏完善的经济流、交通流职能分工体系;(4)在讨论分析中为各都市圈指出了完善资源共享和要素传递通道,优化城镇分工协作机制,促进现代交通网络体系发展等针对性发展思路.     

民族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效率研究——基于“资源诅咒”假说

"资源诅咒"现象是伴随着能源资源开发带来的新问题。本文基于2000-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探讨民族地区"资源诅咒"效应,讨论"资源诅咒"效应的差异性,分析"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构建经济增长效率模型,探讨"资源诅咒"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从单个变量看,能源产业依赖度抑制了云南、广西、贵州、青海、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却加剧了内蒙古和宁夏的"资源诅咒"效应,而能源产业丰裕度和能源开发强度能够缓解青海、宁夏、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加剧了内蒙古、云南、广西、贵州的"资源诅咒"效应;从省际层面看,内蒙古"资源诅咒"效应明显,其他省区表现相对较弱。由面板模型的结果可知,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变量是技术创新投入、能源开发强度、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的变量是能源产业依赖度和能源产业丰裕度。从各省区煤炭、天然气、石油产量变化情况看,"资源诅咒"现象的来源主要是煤炭,除了煤炭之外,青海对石油、宁夏对天然气、新疆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度也很大。从2000-2012年间经济增长效率值的动态变化来看,内蒙古、云南、广西、青海、宁夏"资源诅咒"现象明显,时间拐点分别出现在2004年、2006年、2003年、2001年、2003年;新疆的经济增长效率值离散情况虽然比较严重,但总体来看呈现下降趋势;贵州的"资源诅咒"现象前期表现明显,但在2006年以后"资源诅咒"效应得以消除。民族地区要摆脱"资源诅咒"效应应当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度,由资源依赖型产业向非资源型经济转移,扩大就业及经济增长空间;从技术创新投入入手,加强科技和教育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能源开发效率。     

江苏沿海地区经济联系及物流要素流量空间特征分析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必然引起城市间物流需求联系的增加。借鉴引力模型在经济联系中的应用,分析了江苏沿海地区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结果表明：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强度随着空间距离的递增而递减;并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圈层构造,呈现3个层次结构;沿海中心城市对经济联系腹地间的竞争更加明显。立足运输地理学网络分析基本原理, 从客流、货流和信息流等流量,流向等空间属性进一步探讨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特征,江苏沿海地区市际间货流量连云港 南通占主要地位;客流量连云港 南通一线最大;城市间信息传递不畅,信息流量较弱。针对城市间经济联系及物流要素流量的空间特征,提出了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策略与建议     

基于DEA模型的环鄱阳湖区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绩效分析

基于多中心网络城市理论和集群网络结构竞争理论,在构建城市群网络空间绩效分析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DEA的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08~2010年环鄱阳湖区城市群42个城市空间网络联系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从效率总体比较来看,环鄱阳湖区内的大部分城市处在空间网络联系的生产前沿面上,不在生产前沿面上的城市逐渐向生产前沿面靠近;（2）从效率分解来看,环鄱阳湖城市群空间网络绩效的变化是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技术水平起的作用更为明显;（3）从效率空间差异分布看,环鄱阳湖区城市群空间网络绩效呈现核心区大于边缘区、边缘区大于外围区的规律,而城市群空间网络发展速度呈现外围区最高,核心区次之,边缘区最低的规律     

“资源诅咒”视角下环境规制、能源禀赋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资源诅咒"一直是资源型区域经济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随着绿色经济时代的到来,关注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成为热点话题,研究"资源诅咒"在环境领域的存在性对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验证在环境规制调节作用下能源禀赋与碳排放的关系,考察"资源诅咒"在环境领域是否存在。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视角看,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环境领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缓解甚至消除这一现象。按能源禀赋贫富分区域看,能源富集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且环境规制能够有效缓解这一现象;在能源贫乏区则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按经济发展水平分区域看,中部地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资源诅咒"现象明显,且有效的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进一步通过分阶段探讨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主要存在于经济发展中期阶段。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环境领域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明显改善并消除这一现象,资源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导致环境领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的原因。     

中原城市群铁路网络可达性及经济联系格局

选取城市间最短旅行时间数据和社会经济综合指标,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地统计分析、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中原城市群可达性与经济联系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可达性水平整体呈现"十"字型空间格局,南北向沿线城市的可达性优于东西向;局部空间上,高低值空间集聚分块状特征明显,显著空间关联类型以显著HH区和显著LL区为主。(2)经济联系整体呈现"钻石"型立体网络格局且分层态势明显;局部空间上凸显以郑州、商丘、洛阳等核心区城市为中心的辐射状格局;网络结构呈小团体集聚特征,团体内部联系密切,整体联系相对松散。(3)经济联系强度受到城市规模、城镇化水平、交通、区位及资源流通能力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资源诅咒”效应实证

针对"资源诅咒"研究中自然资源度量指标选取存在的科学性问题,利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代替自然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产业依赖度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解释变量。首先,在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构建适用于测度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计算公式,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层面的数据,量化1999—2013年间资源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分析其排名情况和分布格局。研究显示:我国有15个省(区、市)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这些地区大多位于长江以北,且均为自然资源富集地区。其次,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选取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的省(区、市)作为样本空间,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空间集聚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1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系数符号均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呈现负相关,符合"资源诅咒"的基本假设。2在模型分步估计中,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投入和制造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关系;物质资本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可能是由于当地经济主体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较小,导致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增益效应小于其对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效应,进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政府干涉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应明确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导向机制,进一步提升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强化行业人员素质与技术水平匹配,逐步提高自然资源生产和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加快地区经济转型,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提升。     

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测度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共同发展战略。资源型区域常常会面临资源枯竭、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等"资源诅咒"问题,其可持续发展潜力受到严峻挑战,及时了解资源型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对促进其走向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通过理论推演分析,对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提出创新支持能力与转型支持能力是该类型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子能力,并从生存支持能力、经济支持能力、环境支持能力、社会支持能力、创新支持能力、转型支持能力六个子能力系统方面构建了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采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以及距离协调度测算法,以典型资源型省域山西省为实证分析对象,对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前后各两个时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级及其协调度变化情况进行了测度比较。结果表明:2010年"综改区"设立后,山西省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由2007年的IV级弱持续发展水平提升到了2014年的Ⅱ级中可持续发展水平。但环境支持能力与转型支持能力两个子能力系统仍处在较低水平。同时,可持续发展能力系统内六大子能力系统的协调度有了较大改善,但仍存在环境支持能力与其他各子能力系统极度不协调的现象。实证结果对山西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也反映了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北京国土空间结构与未来空间秩序研究——基于主体功能区划框架

分析国土空间结构现状,规范国土开发的空境秩序是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主要部分之一.本文从服务于主体功能区编制的角度,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信息熵等方法,刻画北京市城市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其他空间结构间均衡和稳定程度,并运用空间转换矩阵分析了国土空间结构变化,揭示了国土空间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调整空间结构和规范空间秩序的原则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区域国土空间结构呈明显的圈层结构以及"三多三少"的特点,生态空间、农业空间日渐萎缩,发展重心向西、北部偏移,国土开发趋于无序.未来北京市国土利用应充分体现首都的功能和特色,严格管制生态人文关键区域、构建生态安全网络,开发东南、控制西北、保护西部,严控城市发展边缘,按照生活、生态、生产的顺序进行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而四类功能区则应分别按照疏解、控制、集聚、保护的原则发展,共同构建北京市城乡协调、疏密有度、协调清晰的国土利用总格局.     

环境规制打破了“资源诅咒”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环境规制限制了资源开发活动,迫使资源开发部门和制造业部门探寻技术创新之路,从而切断"资源诅咒"的传导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各国逐步实施环境规制的背景下,评价各国环境绩效水平并考察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理论假说,使用1991—2016年15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个方面构建了环境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考察了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得出:①"资源诅咒"假说在跨国层面和发展中国家成立,且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和商品贸易的挤出效应是形成"资源诅咒"的重要传导机制。②对所有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规制能够通过破除资源路径依赖的方式打破"资源诅咒",且环境规制在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逐步转变为正向效应。③环境规制能够弥补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和商品贸易的挤出效应,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贸易提升效应"打破跨国层面的"资源诅咒",但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技术创新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尚未显现。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鼓励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提高环境贸易壁垒等方式有助于打破"资源诅咒"现象,促使"资源诅咒"向"资源福祉"转化。     

基于修正场模型的区域空间结构演变及空间整合——以泛长江三角洲为例

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及其面临问题,长三角泛化已成为必然,研究泛长三角空间结构演变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其空间发展态势,从而为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问题依据。以场强模型为基石,根据扩散理论,构建了场对数扩散效应模型,从城市场这一新视角分析了泛长三角区域空间演进过程。泛长三角城市影响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疏点-"之"-"几"-"皮皮虾"-"鳊鱼"5种空间形态;根据这一空间形态极其演变规律提炼出疏点类型、散块类型、条带类型、团块类型、板块类型五种空间结构类型;在此基础上,由"以点建轴,以轴布面"思想,以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为引导,对泛长三角区域进行空间整合,形成由三级中心城市、三级发展轴线以及内核城市群、邻接城市群和外缘城市群组成的核心-边缘结构三级产业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时期,准确把握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于更好地解决城乡不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模型和已有相关研究,从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倒U型"关系理论假设出发,进一步理清城镇化进程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为验证这一假设,以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为例,基于2000—2018年城市尺度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效应分析发现,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较强空间溢出效应,且在核心区与边缘区均显著存在。(2)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状况、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等,都是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基于"核心-边缘"的对比发现,不同因素效应存在差异,如交通状况在核心区效应的不显著与边缘区的显著等。(3)总体上,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直接效应为"U型"、间接效应为"倒U型",且城镇化率拐点分别为0.842、0.648,这可能与研究期较高的城镇化率有直接联系。对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的不同区域对比看,较为发达的核心区二者之间始终呈现"U型"关系、边缘区则为"倒U型",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城镇化率拐点分别为0.843、0.877与0.481、0.673,但均处于城镇化率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阶段。据此,提出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但在此过程中应注重强化城市之间的协调,特别是消除边界壁垒以提升要素流动便捷度。     

多中心作用下大城市房价空间分异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合肥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大城市通过外延式扩张与内涵式发展逐渐形成了多中心,在多中心作用下城市空间,尤其是房价空间的变化表现出异质性与复杂性.以快速发展的合肥市为例,从不同空间尺度利用地统计法研究城市房价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构建特征价格模型分析房价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以揭示城市空间结构与房价空间分异的逻辑关联.结果表明:(1)在主城区尺度上,房价空间分布与多中心结构相符,在各中心范围内形成了 3个高房价区;(2)在中心区尺度上,各中心区房价呈现出圈层与扇形相混合的分布特征,不同规模等级的中心对其周边房价影响范围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空间变异模式;(3)影响房价空间分异的三类特征中,结构特征与邻里特征在主城区尺度上对房价空间分异产生了较大的作用;(4)不同功能的中心区房价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异,区位特征对旧城中心的影响最大,结构特征与区位特征均对行政中心有较大影响,结构特征是新区中心影响房价最主要的因素.     

环长株潭城市群空间联系演变特征与对策研究

科学揭示城市群内在空间联系特征是诊断问题与优化对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城市综合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和可达性分析基础上,基于空间相互联系、对外服务扩散能力、对内集聚影响力等层面方法集成对2006年以来环长株潭城市群的空间联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呈现出以长沙-株洲-湘潭为核心的内心圈层结构,交通科技对城市空间联系产生的时间压缩效应明显,空间联系网络格局出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对外服务扩散能力北高南低、东北高西北低,但区域差异程度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呈现出以长沙为主核心的圈层模式与常德市为副中心的极核模式并存的局面;长沙是城市群集聚的核心,益阳、娄底、常德处于城市对内集聚影响的低位区,城市群对内集聚影响能力沿高铁线路分布和拓展,长昆客运专线开通后核心地带开始呈现出向西偏移的态势;针对城市群存在极核结构依然明显、内核圈层尚处雏形、区域网络联动效应较差、基础配套有待加强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区域产业协作、优化战略政策和完善一体化交通体系的建议。     

基于空间句法的街区制与小区制路网结构与空间感知研究——以南京仙林地区为例

街区制与小区制是现代城市两种不同的居住模式。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居住模式对城市居民生产生活与交通产生何种影响引起众多学科的高度关注。以南京仙林地区为例,运用空间句法理论与GIS空间分析功能,选择可达性和居住区便捷性等空间特征变量,对两种居住模式的路网结构与空间感知研究后发现：（1）研究区实行街区制,路网具有“核心-外围”可达性逐渐减小的空间结构,而小区制可达性高的路网结构与主干道形态相关,呈“井”字型;（2）路网可达性的结构差异影响着居住区便捷性,街区制与小区制相比,存在着核心区与外围区便捷性差异。街区制的核心区全局便捷性较高且分布均匀,而外围区全局便捷性与局部便捷性较低且分布相对不均匀;（3）居住便捷与路网可达是空间感知的基础,街区制呈现核心区高,外围区低的空间感知差异,而小区制的空间感知整体较高并呈均质性特点;（4）空间句法理论运用于居住区模式的路网结构与空间感知研究,拓展了该理论应用的领域,提出了推广街区制的有效措施,也为城市规划实行何种居住模式提供了科学依据     

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作用的时空结构

建立都市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ERE)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系列ERE耦合作用模型,系统揭示武汉城市圈ERE复合系统耦合作用的时空规律:①时间演化上,ERE复合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波动变化明显。耦合度发展曲线为S型,呈动态螺旋上升趋势;协调度呈剧烈波动变化态势;协调发展度增长迅猛,整体呈直线上升态势;整个ERE复合系统内部或要素之间不断交互作用,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熵流交换,呈现一开放的、渐变与突变、自组织与他组织相互交织演替的递嬗过程,发展函数上表现为一动态的螺旋上升曲线,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②空间分异上,ERE系统耦合度呈"串形"等级规模结构,空间集聚性明显,形成两大空间板块;协调度呈"纺锤形"等级规模分布,空间呈一定弱集聚效应和相关作用,形成两个高值区、多个中值区和两个低值区;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空间分异明显,等级规模结构失衡呈"纺锤形"、"串字形"等不均衡态势。③区域类型上,耦合作用强度和协调程度空间不对称,形成磨合良好协调、磨合濒临失调、拮抗优质协调、拮抗良好协调、拮抗中级协调、拮抗初级协调、拮抗勉强协调七大区域类型。     

铁路高速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影响

为探讨高速铁路线网格局及运营组织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实证,采用2008及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铁路时刻数据,对比分析普速铁路与高速铁路对区域可达性及城市联系紧密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运营一方面改善了城市间铁路旅行时间,另一方面产生"时空收敛"的不均衡效应,铁路可达性水平以沪宁通道为中心向外围递减;沪、宁、杭、合、甬等中心城市以高速铁路网络为依托重塑一日交流圈,其范围沿高速铁路延伸且重叠范围不断扩大;高速铁路影响城市空间联系并推动区域空间重构,区域联系强度呈现出多核心、多层次的结构特征,并呈现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的趋势;核心区域由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体两翼"结构拓展为沪宁杭多向联系的"黄金三角"结构,其他不同等级节点城市依托高速铁路连接,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心—网络"的组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