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淮海平原农区宅基地扩展时空特征及整治潜力分析——以禹城市5个村庄为例

综合遥感解译、宗地调查和入户问卷调查方法,研究黄淮海平原农区禹城市5个村庄的宅基地时空演变特征和不同退出标准的宅基地整治潜力和整治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宅基地经历了剧烈扩张,调研村庄的宅基地平均扩张了3.7倍。2015年户均宅基地高达1.6宗,30.8%的农户存在“一户多宅”现象,28.5%的房屋被闲置或废弃。（2）2000年以前,调研村庄的宅基地空间扩张模式以飞地式为主,2000年后被填充式和蔓延式所取代。分村庄来看,宅基地空间扩张受到主要交通干线布局、土地资源禀赋和村庄初始布局等因素的影响。（3）调研村庄宅基地整治具有较大的理论潜力,可节约56%的村庄居住用地。基于两套退出标准方案的宅基地整治可分别节约26%和36%的村庄居住用地,但均与理论潜力存在较大差距。（4）未来宅基地试点改革亟需在推进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价值体系、探索退出的宅基地转化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办法等宏观体制机制推进,并在微观层面依据农户就业结构和土地资源禀赋分类施策。     

基于时间可达性的土地整治道路布局研究

科学合理布局土地整治项目中的道路,能有效提高农户田间耕作出行便捷性和提升土地整治项目的满意度。以江西省樟树市阁山镇为研究区域,通过调研及数据收集,获取农户田间耕作出行方式数据,地形、地貌和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野外采样、室内化验得到耕地样点养分数据。借助ArcGIS 10.2软件平台,处理得到研究区时间可达性分布图;选取土地覆盖、地形、现状道路和耕地质量等4方面影响因素和8个影响因子,建立土地整治田间道路布局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生成土地整治田间道路布局适宜性分布图;最终形成土地整治田间道路布局优化方案。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农户田间耕作出行方式的调研数据得到的项目区可达性分布情况为土地整治田间道路布局优化方案提供了重要依据;GIS技术提高了土地整治道路布局优化方案的空间准确性;道路布局优化方案既方便了农户出行,又注重对耕地质量的保护。     

土地发展权视角下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及增值收益分配研究

实现公平补偿、增值收益合理分配是推进农村宅基地顺利退出的关键。论文以土地发展权为视角,采用模型测算方法,从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产生机会成本损失和置换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产生增值收益两个方面,构建宅基地退出补偿及增值收益分配理论模型,并以东北粮食主产区——哈尔滨市为研究区进行实证模拟。结果表明：1）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背景下,退出的宅基地整理复垦为耕地,产生的机会成本损失补偿给农户和村集体,空间置换的新增建设用地产生的增值收益来自政府和开发商的资本投入,政府和开发商有权分享其土地增值收益;2）研究区农户、村集体、政府和开发商应获得宅基地退出补偿及增值收益分配比例分别为41.5%、6.5%、27.1%、24.9%;3）基于土地发展权的宅基地退出补偿及增值收益分配,不仅兼顾了效率和公平,也符合通过政府调控手段和市场调节机制相结合的方式对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改革的方向。     

湖北省随县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测算及整治策略——基于农户意愿的调查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土地整治规划的核心问题。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在统筹国家政策、农户意愿和建立自然-经济-社会-生态-规划综合修正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科学测算了随县各乡镇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并提出适宜整治策略。研究结果:①随县18个乡镇综合修正系数介于5.15%~9.84%之间,表明理论潜力转变为现实潜力的可能性具有较大地域差异;②2011-2020年随县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为2 035.23 hm²,占理论潜力的17.80%,占现状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的10.01%;③可优先在潜力大的乡镇建立整治示范区,创新土地整治模式,有序推进农村居民点整治。该研究测算方法及整治策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可为新一轮农村居民点整治提供更为有效的依据和参考。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的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有效阈值——以改革试点区宜城市为例

宅基地退出是有效缓解城乡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在梳理宅基地有偿退出路径的基础上构建宅基地价值补偿体系,按照政府能承受、农户能接受、工作可持续的原则,基于成本收益理论科学测定在不同模式下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的有效阈值。结果表明:(1)宅基地退出补偿阈值是农户能接受的最小值和政府能承受的最大值所组成的补偿范围。(2)农户退出宅基地损失的机会成本和退出总成本之和小于最小阈值时农户愿意有偿退出,最大阈值低于宅基地、地上附属设施权利价值和退出总成本之和。(3)"异地改造"模式下,政府处于主导地位,资金来源较少,实际补偿金额接近最小阈值。"一户多宅"模式下,政府和农户诉求相当,补偿金额偏向中位数。"整体搬迁"和"社区化"模式下,农户处于主导地位,政府补偿资金来源较多,实际补偿金额趋向最大阈值。     

城市化背景下宅基地利用的租值消散与农户行为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下辛堡村为例

随着城市扩张和城乡空间的急剧演变,农村宅基地的区位和功能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扩张带来的建设用地需求提升了宅基地的潜在价值。然而,集体土地制度对农村宅基地产权权能的限制,将使宅基地利用过程中部分土地租值被置入"公共领域",形成"非专有收入",进而在竞争下导致租值消散。论文基于产权管制和租值消散理论,分析宅基地功能和资源价值转变下,集体土地制度对宅基地的产权管制所造成的"公共领域"和"非专有收入",并以北京市城中村为例解释农户降低租值消散的宅基地利用行为。在此基础上,以消除资源价值的"公共领域"为原则,提出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为城市化背景下提高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和调控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提供科学依据。     

农村空心化程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山东省村庄调查数据

农村空心化是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不良过程,受经济、自然、社会文化与制度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研究采用GIS、遥感和参与式农村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山东省76个村庄的0.25 m高分辨率航空遥感影像和逐户调查数据,测算农村空心化程度,选取农村空心化程度可能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逐步回归方法分析农村空心化程度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结果表明:农村空心化程度与户均宅基地宗数、人均耕地面积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村庄人均收入呈显著负相关。由于村庄发展规划缺失与宅基地管理滞后,"一户多宅"现象严重,户均宅基地宗数增多,直接导致宅基地空废闲置,农村空心化程度增加;村庄人均收入低,经济发展滞后,内生性发展能力衰退,导致村庄要素与资源的集聚力下降,是农村空心化程度增加的内生因素;耕地是农村空心化发展的"资源基础",人均占有耕地多的村庄,村庄扩展空间相对充足,农户宅基地利用粗放,导致空置废弃宅基地多,农村空心化程度较高。为防止或控制农村空心化的进一步发展,应逐步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用地规划控制,制定村庄建设发展中长期规划,划定村庄空间增长边界,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培育村庄内生发展能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强村庄要素凝聚力;甄别农村空心化的主导因素,划分不同农村空心化地域类型区,制定差别化的防控对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户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的福利变化研究——基于江苏省农户调查数据

引导农民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研究以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框架,通过对江苏省集中居住社区农户调查,采用模糊评价方法测算农户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的福利变化。研究发现:农户退出宅基集中居住后福利水平下降;农户福利变化区域差异显著。主要原因有:农民心理对比程度的差异;政策执行的差异和调查区域的特殊性。为此,需要从加强土地整理后的农民就业培训和就业渠道等方面保障农民福利水平。     

城市化背景下宅基地利用的租值消散与农户行为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下辛堡村为例

随着城市扩张和城乡空间的急剧演变,农村宅基地的区位和功能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扩张带来的建设用地需求提升了宅基地的潜在价值。然而,集体土地制度对农村宅基地产权权能的限制,将使宅基地利用过程中部分土地租值被置入“公共领域”,形成“非专有收入”,进而在竞争下导致租值消散。论文基于产权管制和租值消散理论,分析宅基地功能和资源价值转变下,集体土地制度对宅基地的产权管制所造成的“公共领域”和“非专有收入”,并以北京市城中村为例解释农户降低租值消散的宅基地利用行为。在此基础上,以消除资源价值的“公共领域”为原则,提出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为城市化背景下提高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和调控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的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有效阈值——以改革试点区宜城市为例

宅基地退出是有效缓解城乡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在梳理宅基地有偿退出路径的基础上构建宅基地价值补偿体系,按照政府能承受、农户能接受、工作可持续的原则,基于成本收益理论科学测定在不同模式下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的有效阈值。结果表明：（1）宅基地退出补偿阈值是农户能接受的最小值和政府能承受的最大值所组成的补偿范围。（2）农户退出宅基地损失的机会成本和退出总成本之和小于最小阈值时农户愿意有偿退出,最大阈值低于宅基地、地上附属设施权利价值和退出总成本之和。（3）“异地改造”模式下,政府处于主导地位,资金来源较少,实际补偿金额接近最小阈值。“一户多宅”模式下,政府和农户诉求相当,补偿金额偏向中位数。“整体搬迁”和“社区化”模式下,农户处于主导地位,政府补偿资金来源较多,实际补偿金额趋向最大阈值。     

不同发展阶段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对比研究——以淮南、淮北为例

通过追踪淮南、淮北城市空间扩展,对比分析了中兴期和枯竭衰退期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扩展过程、特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煤炭资源城市空间形态较为分散,都会经历"相对紧凑→分散布局→再度集聚"的演化过程、具有沿交通线轴向延伸的共性;都会经历飞地拓展、轴向延伸、内向填充、区位再造4 个阶段,但无依托型煤炭资源城市初期还会经历缘矿建镇阶段;城市空间扩展总量、扩展速度、扩展强度方面又具有阶段性差异.城市规模的扩张主要依靠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商业及公共设施用地的增长来推动,空间重构现象自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在逐步加强,并以居住用地取代工业用地、商业及公共服务用地取代居住用地两种形式为主.从影响因素角度看,资源禀赋与矿区开发建设、地形及地质条件、交通运输、技术进步、城市职能以及城市规划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产生共性影响.     

基于地域功能的土地利用协调研究——以长株潭生态绿心暮云镇为例

论文以长株潭生态绿心暮云镇为例,基于地域功能及其格局视角,采用整体协调性(C₁)和有效协调性(C₂)等指标,分析土地利用现状态势与地域功能规划的数量协调性、 空间协调性、 主要协调问题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暮云镇生态空间C₁为54%,C₂为69.81%,存在较大缺口,应新增面积高达802.95 hm²,绿心建设任重道远,需重点加强东北部-东部山林生态和北部绿带建设;农业空间C₁为38.08%,C₂为91.28%,转换潜力较大,但应加强区内土地整理和村庄整治,提升生产效能和生态服务功能;建设空间C₁为36.11%,C₂为82.94%,增长速度过快,威胁生态绿心功能定位及格局形成,扩展速度与空间布局亟需优化调整。研究区应实行功能空间三重保障、 统筹城乡人口与用地、 建设适度复合功能空间及构建区域协调长效机制,促进土地利用与地域功能协调发展。     

基于生态价值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权衡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地优化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地优化是满足不同整治目标下差异化的用地需求,缓解潜在用地冲突的重要途径。以海南省儋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起步区国家级试点项目区为研究区,基于生态价值增长目标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标之间的权衡,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地设定生态价值优先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优先两种整治情景,以2019年试点项目区三调成果为现状,运用多目标规划模型和GeoSOS-FLUS模型分析两种整治情景下的用地结构优化和用地布局优化。结果表明：生态价值优先整治情景下,与现状相比,试点项目区红树林地和水田规模增加明显;整体景观分离程度较高,分布更加均衡且破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优先整治情景下,与生态价值优先整治情景相比,试点项目区红树林地和水田增加规模有所变小,但商业服务业用地规模明显增加;整体景观进一步破碎化。两种整治情景的用地布局与《儋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起步区国家级试点实施方案》中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建设项目布局相似与差异并存。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若增加生态价值与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需要统筹配置各用地类型,同时也要关注优化用地后可能对景观格局产生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上海市居住用地扩展模式、强度及空间分异特征

基于多时相土地利用图与遥感影像资料,建立空间研究网格,通过土地利用扩展强度指数的空间分析,对1947～2002年上海市建成区居住用地扩展模式、强度及空间分异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上海市建成区居住用地空间扩展并不是持续增长的,其扩展强度与速度均从建国初期开始减小,在1964～1979年期间达到最低值后又逐渐增大,总体上表现为先降后升的发展变化;②居住用地扩展模式随时间发生较大变化,由建国初期以核心建成区为主的渐进式扩展(1947～1964年)转变为跳跃式扩展(1964～1988年),到近些年又发展成兼具渐进扩展与跳跃扩展特征的混合扩展模式(1988～2002年),城市用地功能由简单趋于复杂和多元化;③不同时期居住用地扩展过程差异较大,其行为特征受国家宏观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可以为复杂的城市扩展动力机制研究提供更多素材。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差异——基于山东省3县379份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五莲、东平和垦利等三县(区)的379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比较分析法,探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与差异,为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1)案例区被调查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且认知水平与结构均存在地域差异。(2)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对规模经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所选四类因素均表现出了对规模经营行为的影响,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体认知程度"。(3)27.70%的受访农户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形,山区与平原农户规模经营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一定差异,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也有较大不同。(4)建议深入了解农民的政策认知水平与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构建信息平台、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土地+服务"的二元规模化。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路径探讨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其目标任务是以规划引领,将乡镇作为基本实施单元,农用地、建设用地整理整体推进,保护修复乡村生态环境,三生空间格局优化,加强耕地保护,促进农村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文章以典型地区的三个乡镇为案例,在分析上述地区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方案编制及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与困惑、政策诉求的基础上,提出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对策建议。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方法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空心化日益加剧,以空心村整治为重点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势在必行。科学评估和测算整治潜力,是农村居民点整治的首要任务。论文通过梳理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旨在为推进我国空心村整治实践提供技术参考。首先,文章简要回顾了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户均建设用地标准法、闲置土地抽样调查法等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的基本方法及其优缺点;其次,详细介绍了多因素综合潜力测算法、遥感判读法等潜力测算的新方法。论文认为,未来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研究需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1）加强遥感技术的应用;2）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体现综合性和地域差异性的统一;3）以乡村空间重构和村镇建设格局为导向,加强整治潜力评价指标的动态预测。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对耕地需求的影响——以西藏“一江两河”流域为例

发展人工种草是缓解西藏草畜矛盾和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食物消费结构趋向多元化,内地食物消费比重增加,缓解了西藏地区食物生产压力,为西藏农业地区发展种草提供了有利条件。论文基于农户食物生产和消费调研数据、市场调研数据并且结合统计数据资料,在利用和改进Gerbens-Leenes等(2002)发展的食物消费与耕地需求之间关系的方法基础之上,系统分析了"一江两河"流域(拉萨地区、日喀则地区和山南地区)农户腾出耕地种草的潜力。结果显示,西藏农区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结构耕地需求不高,理论上腾出耕地种草潜力较大。2010年"一江两河"流域中的拉萨市、日喀则地区以及山南地区户均耕地需求分别为5 542.3、7 400.1和5 521.7 m~2,而腾出耕地种草的潜力分别为4 777.5、2 977.3和2 054.4 m~2,拉萨地区、日喀则地区和山南地区分别占到户均耕地面积的46.3%、28.7%以及27.1%。但是,考虑到当地快速的人口增长以及脆弱的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因素,"一江两河"流域不同地区应该根据各自农业生产特点以及畜牧业发展水平,有针对性地开展农牧业结构调整,通过种草补贴等激励措施和政策,提高农户种草积极性,开拓饲草市场,统筹土地的种粮和种草功能,优化配置土地饲草资源,缓解当地草畜矛盾,增加农户种草收入。     

106国道沿线样带区农村空心化土地整治潜力研究

基于典型调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在构建农村空心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定量评判106国道沿线样带区县域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自然条件和土地资源特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有关法律规定,采用专家集成法选取与现实潜力转化有关的自然、社会、经济等10个指标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对空心村整治的自然适宜性、社会接受性、经济可行性进行了综合评价;将计算得到的农村空心化指数与现实转化潜力系数作为综合修正系数,对理论潜力进行修正,结合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公式,测算出106国道沿线样带区不同农村空心化演进类型的现状潜力和远景潜力。研究表明:106国道沿线样带区县域农村空心化指数为0.18~0.82,现实转化潜力系数为0.07~0.32; 2009、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现实潜力分别为93 219.4、145 430.0 hm²,村庄整治增地率分别为6.8%、11.4%。研究将为空心村整治和新农村建设规划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为例

论文以湖北武汉、孝感为实证,构建农户家庭生计禀赋衡量体系,运用Log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重点开发区农户已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48.38%)及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61.99%)相对较高,且流转程序较规范;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46.72%)相对较高,但农户农地依赖程度高,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38.61%)相对最低;生态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农业生产条件差,农地流转实际比例较低(31.82%),但受农业种植低利益及非农产业高回报的诱导,受访农民未来流转意愿(45.87%)较强烈。2)自然资产及物质资产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较大,目前承包耕地面积大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较大,而经营耕地面积大和拥有生产性工具多的农户转入耕地的概率较大。3)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及社会资产的差异会使农地流转后农民生存风险不同,从而对农户未来参与农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农地机耕条件、家庭拥有生产性工具、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及人情开支均对农户转入农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增加、农地交通条件及景观环境改善能够增加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