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生态环境三方面因素,构建两淮地区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两淮地区2007—2017年的28个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两淮地区2007—2017年间的耦合协调度呈不明显的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为极度失调衰退型与严重失调衰退型。针对两淮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现状,结合其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     

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黑龙江省的数据

以黑龙江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及计算方法定量评价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函数及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黑龙江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函数、耦合协调度在1995—2011年均呈现出阶段上升的特征,耦合协调类型从极度失调状态逐步跃升到优质协调状态,增长方式由旅游经济滞后型转变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型,表明黑龙江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耦合互动关系密切。     

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在阐述旅游经济、交通运输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对江西省2005—2014年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处于稳步提升趋势,但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数波动较大,呈现出“先降后升再降”的态势;近年来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颉颃状态,耦合协调类别经历了由极度失调衰退—中度失调衰退—轻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的转化历程,虽然耦合协调度所有改善,但协调等级处于较低水平。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结论与建议。     

河南省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构建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河南省资源型城市2008—2017年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各资源型城市的生态与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耦合度于2017年均达到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上不断增长。(2)资金投入、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河南省资源型城市耦合协调度起显著的促进作用,环保意识、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不显著。     

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与障碍因子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构建了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综合评价体系,测算了沈阳市2009—2018年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诊断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评价值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逐步转化为良好协调;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国际旅游收入、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供水量是影响沈阳市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分析

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选取评价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26项指标,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耦合模型对2007年、2012年、2017年安徽省16地市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进行测度,分析两者的耦合关系及时空差异。结果表明,2007—2017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空间分异明显,且呈现一定的集聚特点,耦合协调度类型基本保持一致,从失调衰退型演变为协调发展型,后期所有地市均呈现生态环境滞后型发展态势。     

长沙市旅游-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分析

长沙市作为旅游热门城市,近年来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经济发展迅速,而生态环境是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石,只有旅游产业、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三者协调发展,才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利用长沙市2007—2018年的数据,构建3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分析了三者的耦合协调度,发现三者的发展状况和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状态,近年来生态环境略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长沙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内蒙古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采用内蒙古2008—2017年经济生态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内蒙古经济与生态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与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内蒙古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分析。总体而言,2008—2017年,内蒙古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2012年以前发展水平较低,2012年以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2008—2011年,耦合协调等级处于失调衰退类,2012年开始,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提高较快,进入了勉强耦合协调发展阶段;2016年开始,耦合协调度达到0.7以上,进入良好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中国沿海八大经济区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

以旅游资源丰富、旅游经济发展活跃的中国沿海八大经济区91个城市为例,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计算各项指标权重,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计算,根据计算结果对协调发展类型进行分类,进而对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这4年中国沿海八大经济区91个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耦合协调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研究

在城市群一体化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协调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以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划分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分析了2005—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群在一体化进程中各系统的协调水平，并运用GM(1,1)灰色模型进行预测。结果表明：(1)2005—2019年，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在城市群一体化过程中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各系统发展水平均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水平最高，社会次之，经济发展最后。(2)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处于较高水平，系统间交互作用逐渐增强，耦合协调关系不断趋于优化。7个城市群的协调发展类别呈现出“过渡发展类—协调发展类”的改变，制约各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有经济滞后型和社会滞后型两大类。(3)2020—2025年，各城市群协调度将稳步提升，但仍不会达到优质协调，实现高水平的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仍需较长时间。     

淮河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

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评价淮河经济带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态环境水平。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并判断其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2017年,淮河经济带经济发展系统得分总体低于生态环境系统得分;19个地市处于高度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普遍在0.56以上,良好协调类型占总数的68%。从空间分布来看,经济较发达的上、下游区域为高度耦合;同时其协调度也高于经济较落后区域。     

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研究广东省快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1995年、2005年、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以广东省为研究区,1995—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趋势,整体呈S型曲线,经历了严重失调—中度协调—优质协调和城镇化滞后—相对平衡—生态环境滞后的过程。②以21个地级市为研究区,1995—2016年各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持续提高,属优质和良好协调型的区域以珠海、深圳为核心逐步向外围扩展,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③生态环保政策、土地开发强度是不同时期影响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共性因素。同时,2005年以前,产业结构及人口和GDP的快速增长是主要的影响因素;2005年以后,人口高度集聚、土地快速开发、科技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则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

基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关系,以云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三者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和面板Tobit模型测算2005—2020年云南省及其16个州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整体上,云南省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都呈现上升态势,但三者水平还需提高,云南省三大系统的相互作用程度逐渐增强,耦合类型的空间差异性逐渐变小;(2)三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性较为明显,表现出滇中>滇西>滇南>滇东的分异特征,协调度增长速度以保山市、临沧市和文山州最高;(3)总体基尼系数逐渐缩小,各区域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城乡差距仍然是构成云南省基尼系数变化的主要原因;(4)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旅游活力大体上对于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产业二元性结构水平则不利于三者的协同发展,影响三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安徽省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通过构建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值法、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对安徽省16个省辖市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安徽省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均逐年提升;但其空间分布严重不均衡,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皖江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最优,皖南地区次之,皖北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最不协调。     

张家界大鲵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大鲵产业是张家界市重要的新兴农业产业,而旅游产业是其支柱产业,当前张家界面临着培育发展大鲵产业等新兴产业和升级旅游产业的双重任务,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可行之路。依据大鲵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机理,选取大鲵产业综合产值、养殖规模、农村居民纯收入、旅游总收入、接待国内旅游人次等14项指标构建张家界大鲵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模型,并基于张家界市2012—2017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张家界市大鲵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趋势愈加明显,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2013—2015年属于旅游产业滞后型,2012年、2016—2017年属于大鲵产业滞后型。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大鲵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议。     

青海省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青海省生态环境脆弱,生态价值巨大,深刻了解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与相互关系,对青海省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有助于形成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文章基于2000~2014年《青海省统计年鉴》及《青海省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通过构建青海省经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熵权法对指标权重的确定以及协调度评价模型研究了青海省2000~2014年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度及协调类型。结果表明:青海省2000~2014年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经历了三种耦合协调类别:2000~2006年为勉强协调发展类;2007~2009年为初级协调发展类;2010~2014年为中级协调类,耦合协调类别等级不断提升。耦合协调类型方面:2000~2009年为经济损益型,2010~2014年发展成生态滞后型。     

成渝双城经济圈“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度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复杂系统,厘清“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演进机理有利于区域水生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水”共治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0—2020年“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和耦合协调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城市“三水”协同系统的综合指数及子系统的状态指数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差距较大;“三水”系统耦合度整体上处于良好耦合阶段;“三水”系统耦合协调度小于耦合度,其耦合协调水平偏低,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不充分发展态势和分化状态。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是逐年向优质阶段提升。其次,用Tobit对“三水”系统耦合协调度回归,得出环境保护水平、能源消耗水平、产业发展水平3个因素对“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影响。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共建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廊道,建立多环境要素系统联动机制,以及跨界河流水污染联合防治及水环境保护政策与督察协调联动机制。     

北方农牧交错带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脆弱,贫困与环境恶化形势不断加剧。基于社会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选取16项指标构建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熵值组合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截取2001年、2006年、2011年三个时间断面,对北方农牧交错带26个地级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北方农牧交错带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略有增加,但整体水平较低;②大部分低度协调类地区逐步向中度协调类地区转变,高度协调类地区数量增幅小,区域差异逐步缩小。     

武汉城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武汉城市圈9市2008—2016年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因素模型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9市城镇化指数呈整体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呈"两端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可将其划分为优质协调生态环境滞后、优质协调城镇化滞后、中级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和良好协调生态环境滞后4种类型,主要影响因素为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人均建成区面积、建成区绿地率、人均耕地面积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量化分析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互动特征,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1995—2014年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从耦合度的时序来看,1995年以来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基本处于颉颃阶段;从耦合协调程度的时序看,甘肃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程度不断改善,发展良好。说明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已逐渐形成良性互动关系,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以发挥,应不断推动两者向耦合协调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