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红利与污染集聚的机理与实证

文章用污染要素的替代效应与成本效应对污染集聚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说明污染红利会带来污染集聚.首先,污染替代效应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次,污染成本效应一方面会导致单个企业排污加大,另一方面还会扩大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数量;第三,污染替代效应和成本效应作为污染总效应的分支,二者的作用是累加的,不会互相抵消.为了检验该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本文用内蒙古工业规模效应、工业结构效应、工业科技效应指标对该省废气排放总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首先,有利于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工业规模效应与工业科技效应均促进了废气排放的增加;其次,抑制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工业结构效应则促进了废气排放的减少.因此,我国彻底治理环境污染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尤应加大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抑制.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研究

本文探究了1991-2011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总体规模及产业流向,并定量分析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规模从1990年的8673万人增长到2011年的2.5亿多人,其中有53.7%流入第二产业,其余流入第三产业。本文采用历史增长核算法,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贡献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增长。本文计算了1991-2011年各要素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计算在没有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条件下各要素及经济增长的变化,最后比较二者的差异,即可得到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1991-2011年间,这三个经济增长贡献要素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3%,9.3%及-0.3%,年平均对GDP增长的实际贡献分别为12.2%,90.2%和-2.4%。在没有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下降至8.9%和-1.4%,而GDP年平均增长率也将从实际的10.3%下降到8.8%。进一步的比较分析表明,持续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在20年间使劳动力利用效率年平均提升30.7%,使总劳动生产率年平均提升23.9%,年平均提升比例为63.7%,使GDP年增长率平均提升近1.6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一方面通过对剩余劳动力的利用,提升了劳动力的利用效率,为潜在人口红利提供了实现通道,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劳动力的产业结构,提升了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是我国过去并也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要素。     

技术创新方式选择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实证分析

在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传统要素投入边际效益骤降的情况下,中国工业依靠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转型与发展,已成为我国工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各类工业行业的特征与异质性,使得不同方式的技术创新表现出不同的效果,如何根据工业行业的特征选择有效的技术创新方式是进一步研究技术创新驱动工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本文采用SBM-DDF方法测算了我国32个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行业异质性实证分析了自主创新、技术引进、政府支持三种创新方式在工业行业绿色转型中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在考虑了能源投入与污染物排放非期望产出后,行业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了明显的绿色差异性。传统高投入、高污染、高耗能型的工业行业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绿色特征明显的工业行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文教、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等绿色"无烟"产业,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排名靠前。2009年是我国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跳跃期。在技术创新方式选择上,自主创新与政府支持是资源密集型工业行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方式;对于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技术引进则是实现绿色转型的最优路径;对于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自主创新仍是推动该行业实现绿色发展的首要驱动力。此外,我国当前的环境规制已在资源密集型工业行业中率先发挥创新补偿效应;提高工业行业的总体规模与产业集中度也有利于工业行业的绿色转型。     

我国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和接续问题研究

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可以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加快城市化建设等作用。在现实中,我国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但受到除户籍制度、劳动关系等客观社会基本关系的制约,还受到社会保险关系的制约,各地频繁出现的"退保"等现象,就说明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和接续难。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很难实现自由流动,势必产生了不良的后果.直接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也影响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不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更加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社会保险关系的顺利衔接无疑更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本文在了解我国目前劳动力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的现状的基础上,运用制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理论,较为深入地分析了社会保险关系正常流动难的原因,如统筹层次低、转轨成本的未完全消化等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的科学性是长江经济带水资源保护有效性的基础与前提,本文通过界定12个行业为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利用偏离份额、基尼系数、区位商探析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并进一步建立面板回归模型从传统地理区位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制度因素分析其对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时间趋势来看：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占长江经济带工业总产值比重基本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但是占全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小幅下降后呈上升态势,行业偏离份额结果显示2003~2016年间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内部行业发展出现分化,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明显,具有衰退的态势,“化工围江”问题在逐步改善。（2）从空间演变特征看：基尼系数显示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呈现扩散态势;区位商与区域偏离份额进一步验证了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由下游向中上游地区转移与扩散的趋势尤其是承接产业基础较好的中游地区。（3）经济因素、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是驱动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的主要因素。     

基于面板数据的土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

采用生产函数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手段,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为实证研究区域对土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就规模效应而言,浙江省的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发展阶段;(2)浙江省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最为敏感,其中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增加1个单位的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为 0.247 3、0.538 5 和 0.321 6;（3）固定资产投入在研究期间是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贡献率达到6823%,而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则分别为2346%和625%;(4)浙江省土地利用不够集约,在研究期间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被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有效替代,而劳动力要素则难以被资本投入与土地投入有效替代,劳动集约型产业应该成为浙江省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基于面板数据的土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

采用生产函数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手段，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为实证研究区域对土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就规模效应而言，浙江省的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发展阶段；(2)浙江省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最为敏感，其中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增加1个单位的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为 0.247 3、0.538 5 和 0.321 6；（3）固定资产投入在研究期间是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贡献率达到6823%，而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则分别为2346%和625%；(4)浙江省土地利用不够集约，在研究期间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被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有效替代，而劳动力要素则难以被资本投入与土地投入有效替代，劳动集约型产业应该成为浙江省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城乡劳动力流动研究综述:理论与中国实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与户籍制度约束的放松,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现象,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综述关于劳动力流动驱动力及其影响方面的国内外研究。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我国劳动力流动趋势也与工业化进程相一致,同时与我国不同阶段的国民经济战略相关。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力分为宏观和微观因素,我国宏观经济战略、户籍制度,以及微观个体及其家庭所面临的收入、福利、风险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在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方面,不同学者分别从劳动力市场供需、商品市场供需和一般均衡模型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结合中国国情,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促进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在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二战后,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和乔根森等人不断发展完善了二元结构模型,80年代后,重视微观基础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兴起,学者开始在此基础上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及经济周期的关系。本文还总结了国内测算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不同方法和结果。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我国城镇化和劳动力流动尚有相当大的空间,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至城镇,会面临更大的制度挑战。如何调整制度,更好地推进这一进程,仍是未来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     

选择性转移、转移成本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由城镇正规、非正规与农村农业部门组成的农村劳动力择优向城镇转移情形下的三部门经济生产和分配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存在极强选择性和具有高昂转移成本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根据模型对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择优转移和转移成本会内生性地引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中相对优质的劳动力进入到城镇就业,在给城镇居民带来更多回报率较高投资机会的同时,而农业则由于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出而大大延滞了其发展速度,这种"一促一抑"、"一荣一损"的内在机制势必引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转移成本的存在会放大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进一步地,通过把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随机转移和劣者淘汰不同情形下我国可能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对比的反事实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大量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劳动力很强择优转移的特性在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贡献了约1/3的份额,而往返流动的转移成本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产生了大约1.2倍的乘数效应,这是本研究得到的两个重要量化结果。为了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文章建议要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便利条件,为城乡间资本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便利渠道,需要将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很好地结合,特别是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活力以让农村能人能够在当地更好地施展才干。     

劳动力流动的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我国劳动力流动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特殊的流动特征和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份1997-2009年的人口总抚养负担系数、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构建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总人口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别对东部12省、中部9省以及西部10省的人口弹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抚养负担的下降对1997-2009年各地区经济增长均表现出促进作用,但中部地区人口弹性最大、东部次之、西部地区人口弹性最小。分析其原因在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各地区在吸引劳动力和有效利用劳动力方面差异扩大,反之落后。区域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减弱了抚养负担下降对本地的经济促进作用。本文提出,未来将更多的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投向西部,是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促使经济均衡增长、产业顺利转移、解决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的关键所在。     

贸易开放、劳动力转移和就业

长久以来主流国际贸易模型中充分就业的假设使经济学界忽略了对贸易开放如何影响就业的分析,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可供扩展的框架.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扩展到存在贸易开放的情况后,本文发现如果一国的比较优势为制造品,贸易开放将会减少就业,这是因为制造品价格的提高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而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存在则阻碍了劳动需求的增加.为了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开放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并且考虑到就业的持续性,本文利用我国省际面板动态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使用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力占比度量我国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当不考虑劳动市场刚性时,由于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开放能增加就业;而当劳动力市场刚性较大时,劳动力转移过程反而促使贸易开放减少我国的就业,恰好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结果.该文的政策含义则意味着政府应努力降低劳动力市场刚性以促使贸易开放增加就业.     

劳动成本上升背景下农户农药施用行为差异研究——基于精细管理技术的中介效应

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如何实现农药零增长一直是现代农业政策关注的重点。基于上述问题,通过全国18个省份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尝试从精细管理技术投入的视角,分析劳动成本变化对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从事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作物种植的农户而言,劳动成本上升将促使农药施用量的增加,而精细管理技术投入则在两者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精细管理技术投入的增加能够有效提高农户的施药效率并降低其单次的农药用量。而与此同时,由于精细管理农户所面临的经营风险相对较大,因而农药施用次数相对较高,故不同精细管理技术投入的农户在农药施用总量方面并未呈现明显差异。因此,政府可尝试通过扶持农产品品牌建设、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组织等方式,在引导农户生产方式精细化的同时,实现农药的减量投入。     

论农地制度创新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建国以后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变迁过程，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现行农地制度的某些缺陷又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形成了效率性、功能性、市场性制约。为此，我们应当立足于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原则，构建农地财产权新框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培育起以农地承包权流转为主体的市场运行机制，有效地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我国贸易模式的实证分析

当今的全球化趋势在导致贸易壁垒不断削减的同时,各国的环境规制却随之不断提升.本文使用世界银行的产业污染排放系统(IPPS)对我国制造业进行细分,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方法,把环境规制因素和要素禀赋因素同时引入到对贸易模式的分析.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使我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这表现为更多地专业化于清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即使总的污染排放有所增加,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强度会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贸易开放使外资的流入增加,而资本累积是影响污染排放强度的主要因素,这必将导致我国的制造业结构更多地转向污染产业.因此,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污染排放必呈上升态势.针对污染排放增加的原因,有效地利用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对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

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和优先领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理性抉择和根本出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谋求农业生态系统中各要素及其相关各系统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有序化与整体性持续运作,其核心是保持农业系统的良性循环和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农业经营制度的先天不足和设施装备的落后使得农业发展根基不牢;人力、资本及科技等要素的缺失导致农业发展支撑力量严重不足;耕地和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农业持续发展的瓶颈;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使得最终产品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出发,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现实路径应立足于中国现实的资源及社会约束条件,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即重视人力资本培育;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践行生态农业理念。     

湖北省主导产业的选择

依据主导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功能以及湖北省地处内陆、资源条件组合良好的特点,确立了湖北省选择主导产业的四个原则,即资源优势原则、比较优势原则、关联效应原则、收入需求弹性和生产率上升原则,从这四个原则出发,阐述了湖北省适宜发展的相关产业。并着重从收入需求弹性和生产率上升原则、关联效应原则出发,分析了湖北省发展钢铁、汽车、房地产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及良好的市场前景,最后综合考虑确立湖北省的主导产业为：以轿车为     

Challenges for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multiple sea uses,policy arenas and actors based on experiences from the German North Sea

Today, increasing use intensity and establishment of new sea uses such as offshore wind farming can be observed in coastal and marine waters. This development also increases the pressure on coastal and marine ecosystems.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the German North Sea can serve as an example for this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illustrating the need to combine multiple uses and societal demands within a given sea area.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resulting conflicts and cumulative impacts, new planning tools and integrated approaches to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re developing. While the sea becomes a contested but at the same time politically recognised area, also conflicts rooted in different perceptions, values and attitudes of coastal people can be observed.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n marine areas,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and similar tools for integrated planning need to be developed in the form of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which link diverse sets of information and span a dialogue between groups of society and across spatial scales including the transnational dimension.     

耕地资源等值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以耕地基本产出模型为基础，结合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隐性失业等情况，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产出模型，并在建模过程中剔除了科技进步因素对产量的影响。从效用原理出发，以一定投入水平和自然条件下的拟合耕地复合产量作为衡量耕地资源质量的标准，从理论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评价方法和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20世纪90年代耕地投入和产出数据为依据，建立了各市的耕地产出模型，并以1999年江苏省平均投入水平为标准，计算了经耕地资源等值化后的人均耕地资源拥有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在耕地资源等值化前后，人均耕地资源拥有水平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耕地等值模型不仅考虑了耕地资源的数量，还考虑了耕地的质量，而耕地质量的高低取决人于耕地本身的基础地力和对投入的反馈能力。     

Renewable energy subsidies versus 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 support

We propose an equilibrium model where final-goods production uses labor and energy, and energy production uses non-polluting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RES) and polluting fossil fuels. Our goal is to compare two alternative Green Tax Reforms (GTRs). In one of the GTRs, carbon tax revenues are used to support 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 (CCS) activities. In the other GTR, tax revenues are used to subsidize RE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TRs is focused on three indicators: output per worker, energy intensity and the ratio of renewables over non-renewables.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ory, the GTR with the RES subsidy could benefit both the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if resource substitution was strong enough. The GTR with CCS support necessarily decreases output since abatement only partially alleviates the tax burden. The empirical simulation indicates that, for most tax values, both GTRs imply an economic slowdown but benefit the environment. The GTR with RES subsidies appears to be preferable than the alternative one, especially for lower tax lev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