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中居住:发生机制、发展阶段及拆迁补偿——基于新桥镇的案例研究

集中居住往往被认为是在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下既不影响粮食安全又能为工业化供给土地的一种有效途径,由此,集中居住工程便在农村地区大规模地展开。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地方政府实施集中居住的动力机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些变化以及寻求解决集中居住过程中拆迁补偿困境的方法,本文基于江苏省丹阳市新桥镇的实地调查,研究了农村集中居住的发生机制、发展阶段以及拆迁补偿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是目前集中居住的主要动力,但并不是唯一动力,农村公共设施供给效率和公共建设项目的推进等因素开始成为集中居住的诱发和推动力量,并且其作用程度逐渐加强。伴随着集中居住的不断推进,集中居住的具体模式及特征也开始发生变化,主要包括:上级政府对集中居住干预力量加大;发生在工业扩张之前的集中居住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土地集约程度逐渐提升;集中居住区建设投入逐步加大。最后本文对如何化解拆迁困境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流域演化的泥石流敏感性分析

基于泥石流来源于某些处于特殊演化阶段的分支小流域的理论,分析了面积高程曲线及其参数与泥石流活动的关系。面积高程曲线积分值S表征流域内松散固体物质量,S/2对应的相对高差比值K表征流域源地面积在不同高程的分布,以S和K为参数提出泥石流敏感性分析思路。针对汶川县主要公路(都汶公路和省道303)沿线泥石流敏感性分析,在Arcgis、Matlab等软件的支持下,基于震前1:50 000地形数据,计算了研究区泥石流流域的S和K。根据计算结果,初步判定了各流域的地貌发育阶段,以及流域源地汇水区的高程位置。并根据震后泥石流实际活动情况,对于S小于0.5但又属于震后频发型,或者S值大于0.5但其面积较大且分支较多泥石流沟,进行了次一级子流域的面积高程值计算,判定其易发生泥石流具体源地。最后,根据流域面积高程值S得出了研究区泥石流敏感性分级图,分析结果基本反应了地貌演化对泥石流发生能力的潜在影响。     

社会监督、村规民约与农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行为——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关键一环,为提升其治理效果,需要引入村规民约和社会监督的双重力量,构建包括社会监督在内的完整规制体系.将村规民约与社会监督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分析村规民约与社会监督对农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并在不同监督主体的情境下,分析村规民约对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影响效果.结果 表明:(1)村规民约在促进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中起重要作用.其中,村规民约的惩戒规制机制作用显著,然而其价值导向和传递内化机制未能发挥应有功能,表明村规民约存在"相对性制度失灵"现象.(2)社会监督对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有正向影响.村干部、村民邻里和保洁员作为监督的中坚力量,其构成的社会监督网格能有效约束农民的垃圾处理行为,其中,村民邻里监督的效果最好.(3)社会监督在村规民约与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间起着调节作用.社会监督由于集成了不同群体的优势特征,弥补了村规民约存在的缺陷,因而提高了村规民约对农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行为的约束力.     

自然灾害水平对农户投保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微观调查数据

基于湖北省仙桃、监利、竹溪3地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分别研究5类自然灾害频率与损失度对于农户投保意愿的影响程度,建立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湖北地区水灾和旱灾情况最为严重,其发生频率与损失度均对农户投保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病害和虫灾损失度对农户投保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发生频率对农户投保意愿的作用不明显;与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相比,损失度对农户投保意愿的影响更大;农户投保意愿与实际投保行为存在明显背离之处,旱涝保收地区存在投保过度现象,灾害严重地区存在投保不足现象。根据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旱涝保收地区应适当削减农业保险投入;农业保险应向自然灾害严重地区倾斜;以赈灾的形式解决严重自然灾害问题。     

基于生态敏感性分析的湖泊保护与利用——以湖北省斧头湖为例

为了湖泊生态系统健康及功能的可持续性,需要根据湖泊的具体情况加强对湖泊生态系统的管理,建立在湖泊生态敏感性分析基础上的生态功能分区,可为湖泊生态管理的具体措施的实施提供依据。以斧头湖为研究对象,在进行斧头湖生态环境调查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生态因子,利用GIS技术,采用因子叠加法,对其进行生态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极高和高生态敏感区面积占斧头湖面积的32.0%,中度敏感区占斧头湖面积的57.1%,说明斧头湖生态敏感性总体上很高;同时根据生态敏感性分析结果对斧头湖保护与开发提出建议。首次将GIS矢量技术应用于湖泊生态敏感性区划,使生态敏感性因子空间叠加分析更为有效。同时,建议选取更多的因子如水生生物多样性、生物量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可得到更全面的生态敏感性分区结果。     

基于Morris和Sobol的水文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有助于识别模型相对敏感的重要参数,降低参数维度,为模型参数优化与不确定性分析提供支撑。该文以三水源新安江模型为研究模型,汉江上游高滩流域为研究对象,选用Nash-Sutcliffe效率系数DC和水量平衡系数WB及其线性组合作为目标函数,联合运用Morris筛选法与Sobol方法分析了新安江模型所选13个参数的敏感性。结果表明：流域蒸散发折算系数KC、自由水蓄水容量SM、壤中流出流系数KI/地下水出流系数KG、壤中流消退系数CI、地下水消退系数CG和地表径流消退系数CS属于敏感参数,其中KC为高敏感参数;不同目标函数下模型参数的敏感性分析结果有所差异,水量平衡系数对于KC更加敏感,Nash-Sutcliffe效率系数对于SM、KI/KG、CI、CG、CS更加敏感;部分模型参数（如SM）的交互效应超过其自身敏感度,主要以两两参数组合的二阶敏感性为主,证明参数之间的相关性也是造成参数敏感性的重要原因。Morris筛选法减少敏感性分析的参数数量,Sobol方法准确刻画了模型参数的敏感性特征,两者结合提高了新安江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社会产品价格对水价的敏感性——基于虚拟水贸易框架的分析

虚拟水贸易是缺水地区从社会经济系统层面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一种策略选择,但由于长期的低水价,致使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现实经济模式与虚拟水贸易战略的预期相悖.文章基于水资源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构建虚拟水贸易理论框架下的水价敏感性模型,分析水价上涨对各产业产品价格带来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区域水价提升对各产业产品价格的影响不仅在于该产业直接用水成本的上升,同时也不得不承受其他产业成本上升带来的间接影响,并且这两种影响作用是累加的.宁夏数据的实证得出,水价上涨对农业产品价格的影响最为强烈,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次之,对服务业产品价格的影响最弱.因此,可通过制定合理的水价调整策略,激励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地区实施虚拟水贸易战略,避免过分强调传统的重农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向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变,实现有限水资源更为合理的利用模式,达到经济发展与水生态的和谐局面.     

土地转入能否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来自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引入工具变量并利用IV-oprobit模型控制一定内生性后分析发现,在控制收入水平的条件下,转入土地并不会直接地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土地转入能够间接地通过提高收入来增进生活满意度。基于人均纯收入的分层研究表明,对处在较低收入水平的农民而言,通过土地转入所带来的生活满意度提升不容忽视,其中转入土地能够使处在0%～25%和25%～50%收入分组群体的农民对生活感觉"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提高14.4%以及28.4%;同时,土地转入则会对高收入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抑制效果。此外,健康状况、是否在县城购置房产、住房类型等因素均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最后,基于提高低收入农户生活满意度的视角对结果进行了讨论。     

泥石流对岩性的敏感性分析及其在危险性评价中的应用

泥石流对不同岩性的敏感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岩性在泥石流相关的科学研究中也难以量化使用。本研究选择三江并流区为研究区,采用工程地质岩组划分方法,将研究区的地质岩性分为14个工程地质岩组;进而引入岩性敏感度计算公式Fn = Nn / Sn,分析研究区泥石流灾害点分布与地质岩组的相关性,计算出泥石流对各地质岩组的敏感值。在ArcGIS 90平台的支持下,根据泥石流对岩性的敏感值,将研究区的地质岩性进行量化分级,划分为4个敏感性等级,并将本研究成果应用到三江并流区泥石流危险性评价的应用中。本文选择坡度、岩性、断裂、植被和人类工程活动等5个影响因子为泥石流危险性的评价指标,建立泥石流危险性评价模型,在GIS技术支持下,绘制研究区的泥石流危险性区划图。本研究结果与研究区已有的地质灾害点分布情况基本吻合,充分证明本研究方法是切实可行的,进而可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地质灾害评价以及防灾减灾工作提供方法指导与参考     

土地征收前后农民福利变化测度与可行能力培养——基于天津市4区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以天津市武清区等4个区385份被征地农民调查样本为例,采用模糊数学方法分别对征地前后农民福利状况进行了对比测度,结果显示天津市被征地农民总体福利水平提高,其中防护性保障、住房、社区生活评价值比征地前增加;经济收入上升,但同时支出增加,使得经济状况评价值下降;农民心理感受评价值降低。主要政策建议:政府应努力提高被征地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强社会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生计;社会保障制度关键在于落实,让被征地农民真正受益;政府可通过合理的产业规划增加就业岗位,同时鼓励和扶持被征地农民自主创业,逐步适应城市竞争。     

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基于天津市578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对天津市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在性别差异的视角下,分析了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是年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家庭劳动人口数量、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对农地的态度、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评价、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评价。只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农地经营成本、农地经营收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外出找工作途径、农地转出程序评价、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评价、是否参与新农保、对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只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非农就业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所在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水质感知视角下水库移民满意度分析——基于有序逻辑回归的实证研究

针对库区移民的水质满意度问题,应用有序逻辑回归分析方法,基于满意度感知理论,构建了库区移民水质感知有序逻辑回归模型,以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移民情况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最高教育水平、水源、庄稼种类、日常污水去向、周期性淹没意向等要素对移民水质感知具有显著影响;（2） 上游移民相较于中下游移民对于未来水质政策更乐观;（3）随着教育水平提高,移民对未来预期更加理性;（4） 日常污水去向要素对移民的水质感知存在空间异质影响,使用明渠的群众更倾向于认为水质将会变好;（5） 移民生活用水来源获取越难,对水质变化感知越差;（6）种植主粮作物的移民,对未来的水质预期更好。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种植结构优化,能够提升移民满意度     

空气质量如何影响公众主观满意度?——基于中国民生调查微观数据的证据

空气污染问题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和谐,而空气污染治理也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治理的最具显示性的领域,是公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一个重要衡量。现有研究缺乏从多个视角定量分析空气质量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民生调查微观数据,匹配空气质量客观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空气质量对我国城镇居民环境质量评价、个人生活评价、政府行政评价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空气污染显著降低了城镇居民的环境满意度,表明居民的主观满意度可以反映空气质量的客观情况;②空气污染显著降低生活满意度,表明空气质量是影响居民"获得感"的重要方面;③空气污染是影响居民对政府评价的负面因素,表明空气质量治理作为"看得见"的治理,其治理水平极大地影响居民对于政府工作的评价;④个体针对空气质量的主观满意度判断不仅取决于短期内状况,一段时期内的平均空气质量对主观满意度的影响更强;⑤个体的各类主观满意度存在异质性,其中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等对满意度指标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其一,公众的主观满意度具有信息价值,政府治理绩效的客观提升会得到公众的积极评价,能提高公众的福利水平和获得感。其二,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公众对于政府治理的相关信息的可获性大大增强,公众参与是发展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政府应当充分重视公众对于发展治理的主观评价,并且通过提升客观治理绩效回应公众关切,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政府治理效率,而且有助于打造责任型、回应型政府形象。     

三峡库首移民安置区土地资源、移民经济状况及移民满意度的调查与分析

针对三峡工程蓄水和移民搬迁对库首地区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对移民安置前后三峡库首地区的秭归、兴山、巴东等县乡镇土地资源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选择典型乡镇移民户作为研究对象,实地调查了移民安置区移民户的经济收支情况及其对移民安置的满意度。结果表明：三峡工程蓄水后,库区低海拔地区耕地淹没,农村可用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也有所减少,人地资源矛盾比较突出。移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劳务、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其中劳务收入比例较大,农户家庭经济支出主要是以生活支出为主,移民搬迁对部分农民经济收入产生较大影响。移民搬迁以后,库区农村的居住环境、住宅条件、生活条件和交通条件均较移民前有明显改善,农户普遍比较满意。库首地区的移民政策落实较好,大部分人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对三峡工程表示支持和肯定。搬迁安置对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产生了影响,存在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增多,农村废弃物处理设施不足等问题,应当引起政府对库区生态环境问题的足够重视。〖     

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农民发展意向的冲突分析——基于陕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660户农民的调研数据

自然保护区在生态保护的同时也面临着当地发展的矛盾。本文基于陕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660户农民的调研数据,发现农民对政府主导的生态保护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情绪,主要原因是农民在提供环境服务的过程中也面临因土地产权受限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根据调研结果,本文指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过程中存在收入、产权、退耕配置和生态补偿的扭曲行为。表现为农民的失地化、土地使用权受限、土地闲置、级差配置和阶层配置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进一步在TRA和TPB理论的基础上,将环境行为意向作为预测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并考虑地域背景和制度背景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提出自然保护区地域背景和生态补偿制度缺陷下生态保护的扭曲行为对农民保护与发展冲突意识影响的研究假说。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在生态保护过程中对农民收入的长期扭曲以及退耕配置、级差配置、阶层配置等扭曲行为都弱化了居民的生态保护意向,而增强了其发展的意向,折射了生态保护过程中农民生态保护和求发展意向的对立冲突,这印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说。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启迪:一是要尊重农民作为环境服务交易主体的平等地位,改变现行地方势力在补偿过程中的扭曲行为;二是建立健全土地产权制度。在排他性、转移性、执法性原则的基础上推动自然保护区的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合作共赢;三是推进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解决其长久的生计问题;三是要完善生态补偿制度,考虑农民在生态保护过程中的长久损失;四是完善野生动物侵害土地生产的补偿制度。     

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农民群体逐渐分化为不同职业的农民阶层,由于职业选择的不同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农民在经济收入、产权偏好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导致他们对土地流转意愿与决策行为的选择也出现分化,因此,研究由于农民职业分化导致的产权偏好不同及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笔者对江苏省实地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在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的基础上,运用Lagistic模型对农民职业分化、产权偏好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职业类别、非农收入比重、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是否拥有转让权、地权稳定性、地区虚拟变量对土地流转有正向影响,年龄则对土地流转有负向影响,而农业劳动力人数、土地的养老保障作用和是否具有抵押权则对土地流转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应强化土地产权、完善产权结构、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和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素质、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对工业用地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江苏省企业调查数据

利用2015年江苏省工业企业用地调查数据,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新型城镇化不同维度对工业用地效率的影响,并区分不同类型企业做出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全省工业用地效率水平总体上呈现出由南向北逐渐降低的空间结构,制造业、电力业企业对全省企业用地效率的空间格局特征具有代表性;(2)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城镇化对全部企业、采矿业和制造业表现出正向作用,而对于电力业企业,仅社会城镇化表现出正向作用.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对工业用地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要进一步优化 城镇化进程中工业用地空间布局,促进不同类型企业在区域间协调发展,发挥城镇化的溢出效应.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研究——基于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选择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作为中介变量,采用"双重差分-中介效应"模型和农户调查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不仅对农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效应,而且通过增加生计资本总量和改善生计资本结构,进而对农民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2)相比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更能显著增加生计资本总量和改善生计资本结构,进而更能显著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3)地方政府主导模式通过增加生计资本总量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而新型农业经营经营主体主导模式通过改善生计资本结构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4)通过winsorize缩尾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证实研究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人地关系视角探讨农户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剖析农村环境治理难题意义重大。以湖北省为例,利用107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整体一般,通过提高农户对村庄的依恋水平,可显著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其环境治理“非常愿意”参与的概率提升35.51%。②社会信任在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会随着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即社会信任是地方依恋影响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37%。③代际差异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群体中,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均显著。此外,性别、环保意识和环保态度等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等,不断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感和依恋感,进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