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背景下生猪产业转移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生猪养殖是中国农牧领域的核心产业,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生猪生产带来的污染问题也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近年来,中央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法规,明确提出要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环境规制的出现不仅会直接增加养殖户成本,影响生猪生产,还会间接影响到猪肉消费端。目前,面对愈发严格的环境规制标准,探讨如何保持现有生猪生产规模,解决以后在何处生产,成为生猪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文章利用2004—2018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背景下中国生猪产业的区域转移及由此带来的农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发现:(1) 2004—2018这15年间,环境规制较强的经济发达地区的生猪产业占比均有了一定下降,生猪产业空间布局正在逐步发生改变。(2)环境规制对生猪出栏量比例所表示的产业转移变量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各地生猪出栏量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越低。此外,环境规制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优化。(3)在产业转移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中,计量模型的交互项系数均与产业结构调整系数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说明当两者同时存在时,同样会加速农业结构调整。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持续优化生猪产业布局,实行弹性环境政策,兼顾考虑农业结构调整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地区间策略互动对生猪生产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随着生猪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规制政策压力逐渐加大。环境规制对生猪生产发展有何影响?地区间环境规制政策执行是否有策略性互动行为?文章利用2007—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0-1、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出栏量距离三种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和两区制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生猪生产布局和规模化养殖的影响,验证地区间环境规制策略的交互性及其对生猪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本地和全国生猪生产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对出栏量"距离"接近地区生猪出栏量有促进作用,对地理与经济距离相近省份生猪出栏量有抑制作用,限制区省份环境规制抑制生猪产能作用显著。(2)环境规制促进了生猪养殖规模化,尤其是对发展区生猪规模化生产作用显著。(3)地理与经济距离相近地区间生猪环境规制政策互动呈现逐顶竞争,生猪出栏量"距离"相近地区间环境规制政策互动既存在逐底竞争,也存在逐顶竞争。(4)地区间环境规制政策互动"惯性"更倾向于逐底竞争,其他地区整体环境规制强度下降时,本地区环境规制反应程度要强于其他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整体上升时本地区的环境规制反应程度。(5)环境规制较严格地区对其他地区环境规制整体变化的敏感度更高,环境规制较宽松地区反应相对延迟,限制区和发展区环境规制差异加大,促使养殖主体进行空间转移,推动全国生猪生产布局进一步优化。认为:尽管环境规制会抑制生猪产能,但会倒逼生猪产业布局优化,促进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是生猪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应加快生猪产业技术进步,统筹各地区生猪产业环境规制政策,防止"各行其是"。实施生猪产业环境规制政策区域差别化机制,防止"一刀切",因地制宜推进生猪养殖生产适度规模化发展。     

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识别与防控路径研究

生产环节是生猪供应链的起点,也是风险事件高发环节,养殖户滥用兽药、使用受污染饲料饲水以及疫病防疫、饲养环境维护、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不当行为均会引发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影响且直接导致消费环节的损害,致使整个生猪供应链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对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测度既可以降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还可以提高生猪供应链风险管理效率。文章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结合江苏省阜宁县生猪养殖散户和规模养殖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贝叶斯网络方法对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来源及其要素构成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主要表现在内部安全风险、外部安全风险和系统安全风险三个方面。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内部安全风险来看,生猪养殖户对安全生产政策的不当认知是最为重要的风险因素,其次来自于生猪养殖户的病死猪不当处理行为和不当的兽药施用行为。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外部安全风险来看,相关部门对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监管不力、生猪养殖户获取安全生产信息难度较大也可能会带来相关风险。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系统安全风险来看,除发生自然灾害与生猪产生疫病外,生猪养殖的成本较高、生猪收购价格过低以及生猪需求量的波动也是不容忽视的风险因素。对此,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提高生猪养殖户的认知能力,加速生猪供应链纵向整合,加大对疾病与自然灾害的监控与预测,提高生猪产业链集中度,以减少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的安全风险。     

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条件下的适度生猪养殖规模的研究

本文基于对江苏省阜宁县261个生猪养殖户的实地调查,从生猪养殖投入与产出的角度,考察了生猪养殖规模报酬情况。研究发现,考虑生猪养殖综合技术水平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对生猪规模产量的影响,阜宁县生猪养殖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由此,如果政府单纯出于提高生猪规模产量的目的,鼓励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满足猪肉市场需求的政策并不可取。研究还发现,当养殖户不承担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时,最佳的养殖规模在600-800头之间;当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时,最佳的养殖规模在31-35头之间。与此同时,生猪的市场价格与政府政策因素也影响最佳的生猪养殖规模。生猪的市场价格越高,则最佳养殖规模量越大;政府的目标函数不同,最佳养殖规模量也将随之改变。故政府应该根据生猪产业分工的区域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通过政策调节区域内不同层次的养殖主体的生猪养殖规模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生猪养殖户认知特征与兽药使用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抗生素类兽药在预防和治疗生猪感染性疾病,控制寄生虫和非感染性疾病,提高饲料转化率和促进生猪生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已有的研究已证实,我国养殖户在生猪养殖中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已形成严重的兽药残留、抗生素耐药性等问题,可能危及消费者的健康。本研究在分析江苏省阜宁县654户生猪养殖户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影响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的认知特征,综合考量其期望收益,构建行为概率模型,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实验,模拟养殖户间的交互作用,同时在政府政策不断变化的情形下,观测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行为选择在系统中的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随着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认知的提高,兽药使用规范性程度不断提升,滥用或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逐渐变小,且当认知度足够高时,养殖户更倾向于规范用药;相对于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养殖户对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对其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等负面行为影响较小,且影响幅度呈递减趋势,总体而言,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与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有一定相关性;养殖户对政府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处罚的认知的变化对其兽药使用行为选择的变化并不明显。与此同时,政府监管对遏制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提高抽查比例、增大违规处罚额度能有效控制并减少生猪养殖户抗生素类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针对我国生猪养殖户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相对普遍的现实情景,应加强兽药使用终端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引导其建立用药档案;同时,加强养殖户对抗生素耐药性等兽药安全风险的了解,促使其自觉科学规范用药;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政府应完善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养殖户法律意识,并加强监督管理执法力度,提高抽查比例,加大处罚力度,对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的经济处罚落到实处。     

可追溯猪肉:生产与消费政策

在食品可追溯体系推广与普及的过程中,满足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所呈现信息的内容与类型的期望至关重要。通过相关信息的公开,能够有助于消费者辨别食品的质量与安全,并提高消费者的信任。为了解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信息内容的偏好与需求,本文选择猪肉为例,从目前我国已经实施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取18种涵盖养殖、屠宰与销售的可追溯信息。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和五位专家的反复调查构建了将不同可追溯信息分别与食品安全、食品质量和食品信任三种标准相对应的网络框架,基于该框架并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构建评估模型,展开150位消费者的随机调查,研究消费者对猪肉可追溯信息的偏好。评估结果显示,消费者偏好的8种猪肉信息依次为:兽药与使用情况、饲料与添加剂、饲养过程、养殖环境、疫苗、包装日期、质量认证与标志、检疫信息。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的背景下,政府引导推广和普及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过程中,应重点支持包含生猪养殖环节中养殖环境、疫苗、兽药、饲料与添加剂、疾病、检疫等信息,加工环节的分割包装日期信息,以及质量认证与标志信息等可追溯猪肉的生产,并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同时可能对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尤其是遏制事件发生后可能产生的重大疫情传播与扩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政府及时、有效地防控社会层面上的死猪恐慌。     

排污补贴视角下的养殖户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苏、浙生猪养殖户的调查分析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污染问题的关键是增强养殖户参与,鼓励他们自发进行环保投资,而政府补贴对于具有外部性的生产投资活动均具有刺激作用。为了量化分析影响农户环保投资行为的各因素的作用程度,特别是政府补贴的激烈效果,本文运用调查结合实证的研究方法,在农户模型的分析框架上,以沪、苏、浙地区39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有序logit模型验证排污补贴、养殖户生产经营特征、环保需求特征对养殖户环保投资的作用。研究表明除了政府补贴会刺激养殖户的环保投资外,养殖规模对环保投资有激励作用,而养殖年限却会抑制环保投资。养殖户的个人特征,对污染的认知及参与污染治理的意愿也对环保投资水平有正的影响,但作用效果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合理制定和推进排污补贴政策,以"离牧补助"等形式促使养殖规模和环保要求不符的养殖户退出养殖业,加大畜牧业污染危害的宣传力度以及政府加强对污染处理技术的研发投资,从而降低处理成本等政策建议。     

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研究

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始终是畜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现状与行为特点,分析影响养殖户废弃物处理方式选择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对山东省6市30县(区)养殖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UTAUT理论分析框架与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经济绩效期望、主观规范、养殖劳动人口、养殖数量对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以及鲜装出售4种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均有显著影响。②家庭年收入正向影响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的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③养殖户通过堆肥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其知识储备、社会因素、养殖规模的正向影响以及性别与婚姻状况的负向影响。④利用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到养殖户年龄的负向影响以及养殖收入比例与环境便利性的正向影响。⑤对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鲜装出售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主观规范、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与养殖劳动人口。据此,为促进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推动养殖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强化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宣传推广,提升养殖户相关理解与认知水平。②制定合理的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贴政策,增加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激励性。③加强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技术研究与积极推广,提高讲座或培训内容的实用性。④完善畜禽粪污治理的有关政策与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与政策的可操作性。     

消费者对不同安全信息属性可追溯猪肉偏好的研究

食品可追溯体系是通过在供应链上形成可靠且连续的安全信息流,从而确保食品具备可追溯性,以克服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由于建立完整的可追溯信息体系必将增加食品的成本,并传导到价格之上,未必能满足消费者偏好。针对消费者偏好,选择实验是当前研究的主流方法。由于选择实验存在不相关独立选择的偏误,本文以河北省唐山市1 200位猪肉的消费者为案例,设定生猪养殖场信息、食用的饲料信息、屠宰信息、猪肉加工信息、猪肉防腐剂使用信息以及贮存信息等六种可追溯安全信息,以20位专业人士对可追溯猪肉成本的估计为基准,上下浮动10%,设定三个价格层次,引入菜单选择实验就消费者对不同可追溯安全信息的偏好作出实际调查,以克服选择实验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潜类别分析方法,研究了消费者群体对可追溯猪肉不同安全信息属性的偏好。潜类别分析的配适性检验结果显示,消费者可以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三类群体。其中,低级消费者可能性最大,其次为高级消费者,中级消费者的可能性最小。这表明,中国的消费者群体存在两极分化。高级消费者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生猪饲料以及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中级消费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与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低级消费者群体只关注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生猪屠宰场、是否使用防腐剂、贮存猪肉的冷库三个安全信息属性不是主要被关注的属性。为防范食品风险并满足消费者偏好,本文在模型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需要建立不同层次(包含不同完全信息属性)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供生猪饲养、猪肉加工两类安全信息则是建立可追溯体系的必备前提。同时,本文指出,需要从政府、企业、消费者在食品可追溯体系中的基本特征与功能定位出发,探索并形成额外生产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     

畜禽养殖户生态认知及行为决策研究——基于山东、安徽等6省养殖户的实地调研

食品安全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而畜禽产业中的养殖环节更是同时关系着这两个焦点问题,尤其是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不仅决定着产品质量安全,更直接影响养殖区域的生态环境,与产品安全及环境保护息息相关.本文利用山东、安徽、湖北等6省271份调查数据,从养殖户生态认知角度出发,采用logistic模型,对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养殖户个人特征对其生态行为决策影响不大,而养殖户家庭年纯收入、养殖规模、是否参加养殖培训、是否进行过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以及养殖户生态认知等5个因素对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提高养殖户生态认知、加大农村技术培训以及加强政府对养殖者生产行为的监管尤为重要.     

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分析

本文使用1997-2010年29个省级单位数据,以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分别以人力资本量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就全国来说,无论以人力资本量投入指标还是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均为正;但与产出指标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较大。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为分析单元,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东部,以投入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的正向作用明显;在西部,以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产出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的正向作用明显;在中部,以人力资本量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都不显著。因此,为提高劳动报酬比例,政府应采取针对性的政策。第一,政府率先应启动劳动报酬比例增加机制;第二,健全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第三,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益。     

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生态补偿是激励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实现畜禽养殖经济与生态双收效益的有力政策途径。为深入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补偿意愿及其意愿受偿水平,本研究基于山东省6市30县(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整合性技术接受与使用(UTAUT)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与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72. 4%的养殖户愿意接受政府补偿进行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其意愿补偿水平为98. 02元/月·户;②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养殖类型、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社会绩效期望、知识储备、公共关系、技术便利性是影响养殖户补偿意愿的关键因素;③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社会绩效期望、主观规范与公共关系显著影响养殖户的意愿补偿水平。基于此,为促进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保障养殖业健康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加大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知识普及与技术宣传;②重视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偿政策的优化完善与推广落实;③强化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的政府管制与社会监督。     

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研究

农户是农产品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农户生产可追溯农产品必然增加额外生产成本。农户对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非常关键。本文实证研究了446位蔬菜种植农户对"基本可追溯蔬菜"、"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和"经政府专业机构认证的可追溯蔬菜"三种不同类型的可追溯蔬菜的额外成本承担意愿,并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MVP)计量模型,研究了影响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愿意承担的额外成本分别为不高于总成本的2.41%、2.18%和3.34%,对"基本可追溯蔬菜"的认可度和额外成本承担水平高于更加高级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并对"经政府专业机构检验认证的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具有最高的承担愿意。学历、蔬菜种植规模与垂直一体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对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农户的年龄、家庭农业收入,对蔬菜可追溯体系的认知,是否实施无公害、绿色或有机蔬菜等质量认证工作等变量,不同程度地显著影响其额外成本的承担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应当首先推动初级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基本可追溯蔬菜")的普及,随后逐步选择年龄较轻、学历较高、蔬菜种植规模较大、参与农业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实施更高级的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农户记录的可追溯信息是否需要经过政府专业机构的检验认证,由农户根据成本与收益的考虑自行选择,可以增加蔬菜可追溯体系的普及率。     

利用啤酒渣造纸

日本札幌啤酒公司10月4日正式宣布,它已和有关造纸厂家联合,成功地开发了以啤酒制造工艺中产生的啤酒渣为部分原料的造纸技术。在啤酒制造过程中,过滤麦芽等所形成的糖化液后就剩下啤酒渣。以往常被用来作为肉用牛、奶牛的饲料。近年来,由于日元升值,畜农们更乐于从国外购买价格低廉的饲料后,啤酒渣便无人问津,造成大量积压。札幌啤酒公司将啤酒渣粉碎,并拌入纸浆中,拌混比例约是总纸浆量中的8％～25％左右。若是混合量过高,则纸的强度就会降低,这种纸若是用来作为纸箱的材料,其成本和通常的纸不相上下,但可大大节省木材资源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江苏,山东,四川,福建,江西5省754个样本的实际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的probit回归模型和养殖利润方程,从农户方面分析了当期的养殖利润,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的养殖利润对生计策略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养殖户采取应对策略具有滞后性;物质资本中的通用型资产,金融资本中的消费类资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负,通用型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养殖户的转移成本较小;消费类资产越多,农户可用于应对的风险的资金越少,因此这两者都会减少养殖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而物质资本中与气象风险相关的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中的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正;专用型资本越多,农户的沉淀成本越多;而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的资源增加,故上述生计资本的增多会使得农户的适应性能力增强。而生计策略对当期养殖利润的影响受养殖规模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农户在气候变化下的适应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补贴,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对规模化的养殖场进行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     

同行社会资本对养猪大户参与农村环保PPP项目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开展养殖污水治理,是帮助养猪大户在保供给与保环境的“两难”之间谋求“两全”的重要路径。该研究以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为例,从同行交流、同行互惠与同行信任三个维度检验了同行社会资本对养猪大户环境治理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71.3%的受访养猪大户具有参与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的积极性,其“愿意”为每头生猪支付的养殖污水处理平均费用约为16.7元。②同行社会资本对养猪大户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参与意愿、意愿支付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同行交流、同行互惠有助于改善养猪大户的参与意愿;同行互惠、同行信任则能提高其意愿支付水平;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则表明,在村外进行养殖的养猪大户受同行交流影响更为显著,低学历、从业时间短、家庭人口数量较多的养猪大户更容易受到同行互惠的影响,高学历、从业时间长、在村外进行养殖的养猪大户则对同行信任更为敏感。基于此,提出:①地方政府可尝试在充分评估地方财政能力、进一步明晰回报机制和私营部门参与PPP项目责任边界的基础上,采用整体委托或是分阶段建设的形式推广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②通过在区域内构建生猪养殖行业沟通互动平台、定期举办生猪养殖经验分享会等方式,积极培育同行社会资本,拓宽养猪大户获取信息、资源的渠道。③以因户制宜、分类指导为基本原则,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鼓励不同类型的养猪大户参与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     

科技创新、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地方政府有采取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双管齐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典型事实,探明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助于破解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的困惑。文章采用2007—2016年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借助构造的空间Durbin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系统地考察了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直接提升效应,科技创新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则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时还存在协同效应。为化解内生的环境规制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问题,本文以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词汇占比作为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为了体现地级市政府环境治理意愿和强度的异质性,采用地级市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与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词汇占比相乘,创新性地构造出异质的地级市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基于工具变量的再估计发现,环境规制的内生性导致低估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导效应,而高估了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对大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显著低于小城市,十八大以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效应越来越显著。实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愿景,不仅需中央引导地方政府进一步强化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和深化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还需引导区域间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     

蔬菜出口产地农户对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及其农药决策行为研究

食品安全与农药残留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本文应用山东省蔬菜出口产地安丘市39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及其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学历层次、农产品国内销售和出口日本的比例、农户对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评价及是否接受农药残留检测显著影响其对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而农户的平均生产支出、是否接受农药残留检测、检测标准的严格程度及是否作生产记录影响其农药使用行为。此外,本文发现该制度的实施导致一些农户产生逆向选择,且农户的农药使用因种植结构而不同。针对当前农业生产的特点和食品安全现状,为了促进当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保护生态环境,政府应加强对农业主体的培训和技术指导,引导当地农户加强与产业组织的联系,有效开展农药残留检测、优化种植结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公众愿意为碳排放付费吗?——基于“碳中和”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

我国碳市场CCER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以公众对于碳中和支付意愿为着眼点来研究公众是否愿意为碳排放付费,对于设计碳中和激励机制以增加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清洁项目投资产生的CCER的有效需求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基于四个维度设计公众碳中和支付意愿调查问卷,通过网上发布在线调查的信息技术,覆盖了中国不同层级的城市和不同特征的人群,获得了1 328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对于碳中和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分别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学历与个性变量与支付意愿之间是反向变动关系,而月收入以及人际影响对支付意愿是正向作用。月收入、人际影响以及个性变量对于支付意愿的作用是部分通过购买意图的中介作用产生的。对于调节效应,则发现性别、学历以及常住城市对于人际影响与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激励公众进行自愿碳中和,一方面需要根据月收入和学历设计不同类别的碳中和产品,另一方面应当增加公众的购买意图,从而达到提高支付意愿的作用。     

基于问卷调查的上海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研究

上海近年来以O₃和PM_2.5为代表的复合型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合理评估大气环境对居民产生的影响对于环境政策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上海500位居民开展了关于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支付意愿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居民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较高，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全市在购买和使用空气净化器和防雾霾口罩方面的开支约为23亿元/a；在所有受访者中，有56%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有支付意愿，且收入、学历和患病程度与愿意支付的概率呈正相关，年龄则表现为负相关；从支付金额来看，有支付意愿的受访者对于减少一天雾霾的平均支付意愿为74元/户，推算至2016年全市整体的支付意愿在200亿元左右。其中，学历、收入、家庭人口数、患相关疾病的严重程度及防护意识与支付金额大小呈显著正相关，年龄则表现为负相关。进一步比较上海主要污染物的减排成本和居民支付意愿，从全社会成本角度，进一步开展污染减排具有成本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