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标志制度与产品发展现状研究

环境标志是政府管理部门或非政府组织(团体)向有关申报者颁发并表明其产品或服务符合国际或国家环境标准与保护要求的特定标志。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绿色食品标志与有机食品标志为代表的农产品环境标志制度、以中国环境标志为代表的制造业及建筑产品环境标志制度和以能效标识为代表的能效标识制度,以及低碳产品认证制度。我国环境标志产品生产与出口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比较,还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     

中国第二批环境标志产品问答

中国第二批环境标志产品问答１．问：这次新闻发布会以后，我国的环境标志产品要求贴上统一制作的环境标志，汤问，这一举措的意义是什么？答：在通过认证的产品及包装上张贴统一的标志，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有利于扩大环境标志的影响，使老百性认识并监督环境标志...     

推行环境标志 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环境标志是一种体现环境保护要求的证明性产同标，它向公众表示该产品在生产，流通，使用以及处理过程中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小。本文论述了环境标志的意义和作用，简要介绍了国外环境标志的发展动态，探讨了中国环境标志的建立和发展述了中国环境标志制度的特色和中国首批标志产品。     

鼓励环境标志产品出口政策设计

环境标志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相应的环境标准,与非环境标志产品相比,其节能减排效果显著,且未来潜力巨大。目前我国环境标志产品发展支持政策不足,尤其缺乏鼓励环境标志产品出口政策。为此建议:一是将简化环境标志产品出口行政手续;二是加快中国环境标志产品与他国环境标志的互认;三是实施增值税差别出口退税税率和优先办理出口退税的政策;四是对获得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企业实施更加灵活的税收扶持政策;五是通过环境标志产品互惠关税减免条款提高我国环境标志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六是实施进口环节增值税减免政策;七是充分运用进出口银行的出口信贷政策;八是实施中小企业环境标志产品出口"绿色补贴";九是建立环境标志产品的外贸发展基金或环境标志产品发展专项资金;十是鼓励环境标志认证机构竞争发展。     

德国的环境标志

环境标志是产品和环境相关的一种证明.它最早可追溯到1977年,由原联邦德国内政部长(当时环境事务由内政部负责)和各州的环境保护部长决定采用的,也叫“蓝天使”标志.1978年原联邦德国首先准许使用环境标志的产品有六类,到1979年有48个环境标志被授予各种产品,1992年约有71个不同类别的3500种产品获得环境标志.     

揭阳诞生“国家环境标志产品”

由揭阳市延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裕康牌聚乙烯夹铝复合管经审查,被批准为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近日,国家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向该企业颁发了证书和标志。揭阳市延升实业发展有限公     

产品环境标志ABC

1995年3月20日,我国有6类11个厂家的18个产品获得了首批环境标志。这标志着我国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工作已走上了正轨。但是,对于我国广大的消费者来说,产品的环境标志仍是陌生的事物。一、什么是产品的环境标志产品的环境标志是指一种张贴在产品上的图形,标志着该产品不仅质量符合标准,而且在生产、使用和处置等过程中也符合规定     

信息

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成立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于5月17日在北京成立。该委员会是代表国家对环境标志产品实施认证的唯一机构。认证委员会的宗旨是,通过开展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活动,保证环境标志产品质量,提高环境标志产品信誉,维护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提高环境标志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认证委员会确定了我国先期实施环境标志的范围是,在那些对环境有害而又能较大程度减     

环境标志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对环境标志的产生背景、标志图形、发展形势等作了简要说明，从树立企业产品形象，降低成本及其贸易地位等方面浅析环境标志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遥影响。     

试论我国环境标志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本文通过介绍国内外实施环境标志制度的现状 ,阐述在我国推行环境标志制度的意义与作用 ,并对我国实施标志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途径与措施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生态标志和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价

获得生态标志，是对产品环境性能的肯定，表明其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性能达到了特定的要求，消费者也可直接根据生态标志图案购得自己喜好的环境友好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是一中评价产品，工艺或活动从原料采掘到生产、运输、分销、使用，回用，维护，循环和最终处置的整个生命周期阶段相关环境负荷的过程，大多数生态标志标准的确定都采用了生命周期的评价的方法，文章对生态标志的概念、发展状况、标准的确定性和生命周期评价等作了简     

基于生态标签制度的海洋生态产品生态补偿标准区域差异化研究

论文运用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以两个海岛型旅游目的地为案例,对海洋生态产品生态补偿标准区域差异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和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分别有93.41%和95.90%的受访者支持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愿意为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支付比普通海产品更高的价格;2)舟山市普陀区旅游目的地的浙江省游客,江苏省-上海市游客,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山东省游客和其他省(市,区)游客,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10.53,10.98,11.03和11.18元/kg,或14.39,17.59,20.54和22.87元/人次,通过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2013年可获得1.0358×10⁸元的生态补偿资金;3)烟台市长岛县旅游目的地的山东省游客,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游客和其他省(市,区)游客,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10.86,12.85和13.70元/kg,或13.26,17.57和17.56元/人次,通过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2013年可获得0.207 0×10⁸元的生态补偿资金.研究发现,两个旅游目的地均存在生态补偿标准的区域差异性.     

Eco-labelling of wild-caught seafood products

Several eco-labels for wild-caught seafood have been developed during the last decad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nd analyses the criteria applied by four different eco-labelling schemes for seafood products from capture fisheries, and discusses the criteria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based on the ISO 14040 standard for life cycle assessment.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ost widespread eco-label, the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MSC), mainly addresses the fishing stage, in particular the overexploit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LCA studies confirm that the fishing stage represents the most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burden, bu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of anti-fouling agents at the fishing or harvesting stage contribute with significant impacts that are not being addressed by international labelling initiatives for wild-caught seafood.LCA studies show that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impacts are related to the life cycle stages after landing. This includes fish processing, transport, cooling and packaging (especially for highly processed seafood products). Hence, another challenge would be to include criteria related to the post-landing consumption of energy, certain materials and chemicals, waste handling and wastewater emissions. Minimizing product losses throughout the product chain would also be an important area for future criteria in order to avoid fishing at high environmental costs only to produce something that is later wasted.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wedish KRAV is the only one that currently addresses a range of issues that include energy and chemicals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products.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such as MSC cover fish products from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emphasizing ‘overexploitation of fish resources’. It is recommended, however, that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such as MSC develop criteria related to energy use and chemicals – at least at the fishing stage. Over time, other life cycle stages could be addressed as well to the extent that this is manageable.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研究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论文利用1999-2008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使用计量工具分析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都很快,东部地区最快,但增长率近年呈现下降趋势,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增长速度相对较慢;②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和产业结构调整能够非常好地解释全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3个变量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均有着正影响,但影响力度存在差异;③逐年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也同样有着正影响,城市人口增加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基本保持稳定,且力度大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力度越来越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力度逐渐减弱。     

水土保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水土流失大国,治水保土工作一直备受重视。当前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合理开发和保护水资源,充分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已经是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石油化工厂区地下环境污染评价程序与方法

简介了场地环境评价（ＥＳＡ）的涵义，法律背景，并结合在合资建设的某石化项目中的应用我，归纳了ＥＳＡ的工作程序，研究方法，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体系的特点，提出了在我国开展ＥＳＡ工作的必要性。     

中国各区域秸秆资源可能源化利用的潜力分析

在我国能源需求迅速增长并日益依赖国际市场的背景下,能源化利用秸秆资源是我国缓解能源短缺的重要选择之一。论文在综合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不同区域农作物秸秆可能源化利用的潜力及资源密度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09年中国农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为7.48×10⁸ t,可获得资源量为6.34×10⁸ t,可能源化利用量为1.52×10⁸ t。中国可能源化利用秸秆资源区域分布极不均匀。长江中下游、东北、华北等区域可能源化利用秸秆潜力较大,分别为0.42×10⁸、 0.37×10⁸和0.35×10⁸ t,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西南可能源化利用秸秆资源潜力较低。根据各区域可能源化利用秸秆资源密度,论文对不同省份建造较大规模秸秆发电企业或燃料乙醇企业的适宜性进行了分析。     

我国小型CDM项目开发障碍及其对策研究

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我国一直是全球CDM开发的重要国家之一,在CDM开发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但是由于信息流通、项目规模以及市场因素的影响,我国小型CDM项目在开发范围和深度方面都存在显著的不足。在对以上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采取多个小项目打包开发、以地区为单位整体开发以及促进CDM信息交流等方法可以解决以上阻碍小项目开发的因素,促进我国CDM健康发展。     

中国、韩国1980～2006年能值足迹与能值承载力

根据基于能值分析理论改进的生态足迹计算模型——能值足迹和能值承载力模型,在空间尺度上从地区一级上升到国家尺度,探讨能值足迹和能值承载力在国家层面上若干年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并以中国和韩国为例,对两国在1980~2006年（韩国1980~2004年）期间的能值足迹和能值承载力进行了计算与分析,探讨中国和韩国的可持续发展状况.结果表明,中国人均能值承载力由1980年的2.7362hm2下降到2006年的2.0547hm2,同时,人均能值足迹却由1980年的1.7715hm2上升到2006年的5.7903hm2.中国自1987年以来出现能值足迹赤字,且赤字数额逐年增加,到2006年已达到-3.7356hm2.韩国人均能值承载力由1980年度3.1871 hm2下降到2004年度2.5271 hm2,人均能值足迹由1980的1.1339 hm2上升到2004年的4.2419 hm2,韩国自1992年出现能值足迹赤字,之后虽有小幅波动,但总体趋势与中国类似,赤字数额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达-1.7147hm2.目前,中国已不能满足基本可持续性的要求,而韩国能够满足这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