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背景下淮海经济区乡村发展潜力——以苏北地区为例

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与愿景,也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可持续城乡融合系统的落脚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背景下,明确乡村发展阶段与状态、测度发展潜力对有效识别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地处淮海经济区核心区的苏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以7980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研究村域单元的乡村发展状态,通过县域尺度上对城乡发展阶段进行约束,以“差异化+一致性”的思路进行乡村发展潜力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区乡村可分为“城镇主导”“城乡联动”和“乡村主导”三类发展阶段,数量占比分别为15.38%、46.15%和38.46%;（2）研究区乡村发展状态指数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6.209和1.714,具有高值区、低值区集聚的特征;（3）研究区乡村发展潜力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2.827和0.923,发展潜力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的评价单元占比分别为4.45%、15.20%、23.22%、35.39%和21.74%;（4）依据乡村发展潜力可将研究区分为“重点挖潜区”“权衡挖潜区”“适度挖潜区”及“重要维护区”四类,建议分别采用“激发隐性活力,缩小区内差距”“以优势要素带动,实现区域权衡发展”“明确发展劣势条件,适度填补潜力空间”及“保持发展模式,实现稳定发展”的发展思路。     

鲁南经济带城乡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及驱动因素识别

城乡绿色发展效率对高效低耗绿色发展模式构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城乡互动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鲁南经济带35个县(市、区)13 a面板数据,综合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城乡绿色发展效率脱钩状态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多种计量模型,对2005—2017年鲁南经济带城乡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因素进行综合研究,结果表明:(1)技术进步是鲁南经济带绿色TFP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其贡献度不断下降,而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对于绿色TFP增长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强;(2)研究期内鲁南经济带绿色TFP增长具有空间分异性,绿色TFP的高效率区和次高效率区有向东北和西南地区集中的趋势;(3)鲁南经济带城乡绿色发展效率的脱钩关系出现反复,由负脱钩(耦合)到脱钩再到负脱钩,整体上城乡绿色发展处于动态变化与非协调(或低级耦合)阶段;(4)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粮食产量、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城乡绿色发展效率的高作用力影响指标,因子交互作用后对城乡绿色发展效率解释力远超单因子,反映出鲁南经济带城乡绿色发展效率的驱动因素具有复杂性特征。     

恢复力视角下秦岭贫困山区乡村振兴潜力研究

恢复力概念为秦岭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恢复力视角研究乡村振兴潜力,对于提高贫困山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乡村有效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以秦岭贫困山区商洛市为案例,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建立贫困山区乡村恢复力评价体系测度恢复力指数,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识别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三区县乡村振兴潜力类型分类。研究结果表明：（1）商洛市三个区县各镇办的恢复力指数呈集聚分布态势,恢复力整体上处于偏低水平状态。（2）环境因素、经济因素对乡村社区恢复力起到决定作用。（3）三区县乡村振兴潜力可分为四种类型：均衡发展潜力区、农业主导潜力区、农业旅游兼营潜力区和地理环境限制潜力区,根据其资源禀赋和现状发展条件提出针对性的乡村振兴策略。     

城乡融合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福州东部片区为例

乡村地域多功能是有效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福州东部片区为研究区,基于乡镇域尺度分析研究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规律与特征,使用地理探测器分析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各乡镇的乡村单一功能空间格局特征表现为农业生产功能在沿海小范围聚集,工业发展和生活保障功能主要集中分布在福州城区边缘郊区和南部乡镇,生态保育功能西部山区大于东部乡镇,而旅游休闲功能主要分布在中北部乡镇和平潭岛;（2）依据LSE模型,将研究区乡镇划分为五功能、四功能、三功能、双功能复合区和单功能主导区,其中拥有五、四功能复合区的乡镇共计58个,占比45.68%,说明研究区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良好;（3）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自然环境因素塑造了乡村地域初始与特色功能,地理区位因素促进乡村功能的形成与分化,社会经济是优化乡村功能的基础因素,政策资金是推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主导因素。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城乡融合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特征与路径

城乡融合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也是城乡持续转型过程。以淮海经济区为研究区,剖析了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通过城乡转型多维定量评价与比较,诊断了研究区城乡融合状态,提出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结果表明:(1)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面临"两分离一切变"而导致的"三不足"的困境,即传统农区的"居业分离"、资源型城市的"产城分离"和省际交界区的"切变效应",导致乡村转型的内在动力不足、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力不足和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协同力不足。(2)城乡转型状态呈现出经济、社会和空间多维相关的特征,转型过程的城乡异速不同步和转型格局的城乡异构非均衡现象并存;采用对比聚类法,划分出城乡转型滞后型、乡村转型滞后型、城市转型滞后型和城乡转型同步型四种类型。(3)推进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发展"碎片化"困境,分类推进城乡协同转型发展,加强省际交界区城乡发展的跨域协同。     

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

乡村稀释化是指城乡关系失衡下乡村人口持续减少、社会活力凋敝、人居空间不断被稀释的过程,是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空间问题的动态化呈现,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亟待深化研究的课题。基于城乡关系视角,从人口活力、土地利用和社会活动三个维度对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进行测度,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时空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近10年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呈现出阶段性加速化过程、多维度差异化状态、集聚性分异化空间格局等特征;(2)人均水资源量、农业从业人口密度、贫困发生率、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单位乡村小学在校生人数、每万农村居民村卫生室医生数等要素对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影响显著;(3)在特定城乡关系背景下,基于区域本底条件,城市系统的控制引导与乡村系统的被动响应共同推动了乡村稀释化的形成和蔓延。科学认知乡村稀释化,可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精准施策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中部农区乡村重构特征及其地域模式——以江汉平原为例

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以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要素变化解析乡村重构特征、外部环境变化解读乡村重构机理、外源驱动因素与内生响应要素耦合解译乡村重构模式。基于江汉平原的实证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乡村地域持续经历重构过程,表现为乡村重构综合指数不断增加,高值区主要沿域内交通干线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长江沿线和平原腹地;(2)乡村重构机制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因素与经济、社会、空间等内生要素的耦合作用,非农产业规模扩张引发乡村人口外迁和就业转移,进而推动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村"存量"要素重组;(3)经济—社会重构主导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变化加剧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面临水环境污染和水灾害侵袭的双重挑战。研究框架能够揭示江汉平原乡村地理剧变特征,中国中部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重构具有与发达地区不尽相同的图景。研究结果意在为乡村地理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潜力—支持力—恢复力”框架的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其类型甄别

科学判断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精准定位村镇发展类型,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多元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以重庆市江津区为研究区,2017年为研究时点,从潜力、支持力与恢复力三个维度解析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分析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分异特征及其类型。研究表明：（1）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是潜力、支持力与恢复力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2）江津区村镇潜力呈现“北高南低”;支持力呈现“北高南低”;恢复力呈现“南高北低”;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组团状分布”。（3）江津区村镇可划分为发展潜力挖潜型、城乡融合促进型、安全质量提升型与能力全面发展型四种可持续发展类型,进而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以引导村镇可持续发展、增强县域综合实力。     

城市大气臭氧柱浓度时空变化研究——以天水为例

城市臭氧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将为城市环境管理提供理论依据。文章利用卫星OMITO3e数据产品,解译和分析了天水市2006~2014年臭氧柱浓度的时空动态信息。结果表明:(1)空间分布呈现东北、西北高,中部、南部低的倒"V"字形;(2)年变化呈单峰曲线,从2006年至2010年为上升期,每年的增长率为3.98%,2010年至2014年为下降期,年均下降率为2.52%;(3)四季变化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为冬季春季夏季秋季;后六年以夏、春季变化为主,冬、秋季为辅,夏季春季冬季秋季。夏、春两季在第二阶段明显升高与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4)9年间臭氧柱浓度平均值为301.177 DU,最大值为325.829 DU,最小值为279.093 DU,臭氧柱浓度指示的多年空气质量等级为良好。     

“流空间”视域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

从要素流动多维重构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评价体系,以动态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城乡融合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规律,最后从"流空间"视角探索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区城乡融合水平整体较低但趋势向好,其正向空间关联和局域内向集聚特征明显。(2)流空间视角下区域呈多中心网络结构,且在人流和资金流下相对紧密,而物流和信息流下"核—辐"结构突出。(3)推动核心区集聚效应转向扩散效应,发挥各城市节点比较优势,合理调节要素流动强度、方向和质量,并在实施地方和国家政策时配套相关制度,方能实现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量""质"同升。     

基于微空间单元的岩溶峡谷区土地利用结构演变

采用2004年、2010年和2015年分辨率均为2.5 m的SPOT等遥感影像和社会经济数据,创建200 m×200 m网格的微空间单元,计算单元网格内地类面积占比、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并结合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法,深入研究岩溶峡谷区土地利用结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2004年林地、耕地、聚落和裸岩裸土网格内平均占比分别为6.46%、11.76%、0.87%、28.86%,2010年分别为10.36%、8.77%、1.27%、27.13%,2015年分别为9.13%、10.30%、26.18%、1.29%;(2)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3)耕地热点区呈减少趋势,且后期主要集中在研究区西南部,林地热点区总体增加,裸岩裸土极热点区逐渐向研究区东北部收缩。而近几年土地利用程度热点区逐渐向研究区西北部延伸,花椒林则主要分布于北部干热河谷地带。简而言之,花江峡谷区林地面积增加,且逐渐向集中连片演变,而裸岩地逐渐向峡谷区北部以及东北部收缩,研究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发展及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得土地压力减小,生态环境逐渐转好。本文以典型岩溶地貌单元为代表,揭示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转型分析及展望

粮食生产转型是乡村生产体系演变的核心内容,以粮食生产转型研究为突破口能够清晰反映区域乡村人地关系的演化过程,为深化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转型发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聚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转型历程,并尝试构建我国粮食生产转型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转型呈现出“以粮为纲—农业结构调整—综合转型—城乡互动”四个差异化阶段特征。利用GL-RL模型,构建了我国粮食生产转型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由Green Loop阶段演化到Red Loop阶段,粮食生产逐渐由本地生产融入到城乡生产网络,驱动粮食生产转型的扰动因素具有多时空尺度特征和跨尺度效应。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乡村人地关系协调和全球化等因素将会对未来粮食生产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优化粮食生产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关系,将为保障粮食生产有序转型,完善乡村生产体系创造条件。     

焦岗湖湿地土地利用格局演变及区域可持续性评价

以焦岗湖湿地为研究区,选取1995~2013年间5期遥感影像数据,应用土地利用变化测度模型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并结合社会统计数据构建可持续性测评体系,对研究区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旱地、水田、建筑用地为主导景观,1995~2000年和2010~2013年为土地利用变化热点时段,但驱动机制不同;2近20 a尺度上建筑用地变化最为明显(增幅为123.32%),湿地萎缩面积较大(减幅为23.15%),空间格局层次单一,存在一定土地利用风险;3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各时段评价结果分别为差、差、中、良、中,仍有较大提升空间;4 2010年随着区域生产力的提高和区域稳定性的增强,研究区可持续发展水平较好,2010年后由于环境负荷的进一步累积,区域受胁度升高,可持续发展水平受阻,应引起决策者和公众的广泛重视.     

城乡融合导向下乡村发展动力机制

乡村振兴关键是要运用城乡互动关系的变化,加强城乡合作实现乡村发展,亟需对城乡融合导向下的乡村发展动力机制进行研究。运用概念性框架法与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城乡融合导向下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并以徐州市2018年120个乡镇为样本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城乡同质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外部动力,城乡互补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外部动力包括城乡基础设施融合与公共服务融合两方面,其间接作用于乡村发展的效应大小分别为0.1558与0.6836;内部动力包括乡村吸引力与要素集聚两方面,其直接作用于乡村发展的效应分别为0.702与0.3356;外部动力主要靠政府投资推进城乡基础设施融合与公共服务融合来实现,内部动力则要靠乡村规划来塑造。本文对地方政府在操作层面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     

金融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近年来,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逐渐为国外金融业者所认知,并引起其环保观的变革。当前,国外理论研究主要考虑:(1)识别环境风险和机会;(2)资产定价和审核;(3)环境风险管理;(4)金融工具创新;(5)政府与行业协会的推动。国外金融业亦已行动起来实践适应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发展战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联合国环境署组织的金融自律组织。目前,国内对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实践尚未真正开始,面临着“绿色金融”内涵不一、理论研究处于萌芽状态、行业开始探索而公共部门措施滞后等几个问题。现阶段,我国应以引进和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在此基础上再开展学术研究和行业实践。     

太湖流域城乡用地扩张对河网的空间占用机制初探

城乡景观改变了河网结构的自然演进,致使河流洪水调蓄、生物多样性等功能退化。论文提出基于区域尺度分析城乡用地扩张对河流干扰的空间概念——城乡内河,直接把流域河流集合体的拓扑结构与城乡用地联系起来,并通过城乡内河密度URRD和490个小流域单元,揭示太湖流域城乡发展最快时期用地扩张对河网的空间影响机制：URRD值从1985年的57.10 m/km²增长到2010年的122.28 m/km²,翻了一番,等级结构由低级主导到高级领先,明显沿重点发展轴线以城镇为核心向四周蔓延,局地呈现负增长;分析表明,URRD与河网密度RD相关弱,与城乡用地密度URD相关显著,但不同URD阶段URRD-URD相关系数不同,即URD 0~15%和25%~40%区段URRD-URD相关最高;通过小流域样本统计与典型样本案例分析,初步揭示城乡内河的分布差异是不同增长阶段新增城乡用地空间增长模式差异（相对河网的位置与集聚性）的结果,由此建议针对不同城乡发展阶段采取保护、防卫、创建等城乡-河流整体协调的空间策略。     

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机理研究——以苏南为例

乡村重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内容,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在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出现阶段性的转变,是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论文通过建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测度指数和理论框架体系并以苏南地区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受乡村系统内外综合因素共同作用,城镇化、工业化、政府调控、乡村自身的更新改造和空间生产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且不同的重构阶段,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和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未来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路径应是基于多重作用力和不同作用模式基础上的、以城乡资源空间重构为导向的综合创新路径,研究有助于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作者服务指南

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原《环境科学动态》,2006年更名)于1976年创刊,由生态环境部主管和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级期刊,获得CCSCI来源期刊(2004-2006)证书和第五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2017-2018)证书。我刊依据从环境保护的视角报道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办刊宗旨,创新设置"理论战略探索""政策专题研究""法律法规研讨""典型案例解析""研究动态瞭望"等栏目。发挥集中选题宣传优势,提前发布选题开展征稿组稿。据知网《2017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我刊期刊综合影响因子和复合影响因子分别为1.309和1.521,分别位列全国收录72种环境科学类期刊第9名和第13名。据万方《2017年     

基于多准则决策的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脆弱性与恢复力研究

科学评估国土空间脆弱性与恢复力并解释其时空分布特征,能为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相关决策提供参考。采用综合指数法和有序加权平均(Ordered Weighted Averaging, OWA)法分别评价和模拟长江经济带市域国土空间脆弱性及国土空间恢复力,并对二者的组合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2008-2017年间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脆弱性指数有明显下降趋势,累计下降率为16.49%,脆弱性指数从西向东逐步下降;(2)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型""维持现状型""开发优先型"政策情景下国土空间恢复力分别处于较高(占47.22%)、中等(占35.19%)、低恢复力(占99.07%)水平;(3)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以低脆弱性—中等恢复力、低脆弱性—较低恢复力为主导,占30.63%,国土空间整体脆弱性低,恢复力处于较低至中等水平。     

环首都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分异及乡村振兴路径

构建适于县域尺度的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泰尔指数、ESDA方法分析1995—2018年间环首都地区县域尺度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并划分出城乡融合发展类型区,提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1）以2000年为拐点,环首都地区县域尺度城乡融合水平经历了先减后增的“U”型变化历程,整体趋势向好;城乡融合水平的区域差距先增后减,总体趋于缩小。北京及环京三市区域间的差异对总体城乡融合水平差异的贡献率略高于两类地区内部差异,环京三市内部差异是造成两类地区内部差异的主要原因;张家口市与保定市内部差异是影响环京三市城乡融合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保定市内部差异占主导地位。（2）低水平融合区的数量波动减少,高水平融合区持续增加;城乡融合水平高、低值区的“核心—边缘”结构突出,且经历了“单组单核—多组多核—单组多核”的动态演变历程;城乡融合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性先增后减;城乡融合热点区呈团簇状集聚在北京市域范围内,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呈环形或带状布局在保定市中心城区外围,状态渐趋温和;城乡融合“冷热”空间格局与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联系紧密。（3）可将环首都地区划分为五类城乡融合区：城乡融合引领示范区、城乡融合先行发展区、城乡融合优化升级区、城乡融合转型提升区和城乡融合落后欠发达区,并根据各类型区特点,提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