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理论内涵、关键问题与指标体系

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是制约乡村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研究立足共同富裕新挑战,超越单一经济视角,兼顾物质和精神富裕,考量绝对与相对贫困,剖析区域间与区域内多层空间,在宏微观人本理念指导下对乡村旅游发展区域不平衡的内涵进行更新;指出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关键问题;建构宏观、中观和微观指标体系。宏观层面通过生态指标、供给指标、文化指标衡量发展能力,社会指标衡量发展机会,经济指标和治理指标衡量发展结果;中观层面通过居民协同治理水平、分配公平水平测度各主体间发展过程的公平性与发展结果的共享程度,主客价值共创水平测度居民与旅游者的互动关系;微观层面以居民满意度为落脚点,关注乡村旅游地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公平感、安全感等。研究为动态化、精细化和定量化研究区域不平衡性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有助于丰富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内涵,为推动乡村共同富裕和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应用参考。     

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实证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厘清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的发展路径及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以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为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及优化路径。结果显示：（1）综合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模式,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能够为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与向内的发展成果,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2）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的互补性发展最为显著,增权次之,综合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上。（3）综合乡村旅游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需要围绕社会网络关系展开生计优化行动;旅游专营型居民需要以个体能力发展、旅游者深度体验参与为基础确立生计优化方向;合作网络、增权、信息网络需要进一步向非旅游参与型居民拓展,以推动全体居民生计的共同优化与共同富裕。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从网络、嵌入、内生、互补...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演化机制及其资源开发模式

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地的精神内核,探究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现象并据此提出文化资源开发模式,是有效推动乡村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工作。选择典型乡村旅游地江苏省东山镇进行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研,结合多种空间计量和数理统计方法揭示其文化胁迫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进而提出乡村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模式。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地自然景观、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仪式文化胁迫演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整体表现出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效应,且当前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升这一特征趋于明显;当地居民个体层面的差异及乡村整体层面的旅游产业弊端、社区发展和人口变化均对乡村文化产生影响,两个层面的胁迫因素通过阻滞力和调整力,持续驱动乡村文化系统发生嬗变并实现阶段式发展;提出修复与保育、活化与参与、公平与导引、自主与创新、身体与仪式五大乡村旅游地文化资源开发模式。研究可为乡村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实践参考,为实现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以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依据。     

旅游诱导下乡村能源消费模式转型与综合效益评估——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的案例实证

乡村旅游已成为推动中国乡村转型和促进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的重要动力之一。论文以六盘山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为案例,研究了旅游扶贫工程实施后农户家庭能源消费模式转型及其效益变化。结果表明:在农户家庭能源消费由"生活-生产系统"向"生活-旅游系统"的转变过程中,能源利用综合效益显著提升,在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相对于传统农户,乡村旅游农户单位能源产出的经济效益(4.53元/kgce)提高2.86倍,同时实现了生态效益0.11元/kgce和社会效益1.09元/kgce的显著提升。研究也发现,有鉴于乡村旅游能源消费在乡村具有广泛的示范性,这种基于大量商品能源输入的能源消费模式不应是乡村能源消费和旅游业发展所应倡导的,也有悖于国家农村能源政策导向。因此,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应在充分利用当地既有能源基础上,进一步挖掘生物质能(主要是沼气)和太阳能的潜力,建立以新型能源为主体、传统生物质能和商品能源为辅的能源消费模式。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传承与开发

共同富裕目标下,如何通过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乡村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研究的重要议题。来自地理学、旅游学、管理学等领域的8位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从资源利用、参与主体、机制保障等不同视角,探讨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路径。具体而言：在资源利用上,重视乡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利用,形成“非遗”等资源的创造性传承发展路径,同时以艺术赋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并通过数字经济赋能破解乡村发展难题;在参与主体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性力量,协同政府、企业、社区等各方力量建构可持续的分配机制,推动“人人共享”的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在机制保障上,乡村旅游资源创新性利用要构筑乡村产业发展与居民在地乐居的机制体系,同时注重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价值,强化制度政策的公平性原则,构建“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新型发展模式。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化与影响因素——以江苏省县域尺度为例

国内旅游是释放内需潜力、促进消费升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载体。加强国内旅游时空格局演化研究,对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助推国内大循环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苏省为例,分析县域尺度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分异和影响因素,得出主要结论：总体格局呈现出以南京市区、苏州市区为核心的空间结构,并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两阶段增长率较快的县域主要存在于苏北地区,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江苏省县域单元国内旅游人数保持着稳定的冷热点格局,热点区域主要聚集在苏南地区,冷点区域则主要存在于苏北地区,南北方向的空间差异最为明显;GDP是江苏省国内旅游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而公路里程影响较小,人口数、A级景点影响显著性在不断提高。     

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再思考

新时代,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有效选择,对巩固精准扶贫成效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域旅游理念下,乡村旅游发展具备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当前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着"先天不足""运营不当""保障不力"等问题。为此,根据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从重视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期准备工作、依据乡村旅游特点强化运营管理、加强乡村旅游发展的保障体系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以期能对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亚太经合组织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2008—2018年APEC旅游流网络,运用SNA方法和QAP方法,对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1）APEC旅游流网络密度持续增加但仍旧较低,网络结构尚不稳固。网络中心化趋势有所减弱,旅游供给市场更加多元。（2）APEC旅游流网络节点间中心性水平差异明显,形成了以中国、美国为首的第一梯队,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第二梯队,以新西兰、俄罗斯为代表的第三梯队。（3）APEC旅游流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显著且具有稳定性,核心区节点间的旅游互动最为频繁,边缘区对核心区的反哺效应明显。（4）区位要素是影响APEC旅游流网络结构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等要素对APEC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有所下降,而对外开放程度对优化APEC旅游流网络结构的作用有所上升。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农业农村创新发展评价及空间格局——以甘肃省为例

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创新发展措施,将有效促使乡村振兴战略长远推进,形成我国农业农村创新发展的新局面。基于甘肃省86个县域研究单元,从创新投入、创新保障、创新效果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28个二级指标的农业农村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就农村地区创新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甘肃省农业农村整体创新发展得分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较为缓慢。综合创新能力得分较高的县（区）主要集中在河西地区东部,得分较低的县（区）主要集中在南部民族地区。河西地区创新保障和创新效果水平处于全省前列,南部民族地区创新投入水平较低。（2）全省农业农村创新发展在东西方向上表现为西高东低,2013年以后逐渐表现出“两头高、中间低”趋势;在南北方向上表现北高南低;在东南—西北方向上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在西南—东北方向上呈现出东北高、西南低。创新发展指数方向特征未发生明显变化,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锁定性。（3）创新发展热点区域集中在河西地区张掖市、武威市及金昌市,冷点区域集中分布在南部民族地区;极冷点区和极热点区数量减少,县域农业农村创新发展差距在减小。（4）多元资本投入、农业经济发展、自然地理条件及资源禀赋、农业基础设施配置、农业发展政策等通过内外因素结合创新发展供需两侧作用于甘肃省农业农村创新发展时空演化。     

中国乡村旅游研究历程与新时代发展趋向

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回顾总结了中国乡村旅游的研究历程,将其划分为初级化应用研究（1992—2005年）、多元化拓展研究（2006—2015年）和融合性深化研究（2016年至今）三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时代背景和研究价值取向,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揭示了研究主题的变化过程与研究特征。结合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和旅游发展需求,阐述乡村旅游的基本特性,构建了新时代乡村旅游的研究框架,提出了主要科学问题,并对乡村旅游的研究趋向及其学术创新进行了展望。强调乡村性和游憩性构成了乡村旅游的基本特性。应围绕新时代的国家战略及高质量发展要求,紧跟国际学术前沿,立足于中国乡村旅游研究的本土实践,将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生活作为核心要素,构建“五位一体”的乡村旅游研究基本框架;聚焦乡村地域系统及其复杂性、关键性旅游科学问题,加强研究平台与专业人才建设,综合集成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强化数据驱动与科技赋能,深入揭示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格局、机制和规律,探索中国特色的乡村旅游振兴发展模式与路径;不断推动理论研究深化、实践应用创新和乡村旅游学发展,提高乡村旅游学术水平、创新能力、服务价值和国际化水平。     

湖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例

以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分析、空间热点聚类等空间统计方法,研究了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总体上呈集聚分布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多西少”的特征,大体可分为湘中、湘北、湘西和湘南四个片区;16个一阶热点区主要沿“常德—长株潭—衡阳—郴州”分布,二阶热点区只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致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辐射的三个产业发展轴带。（3）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地形水文、经济社会、交通区位、客源市场、地方政策等多重因素方面的影响;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城市经济和政策供给,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体呈现出“环山、滨水、围城、沿线”的空间分异格局。依据分析结果,结合当前湖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从政策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

绿色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业奉行以人为本、生态至上和全面发展的新价值观。在梳理旅游业绿色发展概念及内涵基础上,构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Under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讨2008—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TGDE）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时间和空间变化方面,TGDE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时间上呈“W”型变化形态,“下降—上升—调整”阶段特征显著;空间呈“东—中—西”递减分布,内部差异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低、中、高效率由“金字塔”向“菱形”结构转变,高效率地区集中于东部沿海,中等效率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低效率位于胡焕庸线两侧。（2）动态演进方面,TGDE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区域协调性逐步增强,具有较强平稳性,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空间向上转移省份比较集中,以中西部为主,向下调整省份较少,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影响具有不对称性。（3）影响机理方面,总体上,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制、教育水平和旅游资源影响因子与TGDE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不显著,但各因子的影响程度、作用机理及条件具有较强地域性。     

基于信息熵的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及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内部及其与外部系统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表征或结果,这一结果的优劣是实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内生物质基础与保障。以重庆市为研究区,以2001-2015年为研究时段,基于信息熵,从支持型输入熵、压力型输出熵、氧化型代谢熵、还原型代谢熵四个方面构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指标体系,揭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变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探析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熵变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协同演化过程中的相关关系,设计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2001-2015年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熵流为0.017~-0.049,熵产生为0.204~0.059,均呈下降趋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协调性和活力得以增强;总熵变为0.221~0.010,呈相同趋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有序度不断提高,总体上向健康水平发展。（2）2001-2015年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分为1.285~2.803,呈上升趋势,系统可持续发展态势良好,并不断向可持续方向演进。（3）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分与支持型输入熵、还原型代谢熵正相关,与压力型输出熵、氧化型代谢熵负相关,与熵流、熵产生和总熵变负相关。     

基于产业投资视角的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与形成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是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不均衡的外在表现。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投资不断增长,正加速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空间格局与区域差异。在对比认识浙晋乡村旅游发展差异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乡村旅游投资系统作用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差异的深层机理。结果发现：（1）以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为表征的浙晋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和市场成熟度差异显著。（2）在乡村旅游投资“自然—产业—社会”环境中,产业基础环境对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差异贡献最突出,是区域差异形成的核心要素,自然生态环境是基础,社会文化环境则发挥积极促进作用。（3）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是不同乡村旅游投资环境引起区域乡村旅游投资收益预期和回报水平与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及模式差异的结果。基于此,提出新时代乡村旅游投资IE-maps模式,以期促进区域乡村旅游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发展农村水利事业营造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水是生命之源,农村水利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中介绍了水利对于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农村水利事业的对策,最后强调要加强农村水利建设,营造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基于动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的分析

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静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动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系统地分析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具有持续性的特征,总体上存在“路径依赖”的趋势;同时,旅游发展低水平区向较高/高水平区演变的概率较低,城市旅游发展存在“贫困陷阱”现象。（2）中国城市旅游发展水平的类型演变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即与旅游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邻接,其向上级类型区转移的概率也越大;反之与旅游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邻接,其向下级类型区转移的概率也越大。（3）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受到市场化水平、资源禀赋、对外开放度等方面的综合影响。针对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存在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旅游开发与贫困消除

大量调查研究表明,许多地区旅游资源的分布与贫困人口的分布是高度重叠的,尤其是那些区位偏远以及交通不便的地区,自然景观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小,自然生态系统保存较为完整,适合开发、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因此,将旅游开发与扶贫有机结合应是消除贫困的最有效途径。论文针对这一问题论述了如下若干问题:其一,我国贫困县的分布与高品位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高度重叠;其二,我国贫困县的分布与这些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均在中西部地区,消除贫困与发展中西部旅游应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旅游在扶贫方面的优势是其他任何产业所无可比拟的;其四,应着手构建中国PPT旅游(ProPoorTourism,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战略以及发展PPT旅游的战略措施,以期尽快消除我国的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