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和建设西南能源基地是解决我国能源短缺的重要途径

西南地区是我国第二大能源基地，水能蕴藏可开发年发电量１．０３万亿ｋｗ·ｈ，占全国的５４％，煤炭保有储量７７０亿ｔ左右，占全国的１０％。和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一起，形成了“北煤南运”和“西电东送”两个格局。但是西南能源基地的水能资源开发程度很低，按发电量计算，仅占水电可开发总量的１．３％。目前能源短缺已成为我国工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因此，合理布局、综合开发和建设西南能源基地，是解决我国能源短缺的重要途径。     

“西电东送”环境减排效应研究

本研究定量分析了"西电东送"的环境减排效应,依据燃煤火电的各类排放物的排放因子,计算出"西电东送"各类排放物的减排量及其环境价值。其中,对于CO2的减排研究提出了两种计算方法。从低碳经济角度,重点评估了"西电东送"累积的CO2减排额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价值。根据未来电力规划,对CO2的减排效应进行预测。通过计算"西电东送"CO2减排额,客观上论证了"西电东送"水电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已产生了的CO2减排项目,即CDM。伴随着能源资源的地理空间位移,能源、环境、经济利益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区之间重新配置。"西是东送"在其能源地理空间的配置过程中不仅在协调东西部区域发展上发挥作用,而且在能源输出区、输入区之间就能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确立了中国式的清洁发展机制。     

开发西部水资源 促进可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是我国主要河流的发源地,水力资源丰富,可开发量占全国的82%, 已开发量不足16%,开发程度较低;东部地区开发较快,但电力负荷集中,能源短缺.根据电力部门规划,今后十年将在西部开发水电5 000万kW,建成西电东送的全国性电网,直接投资预计可达5 000亿元,可以拉动经济,扩大内需;十年内东部地区需要增加装机8 000多万kW.开发西部水电,实施西电东送,既有利于改善东部地区电力短缺及生态环境,还有利于改善中部地区电力需求.     

中国能源低碳转型(2015—2050):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可行路径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第三次能源革命正悄然发生,中国也已走入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现有关于能源转型路径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能源转型本身,忽视了能源转型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的重要特征,即中国能源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是何种能源转型方案在近期所带来的成本能够被经济系统消纳包容,而在长期又能够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鉴于此,本文通过跨国比较以及CGE模型研究中国的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跨国比较分析发现,人均收入水平及一定的产业结构基础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条件,从产业结构及人均GDP的对比看,中国在近5年内如注重节能减排政策实施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人均二氧化碳将在2035年甚至更早进入排放的"下降期",选择何种能源转型道路是当前中国所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根据模型演化结果及跨国经验分析,将中国能源转型的可行路径分为三个阶段:2015—202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经历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期,能源转型应采取"温和"手段,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将对经济产生较大负向冲击,不具备可行性;2025—2035年,是能源转型方向确定期,可以制定较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亦可逐步挖掘化石能源自身的"清洁潜力",转型方向应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紧密联系;2035—2050年,为能源转型的成熟期,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崭新阶段,中国能源系统或将呈现两种可能,一是到2050年实现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60%以上;二是局部地区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而整个能源供应体系呈现出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平分秋色的局面。     

能源革命: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化石能源的发现和利用使人类告别了农耕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同时,化石能源带来的环境问题和气候问题日益严峻,未来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呼唤人类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这个转变的基础是新的能源革命。对中国环境容量和气候容量的宏观定量分析表明,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粗放的发展方式,推动能源革命。目前和今后几十年间,化石能源仍将是主导能源之一,因此,化石能源的高效、洁净化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但还不是治本的能源革命。包括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对缓解环境和气候问题会作出贡献,但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最多可提高到百分之十几,所以"页岩气革命"或"页岩气时代"的口号在中国并不恰当。能源结构由化石能源为主阶段,经过一个多元结构阶段,转变到非化石能源为主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可再生能源与核能将共同为此作出贡献。可再生能源中,非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将逐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经济性)的提高有赖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地球的支柱能源。中国乃至世界核能的发展虽受到福岛事故的影响,但人类不可能弃核,安全、稳步、规模发展核电是中国的理性选择,从核裂变电站到未来的核聚变电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过程,核能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成为未来地球的另一个能源支柱。中国需要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大力节能、并转变能源的供需模式,由"粗放的供给满足增长过快的需求",转变为"由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应对全球的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能源革命是可持续未来的基础,国际合作空间广阔,人类解决全球变化问题的出路只能是合作共赢。     

市场交易补偿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研究

探索以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为载体的配额制政策(RPS),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补偿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环境及社会正外部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消纳不足问题。考虑由消费端承担配额义务并引入二次惩罚函数,构建包含电力生产端、消费端在内的序贯博弈模型。结合实际设置参数,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RPS政策下,当配额力度加大时,绿色电力证书的价格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②罚金一定时的社会福利函数关于配额的增加呈倒"U"型分布;③配额和罚金均过低、均过高都不利于证书交易行为的实现。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差距越大,对应的最优配额越小。因此,要将配额、罚金和成本差距结合起来考虑,确保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下达到社会福利最优水平。最后,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配额制和固定上网电价政策(FIT)的规制效果进行比较,发现:①RPS政策的最优规制价格低于其在FIT政策下的值;②配额水平偏低时,FIT政策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于RPS政策,反之则反。因此,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FIT政策相对较优;在市场规模较大和技术较成熟阶段,RPS政策相对较优。中国在推进配额制的实施过程中,可将两种政策结合起来,在一部分省份或地区继续保留FIT政策,而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较为成熟的省份或地区作为试点率先实行RPS政策。     

市场交易补偿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探索以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为载体的配额制政策(RPS),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补偿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环境及社会正外部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消纳不足问题。考虑由消费端承担配额义务并引入二次惩罚函数,构建包含电力生产端、消费端在内的序贯博弈模型。结合实际设置参数,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RPS政策下,当配额力度加大时,绿色电力证书的价格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②罚金一定时的社会福利函数关于配额的增加呈倒“U”型分布;③配额和罚金均过低、均过高都不利于证书交易行为的实现。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差距越大,对应的最优配额越小。因此,要将配额、罚金和成本差距结合起来考虑,确保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下达到社会福利最优水平。最后,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配额制和固定上网电价政策(FIT)的规制效果进行比较,发现:①RPS政策的最优规制价格低于其在FIT政策下的值;②配额水平偏低时,FIT政策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于RPS政策,反之则反。因此,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FIT政策相对较优;在市场规模较大和技术较成熟阶段,RPS政策相对较优。中国在推进配额制的实施过程中,可将两种政策结合起来,在一部分省份或地区继续保留FIT政策,而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较为成熟的省份或地区作为试点率先实行RPS政策。     

名词解释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五”规划中一项重要的政策建议。其基本含意是 ,在地区电力建设中 ,可再生能源发电需保持或占有一定的比例。使与配额比例相当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可在各地区 (各电网 )间交易 ,以解决地区间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差异。国外的年度配额制度指供电商、消费者每年必须消费一定额度的绿色电力 ,未能完成的必须向国家支付一定费用。强制性年度配额制度的实施可保证绿色能源市场的需求 ,从而增强相关设备生产商和绿色能源生产厂商的投资和生产信心 ,调动相关技术开发的积极性 ,以便使绿色能源生产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绿色电力证书　国家根据绿色电力生产商实际入网电力的多少而向其颁发的证明书。购入绿色能源证书是供电商、消费者完成其年度配额的手段。绿色电力的价格是由基本价和能源证书价格两部分决定的。基本价是指普通电价格。换句话说 ,供电商在供电时 ,及消费者在消费电时是分不清哪个是绿色电 ,哪个是普通电的。绿色电力的特殊价值只是体现在绿色证书上 ,只有绿色证书在市场上被售出 ,发电商回收了成本 ,绿色能源的真正价值才体现出来名词解释     

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演化、效果评估与未来展望

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中国能源转型及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途径。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至今,中国可再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然而可再生能源在中国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仍然偏低,其未来可持续发展仍面临挑战,如可再生能源发展资金缺口持续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仍然面临一定障碍。在未来新的发展背景下,有必要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进行系统的评估和总结,进一步探讨未来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优化方案。本文首先对中国2005—2019年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发展历程及演化路径进行总结梳理,基于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及面临的主要矛盾将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然后在综述相关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包括政策有效性、政策成本、技术进步等。结果表明,中国过去十年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对促进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是积极有效的,而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成本仍然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另外,虽然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下降显著,然而基于历史经验的技术进步率仍然不足以支撑实现中国2020年平价上网的目标,未来需要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步和发电成本的下降。结合当前及未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所处阶段的特点及面临挑战,我们提出进一步完善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以促进可再生能源持续稳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完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增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内生激励并降低政策实施成本;二是建立储能技术市场机制,为减少弃电以及推动可再生能源消纳提供政策支持;三是推进碳金融体系建设,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新的融资来源并降低发电成本。     

珠江流域"西电东送"能源空间配置的综合效益分析

“西电东送”作为跨区域能源合作工程，引发了区域间经济利益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也日益突显出区域环境利益间的关系。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从能源配置的经济效益目标、环境效应与社会效益三方面，以珠江流域“西电东送”为案例。测算跨区域能源合作所产生的综合效应即总体净福利。研究结果表明西电东送工程建设改善了西部的交通条件和投资环境，增加了当地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缓解了东部即广东省的电力紧缺局面．优化广东的能源结构。已产生减排SO2、缓解酸雨危害等环境效应。针对西部电能输出区大规模开发水电可能改变地质构造引发地震、产生水库移民以及高耗能产业向西部聚集形成新的污染源等环境问题。提出以提高社会总体净福利作为能源配置合理有效性的重要依据的观点，所探讨的跨区域能源台作多方共赢的动力机制。如生态补偿的市场化建议期望能对跨区域能源合作提示有益的启发。     

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分析

中国有9亿人民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村能源的利用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的能源资源潜力及农村能源消费结构,指出现阶段正处于从传统能源消费结构向现代能源消费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在分析我国各种可再生能源技术最新发展现状基础上,文中总结了可再生能源CDM碳交易项目的进展,最后分析了我国给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鼓励及相关保护政策并提出了了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问题及建议。     

海南绿色发展道路的基础:互联网+能源创新

造成传统"褐色"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能源基础是化石能源,海南即便不发展工业,而依靠传统化石能源来支撑旅游业等服务业的发展,当其发展超过一定"阈值",也将青山不再。海南走上绿色发展道路的关键在于,依靠互联网+,创新能源结构,实现以太阳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的能源供给侧改革;如此才能真正走上绿色发展道路,而不在于是否发展工业。海南的发展,包括旅游业为主导的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新型工业化作为发展支撑。     

可再生能源、能源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家能源安全北大核心CSCDCSSCI

从石油世纪向可再生能源主导的碳中和时代转型,将重塑全球能源安全新格局。文章基于化石能源的非均衡非均质点状分布特征,分析了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传统能源安全,其有着难以摆脱的能源地缘困境,而可再生能源凭借其天然的资源禀赋,为打破地缘困境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束缚提供了新契机。基于此,文章以1990—202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使用与能源地缘政治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以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使用,显著弱化了中国长期以来以化石能源进口依赖为主导的能源结构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在更换地缘风险测度指标,控制原油进口集中度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该研究不仅丰富了现有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研究的文献,更为碳中和新时代背景下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布局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强化碳中和时代中国在世界能源安全格局中的战略引领地位、助推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能源强国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引。     

中国能源安全分析:基于最优消费路径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能源生产不能满足能源需求的强劲增长,导致能源对外依赖性较大,能源进口和海外开发又面临较多挑战。国内能源开发粗放,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较晚,能源战略储备不完善等问题也很突出。本文在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两时期消费最优化模型,并综合考虑本国能源与能源进口和海外开发之间、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之间这两个关键的替代关系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可能影响,得出了中国能源消费的最优跨期消费路径。当前能源消费中的很多问题,包括日益增大的"能源缺口",都源于实际能源消费量严重偏离了这一"最优路径"所规定的消费水平。因此,为了有效缓解乃至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的"能源缺口",中国能源消费应严格按照此最优跨期消费路径进行,同时尽可能地增加能源进口、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不完全竞争电力市场中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比较

上网电价补贴(FIT)与绿色能源组合标准(RPS)是目前针对可再生能源实施的两类主要支持政策。对于二者政策效果的比较、特别是在非竞争性电力市场中二者政策效果的扭曲,是理论和政策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构建由传统火力发电企业和绿色能源发电企业两类主体构成的部分均衡模型,比较了不完全竞争的电力市场中,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制度与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和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寡头垄断的电力市场中,FIT政策比RPS政策更能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和比重的上升。模型中RPS政策下的均衡电价高于FIT政策的情况,导致对绿色能源的需求下降。对欧盟2004-2011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FIT政策对风力发电总量有显著促进作用,而RPS政策有助于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使用中的比重。其背后的机制是尽管RPS导致较高的电价、降低能源需求,但仍然能促进可再生能源需求的相对提高。电力市场垄断对风力发电量有负面影响,但并不能证明这一影响是通过可再生能源政策实现的。电力市场规模、技术等控制变量也对可再生能源使用有一定影响。在门限面板模型中,当电力市场垄断程度指数大于0.35时,即一国最大电力企业市场份额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垄断对风力发电的负面影响更大。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效应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的适配关系研究

文章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对我国2004—2015年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通过Bootstrap对结果进行修正,并利用PSTR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化石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两因素演变的适配关系。在化石能源消费由高到低连续变化的不同阶段下,由于环境外部性大小不同、企业"成本效应"不同和"公告效应"的存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存在相应的差异。结果表明:12年来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波动变化,总体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另外,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存在显著适配关系。(1)单纯以化石燃料消费占比来看,当化石燃料占比处于较高的消费区间,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负向作用;当化石燃料占比降逐渐降低,此时负向作用减弱甚至开始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2)在"化石燃料消费占比"、"化石燃料消费规模"结构两因素共同演变视角下,化石燃料消费占比高、规模高,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也呈现负向作用,当化石燃料消费占比、规模逐渐降低,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逐步由负转正,并且促进效用逐步增大。因此,本文的政策结论是:环境规制的调控效果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阶段存在适配关系,脱离了"节能"的环境规制效率是低下的,甚至是负作用。因此:(1)必须立足于一国能源消费结构现状来控制环境规制强度。(2)只有在严格深化以非化石燃料等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能源结构改革的前提下,环境规制才能更加深刻而有效地助力我国能源效率的改善。     

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的大气环境效益分析

可再生能源的电价补贴是一项旨在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广泛应用的政策机制,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降低煤电比例)、改善大气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此,本文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空气污染物(CO_2、SO_2、NO_X和PM_(2.5))排放的减少作为衡量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效益指标,利用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建立包含温室气体、污染气体和颗粒物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总量和行业的视角量化研究了实施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对改善大气环境的积极作用,考察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辅以硫税、硫税及碳税这两种冲击的情景。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减少了温室气体、污染气体的总排放量和颗粒物浓度,在补贴的基础上辅以硫税不仅可以有效地增进大气环境福利效益,而且还能抵消征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使清洁能源发电对火电产生替代效应,各个行业排放的CO_2、SO_2和NO_X均下降;但这一替代效应在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相对有限,这也证明了工业部门的减排压力较于其他产业(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更大;补贴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断提升,进而优化能源结构,这是增进大气环境效益的根本原因。上述结果意味着短期内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补贴与税收双管齐下以增强减排力度。而可能面临的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不足问题则意味着中期内要实现补贴方式逐渐向定额补贴、绿色证书模式过渡,利用市场机制确定补贴标准;长期内需最终取消补贴政策,倒逼技术进步,推动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美两国2020年后减排目标比较

针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公布的各自2020年后减排目标,本文通过情景分析的方法,测算了中美两国实现各自目标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和努力,比较了两国在GDP碳排放强度下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CO2排放达峰时间及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电力部门减排四个方面的努力程度和效果。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在中美两国分别实现各自既定目标的情况下,中国单位GDP碳强度年下降率将达4%,其幅度高于美国在2025年减排28%目标下的年下降率(3.59%);中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更为迅速,年均增速高达约8%,2030年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可达11.6亿tce,约为届时美国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的2倍;在CO2排放达峰值方面,中国实现CO2排放峰值时所处的发展阶段要早于美国达峰值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在强化低碳发展情景目标下可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值,且峰值时人均CO2排放约8 t水平,低于美国CO2排放峰值时的人均排放19.5 t的水平;在电力部门的减排努力方面,中国在未来比较高的电力需求背景下,2030年可实现比2011年单位千瓦时的CO2强度下降35%,而美国同期则只需下降约20%即可实现其电力部门的减排目标。上述几项指标的比较更可突显中国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是非常宏伟且极具挑战的。在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的行动中,中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和细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分解和落实全国及各省市的减排目标和减排行动,持续推进节能与加强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协调好经济、能源和环境的问题,早日实现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     

工业革命驱动下能源与金属资源需求演变特征与前景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工业革命对能源与金属资源需求具有深刻的影响。基于美国历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产业变革、能源与金属资源消费量变化,分析了工业革命驱动下能源与金属资源需求演变特征,研判了新一轮工业革命技术创新、产业变革与能源、金属资源需求变化趋势。结果表明:美国前三次工业革命主要依靠化石燃料为动力,但是经济增长所需的化石燃料消费增速不断下降,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增长与化石燃料消费增长逐渐脱钩;随着历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越来越多的金属进入工业经济,金属消费趋势出现分化。近年来,以信息技术深度与全面应用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兴起。新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或将推动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将随之发生变化。预计未来能源消费中清洁、无污染、可再生新能源比例将不断增大,化石燃料比例将不断降低;稀有金属消费或将迎来快速增长期,传统大宗金属消费仍将在中高位波动。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我国可采取低碳与无碳并举的能源消费转型策略,加强化石能源清洁化技术和清洁、无污染、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研发;坚持构建国内国外金属资源供给体系,提升我国金属资源的全球控制力和话语权;加强优势稀有金属矿产品的深度研发,拓宽匮乏稀有金属的境外来源。     

中国发电行业CO_2减排成本及潜力研究

本文研究2020年以前中国电力行业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发电量的等约束下,基于最小总成本的目标,非线性规划求解出不同发展情景下,最优的煤电、气电减排比例以及发电源组合。从规划求解的结果可以看到:1.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较以往在加大;2.煤电和气电自身的节能减排改造比例应该为零,也就是资金应该投入到切换发电源组合,而非煤气电的节能减排改造;3.新的发电源组合会降低单位发电的运营成本和可变成本,但是需要大量基础建设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