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高原居民旅游支持度的社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甘南高原为研究区,选择"旅游获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影响旅游的权力、邻里条件、地方感、旅游创业效能、社会资本、旅游支持度"等10个结构变量构建社区旅游支持度模型,并以甘南夏河县拉卜楞镇、碌曲县郎木寺镇为案例区对该模型进行了检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甘南高原地区居民旅游支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甘南高原地区社区居民的民族差异、职业差异和社区差异对旅游支持度形成影响;(2)不同社区与核心旅游资源的空间关系、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政策获益水平等因素造成了不同社区旅游支持度的差异。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研究——以青海省湟中县为例

旅游扶贫是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选择,当地居民作为旅游扶贫的直接受益者,他们的感知态度成为反映当地旅游扶贫成效的晴雨表。以青海省湟中县为例,从居民视角出发,以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熵值法与模糊数学法对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主体的感知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表明:①居民对当地政府、企业、游客和居民的综合感知中,居民对企业的感知值最高,其他依次为本地居民、游客和当地政府。②在各单项指标中,"公平公正、协助支持与协调沟通"、"信息公开、尊重包容"、"相处和谐融洽"、"继承发扬与公平竞争"分别对当地政府、企业、游客和居民的感知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进一步增强民族地区的"造血式"扶贫,对其他民族地区通过旅游扶贫实现脱贫摘帽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居民感知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影响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居民感知视角下的旅游影响研究一直备受关注,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影响研究尤其是基于居民感知视角下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对甘南藏族自治州进行了调研,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居民的感知与感知差异。从民族、职业、工作性质、教育程度四个角度分析了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差异,提出当前甘南州旅游属发展初期,当地主客关系处于较融洽阶段等结论。     

态度、行为、责任:乡村旅游从业者影响感知研究

目的地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具有异质性,不同参与程度影响着他们对旅游业和旅游者的支持程度与态度。以重庆金刀峡为案例地,以旅游从业者为研究对象,结合问卷与访谈方法分析其对旅游影响的态度、行为与责任。研究发现,旅游从业者在经济利益刺激下,对旅游发展持积极的支持态度,证实了获益越多、正面感知和支持态度越强的主流观点;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旅游从业者的增权意愿日益加强,开始以主人翁角色思考社区旅游发展并付诸实践;更重要的是,嵌入社区的地方归属感使旅游从业者不但关注自身经济利益,而且兼顾社区其他居民需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来实现社区共同利益的提升,从而推动和促成地方旅游发展中社区自我管理的产生与成熟。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态度及其动力因子研究——以周庄为例

旅游发展对旅游地居民生活产生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居民对旅游影响和旅游发展的感知态度,发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较强烈,对旅游发展也持理性支持的态度,其中居民对环境影响的正面感知最为强烈。结合居民态度随旅游发展而发生相应变化的相关理论与周庄现阶段旅游发展特征,对居民感知态度的动力因子进行了探讨。     

城市居民对大型主题公园预期影响的感知研究——以芜湖方特欢乐世界为例

一个旅游地旅游开发成功与否同接待地社区居民的感知与态度密切相关。对于一个刚刚建成的旅游地而论,居民的支持程度如何势必对其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旅游资源非优质城市——芜湖为例,选择在方特欢乐世界建成初期,对当地居民预期旅游影响感知进行了调查,并运用统计分析、EXCEL等方法软件分析了当地居民对方特旅游开发所产生的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调查结果显示,芜湖的旅游业处于发展阶段,当地居民对预期经济影响的正面感知较强;居民对预期环境影响的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多数居民认为发展方特主题公园将会改善当地环境和整体外貌,他们对方特主题公园的发展持赞同态度。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促进主题公园在资源非优区的发展。     

对平遥古城居民旅游感知的分析研究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是研究旅游影响性质及程度的重要途径。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平遥古城居民对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感知程度及其对旅游业的态度,比较了不同人口学特征及与旅游业关系密切程度不同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对旅游业态度的差异,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古城居民旅游感知的建议。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游客地方感差异分析

基于流动性理论,以400份北京居民的调查问卷为样本,分析了乡村旅游者流动中的地方感差异,从游客地方感角度为流动市场中的乡村发展寻找途径。结果表明:不同游客群体间存在明显的地方感差异,且地方感知(自然维度、人文维度、服务感知)对地方情感(地方依恋、地方忠诚)存在显著影响,地方情感对重构乡村地方、延续乡村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研究结论,建立乡村旅游者地方感研究模型。     

旅游目的地城市新区地方感研究——以大同御东新区从业人员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新区地方感研究对缓解人地矛盾、居民和移民矛盾的意义日益凸显,逐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构建地方感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大同御东新区从业人员为例,基于市场调查数据,对其地方认知、地方依恋和行为意向的地方感变量类型、大小、离散程度与变量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感的构成因素可分为社会环境、工作环境、城市环境、地方认同、情感依赖、推荐意向和参与意向7个隐变量;就从业人员而言,地方认同和情感依赖与地方感的直接关系最强,社会环境、工作环境、城市环境次之,推荐意向和参与意向均与地方感的之间关系较弱,且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就旅游目的地城市新区而言,从业人员地方感知和地方依恋水平较低,但却具有积极的行为意向。     

旅游者地方感、自我效能感、社会责任感与满意度关系研究——以遗产旅游地为例

旅游者满意度是旅游地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旅游者与旅游地的关系对旅游者满意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通过引入自我效能感和社会责任感两个因素构建旅游者地方感与满意度关系模型,分析探讨了旅游者地方感、自我效能感、社会责任感和满意度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通过对世界遗产地苏州古典园林、黄山和三清山的问卷调查,利用AMOS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旅游者地方感对旅游者自我效能感和旅游者社会责任感具有显著直接的正向影响,旅游者自我效能感和旅游者社会责任感分别对旅游者满意度具有显著直接的正向影响。这些为研究旅游者地方感与满意度之间的复杂心理关系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这种复杂的心理关系对旅游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     

禾木景区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实证研究

旅游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对当地发展旅游业的感知和态度直接影响着当地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及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运用社会交互理论和道科西旅游发展阶段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方法,从四个维度研究了禾木景区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结果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大都持乐观的支持态度,旅游发展使居民的生计方式、收入水平明显改善;对生活环境的影响较大,对生态环境和环保意识的影响较小;对居民的传统文化影响较弱,居民与游客的双向交流很少,旅游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此,当地居民的旅游感知目前还停留在经济层面,缺少对传统文化、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感知的关注.     

文化创意旅游地游客价值共创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价值共创行为是游客与旅游地及其相关事物的互动,关系感知是旅游者基于自身视角对旅游地的整体评估。从游客真实体验视角出发,以游客涉入度为前因变量,关系感知、文化认同为中介变量,文化学习为调节变量,研究文创旅游地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结果表明:①游客涉入度正向影响价值共创行为;②关系感知通过文化认同的部分中介正向影响价值共创行为;③文化学习在模型中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     

旅游发展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影响的居民感知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在深入理解人居环境内涵和旅游发展效应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从经济、社会、环境等三个方面揭示了张谷英村居民对旅游发展人居环境效应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1从旅游发展阶段来看,张谷英村目前处于旅游参与阶段,旅游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大,居民对旅游发展多持赞成态度;2从居民感知视角来看,居民对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居住环境、总体影响的正面因子感知强烈且具有一致性,对负面因子感知较弱且具有显著差异性;3从居民感知差异来看,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和出生—居住地都是造成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差异的重要因素。根据居民感知结果,提出促进张谷英村旅游发展的政策建议。     

旅游发展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影响的居民感知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CSSCI

在深入理解人居环境内涵和旅游发展效应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从经济、社会、环境等三个方面揭示了张谷英村居民对旅游发展人居环境效应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1从旅游发展阶段来看,张谷英村目前处于旅游参与阶段,旅游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大,居民对旅游发展多持赞成态度;2从居民感知视角来看,居民对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居住环境、总体影响的正面因子感知强烈且具有一致性,对负面因子感知较弱且具有显著差异性;3从居民感知差异来看,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和出生—居住地都是造成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差异的重要因素。根据居民感知结果,提出促进张谷英村旅游发展的政策建议。     

海岛旅游社区居民的主客互动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旅游业作为幸福产业,对海岛旅游社区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以浙江普陀山岛为研究案例地,从社区居民感知视角出发,构建了海岛旅游社区居民的主客互动、社区归属感、旅游发展态度和幸福感四要素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海岛旅游社区的主客互动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社区归属感在主客互动与幸福感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居民的旅游发展态度在主客互动对幸福感的影响和社区归属感对幸福感的影响中具有反向调节效果。从关注需求、加强互动和培养归属感三方面对海岛旅游社区发展提出建议。     

旅游发展对泸沽湖地区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法对泸沽湖地区居民在旅游发展前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旅游发展对泸沽湖地区居民的生活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当地居民原有的生产方式,更多的居民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②旅游发展对该地区居民物质生活方面的影响显著,主要体现在服饰、饮食、出行、家用物品、收入等方面的变化;精神生活方面,主要体现在休闲娱乐生活、社会交往生活、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变化。③为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摩梭文化保护的双赢,在内,需要社区精英群策群力,传承和发扬摩梭文化;在外,政府要加强制度关怀和政策引导,为摩梭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制度支持。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互动效应研究——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也是西部民族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从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互动视角出发,基于2010—2019年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面板Tobit模型等方法,考察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进、互动效应以及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西部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得到优化,相对发展类型趋势由数字经济滞后型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滞后型转变;(2)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较弱;(3)数字经济企业法人单位数、电信业务总量、旅游直接就业人数率是较为显著的障碍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政府支持与交通发展水平是主要的外部影响因子。     

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中社区参与机制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

为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社区参与机制势在必行。从凤凰古城旅游产业发展为例,探讨了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机制的原理,据此提出社区参与机制模型,并在政府、社区居民、古城开发商三个层面上提出推动社区参与机制建设的相关建议。     

消费者敌意和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旅游意愿的影响

以中国为客源国,以日本为目的地国,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477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分析了消费者敌意、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形象对旅游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1)消费者敌意对国家形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旅游意愿的影响不显著。(2)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国家形象和旅游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3)国家形象对中国消费者的赴日旅游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4)消费者敌意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呈正相关。(5)国家形象在消费者敌意、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旅游意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环境分权下央地企协同减排策略演化——基于区块链技术应用视角

环境分权下，地方政府及控排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制约着降碳目标实现，而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种可信、高效的协同减排环境。为此，本研究构建了以控排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为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探索区块链技术投入前后的协同减排策略；并借助数值仿真研究了区块链技术的监管影响系数、应用成本及地方支出系数对系统演化路径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块链技术投入缩短了减排系统的趋稳时间；监管影响系数与中央政府对区块链技术投入的支持程度、地方及控排企业的减排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区块链平台应用成本与地方政府减排参与意愿呈负相关，地方支出系数与中央政府对区块链技术投入的支持程度呈正相关，且均存在最优调控区间。因此，应积极开展区块链监管试点，引导、扶持企业绿色转型，强化中央督察职能，转变地方政府发展理念，保障减排政策落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