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开发区水污染经济损失实证研究——以甘肃省庆阳市为例

运用修正的人力资本法和市场价值法估算了庆阳市水污染引起的对人体健康经济损失和对农业的经济损失,并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估算了工业经济损失和城市供水与水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损失.庆阳市2007年水污染经济损失达45225.45万元,水污染情况较严重.其中,水污染对人体健康损失和对工业损失的影响较大,对农业损失和对城市供水与水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损失的影响相对较小.鉴于部分数据没有直接相关的统计资料以及计算中的保守性,其经济损失数据可视为庆阳市水污染经济损失的下限值.     

环境污染造成人体健康经济损失计算方法的探讨

环境污染与自然资源的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环境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对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进行计量,能够正确、全面地评价某一地区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提供科学的依据。据统计,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中,仅人体健康一项就约占一半左右。因此,探讨人体健康经济损失     

基于CVM的黄河兰州段水环境恢复价值评估

分析了黄河兰州段近3年的水环境污染状况,并以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为依据,设计问卷并调查了兰州市居民对黄河兰州段水环境恢复的支付意愿(WTP),估算出2007年黄河兰州段水环境恢复价值为1.79亿元.针对黄河兰州段水污染提出了治理黄河兰州段环境的几点措施和建议.     

衡水市区大气污染经济损失估算

衡水市区的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农业、建筑材料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运用修正的人力资本法、生产率变动法、成果参照法等环境经济学方法,计算出衡水市区1996-2000年各年的大气污染经济损失。以2000年为例,衡水市区大气污染经济损失为1.23亿元,相当于研究区域每人损失510元,其中大气污染引起的人体健康经济损失为12079万元,农业经济损失85.4万元,建筑材料经济损失175万元。由于认识、数据搜集、技术上的原因,本研究给出的经济损失数据只是一个半定量的供宏观思考的结论,可看作是实际损失的下限值。     

四川省酸性降水范围,趋势预测及其对农作物,蔬菜生长影响估损

本文在综述四川酸性降水范围、发展趋势预测的基础上，根据野外调查、现场考察和有关资料，阐述了酸雨形成的多种污染源及其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危害。着重分析和论证了酸沉降（含酸雨、酸雾）对农作蔬菜的影响，并对酸沉降形成的主要几种污染影响范围和造成的经济损失采用分项估算法。估算公式为：Ｓ农损＝Ｄ粮损×ｇ×Ｊ＋Ｅ蔬损×ｇ×Ｊ＋Ｆ油损×ｇ×Ｊ，式中Ｄ、Ｅ、Ｆ分别代表粮食、蔬菜、油菜受酸沉降污染危害影响面积，ｇ为每亩面积减产数量，Ｊ为单位产量价格。根据公式估算，经济损失为０５９－０６６亿元／年，取平均值≈Ｓ农损，总共为０６３亿元／年。     

银川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及驱动力分析

以银川市为例,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法及线性回归模型对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银川市土地利用变化较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2008年的164.56亿元下降至2018年的158.57亿元;灵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兴庆和金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低;生态系统单项服务价值逐年下降;从驱动力影响因素来看,人口密度越低、工业产值越低、旅游收入越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就越高。     

临沂市土壤侵蚀的经济损失分析

运用环境经济学理论与基本方法,估算并分析了临沂市及各县区水土流失经济损失的货币价值.结果表明,临沂市2010年土壤侵蚀经济损失总量为327.7069×106元;各县区单位面积土壤侵蚀经济损失由大到小依次是蒙阴＞苍山＞沂水＞平邑＞沂南＞费县＞莒南＞临沭＞罗庄＞兰山＞郯城＞河东,表明经济损失是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全国半导体与元器件行业“三废”治理与综合利用技术交流会上我省八篇论文获奖

1991年3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半导体与元器件行业“三废”治理与综合利用技术交流会上,我省电子行业环境保护工作者有8篇论文获奖。机电部第十设计研究院倪仁忠的《铅烟除尘系统的设计与实践》获一等奖:机电部第十一设计院陆耀明的《电子基础产品环境污染与经济损失估算方法》,     

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赔付范围辩析

一方面,精神损害、间接损失以及生态环境损害属于被保险人承担的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范围,但其是否包含纯粹经济损失还存在争议.另一方面,具体衡量被保险人承担的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否都属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赔付范围,对于纯粹经济损失以不赔付为原则,以赔付有形财产使用功能丧失时的纯粹经济损失为例外;只有极少数国家将生态环境损害纳入保...     

片面发展观下的干部考核体制

世界银行在1996年曾对我国的环境污染损失做了一个初步的估算:环境污染损失相当GDP的8%,这意味着扣除了环境损失的负效应,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整个国家自上而下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过分强调以经济总量增长指标来衡     

基于灰色预测法的空气污染来源及控制对策分析

以2005年~2012年三明市公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指数为基础,用2005年~2010年的环境空气质量指数数据以改进的灰色预测方法来构建模型。通过对预测值与实际值出现较大差异的地方进行比较和分析,表明大型城建项目、机动车辆爆炸性增长对三明市区的环境空气质量有较大影响。因此针对相应的污染机制和源头提出整治措施,为三明市下一步的环境治理规划的制定提供指导和依据。     

浅谈生态墙在乌鲁木齐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根据乌鲁木齐市的经济社会和城市规划建设现状,研究与构建乌鲁木齐城市生态框架,整治城市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健全气流通道,协调水利,并通过绿色通道及“绿楔”、“绿脉”形成通畅的气流,恢复城市外部范围生物的正常输入和市中心区生物基因的自然调节使城市动植物群落之间相适宜,把乌鲁木齐市建成空气清新、景观秀丽、环境宜人的生态城市。     

银川市电磁辐射污染源现状及防治对策分析

近年来,随着银川市经济的高速发展,讯息产业和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伴有电磁辐射的活动也在迅速增加,电磁辐射是一重要的环境污染要素,其危害性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重视和关心。为了掌握银川市电磁辐射环境污染源的特点,了解各类电磁辐射设备的数量及分布,对电磁辐射环境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做一分析,并提出了对银川市电磁辐射环境的管理对策。     

长三角区域环境污染根源剖析及协同治理对策

当前的长三角区域环境治理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治理成本过高且难以达到持久改善的效果。长三角环境污染的根源在于投资驱动型增长导致的结构性污染锁定,以及低端经济导致的能源升级障碍。因此,环境治理应着眼于区域增长方式转型和环境与发展关系的优化,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改变经济增长的推动方式与路径依赖,如何在新常态经济格局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如何协调好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利益冲突。当前长三角区域需建立区域一体化的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推进能源升级与产业去重化进程,促进地区间错位发展与联动发展,以新型城镇化调动新的增长潜力,结合智慧城市建设转变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优化城市布局。     

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分析

通过对乌鲁木齐市2001-2005年空气中SO2、NO2、PM10、降尘等大气污染物监测数据进行分析,介绍了乌鲁木齐市大气环境污染特征,并结合当地能源结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城市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出影响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为防治或减轻乌鲁木齐市的空气污染提供了科学依据.     

广州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

在过去的发展中,广州市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但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州市加大了环境整治力度,试图改善本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在2001年和2002年,广州市分别获得"中国人居环境示范奖"和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最佳示范奖"称号,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广州城市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进入协调发展新阶段的标志.为了验证该结论,分析了2000年以来广州市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和现状,研究了1990年以来广州市逐年环境生态指标与社会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最后引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广州城市环境质量状况以及工业排污情况等随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并对未来变化趋势做出预测.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目前环境问题仍较突出,未来广州市环境质量变化情况还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很难确认广州市环境保护工作与城市经济建设已经进入了协调发展阶段.     

基于水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的工业结构调整模型研究——以辽河上游铁岭段为例

根据2006年铁岭市工业各行业的结构特点及各行业对水环境的污染特点,建立水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工业结构多目标优化模型,选取工业生产总值最大及废水和COD、NH3-N排放量最小作为优化目标,对模型进行计算,量化铁岭市2010年工业结构指标,选择出符合铁岭经济发展“十一五”规划目标和环境保护目标工业结构优化方案,获得既符合经济发展目标又满足水环境保护要求的合理工业结构,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环境成本的内在化问题

环境成本是指人类经济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失。主流经济学认为，外部性与产权是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根源，减少环境成本的实质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将环境成本内在化。不同的治理手段具有不同的治理成本，一般而言，经济手段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和较低的成本，但管制手段也有其存在的意义。解决我国的环境成本问题需要树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模式，让企业成为污染治理的主体，建立环境补偿机制等。     

南通市大气降水中硫酸根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环境空气污染的日益加重,研究硫酸根与降水中其他因子的相关关系对准确反映大气的质量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南通市2018年的降水监测数据,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降水中的硫酸根浓度与pH值、电导率以及常见阴、阳离子进行相关性分析,推断出离子的可能来源.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对南通的硫酸根离子浓度进行预测.研究为南通...     

New directions in Mexican environmental policy

Since taking office 1 December 1988, Mexico's incumbent president, 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 has introduced important innovation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that distinguish his administration from those of his predecessors. Greater administrative continuity, improved regulatory capacity achieved through statutory change, focused priorities centering on pollution abatement in Mexico City, and an aggressive search for external financing for pollution control are hallmarks of Salinas' approach. The success of these environmental reforms depends heavily on economic recovery, however,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still suffers from underfunding, bureaucratic fragmentation, and heavy reliance on voluntarist enforcement mechanisms. Recently, U.S. congressional debate on a proposed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Mexico has been a factor in spurring the Salinas government to take new antipollution and conservation measures. Mexico's growing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s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behind the government's new responsiveness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 The Salinas administration recognizes the issue's political salience and has sought to defuse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using a large arsenal of resources at its disposal. Sal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strategy may thus be characterized as both proactive and reactive in nature. While the reforms are evidence that Mexico is beginning to take environmental matters more seriously, economic recovery and sustained environmental activism remain vital to further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