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迦巴瓦峰地区自然灾害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南迦巴瓦峰地区自然变异强烈而频繁,地震、泥石流、崩塌与滑坡、雪害、洪水等自然灾害普遍,探讨了自然灾害的特征和规律、灾害的成因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问题,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具有连锁性、群发性、突发性和频发性;强烈的新构造运动、高山深谷地貌及温热多雨的气候条件等是该地区灾害发生的最主要自然成因。灾害对该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交通运输、山地农业及森林资源等造成严重影响。     

广东省热带气旋、雨涝灾害和地质灾害生态风险评价(Ⅰ)

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和福祉与生态系统健康密切相关。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自然灾害频发。多种自然灾害的共同作用,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评估自然灾害影响下的生态环境安全和灾害生态风险显得尤为重要。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域,选取3种主要自然灾害(热带气旋、雨涝灾害和地质灾害)作为风险源,对广东省进行了区域自然灾害生态风险综合评价。作为风险评价的基础,分别评估了热带气旋、雨涝灾害和地质灾害的危险度以及3种主要自然灾害的综合危险度。基于GIS技术,以1 km×1 km栅格为评价单元,对广东省3种主要自然灾害的综合危险度进行分区。结果表明:广东省热带气旋和雨涝灾害危险度分区等级由沿海向内陆递减,高危险区集中分布在西南沿海地带;地质灾害高危险区主要分布在粤东北和粤西内陆低山丘陵区。综合危险度分区等级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呈现出不规则、条带状沿海岸线分布的特点。3种自然灾害危险度分区在空间格局上互为"热带气旋-雨涝灾害-地质灾害"链式关系。3种灾害的叠加结果使得灾害后果愈发严重,其链式效应使得广东省自然灾害具有泛生性与群发性。自然灾害危险性评价是灾害生态风险评价的前提,多灾种自然灾害综合危险性评价及其生态风险综合评价是灾害风险科学值得重点关注的领域。     

广东省热带气旋、雨涝灾害和地质灾害生态风险评价(Ⅱ)

自然灾害生态风险评价对环境保护和防灾减灾有重要意义。选取广东省区域内热带气旋、雨涝灾害和地质灾害为风险源,以植被覆盖度、干燥度、人口密度、单位面积GDP和重要生态功能区为指标构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体系,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表征风险受体并计算其生态资产,对广东省热带气旋、雨涝灾害和地质灾害生态风险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进行风险类型组合分析,制订区域风险防范措施。结果表明,广东省生态环境高脆弱区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低脆弱区集中分布在粤东北山区。生态资产与生态环境脆弱性空间分布表现为生态资产高值区对应生态环境低脆弱区,生态资产低值区对应生态环境高脆弱区。不同类型自然灾害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性,沿海地区以热带气旋和雨涝灾害高等级生态风险区为主,内陆地区以地质灾害高等级生态风险区为主。广东省自然灾害综合生态风险总体上表现为沿海高于内陆,南部高于北部,西部高于东部。热带气旋、雨涝灾害和地质灾害各等级生态风险在全省均有分布,总体上以低生态风险区为主,3种自然灾害低生态风险区分别占全省面积的58.57%、66.54%和58.13%,综合生态风险低风险区占全省面积的59.94%。相应地,在热带气旋、雨涝灾害和地质灾害生态风险及其综合生态风险防范分区中,自适调控区分别占全省面积的68.09%、80.17%、70.59%和71.92%。总体上,广东省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优良,自然灾害生态风险较低。     

吉林省农田景观动态与农业自然灾害相互关系研究

分别从作物生境、作物形态和作物种类角度分析吉林省近50a的农田景观动态变化情况,结合农业旱灾、水灾、风雹灾、霜冻灾害和作物病虫害成灾面积动态变化和各种农业自然灾害的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比的变化趋势,探讨农田景观动态与农业自然灾害的相互关系,指出农田景观生态多样性的降低是农业自然灾害频繁和灾损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农业生产布局多样化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四川省攀西地区聚落点泥石流灾害危险性评价

基于聚落点的泥石流灾害潜在危险性评价是实现泥石流灾害准确预测、预报及灾损估算的基础。在GIS9.3软件支持下,选取地质构造、地形地貌、气象水文和人类活动4方面9个因子,利用层次分析法,对攀西地区泥石流灾害影响因素及危险性进行评价,并利用实际泥石流点进行精度验证。在对攀西地区人口数据进行空间化的基础上,分析了聚落点泥石流灾害的潜在危险性。结果表明,攀西地区极高和高危险区分布主要受断层影响,而在中部和南部,河流对泥石流的影响远大于断层的影响,在西北部和东北部,断层、坡度和高差3个因子对泥石流的影响均大于河流对泥石流的影响。攀西地区泥石流灾害极高、高和中危险区评价结果中有84.10%的实际泥石流分布和72.48%的人口分布。泥石流灾害极高危险区分布在研究区断层附近,高危险区分布在极高危险区外围,中危险区分布在距断层较远的地区,低危险区分布在东、西部没有断层的地区。     

2008年初特大冰雪灾害对粤北地区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人工林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2008年8月,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地（受冰雪灾害较轻、受到冰雪灾害影响、受到冰雪灾害后皆伐清理样地）,用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天井山林场杉木人工林土壤理化性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粤北地区杉木人工林在受到冰雪灾害后,0-60 cm的土壤容重比未受到损害的上升8.1%-16.4%,孔隙度下降8.9%-11.9%,自然含水量减少17.1%-28.6%,皆伐清理后,土壤容重比未受到损害的下降1.5%~9.5%;孔隙度上升1.2%~5.9%,自然含水量增加44.2%~68.1%。（2）受损后,土壤pH值未发生变化,浅层（0-40 cm）有机质质量分数比未损样地下降（1.3%-9.4%）,深层（〉40 cm）有机质质量分数提高30.5%;各层土壤全氮、全磷、有效氮、有效磷和有效钾质量分数分别下降13.4%、30.3%、16.7%、37.6%和37.2%,全钾质量分数上升21.0%,且与未损样地的差异显著;土壤交换性钙和交换性镁大幅减少,分别为28.1%和43.4%。进行皆伐清理后,有机质质量分数比未损样地提高207.9%,土壤全氮、全钾、有效氮和有效磷质量分数升高138.7%、10.2%、161.3%和540.0%,全磷、有效钾、交换性钙和交换性镁的质量分数下降2.6%、9.0%、28.7%和24.3%,各土层变化不一致。（3）冰雪灾害的发生使杉木人工林林下土壤紧实度增加,不利于土壤呼吸、空气传导和土壤养分的累积;而经过清理后,土壤变得较为疏松,通透性增强,含水量增加,有利于土壤团粒结构的增强、土壤微生物活动和土壤养分的累积及转化。因此,冰雪灾害后对受损林地进行及时的清理对植被恢复重建尤为重要。     

珠江三角洲地区人类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重点分析人类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现状与危害。广州市的水土流失类型可分为自然侵蚀和人为侵蚀,其中自然侵蚀主要有面蚀、沟蚀两种形式,在广州市范围面积分布相对较广,但侵蚀强度内并不严重;而人为侵蚀突出,侵蚀类型和强度也更为复杂多样。人为侵蚀的成因主要有：采石取土、交通道路建设、开发区建设以及坡耕地。人为侵蚀已经成为广州市水土流失灾害的主要表现形式。     

珠江三角洲地区人类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及其危害

以广州市为例,重点分析人类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现状与危害。广州市的水土流失类型可分为自然侵蚀和人为侵蚀,其中自然侵蚀主要有面蚀、沟蚀两种形式,在广州市范围面积分布相对较广,但侵蚀强度内并不严重;而人为侵蚀突出,侵蚀类型和强度也更为复杂多样。人为侵蚀的成因主要有采石取土、交通道路建设、开发区建设以及坡耕地。人为侵蚀已经成为广州市水土流失灾害的主要表现形式。     

吉林省农田景观动态与农业自然灾害相互关系研究

分别从作物生境、作物形态和作物种类角度分析吉林省近50a的农田景观动态变化情况，结合农业旱灾、水灾、风雹灾、霜冻灾害和作物病虫害成灾面积动态变化和各种农业自然灾害的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比的变化趋势，探讨农田景观动态与农业自然灾害的相互关系，指出农田景观生态多样性的降低是农业自然灾害频繁和灾损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农业生产布局多样化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世界新闻

瑞士研究聚焦阿尔卑斯山区的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可能会引起或加剧地球上每个地区的自然灾害．尽管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经对热带地区的飓风和海面上升的可能性投入了很多注意力,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更冷的气候和内陆地区也会受到全球变化的影响．作为对所察觉到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威胁的反应,瑞士政府下令展开一项关于阿尔卑斯山区潜在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大型研究计划,这项研究强调预防和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它还希望能有助于在气候变化研究和反应方面的国际合作． 瑞士曾经不得不对付的自然灾难 （洪水、山崩、泥石流、雪崩、 冰崩、风暴、…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in Anthropocene

Natural disasters cause considerable property damage and loss of life as well as destruction of ecosystem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hange, extreme events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in both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To prev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mitigate the loss, we need to act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It would be conduciv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reduce disaster vulnerabilities and risks, and build resilience through implementing effective measure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recovery.     

论农村生态经济系统灾变

本文从灾害的概念及其发展入手，分析了农村生态经济系统发生灾变的原因，提出了减轻或防止农村生态经济系统灾变的有效对策。文章对合理调控农村生态经济系统，实现农村生态经济平衡，防止或减轻农村灾害发生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我国北方沙尘暴及其防治初探

利用卫星遥感等资料结合我国沙尘暴灾害的情况，分析研究了我国沙尘暴的基本特征、产生原因、时间分布、空间分布、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其造成的灾害，借鉴美国等国外治理沙尘暴的经验。为我国治理沙尘暴提出初步对策建议。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脆弱生态地质环境形成机制探讨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地质环境脆弱 ,敏感性强 ,退化趋势显著 ,容易受到冲击和破坏。北方农牧交错带是生态地质环境灾害的多发区 ,主要表现为土地荒漠化加剧、气候灾害频繁和地方病害严重等。脆弱生态地质环境的形成机制包括地球内动力机制和外动力机制。内动力机制是指地质历史时期的构造运动 ,奠定了特殊的地貌格局和脆弱的地表物质基础 ;外动力机制包括东亚季风和人类活动。内外部机制共同作用将潜在的自然环境脆弱性转化为现实的严重生态地质环境灾害。     

城市工业化灾害及其综合减灾设计对策──兼论北京城市防灾减灾的规划编研思路

文章从城市减灾问题研究的实际出发 ,认为城市灾害系统中对于城市威胁最大的城市工业化灾害至今重视不够 ,甚至缺少必要评估。无论是大中城市发展 ,还是大力倡导的中国小城镇建设 ,城市工业化防灾应引起关注。因此提出不仅应研究城市减灾中的工业化致灾问题 ,还必须关注工业建筑及建设中的防灾规划及布局 ,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江苏沿海地区海洋灾害类型及其防治探讨

根据江苏沿海地区的地质地貌及气候的特点,综合分析了危害江苏沿海的海洋灾害类型,主要有海洋地质灾害、气候灾害和生物灾害等三种类型。地质灾害主要包括海岸侵蚀、海岸坍塌、和海平面上升;气候灾害主要包括台风风暴潮;生物灾害主要包括赤潮、湿地滩涂面积缩小等。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1)加强对海岸带地质背景和地质灾害研究,应用GIS和RS等先进技术建立海洋灾害信息系统;(2)加强海防工程建设,加高海堤提高质量,以防御灾害性海浪、风暴潮等侵袭;(3)应用生态学原理,建立沿海生态防护网,增强对风暴潮抵御能力保护沿海湿地资源;(4)加强对海洋灾害及防御知识的教育和对防灾减灾的管理等。     

中国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受损森林植被研究进展

2008年年初我国南方遭受了一场极为罕见的大范围持续低温雨雪冰冻极端气候灾害,这场灾害给我国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其中,林业受损尤为严重。我国学者针对受损森林生态系统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对现有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综述,重点概述了森林结构、功能和经济效益的受损状况,总结了天气条件、地理因素、树种及其生长情况,分析了林分特征等方面的森林受损机制以及受损森林的恢复与重建对策,对现有的研究在内容、水平及方向上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以期对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北京市天然气公交车的发展现状及前景

随着石油资源短缺、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天然气汽车作为一种实用的低排放汽车逐渐得到了重视和应用。本文首先通过汽车与能源、汽车与环境两个方面,分析说明了北京市发展天然气汽车的重要性;然后简要介绍了北京市天然气公交车的发展现状、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最后指出了实现发展规划的条件和政策。     

Sustainability and the Scientist's Burden

Natural scientists are being encouraged by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al agencies to define and operationalize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in a "scientific" manner. Such an approach is fraught with dangers because values, opinions, and social influences are an inextricable part of science, especially applied science. Natural scientists' attempts to define sustainability, particularly to decide what should be sustained, cannot therefore be value-neutral. They simply end up shifting value judgments to different levels by choosing either a single obvious objective, an arbitrary range of objectives, or an arbitrary method of aggregating different preferences. This lack of self-reflectiveness on the part of scientists has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the direction of research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Natural scientists should heed lessons from earlier cases of scientists' involvement in policy and redefine the terms of reference before shouldering their social burden. The dilemma of pursuing objective science in a value-loaded and socially charged discourse can be resolved by properly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analysis and by pursuing a socially grounded pluralistic approach to problem definition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