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开发对干旱区区域发展影响的动态计量分析——以新疆为例

矿产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区域。论文以新疆为例,分析了区域矿产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动态计量模型,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探讨矿产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结果显示:矿产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矿产资源开发与工业水平、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矿产资源开发指数每提高1%,工业化水平也相应地提高0.24%,城市化综合水平也相应地提高1.25%;而经济发展存在到矿产资源开发的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矿产资源开采指数相应地提高0.47%。目前资源优势是新疆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并没有陷入"资源诅咒"陷阱;新疆矿产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四大系统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彼此的发展。因此,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是新疆目前区域发展非常紧迫的战略问题。     

江西省城市化与生态综合响应程度分析

在构建城市化综合指数与生态综合指数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响应度模型,并对江西省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①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城市化综合指数逐步提高,现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而江西省生态综合指数及其分量不仅表现波动规律,还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②1978~1990年间的生态综合指数及其分量与城市化的综合响应度普遍高于整个考察期和1991~2005年间的综合响应度,反映出在1978~1990年间江西省生态对城市化进程具有更强的敏感强度。可见在城市化增长阶段与生态质量改善阶段并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其结构变异不仅和城市化本身的推进模式有关,更重要的是和生态建设及保护的方式有关。     

西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演化分析

以西安市1996～2006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分别从人口、经济、空间、生活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响应层面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德尔菲法和加权求和方法获得分指标和综合指标得分,结合动态和静态协调指数构建了15种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模型,并对其演化趋势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期间西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以协调与基本协调发展模式为主,总体经历了城市化滞后型弱势不协调发展模式到城市化滞后型强势基本协调发展模式再到城市化超前型强势协调发展的演化过程,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基本在协调发展的轨迹上,但也应注意研究期间西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不仅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而且它们之间的协调发展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与需求日益扩大的城市化建设相比,其生态环境建设压力也将会逐渐显现出来,今后可能会出现强经济弱生态的调和阶段。     

江苏省城市化与工业污染排放相关性初步研究

选取江苏省1990-2005年5类污染物排放指标,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江苏省城市化与工业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人均工业废水、废气、二氧化硫、烟尘排放量与城市化水平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且因果关系的存在受滞后期影响;各类排放指标对城市化水平提高冲击的响应不同,人均工业废水、废气、二氧化硫排放呈增加趋势,人均工业烟尘排放呈下降趋势;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控制将成为江苏省快速城市化时期污染控制的主要工作;江苏省正大力推进源控制到多方位全过程控制的转变,保证持续有效性是下一步工作的关键。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为了探索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杭州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杭州市2003—2016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状况和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经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压力分别对城市化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贡献份额最大;耦合协调度受城市化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贡献份额比例(α/β)的影响很小,受城市化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类型由"基本不协调-城市化滞后"发展到"高度协调-城市化滞后",再发展到"高度协调-生态环境滞后"阶段.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驱动下,生态环境滞后的问题凸显.因此,在研究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时应重点关注城市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两者协调发展.     

基于ARDL方法的江苏省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

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而未对区域资源总体投入与经济产出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首次尝试运用物质流分析法以及最新发展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江苏省1990—2007年资源利用和实际GDP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采用了物质流分析指标中直接物质投入来表征区域资源利用量.ARDL边界检验结果表明,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因果检验表明,二者间存在着从资源利用到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反映出资源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江苏经济增长.同时,对江苏省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战略提出了政策建议.      

广东省粮食供需时空格局

粮食供需差真实反映粮食供需的状况,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研究以广东省为例,利用1994-2009年粮食生产及常住人口数据,构建空间集聚-扩散度和贡献指标,分析粮食供需差的空间分异,并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探析城市化与粮食供需差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994-2009年,广东省的粮食供需差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和扩散的特征,粮食短缺从局部现象转变为普遍现象;21个地级市的粮食供需差趋于平稳、缓慢增长,且增长差异呈现变小的趋势.主导粮食需求和高贡献率地级市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别是集聚→扩散→集聚与扩散;粮食供需差贡献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可以将所有的地级市划分为高增长指数、高贡献率,高增长指数、低贡献率,低增长指数、高贡献率,低增长指数、低贡献率4种不同的类型;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将直接引起人均粮食供需差的变大.     

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措施的经济影响研究——以未经分拣的废纸为例

部分媒体报道废纸涨价与洋垃圾进口禁令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影响到相关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定量分析,得出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结果)和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额(原因)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 ;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发现禁止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对我国国民经济影响较小。建议应积极应对和正面引导舆情;改变废纸回收付费方式,提高废纸的回收率和利用率;深化洋垃圾进口禁令的经济影响和绿色贸易政策研究。     

基于ARDL方法的江苏省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而未对区域资源总体投入与经济产出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首次尝试运用物质流分析法以及最新发展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江苏省1990—2007年资源利用和实际GDP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采用了物质流分析指标中直接物质投入来表征区域资源利用量.ARDL边界检验结果表明,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因果检验表明,二者间存在着从资源利用到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反映出资源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江苏经济增长.同时,对江苏省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战略提出了政策建议.     

武汉市城市化进程与大气污染关系探究

通过借鉴国内外城市化与环境污染相关性的研究成果,分别选取12个指标代表武汉市城市化进程,5个指标代表大气环境水平,以武汉市1997~2013年各级指标数据为基础数据,量化计算其综合指数,建立城市化进程和大气污染两者的相关模型,以此来分析武汉市城市化进程与大气污染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武汉市1997~2013年城市化进程平稳快速发展,大致呈现直线增长趋势;武汉市大气污染综合指数波动明显,大致呈倒"N"型曲线方式,说明其污染出现反复,其中可吸入颗粒物PM_(10)和PM_(2.5)严重超标,超标率为100%,成为主要污染物;通过计算城市化综合指数和大气污染综合指数构建两者关系模型,分析发现,武汉市城市化进程与大气污染关系的拟合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而呈现出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特殊格式—倒"N"型曲线关系,由此揭示出武汉市城市化进程的大气污染效应。通过对武汉市近10年城市化进程与大气污染相关性的探究,最后给出降低城市可吸入颗粒物的相关对策。     

基于边际模型的城镇化进程污染效应极限及演化趋势研究

探索城镇化演进的边际污染效应极限,对指导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安徽省为例,选取工业废水等8项指标,采用熵权赋值法,对污染综合指数进行了评价;运用LMDI分解模型,对城镇化进程引致的污染效应进行了测算;基于经济学边际理论,构建了城镇化进程边际污染效应变化率模型,通过最佳拟合优度曲线估算及曲线拐点求导判别方法,对城镇化进程边际污染效应极限及演化趋势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污染综合指数由2000年的0.153 0上升至2012年的0.645 3;2）城镇化进程边际污染效应由2001年的0.006 3增至2012年的0.012 5,两者呈同向增长态势;3）2020年城镇化进程累计边际污染效应将达0.379;4）城镇化进程边际污染效应变化率曲线呈正N型,第一极值点出现于2004—2005年,第二极值点出现于2013年,目前,城镇化进程边际污染效应处于第二极值点右侧上升通道。论文基于城市发展理论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机理解析,并从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城镇化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等4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生态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实践。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区域,构建区域生态城镇化指标体系,测度2000—2018年生态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探究生态城镇化指数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高值区逐渐在浙江集聚,低值区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集中,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指数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生态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2）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增强,其空间演化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依赖性和整合性,变动性自西至东逐渐减弱,依赖性自西北至东南逐渐增强。（3）财政投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发展水平、土地投资强度、人口密集程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依次降低,在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水平逐渐趋同。加强区域生态一体化建设,提高区域生态城镇化水平,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珠江三角洲城镇用地扩展的城市化背景研究

在分析珠江三角洲1990～2000年的城镇用地扩展现状的基础上,论文采用城镇用地的综合扩展系数将珠江三角洲划分为强扩展型、弱扩展型和相对稳定型3种变化类型。同时,根据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城市化与城镇用地扩展耦合系数的研究,揭示了城镇用地扩展强度与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关系。最后,进一步从城市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入手,分析了城镇用地扩展的特征。研究表明,1990～200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用地的扩展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和空间发展格局直接相关。城镇用地的强扩展区除集中在以广州、深圳和珠海为顶点的三角区域内和重要交通轴线两侧外,还表现出以广州、深圳和珠海为核心,向周边地区扩展强度与数量递减的规律。     

排水综合评价中的生物毒性测试技术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成为环境水体的主要污染源. 发达国家在实施基于BAT(the best applicable technology,最佳可行技术)的排放政策后,针对成分复杂的有毒排放废水,以排水生物毒性测试为基础,分别建立了WET(whole effluent toxicity,排水综合毒性)评价技术体系,将生态毒理学测试和毒性指标应用于排放废水的管理. 各国和区域组织选用的排放废水生物毒性测试方法存在较大差异: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国土面积大、气候类型复杂、生物物种差异大,开发了许多本土生物的毒性测试方法;德国、OSPAR(欧洲大陆国家组织《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15国)和COHIBA(波罗的海有害物质控制项目8国)则重视开发标准受试生物的测试方法,并且开发了遗传毒性和内分泌干扰性等新型测试方法,便于不同国家采用统一测试方法和排放限值;英国和新西兰是岛国,河流较短,更加关注海岸带生态系统.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展排水生物毒性测试技术研究,相关测试标准门类和数量不足,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分步、分区建立排水综合毒性测试标准体系.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

论文在从理论上剖析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利用人口城镇化指数、旅游经济发展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以及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全国层面,1993 年到2011 年,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旅游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单向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但城镇化对旅游经济的直接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从区域层面,2000 年到2011 年,物质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化都是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城镇化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积累、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化进程,间接地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促进旅游经济增长;各省年均城镇化与旅游经济水平的拟合效果较好,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旅游经济越发达。研究还发现,物质资本要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效应逐渐减弱,而劳动力、市场化、产业结构等要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强,依靠市场化的改革,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能更好地释放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潜力。     

南通地区城镇用地扩展时空特征分析

以多时相LandsatTM/ETM卫星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引入扩展速度、扩展强度、分维数、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测度指标,分析了南通地区各类城镇的用地扩展过程、形态变化、结构分异及空间格局等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各类城镇用地扩展速度逐渐提高,扩展强度逐渐加大;②区域城镇用地扩展在1980年代以中心城市扩展为主,1990年代以后则以县(市)城和建制镇用地扩展为主;③因区域城市化进程加速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城镇用地分维数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表明城镇用地的形态越来越不稳定;④城镇用地扩展主要以中、低速扩展类型为主;⑤城镇用地扩展速度、扩展强度的空间自相关性偏弱,但个别类型也呈现出集聚分布的趋势,如扩展速度的高值区域呈现出一定的临江和沿交通干线分布的特征,扩展强度的高值区围绕中心城市分布。     

宜居地球、碳中和与全球可持续城市化

人类世标志人类活动已经对地球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全球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伴随碳排放快速增加和下垫面改变,对地球表层影响加剧,地球宜居性遭受破坏。碳中和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建设宜居地球的关键举措。基于多源数据对全球大规模城市化的地理格局与演化过程进行多维度刻画,对碳排放与城市化关联进行初步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全球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城乡人口结构增长呈分化趋势,城市规模结构整体增长,规模增长的空间热点集中在东南亚以及非洲中东部等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口生活在大城市。（2）全球城镇用地显著增长,自1992年的36.4 km²增长至2018年的79.3万 km²,增长率达126.0%。同期,亚洲增长占比45.4%,是全球城镇用地扩张的主要地区。（3）伴随快速城市化全球能源碳排放迅速增长,2018年碳排放量达到376.7亿t CO₂,自1970年增长219.1亿t CO₂,其中,结构上电力部门增长占比45.8%、地区上亚洲增长占比84.3%。城市化率、人均GDP与人均碳排放关联呈分异特征,高城市化率、高收入国家间分异显著。呼吁建立跨学科的协同研究,探究“碳中和—宜居地球—可持续城市化”的关联关系,认识可持续城市化对于碳中和目标的潜力。     

京津冀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性分析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耦合关系,而环境规制作为人类对环境的主动调节行为,能够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关系产生积极影响。论文以京津冀城市群13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以成本-效益理论和效率-水平理论为基础,分别构建环境规制强度和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结果发现：京津冀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和城镇化质量在时空格局上呈现高度吻合,两者均以京津为双峰值点,并向南北两翼梯度递减。之后,采用象限图分类识别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和城镇化质量协调类型进行划分,从而判断两者协调性状况及时空演变特征,结论如下：1）京津冀城市群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两者相关系数为0.82,但环境规制强度和城镇化质量不协调状态同样显著,两者基本协调的样本数仅占样本总数的13%,说明正处于初级协同阶段;2）京津冀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和城镇化质量整体水平偏低,达到高水平的城市仅有北京市和天津市,但两者整体水平增强态势显著,石家庄市、唐山市等次级中心城市,以及秦皇岛市、沧州市等经济较发达城市已由低水平步入中等水平;3）京津冀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和城镇化质量协调性呈现圈层状空间格局,主要分为核心圈层、中间圈层和外围圈层3个圈层,且核心圈层协调性优于中间圈层,再优于外围圈层。     

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对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影响

长三角地区快速城市化进程影响了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平衡关系,为实现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探究城市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影响。基于生态模型、Pearson相关性、随机森林、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城市化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间的影响关系、敏感性与空间交互关系,提出生态管理措施。研究发现：2000—2018年间,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上涨133.33%;各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均为正但均呈下降趋势,平均下降幅度22.39%;城市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000—2018年间,影响强度平均上升82.34%;食物生产对人口城市化敏感性较强,碳储存和生境质量对经济城市化敏感性较强,水源涵养和PM_2.5去除则对空间城市化敏感性较强;城市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存在较大的空间错配性。由此建议将长三角地区划分为生态利用区、生态重构区、生态源地区和生态修复区,并结合城市化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特征提出生态优化管理措施。     

山地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

中国是山地大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如何实现山地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基于我国西南地区三省一市(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的31个地级市2004—2018年面板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了山地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 结果表明:①西南地区综合城镇化指数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均呈稳步增长趋势,二者差距逐渐缩小,但由于发展水平较低,仍处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 ②在空间格局上,都市圈内城市属于高承载、高发展、中度耦合协调度地区,但重庆市、昆明市以及一些工业型城市由于人口和财富在城市高度集聚,其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低于西南地区平均值;以高山大川为界的省际交界地区,由于自然地理上的“分割”,城镇化发育不足,属于高承载、低发展、低度耦合协调度地区. 研究显示,山地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关系日趋紧密,应推进以人为本的绿色城镇化道路,使两大系统处于良好的耦合协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