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视角下台湾农业技术在大陆扩散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韶关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兰花种植业为例

以广东韶关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兰花种植业为例,基于农户视角,构建三个维度下7个外因潜在变量,利用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台湾农业（兰花）技术扩散效果（内因潜在变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社会网络与主观规范因素、农户对台湾农业的认知因素、台湾农业特点因素、台湾农业技术服务特点因素及基础条件因素等对兰花技术扩散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应假设通过检验;农户创业特征及政策环境等两个因素对兰花技术扩散效果的影响不显著,相应假设未通过检验;试验区特殊的地域文化在促进兰花技术扩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试验区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根据兰花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制定合理的兰花产业发展对策。     

三工河流域油料作物的农户种植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ogistic模型和240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

论文以新疆三工河流域27个行政村(连队)24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农户种植油料作物意愿和各自变量的Logistic回归计量模型,从家庭特征因素、 资源禀赋因素、 家庭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四大方面分析了农户对油料作物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家庭总人口、 对农业技术服务的态度与农户的种植意愿呈正相关关系,且对农业技术服务的态度标准化系数更大,影响更显著;常年从事农业劳动人数、 户主文化水平和地块位置与之呈反相关关系,且户主文化水平的标准化系数更大,影响更显著。但是反映土地投入、 种地收入以及人均收入没有通过检验,不能得出这几个变量与农户种植油料作物意愿之间的关系。文章最后探讨了兵地差异对农户种植意愿的影响及研究展望。     

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

论文先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进行细分,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PSM-DID)排除其他混杂因素,探讨农地整治在生计资本差异下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效用,并运用多种匹配方法和反事实检验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农地整治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变二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但并不能显著改变专业型或多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2)农地整治对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增加,而非农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减少,说明农户能够通过调整自身生计策略适应农地整治带来的变化,农地整治促进了农户生计多样化;3)通过多种匹配方法及反事实法开展稳健性检验,证实论文主要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建议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鼓励政策;充分利用当地产业特色,依托农地整治与现代农业政策,带动现代兼业型农户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或休闲农业。     

农户专业化对农业低碳化的影响研究————来自北京市蔬菜种植户的证据

农户专业化和农业低碳化是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环节,研究农户专业化对农业低碳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论文运用专业化分工理论和低碳经济理论分析了农户专业化对农业低碳化的影响.然后,根据2013年北京市蔬菜种植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的似不相关回归(SUR)方法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专业化与农业碳排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而农户专业化与农业产出和农业碳生产率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理论分析结果得到了经验验证,说明农户专业化对农业低碳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地块尺度的黑河中游地区农业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张掖市为例

黑河中游是我国西北干旱区重要的粮食基地,研究其农业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对农户种植决策及推动当地农业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论文以位于黑河中游地区的张掖市为例,基于统计年鉴和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地块尺度分析了研究区2001—2014年期间农业结构变化,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从地块与农户两个层面,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及投入-产出法定量分析农业结构变化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作物种植类型趋于多样化。2001年,研究区主要种植作物为小麦、玉米、大麦及"小麦和玉米套作",其种植地块数占所调查总地块数的81%,2014年种植作物种类增多,且蔬菜、马铃薯、油菜等经济作物种植数量较2001年有所上升。2)由种植小麦为主(占总地块数的31%)转变为种植制种玉米为主(占总地块数的38.7%);套作转单作。2001年,共有58个套作种植地块,占调查总地块数的22%,其中"小麦和玉米套作"最多,有47个地块;而在2014年,作物套作地块数锐减为2个,"小麦和玉米套作"全部转换为其他单作,其中51%转为制种玉米;水稻种植消失,主要转为普通玉米。3)地块层面上,种植地区的海拔、灌溉定额、河源来水量对农业结构变化影响非常显著(显著水平达到1%),地下水对农业结构变化影响较为显著(显著水平达到5%)。4)农户层面上,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收益"是影响其种植行为的最关键因素,其次是政策因素(在5%的水平上显著),务农劳动力与劳均耕地面积也有一定的驱动作用。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差异——基于山东省3县379份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五莲、东平和垦利等三县(区)的379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比较分析法,探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与差异,为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1)案例区被调查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且认知水平与结构均存在地域差异。(2)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对规模经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所选四类因素均表现出了对规模经营行为的影响,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体认知程度"。(3)27.70%的受访农户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形,山区与平原农户规模经营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一定差异,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也有较大不同。(4)建议深入了解农民的政策认知水平与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构建信息平台、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土地+服务"的二元规模化。     

农业节水技术的采用及影响因素

采用农业节水技术已成为很多国家缓解农业用水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加大了对农业节水技术的投资力度。由于缺乏对农业节水技术采用影响因素的深入了解,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节水技术的大面积推广。为此,论文采用3 a面板数据对我国黄河和海河流域农业节水技术采用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开展了定量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农业节水技术采用的空间分布较广且扩散很快,但是以播种面积测量的采用程度却很低。资金需求少和一家一户易于采用的传统型和农户型节水技术的采用程度相对较高,而资金需求大且需要集体行动的社区型节水技术的采用程度很低且发展缓慢。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水资源的短缺程度也是影响农业节水技术采用的两个重要因素。如果政府希望推动农业节水技术的采用,节水技术的推广政策和示范村的建立都是十分有效的政策工具。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来自江汉平原水稻主产区的证据

利用江汉平原水稻种植农户调查数据,建立Ordered Probit模型,讨论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揭示服务规模经营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理论机制和现实逻辑。研究表明：（1）目前农户对修整农田水渠、施用农家肥、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四类典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采纳比例分别为17.79%、17.31%、7.89%和90.69%;（2）控制其他条件不变,农业生产性服务能显著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经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3）排除秸秆还田这一强制性措施后,生活型农户偏向采纳资本投入型技术,生产型农户则更偏好劳动投入型技术;（4）较之于生产型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生活型农户采纳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促进作用更强。     

皮山县实施节水农业工程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在皮山县全面深化水权制度改革、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同时,还面临着农业用水管理不善、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等制约因素,比较严重地影响了皮山县节水农业的建设推广。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案例分析等方法,对皮山县节水农业工程建设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     

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

论文先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进行细分,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PSM-DID）排除其他混杂因素,探讨农地整治在生计资本差异下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效用,并运用多种匹配方法和反事实检验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农地整治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变二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但并不能显著改变专业型或多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2）农地整治对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增加,而非农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减少,说明农户能够通过调整自身生计策略适应农地整治带来的变化,农地整治促进了农户生计多样化;3）通过多种匹配方法及反事实法开展稳健性检验,证实论文主要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建议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鼓励政策;充分利用当地产业特色,依托农地整治与现代农业政策,带动现代兼业型农户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或休闲农业。     

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绩效测度的实证研究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农户基质化管理

针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废弃物基质化循环利用行为进行实地调研,利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的影响,测度农户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行为的绩效,并对各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进行分解,分析农户循环利用效率较低的主因.结果表明:规模效率较低是导致当前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的影响后,农户对农业生产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行为的综合效率均值仅为0.4089,存在59.11%的可改进空间,纯技术效率均值高达0.9701,表现良好,规模效率均值仅为0.4215,成为导致农户循环利用行为效率较低的主因.投入量调整前后样本农户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绩效存在明显差异,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对样本农户的行为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在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过程中,环境变量的变化与投入松弛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了改善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过程的环境变量、适度增加投入要素,以抑制投入变量松弛,提高农户对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绩效的对策建议.     

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用水量的影响

2016年中国农业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60%以上,水资源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的重要保障,而影响农业用水量的因素较多。论文首先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度1998—2015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缺少资料,未计算）的农业生产效率,再利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演示主要年份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用水量的动态变化,然后借鉴Hansen的门槛模型检验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用水量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农业生产效率呈倒“U”型走势,省际间差异性减弱;农业用水量先下降后上升,省际间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2）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降低农业用水量的有效途径,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用水量存在显著的“门槛抑制效应”,抑制强度呈“N”型走势。3）扩大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增加农村劳动力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均能有效抑制农业用水量增加,而水资源禀赋、水利投资和耕地灌溉面积与农业用水量呈正相关性,农民受教育水平回归结果不显著。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619户种粮大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利用江西619户种粮大户数据,运用博弈模型逻辑和Logistic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上分析了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种稻收益、粮食补贴政策评价、农业劳动力人数、易洪易涝面积比重及村庄双季稻种植比重等因素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兄弟姐妹个数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有显著负影响,而户主年龄、文化程度、经营规模、区域类型等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农户有限理性土地利用行为决策影响因素——以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为例

利用有限理性理论与方法进行行为决策研究已成为多样化决策研究中的热点。研究微观尺度土地利用变化中农户有限理性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对于揭示农户土地利用驱动因子、调整农户决策行为与优化农业景观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为例,通过构建农户效应收益模型,利用2009—2011年农户调查数据揭示理性最优决策与农户实际决策之间的差异性;利用体现农户行为满意度的Probit模型分析有限理性决策的影响因素。结论为:①高西沟村农户理性最优决策与实际决策差异性较大,说明农户在实践中采用有限理性进行土地利用生产;②构建Probit模型模拟农户满意度决策行为态度,选取的4类变量较好地解释了农户决策的影响因子。其中,农业收入回归系数为0.78、反映相对经济地位下降变量0.41、退耕面积-0.42、耕地面积-0.62、打工收入-0.34、性别0.48、劳动力0.31,均处于显著相关水平。各变量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测和实际调查结果相符合,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基于信息扩散理论的福建省农业水灾风险评估

利用1978—2008年福建省农业水灾受灾和成灾面积数据,以灾情(受灾和成灾)指数反映水灾的影响范围,以成受比(成灾与受灾指数的比值)指数反映水灾影响强度,基于正态信息扩散计算方法对农业水灾进行风险评估,利用发生频次法对评估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农业受水灾影响的风险概率随风险指数提高而下降;在相同风险指数下,成受比风险概率>受灾风险概率>成灾风险概率;受灾、 成灾、 成受比的平均风险概率分别为0.448 7、 0.480 0、 0.651 6,水灾对福建农业的影响比较频繁,影响范围和强度比较严重。风险评估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以江苏省泰兴市和宿豫区为例

为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通过农户问卷调查手段获得356份农户问卷,以在江苏省泰兴市和宿豫区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Poisson回归方法,估计了农户种植多样性决策模型。依据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分析表明,农户的种植多样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提高1 a,种植多样性提高1.5%左右;种植面积增加1 hm²,则农户种植多样性提高28%左右;就农户参与非农活动的影响而言,与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不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户相比较,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活动家庭的种植多样性减少11%左右;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活动月数增加1个月,农户种植多样性大约降低1.4%。分析说明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就业会显著降低农户种植多样性。     

贫困地区农户气候变化感知及适应性行为研究

利用重庆市360个贫困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Heckman Probit两阶段模型对农户感知气候变化及其适应性行为决策进行回归分析;同时构建MNL模型,分析农户在感知气候变化的前提下,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均收入、耕地面积、气候因素等对农户感知气候变化及适应性行为决策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均收入、人均农业补贴、耕地面积、借贷的获得、农业技术培训、气候因素等对农户适应性行为的选择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适应性政策帮助农户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云南拉市海流域退耕还湿对农户的增收效应

基于云南拉市海流域2005～2016年的农户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并借助PSM-DID、工具变量、安慰剂测试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工具,对退耕还湿的增收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退耕还湿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使家庭总收入和人均收入分别提高了39.2％和43.5％,这一结论在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基于地块尺度的黑河中游地区农业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张掖市为例

黑河中游是我国西北干旱区重要的粮食基地,研究其农业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对农户种植决策及推动当地农业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论文以位于黑河中游地区的张掖市为例,基于统计年鉴和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地块尺度分析了研究区2001—2014年期间农业结构变化,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从地块与农户两个层面,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及投入-产出法定量分析农业结构变化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作物种植类型趋于多样化。2001年,研究区主要种植作物为小麦、玉米、大麦及“小麦和玉米套作”,其种植地块数占所调查总地块数的81%,2014年种植作物种类增多,且蔬菜、马铃薯、油菜等经济作物种植数量较2001年有所上升。2）由种植小麦为主（占总地块数的31%）转变为种植制种玉米为主（占总地块数的38.7%）;套作转单作。2001年,共有58个套作种植地块,占调查总地块数的22%,其中“小麦和玉米套作”最多,有47个地块;而在2014年,作物套作地块数锐减为2个,“小麦和玉米套作”全部转换为其他单作,其中51%转为制种玉米;水稻种植消失,主要转为普通玉米。3）地块层面上,种植地区的海拔、灌溉定额、河源来水量对农业结构变化影响非常显著（显著水平达到1%）,地下水对农业结构变化影响较为显著（显著水平达到5%）。4）农户层面上,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收益”是影响其种植行为的最关键因素,其次是政策因素（在5%的水平上显著）,务农劳动力与劳均耕地面积也有一定的驱动作用。     

美国对外农业投资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兼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

对外农业投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研究美国对外农业投资特征,既可总结先行之国的发展经验,也可响应并适应主要竞争对手的投资行为,为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立足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采用Logistic模型与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2000-2018年美国对外农业投资的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及其对"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启示。结果表明:(1)美国对外农业投资以食品加工等产前产后环节为主,主要分布于西欧等发达国家以及墨西哥、巴西等地理临近的发展中国家。(2)美国对外农业投资呈现显著的市场导向特征,同时也受到地理与文化距离、国家治理等东道国因素的影响。(3)对比中美对外农业投资特征,结合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与中国农业国际合作目标,建议中国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链布局,在促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提高中国在全球粮安领域的定价权与渠道把控力;进一步深耕既有对外农业投资市场,在降低地缘竞争压力的同时,充分挖掘潜在市场机会;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技术需求,保证投资目标与东道国的投资需求相协调;尤需解决中国对外农业投资面临的文化与体制差异较大等现实问题,提高"一带一路"农业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