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习惯与资产价格波动研究

投资者的主观属性对于资产价格的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消费习惯是投资者的一种重要的行为属性。习惯形成模型假定消费者的效用不仅仅来自于当前的消费水平,还来自于过去的相对消费水平。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不仅仅要考虑未来每一期的消费水平,还要考虑已经形成了的消费习惯,因而会影响资产的均衡价格。本文将股票的均衡价格表示为习惯参数的函数,进而研究消费习惯的变动对于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并比较中美股市波动的差异性。文章使用GMM方法估计得到了我国投资者的习惯参数,结果表明我国投资者对过去消费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且这种依赖程度要大于美国的投资者。文章还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消费习惯的波动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我国投资者消费习惯的较小波动,会引起股票价格的大幅波动,并且这种波动幅度要大于美国投资者消费习惯的波动所引起的股票价格波动的幅度。     

生态产品市场化实现路径及二元价格体系

本文从微观经济学角度阐释生态产品的市场化实现路径及其价格机制。认为生态产品市场化路径的前提是存在有形的,能够体现劳动价值,可交换的产品实体。鉴于现有研究所讨论的生态产品价值的体现皆源于各环境要素的支撑,因此可将清洁的水、空气、土壤等优质环境要素凝练为生态产品的基本有形载体。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政府提供生态产品的有效路径有三条:创造、维系改善及修复。其中修复路径是现阶段市场化的优先选择方式。通过结合现阶段我国新的环保商业化模式——合同环境服务这一新命题,本文构建了生态产品合同环境服务政府采购的有效市场化路径,即政府通过绩效合同采购第三方环保服务,以综合环境目标为合同标的,通过所采购的一体化环境修复项目实现提供良好的生态产品。在此基础上围绕生态产品价格组成,本文提出生态产品的二元价格体系:指出生态产品买入与卖出的不同经济行为对应着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开发两种对立的发展模式,这两种市场行为的外部性存在正负两种情景。综合考虑生产资料所有者属性,本文创新性地提出生态产品市场交易应采用买入-卖出二元价格体系。买入价格也称保护价格,主要考虑生产成本与利润,生产成本即生态修复项目的费用支出,其中利润是购买者(政府)予以产品生产者(提供修复服务的环保服务商)适当的利润空间,作为该生产者经济行为正外部性的补贴;出让价格也称牺牲价格,包括生产成本、社会成本(外部性成本)、生产资料成本、利润等,其中出让行为价格组成中的社会成本获益是政府,应主要用于支付环境管理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元价格体系中,学者们讨论的生态产品价值与买入价格相关性不大,在数值或更接近出让价格。     

天然气消费替代效应与中国能源转型安全

基于能源设备产能资本弹性-粘性特征,解构了产能投资、设备资产动态演变过程;建立能源替代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我国天然气消费替代带来的能源供应安全冲击和能源设备资产搁浅的形成机理;模拟分析2019—2050年天然气替代下能源消费结构、供应安全和产能设备资产搁浅变化,提出了保障我国能源转型安全的能源结构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煤炭和石油产能资本存量过高,使市场形成了对传统化石能源消费的路径依赖,是天然气替代和能源清洁化转型的资本阻力,这也决定了采用天然气替代实现能源结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渐进过程。(2)维持现有碳价(50元/t)和天然气溢价(-11 472元/toe)不变,到2050年我国天然气消费占比12%左右,以煤炭和石油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未得到根本性改观。(3)提高碳价、降低天然气溢价可以加大天然气对煤炭和石油的替代、强化电力等清洁能源消费的市场导向,但这是以降低能源供应安全和传统化石能源资产搁浅为代价的。(4)天然气替代的政策应该遵循能源产能资本弹性-粘性对能源结构优化路径的资本成本约束。为有效降低传统化石能源资产搁浅程度,且提高能源供应安全水平,我国可采取三种优化方案:天然气溢价降低60%;溢价降低从20%逐步增至60%;碳价从100元/t逐渐提高到600元/t,同时溢价降低从20%逐步增至60%。到2050年,这三种方案均可提高天然气消费占比到20%左右,降低煤炭和石油消费占比至60%以下。(5)保障我国能源转型安全需要加大碳市场和天然气市场改革与建设力度,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对能源消费和产能设备投资的市场调节作用;加强政府对能源市场投资的宏观调控,逐步减少煤炭和石油产能投资,增加天然气和电力等清洁能源产能投资。     

需求侧视角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广东省南海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需求侧398份调研数据,采用两阶段DEA模型测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探析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需求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总体效率为0.230,纯技术效率为0.390,规模效率为0.658。市场规模报酬绝大多数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可通过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新农村建设,助推城镇化以及城市升级。(2)交易费用对市场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与市场中的企业多次转租行为有关。（3）资产专用性：交易主体方面,企业高技能水平人员有助于提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交易客体方面,在均衡处,集聚地区更高的要素价格意味着更好的生产要素匹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较高。（4）交易不确定性：交易行为方面,在企业生命周期与土地利用周期更匹配的情况下,企业将选择加大生产投入以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水平。交易环境方面,价格决定方式显著影响市场效率,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越低,越有利于提高需求方对于农村集体用地市场的预期,提高市场效率。因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改革可以通过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空间归并与整治,降低细碎化程度。同时,应构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交易体系,以提高需求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效率。     

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的价格机制及政策效应研究

为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解决今后谁来种粮、发展现代农业所衍生的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现象,有其现实背景和政策逻辑,并能在短期内带来农地规模经营的正向预期。但现实中,很多时候政府行为很难"合意"其政策目标,这使得探究政府行为对农地流转市场和经营行为的影响及其政策效应具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时代意义。基于此,本文依据全国11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调研数据和资料,对政府主导行为对流转市场的分割、价格机制的作用,承包户询价逻辑的激励及短期平均成本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构建Translog形式成本函数,对政府主导和市场配置两种方式下的农地经营"成本弹性"进行了测度和估计。结果显示:1政府行为放大需求弹性诱致"地租乘数"促使流转价格溢价;2政府介入流转扭曲了流转市场供求关系,将原本市场配置下的供需均衡变为有利于"卖方垄断"的供需失衡;3承包户议价地位提升后基于"劳动力双重成本负担"的询价逻辑又助推了流转溢价的"棘轮效应";4依靠政府主导流转而非市场配置所形成的大规模农地经营,其成本弹性未显现可预期的小于1,即未出现规模效益与成本随规模扩张递减。政府行为与政策效应背离,有其深层次的认识误区及其行为逻辑谬误。表现在:一是错误认为推动农地规模流转可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是直接原因;二是执拗相信只要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其主因;三是渴望借助农机替代劳动力进而实现规模效应和收益最大化,试图套用所谓的"工业化大生产理念"谋划农地经营是其动因所在;四是政府行为扰乱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造成政策效应失灵。     

REDD+项目中不确定性对森林碳减排量的影响研究

减少砍伐和退化所致排放(REDD+)项目旨在通过采取各种政策方法和积极的激励措施,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砍伐和森林退化,同时还包括森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经营以及增加森林碳信用。在REDD+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碳减排量的准确监测与度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而不确定性问题的普遍存在将可能对碳减排量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含REDD+项目开发商和代理人两个博弈者的动态博弈模型,通过对动态博弈模型的仿真研究,分析了不确定性对利益相关者收益以及森林碳减排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确定性会使得森林碳减排量增加,以弥补因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低估量。同时,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会导致碳排放量的补偿支付价格增长。由于不确定性只会对代理人补贴产生影响,而不会影响开发商补贴,因而向开发商提高补贴更能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利润增加。并且不确定性越大效果越明显,因此在未来向开发商而非代理人提供补贴才是政策制定者的最佳选择。由于REDD+项目中除了能给开发商和代理人带来收益之外,还以可以增进全社会环境和生态福利水平,而这种外部收益在"森林碳信用"的市场价格中并未得到完全体现,因此需要政策制定者为REDD+项目提供经济激励以弥补这种外部收益。政策制定者选用补贴模式时应优先考虑基于开发商补贴建立公平有效的激励机制。同时,为保证资金被完全用于REDD+的项目之中,并被负责任地按照预期目标使用,因此需要建立能满足国际标准的良好财政治理机制以预防腐败和欺诈,促进REDD+项目的成功实施。     

可耗竭资源开采追加投资行为研究

目前,我国可耗竭资源开采回采率普遍较低,企业可以通过追加投资来提高资源的管理及技术水平,进而提高资源开采回采率,减少资源浪费.文中基于Hotelling横向差异化模型,构建了一个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采用逆向归纳法的思路,分析了可耗竭资源开采企业追加投资的动态行为.首先在企业通过竞争形成的价格和市场份额给定的基础上,分析第三阶段实行价格歧视消费者的转移情况,得到两企业的竞争策略;接着将第三阶段的最优价格策略和利润考虑到第二阶段中,讨论两企业的价格竞争均衡问题,分别得到两企业的需求;最后将第二阶段的利润贴现到第一阶段,可得到企业追加投资的策略,给出了该动态博弈模型存在唯一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条件和企业最佳追加投资规模.研究结果表明,要使企业追加投资就必须要求追加投资的回报率足够高,当企业追加投资的回报率很高时,只要较小的追加投入就会产生较大的边际成本减少量,获得较大的竞争优势,甚至会将不进行追加投资企业挤出市场;当投资回报率给定时,企业追加投资的激励是取决于其耐心,即企业对未来收益关注越多,则追加投资的规模也越大.     

雾霾会促进公众绿色投资意愿么?——基于SEM的实证研究

当下雾霾天气愈发严重,全国各省市相继推出一系列雾霾治理政策,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涌现,一方面政策大力支持环保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投资者对于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因此研究雾霾相关政策如何引导公众参与绿色投资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根据雾霾污染程度及政策力度两个指标,将中国省级区域划分为高、中、低雾霾敏感区,基于"风险感知-态度-行为"理论框架,设计里克特5级量表,对高、中敏感区人群按照雾霾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绿色投资意愿三个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以低敏感区投资者的绿色投资意愿进行对照分析,共收集有效问卷517份,利用SPSS和AMOS等软件进行数据测算以及模型拟合,研究雾霾风险对公众绿色投资意愿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对于高、中敏感区投资者来说,绿色投资意愿与纯粹的风险偏好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在风险偏好与雾霾风险感知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公众绿色投资意愿与雾霾风险感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对照分析表明,低雾霾敏感区与高、中敏感区的绿色投资意愿同样强烈。公众的绿色投资意愿的表现为:公众投资者期望提高绿色金融产品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愿意接受低于常规收益的雾霾治理类投资产品,并看好环保类股票的投资价值。这表明充分披露雾霾天气情况,提高绿色金融产品标的资产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以及加强监管等,都有利于促进公众的绿色投资意愿,且该意愿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引导各地区绿色投资的协调发展具有良好前景。同时投资者对绿色投资不存在先入为主的风险水平判断,在合理的引导下,绿色产业可能获得平等或更多的融资机会。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支持有资质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及绿色股票;金融机构应有针对性地推出环保类投资理财产品,丰富绿色投资市场的产品种类,为环保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让公众投资者拥有更多参与绿色投资的机会。     

市场交易补偿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研究

探索以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为载体的配额制政策(RPS),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补偿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环境及社会正外部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消纳不足问题。考虑由消费端承担配额义务并引入二次惩罚函数,构建包含电力生产端、消费端在内的序贯博弈模型。结合实际设置参数,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RPS政策下,当配额力度加大时,绿色电力证书的价格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②罚金一定时的社会福利函数关于配额的增加呈倒"U"型分布;③配额和罚金均过低、均过高都不利于证书交易行为的实现。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差距越大,对应的最优配额越小。因此,要将配额、罚金和成本差距结合起来考虑,确保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下达到社会福利最优水平。最后,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配额制和固定上网电价政策(FIT)的规制效果进行比较,发现:①RPS政策的最优规制价格低于其在FIT政策下的值;②配额水平偏低时,FIT政策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于RPS政策,反之则反。因此,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FIT政策相对较优;在市场规模较大和技术较成熟阶段,RPS政策相对较优。中国在推进配额制的实施过程中,可将两种政策结合起来,在一部分省份或地区继续保留FIT政策,而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较为成熟的省份或地区作为试点率先实行RPS政策。     

市场交易补偿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探索以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为载体的配额制政策(RPS),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补偿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环境及社会正外部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消纳不足问题。考虑由消费端承担配额义务并引入二次惩罚函数,构建包含电力生产端、消费端在内的序贯博弈模型。结合实际设置参数,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RPS政策下,当配额力度加大时,绿色电力证书的价格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②罚金一定时的社会福利函数关于配额的增加呈倒“U”型分布;③配额和罚金均过低、均过高都不利于证书交易行为的实现。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差距越大,对应的最优配额越小。因此,要将配额、罚金和成本差距结合起来考虑,确保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下达到社会福利最优水平。最后,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配额制和固定上网电价政策(FIT)的规制效果进行比较,发现:①RPS政策的最优规制价格低于其在FIT政策下的值;②配额水平偏低时,FIT政策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于RPS政策,反之则反。因此,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FIT政策相对较优;在市场规模较大和技术较成熟阶段,RPS政策相对较优。中国在推进配额制的实施过程中,可将两种政策结合起来,在一部分省份或地区继续保留FIT政策,而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较为成熟的省份或地区作为试点率先实行RPS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