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CGE模型的构建及其应用

在调整水价之前,必须明确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本文以黑河中游张掖市为例,将水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CGE模型中,利用模型对提高现行水价的影响进行了模拟。计算结果表明,提高水价会对经济系统产生不利影响,但影响幅度不大;更重要的是水价的提高能促进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水价改革还必须重视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应该在提高水价的同时努力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就业,从而减少水价改革对社会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成都城市居民累进阶梯式水价结构与政策效果分析

水价改革是近年来政策变革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水资源本身兼具资源产品、民生产品和普通商品的特征,居民水价改革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和居民的水费承受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节水效应。本研究针对成都市拟议中的累进阶梯式水价改革,基于全社会成本定价原则,通过设计不同的全社会成本水平和对应模拟不同的阶梯式水价结构,选取能够刻画居民用水需求特征的二次近似完美的需求体系,并利用相关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价格结构的差异性设计对不同政策方面的影响。首先,横向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累进阶梯式定价有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但不同的价格结构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效果和节水效应。两阶梯价格水平差越大,收入群组间的交叉补贴相应越大。阶梯价格差越大的设计反映出的结果是,通过对高收入群组奢侈性部分用水征收更高的费用,从而使得所有居民能以更低的费用满足生存性的用水需求,即实际上体现为基本和奢侈性需求这两部分用水的成本在收入群组间不同的分担比例形式。同时,不同价格结构下的人均用水量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表明阶梯式水价政策改革需对各种可能方案进行评估,以确保在各种政策效果间进行合理的权衡。此外,当较高收入群组的奢侈性用水量较大时,可考虑三阶梯甚至更多阶梯数的结构设计。阶梯数设计越多,可以对不同奢侈性用水制定不同的价格,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分担奢侈性用水的成本。但需要注意的是,更多阶梯数的设计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交易成本(例如居民对价格结构的认知成本、计费的会计成本等)。该结论同样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不同阶梯数设计的利弊以做选择。其次,针对不同水平的全社会成本所进行的纵向比较发现,当全社会成本水平越高,不仅表明水价综合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需要设计更多阶梯以及奢侈性用水阶梯需要设计更高价格水平的要求,该结论表明阶梯定价水平和价格结构都必须根据全社会成本水平的变化进行适时的调整。     

基于CGE模型的能源税政策影响分析

在能源-环境-经济(3E)研究领域中,CGE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通过一个10部门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定量分析中国实施能源税对经济、能源、环境以及各生产部门的影响.模型以2002年为基准年,研究设定5个情景,包括一个基准情景和四个能源税征收情景.模型模拟分析表明,征收能源税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有轻微影响;与此同时,能源税政策有利于减少能源需求量,降低能源强度,减少煤炭在能源合成品中的份额,对能源结构的改善有一定作用,并可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在实施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渐进提高税率,并在征收能源税的同时,降低所得税(用能源税收入替代其它税种的收入)以及减免行政性收费等方式,实现税制的绿化,且可避免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明显冲击.     

燃油税改革:环境、经济、社会的影响

通过构建CGE模型,研究了调整燃油税税率对我国环境、经济、社会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燃油税改革具有双重效应:1燃油税改革可减少石油需求量,降低NOx排放量,因此燃油税改革具有节能减排效果;2燃油税改革使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减少产量,造成劳动力需求量下降;3燃油税改革使政府收入增加、居民的收入减少、居民福利下降。在此基础上,论文为燃油税改革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对环境税的一般均衡分析与应用模式探讨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趋严重．因此环境问题也成为了我国CGE模型开发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利用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税收改革政策对生产、消费和政府收入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仿真结果说明了对不周行业根据污染的强度不同的税率按产值征税．可以在控制污染行业产量．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整体税制改革，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和居民的纳税负担。增加政府收入．从数字上说明环境税的“双盈”效应假说是可行的。     

农业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量影响的经济分析

本文目标是定量评估农业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量的影响。以往研究只考虑灌溉水价对于农户某种节水行为的影响,本文充分考虑在不同的价格水平阶段,农户会在多种节水行为中进行选择,引起用水需求弹性变化,并改变用水量,从而更全面更真实地反应价格水平与农户用水量之间的关系。在农村水价市场健全以及农户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本文通过建立局部均衡模型进行费用效益分析,研究农户节水行为随着价格水平而发生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水价与节水量的关系。本文还结合实证研究的方法,以黑龙江省境内某农场为研究对象,开展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案例地区,当灌溉水价达到0.04元/m3的时候,水价具备了发挥作用的条件;水价在0.04-0.065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减少灌溉用水,节水量为135-203 m3/hm2;水价在0.065-0.08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采用当地的浅湿灌溉的节水技术,节水量为1 400 m3/hm2;水价在0.08-0.1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采用地下水,节水量为1 400-6 309 m3/hm2;当水价高于0.1元/m3时,农户有水改旱的倾向,节水量为6 390-14 000 m3/hm2。本文所建立的分析方法和框架,不仅适用于案例地区,也为其他灌区的水价和用水量关系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与环境政策分析

CGE模型是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的理想工具，实际上CGE模型也是唯一胡可能精确评估环境政策社会成本的分析手段。本文介绍了在环境政策分析中应用CGE模型的基本思路和不同类型；回顾了CGE模型在环境政策分析中的应用领域及国内应用现状；指出今后的环境政策分析中应用的CGE模型应该更多地结合经济体的现实特征，其发展方向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分析环境政策社会成本的同时也考虑这些政策的社会效益、分析环境政策的分配效应、加强区域CGE模型在环境政策分析中的应用。     

基于CGE模型的环境灾害经济影响评估——以湖南雪灾为例

环境灾害(比如,气象灾害、荒漠化等)不仅仅造成直接损失(比如,厂房、设备破坏和粮食欠收等),而且会导致经济系统产业链中断,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正常运行。本文以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为例,基于CGE模型,评估交通中断对湖南省的间接经济影响。为刻画灾害冲击,CGE模型的改进包括:为反映灾害的区域性,将全国CGE模型降尺度为区域模型;为反映灾后应急情景,选择资本市场宏观闭合规则为资本在部门之间不流动;为反映货物周转量变化,在生产模块增加效率参数;为反映旅客周转量变化,选择劳动力宏观闭合规则为新古典闭合。研究表明:①对于重大环境灾害,间接经济损失甚至比直接损失大;②2008年雪灾引起的湖南省交通瘫痪,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为50.4亿元(以增加值表示),约占湖南省前两个月GDP的3%;③值得注意,由于产业之间相互关联,简单叠加各产业单独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夸大整个行业同时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     

碳交易的“能源-经济-环境”影响及碳价合理区间测算

构造纳入碳交易模块以及在生产模块CES函数中纳入碳排放成本的四层嵌套宏观经济CGE模型,采用2007年投入产出数据构造了社会核算矩阵(SAM),用以分析和评价不同总量减排目标情景下,碳价引入对宏观和产业部门层面经济产出、能源消费和碳减排的影响,以及相应合理的碳价水平,得到结论:①在宏观层面上,碳价越高,碳减排效果越显著,GDP损失越大,能源消费越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损失和减排效果,确定了各情景下的最优碳价以及合理碳价区间,其中,在减排目标为10%时,碳市场能接受幅度更大的价格波动(6.9-35€/tC)冲击,宏观经济损失相对小,引入碳市场是最好的选择;参考Kaya等式的因素分解,说明碳价所引致的总碳减排效果,主要来自于能源强度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引入碳价,不仅能够降低能源消费,还会引致能源消费结构向低碳方向调整,煤炭消费明显下降。②在产业部门层面,各产业部门特别是能源部门经济产出水平降低,但总体产业结构影响不大;对部门能源消费产生的主要影响是,能源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消费总量显著下降;将部门合成能源单位利用成本分解为能源自身价格变动和碳排放成本两部分,得出合成能源单位利用成本变动主要由碳排放成本引起的结论;进一步,能源密集型部门的碳排放成本较高,同时实现的减排率也相对较高,但减排效果仍不充分,建议采取能源资源税和交通燃油税等激励政策,保持必要的能源市场价格水平,同时促进煤炭和交通领域的减排。     

全球能源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综述

全球能源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模型是研究低碳政策对能源经济系统影响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低碳经济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发展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拓展已经形成了一批发展成熟且应用广泛的模型平台。我国能源经济CGE模型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主要聚焦在中国本土与国内区域,而在全球尺度上的模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伴随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当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能源环境问题的研究需要具有国际视野。本文对当前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对全球CGE模型的主要作用与特点做出评价,并对典型模型进行比较,在介绍了模型优缺点的基础上对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的发展趋势与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并对中国未来发展全球模型给出具体建议。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政策评估的主要优点是评估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根据相关理论判断模型结果是否合理并对政策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结果做出基于经济规律的解释;以及能源与经济系统整体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能源经济CGE模型主要争议性问题包括结果依赖大量参数且参数取值不稳健,以及模型假设过于理想且技术表达抽象。当前能源经济CGE模型研究的关键问题与主要趋向包括:关键参数的实证研究与准确校核、经济系统异质化与细节化描述、技术细节表述与内生化变革以及非理想与不均衡市场条件建模。建议中国开发全球模型应充分借鉴全球先进模型开发的基础与经验,在当前全球模型主流框架下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在非理想与不均衡市场环境下经济行为表述的改进,同时注重模型基础数据的整理与重要参数的校核。     

征收能源消费税对社会经济与能源环境的影响分析

能源税是遏制能源消费膨胀、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政策手段,但能源税的征收环节和税收使用方式不同,对于社会经济和能源环境的影响也会有很大差异,从而直接影响着政策实施的效果.CGE模型是考量政策变动对社会经济全局影响的有力工具,本文在传统基准CG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能源消费税,并对能源使用与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刻画.基于这一扩展的CGE模型,文章模拟分析并比较了不同的能源消费税征收环节和税收返还方式所产生的社会经济与能源环境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如果税收返还能够很好地发挥正向激励的作用,进而使能源生产效率有所提高,那么最终可以达到"双重红利"的理想结果.     

考虑能源、环境影响的住宅建筑节能CGE模型构建

中国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我国目前的碳排放主要来自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其中建筑业碳排放约40%,所占比重最大,而高达550亿m2的存量住宅能耗和排放是建筑业碳排放的主力。住宅建筑节能是关系到我国建筑业节能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因素,是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领域。构建一个可用于衡量住宅建筑节能对资源环境及经济发展影响的可计算模型是推动住宅建筑节能工作的重要基础。本文尝试以CGE标准模型为基础,依次对住宅建筑生产模块、污染排放模块、节能住宅建筑模块、动态模块和环境福利模块进行详细构建说明。在四方面对标准模型进行扩展:第一,将生产要素扩展为资本、劳动和能源要素束,能源要素束被深化分解为清洁能源与非清洁能源束,然后再予深化细化;第二,依据差异的贸易伙伴将进出口细化为差异的国家和地区;第三,将建筑污染排放作为一个特殊部门,建立建筑污染排放模块,纳入到CGE模型中,并将污染要素纳入到效应函数中;第四,依据资本增长模型,建立动态模块。通过将住宅建筑节能作为变量扩展到标准CGE模型的方法,构建了住宅建筑节能CGE扩展模型。借助该扩展模型,可以研究非节能建筑约束、外部节能建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破解非节能建筑约束、外部节能建筑与住宅建筑节能快速发展之间难以协调的矛盾。在本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建立相应的社会核算矩阵(SAM),并对各种函数的参数估计和敏感性检验进行实证分析。     

社会产品价格对水价的敏感性——基于虚拟水贸易框架的分析

虚拟水贸易是缺水地区从社会经济系统层面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一种策略选择,但由于长期的低水价,致使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现实经济模式与虚拟水贸易战略的预期相悖.文章基于水资源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构建虚拟水贸易理论框架下的水价敏感性模型,分析水价上涨对各产业产品价格带来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区域水价提升对各产业产品价格的影响不仅在于该产业直接用水成本的上升,同时也不得不承受其他产业成本上升带来的间接影响,并且这两种影响作用是累加的.宁夏数据的实证得出,水价上涨对农业产品价格的影响最为强烈,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次之,对服务业产品价格的影响最弱.因此,可通过制定合理的水价调整策略,激励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地区实施虚拟水贸易战略,避免过分强调传统的重农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向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变,实现有限水资源更为合理的利用模式,达到经济发展与水生态的和谐局面.     

最低收入人群承受能力下的城市生活用水价格调整策略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以天津为例,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分析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承受能力。结果显示:天津市最低收入人群实际生活用水支出与理论支出的差距越来越小,水价格已接近最低收入人群的最大可承受能力,水价调整必须考虑这部分人群的利益;适宜采用以基本用水量为基础的累进制阶梯水价和政府补贴,促进价格杠杆作用的发挥和节约用水。     

含有资源与环境账户的CGE模型的构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日益受到资源供给量和环境承载力的严重制约。严峻的现实敦促学术界创新和拓展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资源、环境问题纳入综合的社会经济分析框架中。也要求政府部门采取有效的环境政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了在一个综合性的框架下全面分析外部冲击或政策变动所造成的影响,本文在传统基准CG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资源和环境方面的核算账户，并通过增加和修正方程，在CGE模型中纳入了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刻画。从而建立了一个具有较强通用性的政策分析工具。文章论述了扩展建模的主要思路、方法和应用。     

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及减排效果——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本文构建了多部门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以征收40元/吨碳税且无税收返还为基准情景,分析了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六种税收返还情景(返还清洁能源部门部分碳税、返还服务业部分碳税、返还农村和城镇居民全部碳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居民所得税、减免生产税)对碳税负效应的缓解作用,同时探讨税收返还政策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差异,并从实现2020年和2030年减排目标的角度,比较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碳排放量、碳强度,以及对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下,碳税对经济确实存在负效应;六种返还政策均不同程度地降低碳税负效应,同时也能够保证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且有利于实现2030年的目标;对单一部门(清洁能源部门或服务业)部分返还碳税能够促进相应部门的产出,但力度较小,与其他政策相比影响微弱,但都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两大部门的发展,因此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应当考虑行业差异性,重点扶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行业;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直接返还均能增加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刺激了消费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相比部门返还政策,这一政策更为有效的提高了社会福利,但也会进一步拉大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距;减免企业所得税促进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减免居民所得税极大的刺激居民消费;减免生产税促进进口、拉动就业率,降低化石能源部门产出,综合来看,相对于其他返还政策,减免生产税更有效可行。     

基于负产品投入产出分析的循环经济定量化评价及实证研究

借用投入产出法的矩阵思想，构建了一个部门间以负产品关联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基于此模型建立了衡量研究区域循环经济模式下的各生产部门的收益与贡献以及区域整体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实证研究中，应用上述指标对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区进行了相关评价与分析，同时指出了该评价方法的优点与不足。     

环境CGE模型的发展及特征分析

随着CGE模型在环境与经济政策分析领域中的应用不断拓展 ,环境CGE模型的研究和应用也逐渐走向深入。本文在简要介绍CGE模型的发展状况和主要特征之基础上 ,对环境CGE模型的发展、类别、特征及其局限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农业保险的增收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农业保险能够抵御农业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经营,进而提振农业经济、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影响农业收入。该研究以2007—2019年中国省级农业保险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发展规模、保障水平及赔付水平三方面分析农业保险“造血”增收效应,并进行内生性处理与区域异质性分析;同时,基于助力现代农业发展视角,兼顾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专业化以及绿色化五个维度,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就农业保险影响农业收入的“造血”增收作用机制进行考察。研究发现：(1)农业保险可促进农业收入水平的提升,具有“造血”增收效应,且农业保险赔付水平对农业收入影响效应最大,为8.869%;保障水平次之,为4.444%;发展规模最小,为0.016%。(2)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及绿色化水平是农业保险发展规模实现“造血”增收的有效路径,而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与赔付水平而言,仅有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与机械化水平是其实现“造血”增收的有效路径;当前偏低的保障水平与赔付水平抑制了农业保险助力现代农业发展进而提升农业收入的中介传导机制。(3)农业保险对农业收入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而在东部地区农业保...     

草原旅游发展中旅游管理部门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

根据环境意识结构．设计了旅游管理部门环境意识调查问卷。其主要的指标体系包括：旅游环境知识水平、旅游环境态度、旅游环境评价和旅游环境行为四个方面。对指标体系各部分之间以及每一指标部分的每一题目之间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权重的确定．而且对各部分的每道题目的各个选项予以赋分。基于权重和赋分．结合调查问卷的实际情况，设计了指标体系各部分评价模型和环境意识总体评价模型。以此来计算草原旅游发展中旅游管理部门环境意识水平的综合得分。经过分析得知，旅游管理部门环境意识模式是“环境知识制约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