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探究喀斯特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与演变趋势,对科学评价该地区生态治理效益与实现农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典型喀斯特生态脆弱区贵州省为例,基于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数据,构建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与耦合度模型定量分析了二者的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状态与耦合度演变趋势。结果表明：2000～2019年,贵州省农业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农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则保持稳步上升态势,二者之间由“经济滞后型”逐步演变为“生态滞后型”。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从0.268 0增长至0.660 6,耦合协调状态由中度失调水平演变为初级协调水平。耦合度呈现由大到小的变化趋势,系统经历了从耗损发展向协调发展的转变,说明贵州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显现出趋向协调的发展态势。研究表明,贵州省应继续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优化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高水平协调发展。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背景下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预测

中国正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挺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可有效推动海洋强国的实现,而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前提和基础。文章从协调度和障碍度角度分别研判了天津市海洋生态、海洋经济与海洋社会之间的互动状态及影响三者协调演进的关键制约,运用指数平滑-BP神经网络揭示出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复合系统时间嬗变的趋势与特征。文章结果发现:(1)相比于海洋经济、社会子系统显著的上升态势,天津市海洋生态子系统评价值由0.632下降至0.389,表明天津市先前以牺牲海洋生态换取了海洋经济、社会的高速演进;(2)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长期处于非协调状态,2000—2017年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由-0.068下降至-0.325,三个子系统互动关系持续恶化,内生性矛盾愈加凸显;(3)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已由海洋经济、社会低度发展向海洋生态恶化转移,海洋生态问题积重难返,是天津市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将面临的关键阻滞;(4)如果延续过去的发展模式,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度将由2018年的-0.328缓慢上升至2025年的-0.311,仍维持在非协调状态,难以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势必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困境。为此,天津市亟须自源头推进陆海统筹的系统性生态治理,以科技引领转换海洋经济发展的绿色动能,凝聚海洋社会多主体的综合治理力量,全面推动形成生态经济系统协同运行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发展新格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沈阳市人口、经济、空间与环境的协调度分析

在中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人口、经济、空间与城市环境的矛盾日益复杂和激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迫切需要研究城市人口、经济、空间与城市环境之闻的协调关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在市区尺度上构建城市人口、经济、空阃与城市环境的协调评价体系，并以老工业城市沈阳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沈阳城市人口经济空间的综合发展于1993—1999年处于困境．2000年以后城市综合发展逐步好转；沈阳城市环境在1998年以后稳定上升；沈阳城市综合发展与城市环境的静态协调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特征，动态协调度具有平滑和滞后性的特点；静态协调度于1993—1994年属于基本不协调阶段．1995—2005年基本处于协调状态。于1999年出现了低谷。并存在着下降的趋势；动态协调度于1993—1996年属于基本不协调阶段。1997年以后总体上属于基本协调阶段。     

湖南资阳区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度评价研究

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以区域农业系统为研究对象，在构建了系统评价的协调度函数、协调等级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生态经济社会子系统三个层次及系统层次上分析了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1995-2002年区域农业系统协调度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资阳区从1995-2002年区域农业系统处于低度失调与弱度失调状态，协调等级为4-5，协调度变化处于缓慢上升趋势。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表现较快增长趋势，协调等级从3上升到7；社会子系统协调度表现U型变化趋势，协调等级为4-3-4；生态子系统协调度表现较大的下滑趋势。协调等级从7级下降到4级。经济子系统在系统的协调度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资阳区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加强环境建设和重视社会建设。以推动区域农业系统的协调发展。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城市生态水平评价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是一个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系统,城市生态环境是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支持系统。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和信息熵原理,通过计算生态经济熵、生态功能熵和城市生态系统总熵变,分析城市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规律;利用综合发展度和协调发展度两个指数,建立城市生态水平评价的定量模型。以武汉市1988~2004年城市生态系统发展为例,评价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生态系统的生态经济熵、生态功能熵和城市生态系统总熵变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城市健康、有序水平不断提高;（2）武汉城市生态系统在经历了1988~1991年停滞发展期后,从1992年开始,生态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协调发展水平在不断增加,近10年来都保持在基本协调发展水平。     

青岛市城市资源、基础设施与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和分析

在分析青岛市城市资源、基础设施条件与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资源和基础设施这两大因素与青岛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关系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2001—2004年期间，青岛市城市盗源、基础设施与其经济社会各年度的协调发展度均大于0．8。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持续增长的势头，而城市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则呈现出波浪型态势。说明后者的发展尚不够稳定；另外．除了2002年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施的发展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外。其余年份都是滞后的。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对青岛市城市资源与基础设旌开发和建设的力度，以满足城市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基于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协调度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关心的问题,环境库兹尼茨曲线(EKC)即为描述它们之间关系的曲线.在阐述协调度与EKC曲线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信息熵模型,并引入BP网络对未来的协调度值进行预测,所得协调度值对应于EKC曲线进行分析,得到协调度的EKC曲线变化趋势,为区域经济决策提供了依据.以武汉市为研究对象,得到该区域1988～2006年经济环境协调度,并对2007～2020年的协调度值进行了预测,从协调度值与EKC曲线的量化关系得出经济与环境的EKC曲线发展状态和趋势.结果表明:武汉市的协调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基本呈现协调度值较低、发展状态较差的状况;武汉市现正处于EKC曲线的转折顶点,逐渐向协调发展稳定期过渡的关键时期,因此武汉市政府需加强政策调控,保证稳步转型,达到稳定的协调发展状态.     

区域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以云南省为例

该研究在构建旅游经济和空气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分析云南省16个州市2014—2020年旅游经济系统和空气质量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及时空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16个州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但各州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差异较大，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格局；空气质量发展指数随时间变化的波动性很强、呈无序状态。(2)研究前期和中期，除了昆明、丽江、大理的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始终高于空气质量指数，其余13个州市空气质量指数均优于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属于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型城市。(3)从耦合协调等级来看，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等级得到提高，总体趋势呈现由滇西北地区向滇中、滇西和滇西南地区递减的格局。其中，耦合协调等级比较好的州主要集中在滇西北地区，且耦合协调等级远高于滇东北、滇东南地区。(4)从空间自相关来看，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表现出全局空间负相关，且空间分布呈随机态势，尚未形成地理上的空间集聚效应。研究期内16个州市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度协同增长的有3个，负向增长的有13个，说明16个州市的内部空间...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

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利用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30个指标数据,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动态变化进行测度,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结果表明:(1)2005以来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型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减弱,社会城市化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资源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但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对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力正变得日益重要。(2)各城市间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较大,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较小。自2005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的城际差异无较大改变,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城际差异正变得日趋缩小。位于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变动较之其他省份更为显著。(3)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协调类型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并以初级协调型为主。2005以来中部地区多数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不变,关系恶化的资源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西和湖南,关系更为协调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位于山西。(4)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显著,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成熟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5)城市化滞后仍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循环型城市建设绩效评价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产生了诸如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等诸多问题．本文拟根据循环型城市内涵，构建循环型城市建设绩效评价的“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分析城市经济发展、资源减量利用、污染物减量排放、资源再利用和资源环境安全等对循环型城市建设绩效的贡献机理．对建设循环型城市提出建设性建议。文章引入“建设循环度”和“发展协调度”两个特征向量．将不同时序年份的评价结果进行了空间二维定位。对珠三角城市群1990—2004年城市发展的研究表明。不同年份的评价水平波动性显著．评价水平量大年份值较最小年份值高出0．786，相当于年平均水平的34．2％；由于波动性显著。其变化趋势显著性较低．总的趋势绩效水平不断提高。对不同年份“建设循环度”和“发展协调度”二维空间分布研究发现．综合绩效水平大部分处于弱循环层次．城市发展的协调水平相对较高．而城市建设的循环度有待提商．循环经济的社会意识亟待普及和加强。最后就加快珠三角乃至全国循环型城市建设提出了政策建议。     

深圳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演进分析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以深圳地区为例。通过指标体系和评价基础构建、评价方法论证及实证研究等环节。对深圳市过去15年社会经济子系绫和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发展程度的演进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协调性评价可以有效的揭示各种关键性发展问题。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深圳市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利用与保护工作均相对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基本满足了生态市建设的要求；今后，激活高端服务业发展步伐。采取更为严格的资源环境标准约束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将成为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任务。     

南京市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分区评价研究

本文基于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了南京市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以南京市各区县为评价单元,综合分析了南京市各区县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状况与影响因素。对于属于环境提前型的区县,可在环境容量允许的条件下重点加强经济建设,适当通过加大土地资源的开发力度而提高土地利用程度,提升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水平;属于经济提前型的区县则需更加关注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城市建设定量评价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发育最为成熟的城市聚集区,随着城市发展主流趋势--生态城市的日益兴起,区内各城市相继开展了生态城市建设,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不协调发展、生态城市建设程度难以定量以及片面定量的问题。试从长三角城市群社会经济和地域情况入手,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并采用城市生态指数、城市协调度指数和生态城市综合指数来分别衡量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生态化水平、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和生态城市建设程度。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15个城市中,苏州生态城市建设程度较好,而南通则略差;（2）只有城市的全面协调发展,才能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     

山东各地市经济发展环境评价研究

为评价山东各地市的经济发展环境。采用《2003山东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及专家打分资料进行因子分析，得出由地市经济运行环境、地市社会发展环境、地市制度政策环境、地市自然环境和地市资源环境五部分构成的地市经济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评价得分。将山东各地市划分为3个梯度：(1)青岛、济南得分在0．7以上，为第一梯度，有良好的地市经济发展环境；(2)淄博、东营、烟台、威海、潍坊得分在0分以上。为第二梯度，经济发展环境较好；(3)其他地市为第三梯度。经济发展环境较差。文章最后分别对各梯度地市提出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策略。     

南宁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可持续发展度研究

本文在对南宁市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子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专家咨询等方法，建立了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运用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对南宁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分析。     

江苏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空间分异研究

研究江苏土地利用效益空间分异特征对制定差异化土地利用战略从而实现全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调控,促进区域之间以及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建立了以土地利用综合效益为总目标,土地利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为子目标,包括22个评价因子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因素加权综合评价法,对江苏省各县（市）进行了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及协调度评价,根据两者的组合状态将江苏分成高效协调区、中效基本协调区和低效基本协调区三大类型区。整体上看,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及协调度有从南到北逐渐降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引起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和协调度差异的主要原因。针对不同类型区域应实行不同的土地利用战略及相关政策来促进区域之间、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安徽省县域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及耦合研究

交通与经济系统相互影响又互为合作,二者的良性反馈与循环是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切实保证。基于安徽省77个县(市)域研究单元,利用公路交通路网和社会经济数据,借助交通优势度模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模型,考量分析了公路交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1)安徽省县域公路交通路网密度北高南低,总体较优;交通可达性呈"单核"圈层分异;区位优势度呈"多核"圈层分异;交通优势度正介于"多核"向"单核"圈层转变的过渡状态。(2)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金字塔型"分化,低发展水平单元基数较大;优势单元多集中于皖江城市带地域;地级市市辖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周边县(市)。(3)全省县域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整体良好,但协调度水平总体偏低,绝大多数县(市)公路交通发展超前经济。如何依托既有公路交通支撑,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是打造全省公路交通与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关键。     

江苏省13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变异及驱动因素

城市土地的高效集约化利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入手，依据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原则，从土地利用投入水平、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效率、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构建了一个具有三级层次结构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秩相关系数和聚类分析的方法以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1997～2006年，江苏省13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都得到了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和方式不同；（2）不同城市，苏南、苏中和苏北之间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呈现出明显的城市和地域差异，其中，省会南京最高，苏北的宿迁最低。最后，对造成这种时空差异的现象从区域经济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性质职能与规模等方面进行了驱动力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是城市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转换器。发展智慧城市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缓解"大城市病",提高城镇化质量。从城市信息化发展阶段看,我国许多信息化先行城市已经初步具备建设智慧城市的信息基础、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同时,不断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也为智慧城市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缺乏统一规划、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不健全、资金瓶颈等诸多问题。为此,要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关系,实现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保障信息集成共享和互联互通,重视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在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基础上全面整体推进。     

浙江省陆路交通可达性与经济社会协调性研究

以浙江省69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利用1996、2004、2012年交通路网和经济社会数据,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主成分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时空演变及其与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1996~2012年,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均出现不同程度提高,两者耦合协调关系逐渐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转变;（2）协调性存在空间分异,环杭州湾、金丽衢平原、温台平原城市协调性普遍高于西部低山丘陵地区城市,地级市辖区协调性普遍高于各县(县级市);（3）协调性空间格局演变显著,呈现出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市向周围县域梯度改善现象,且逐等级类型提升特征显著。总体上来看,浙江省城市可达性演变及与经济社会的耦合协调关系,体现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