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nternet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评价及实证研究——对2006年中国500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度的分析

当前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尚无统一标准可循,环境信息可比性较弱,公众不易通过相关信息比较以获知企业环境行为的优劣。本研究以中国规模相对较大的500强企业为例,对2006年相关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网上调研,依据初步建立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度指标体系及分组标准,对调研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尝试指出目前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较具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日本企业环境经营评价方法与实践

近年来,随着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及循环经济、低碳社会的迅速发展,环境经营理念已逐步为国际各大企业所重视,并开始付诸实施。而如何评价企业的环境经营行为,如何通过科学评价进一步促进企业环保业务的全面开展,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日本是最早提出企业环境经营理念并付诸实践的国家,本文对日本现行的企业环境经营评价方式与方法进行梳理,并通过案例分析,为我国企业环境经营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参考。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绩效评价模型研究

2003年,英国政府出台了<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其中首次引入了"低碳经济"的概念,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及其技术和政策的可行性,并展开了一系列实证研究.而在这种新的经济发展趋势下,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被赋予了新的内窖.那么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客观、有效的评价将对于企业更好履行其社会责任起到重要作用.基于我国国情,本文通过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绩效进行模型研究,提出了在传统指标分析模型基础上进行数据包络分析(DEA)和可持续计量的双重模型修正,以期弥补传统财务绩效模型在企业有效投入分析和动态性评价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企业社会最优绩效研究假设与评价分析

目前,企业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理论虽已得到理论家和企业界的普遍认可,但实践中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并不尽人意。本文运用研究假设与定量分析的方法,从企业相关者利益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的三维空间理论模型,并在对企业社会绩效静态评价基础之上,对企业社会绩效进行了协调性评价,以探求在利益相关者利益不均衡、不同向发展下的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即企业社会综合绩效构成与评价,旨在为企业社会绩效研究提供一种思路。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绩效有较多的影响因素,且各影响因素之间时有碰撞、对抗或不统一性,从而导致各维度上的社会绩效存在着非同向发展情形。因此,要实现企业社会绩效的最大化,必须考虑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综合绩效,即企业社会最优绩效,并且引入企业社会绩效综合评价体系进行评价。只有从企业社会最优绩效点出发,才能促进企业更好与更全面地履行社会责任,进而实现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目标。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111家重污染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政府环保投入、公众环保意识、区域经济水平和社会监督水平等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说外部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企业环保工作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政府环保投入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影响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公众环保意识和社会监督水平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完善企韭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区域科学发展不同评价体系比较研究

构建区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需要解决区域发展要素协同演化的综合测度问题,通过利益统筹引导区域资源和谐配置.现有不同评价体系在设计原理、指标构成、数据处理与权重分配方面具有差异性.但评价结果具有相似性.它们的共性之处在于:以五个统筹为基础,逻辑主线是调解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大多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不能反映出指标之间的包含关系、相关关系以及逻辑关系,可能导致具有高度相关性的指标被重复使用;仅适台一般区域评价,不适合特定区域评价;评价方法较为单一、评价指标设置过多、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充分体现.本文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内容: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为目标构建区域发展要素资本体系;指标的内在逻辑关系围绕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生态学模式展开;并将区域可比性、区域特殊性、区域层次性、发展潜力性、指标前瞻性等纳入评价体系的范畴.     

中国环境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环境效率是实际污染排放和潜在污染排放的一种度量。本文运用包含污染排放的环境DEA模型,测算了1998-2007年中国省际环境效率,检验了其收敛情况。结果显示,全国环境效率总体水平较低,省际、区域间差距较大,表明现阶段实行地区间减排合作、推动环保技术在区域间扩散的现实必要性;分别从20032、005年开始,省际、区域环境效率差距逐渐缩小,存在一定的收敛趋势;同时,本文采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环境效率因素,研究发现人均GDP对提高环境效率具有积极影响,而工业比重上升、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以及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就减少地区污染排放、提高我国环境效率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Online Cross-sector Alliance Network: A Cross-national Study

With the ris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he emerging tren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nd corporation–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alliances, organizations are developing collaborative alliances across sectors and nations to address environment problem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s needed to explain the global structure of cross-sector alliance networks and the divergence or similarity of CSR communication across nations. This exploratory study draws insights from the national business systems (NBS) approach and applie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cross-sector alliance network among Global 500 Fortune corporations and 441 environmental international NGOs. Findings suggest that (1) an NBS approach to CSR can explain the network structural features of a cross-sector alliance network; (2) political context and national education level strongly predict green partnerships; and (3)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apparent in the global network, with Asian corporations lagging behind in cross-sector alliance building.     

企业环境寻求、污染密集型生产区际转移与环境监管

在当前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背景下,产业有序转移必须以有利于或者加强环境保护为基本目标。环境规制差异造成了不同经济地域之间污染密集型生产的比较优势调整,强化了高污染产业进行生产区位选择的动机,以规避来自政府的环境监管。环境治理成本的不同是高污染企业区际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企业环境寻求策略推动了污染密集型生产由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向环境规制松弛地区的转移。企业污染密集型生产的区际转移受到环境要素产品生产比较优势的明显影响,这些环境要素产品与区际环境规制差异、企业市场内部化战略以及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命周期密切关联。借鉴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可以明晰企业环境寻求策略下污染密集型生产转移的内在机制。一方面,环境成本差异决定了非环境友好产品生产转移的意愿,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使得企业生产的边际环境治理成本和平均环境治理成本提高,污染密集型生产外迁的动力加强,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对环境规制强度更加敏感。污染密集型生产承接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形成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有力对冲,遏制环境恶化趋势。另一方面,合理的区际环境政策差异能在产业有序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合理设定区际环境规制级差与碳信征信系统建设,加强分类监管与行业节能减排,建立拟承接生产项目的效率筛选机制,提高区域市场开放程度、降低产业优惠政策所形成隐性市场保护等环境监管手段是保证欠发达地区通过产业承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

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但是少有文献提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且较少涉及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本文基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两种类型,利用我国30个省份在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排污费的征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并不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型环境规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增强企业的信心和预期水平,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在三类环境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难以确定;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门限回归分析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均存在门限效应,即环境规制程度的不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差异,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     

盈余业绩与公司环境保护信息披露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外披露环境信息,揭示环境资源的利用情况,是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以248家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净资产收益率为盈余业绩的衡量指标,采用指数法,实证检验了盈余业绩和公司环境保护性息披露水平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保护信息披露的整体水平较低,行业之间存在差异,披露的信息难以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无论从行业总一体,还是分行业来看,盈余业绩与环境保护信息披露水平不具有相关性,高盈利公司并不会披露更多的环境保护信息,“信号”理论对环境保护信息披露的解释力较弱。政策启示是：尽快推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加强对“环境敏感型”行业上市公司的监管;制定可操作性的环境审计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