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红利与污染集聚的机理与实证

文章用污染要素的替代效应与成本效应对污染集聚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说明污染红利会带来污染集聚.首先,污染替代效应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次,污染成本效应一方面会导致单个企业排污加大,另一方面还会扩大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数量;第三,污染替代效应和成本效应作为污染总效应的分支,二者的作用是累加的,不会互相抵消.为了检验该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本文用内蒙古工业规模效应、工业结构效应、工业科技效应指标对该省废气排放总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首先,有利于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工业规模效应与工业科技效应均促进了废气排放的增加;其次,抑制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工业结构效应则促进了废气排放的减少.因此,我国彻底治理环境污染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尤应加大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抑制.     

环境政策与经济绩效——基于污染的健康效应视角

文章基于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的视角,通过考察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进而经由健康水平影响有效劳动、经济产出及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在一个扩展的Ramsey模型中探讨了环境污染、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模型的稳态特征做了比较静态分析和政策影响分析。研究表明:(1)代表性个人的"时间偏好率"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动态行为与长期特征;(2)当考虑污染的健康效应时,环境政策与均衡产出和福利水平分别呈不完全相同的倒"U"型关系。具体来看,在"时间偏好率"非常大(即,主要关注当前财富价值,较少关注未来财富价值)的经济体中,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可能会挤占物资资本积累,然而健康状态不被重视,这是因为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由消费水平而不是健康支出决定;而在"时间偏好率"非常小的经济体中,增加环境投资和健康投资都不会挤占物质资本积累,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由健康支出而不是消费水平决定。再者,基于环境投资目的的"环境税"会对与健康人力资本相关的参数变化产生反应,会显著影响"最优环境税"和每一环境税所对应的均衡产出与福利水平。文章的经济学含义以及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面对着"环境污染→社会成员健康水平→人力资本的有效劳动→经济产出""环境投资(环境税)→物质资本投资→经济产出"的双重影响关系,亦即,面临"经济产出"与"社会福利"的权衡,最终的权衡决策取决于决策者所代表主体的"时间偏好率"。     

农业保险发展的碳减排作用：效应与机制

农业保险发展能够引导农业经营者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中的碳排放行为。首先,基于农业经营规模、种植结构调整和农业技术进步等路径,对发展农业保险的减碳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其次,基于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农业保险发展的碳减排作用效果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发现是:(1)总体来看,农业保险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减少。平均而言,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每增加100万元、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农业保险保费每增加1元和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业保险保费每增加1元/hm~2时,该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总量分别实现71 t、364 t和254 t的减排效果。(2)在异质性分析中,农业保险发展对碳排放总量的削减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省份和非粮食主产区省份;而在中、西部省份和粮食主产区的样本中,农业保险发展没有起到推动农业碳排放总量降低的作用。(3)进一步分析中,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密度和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也是负向的。(4)在机制分析中,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和粮食作物比重增加是农业保险减碳的有效机制;而农业保险发展虽然能够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但并不会进而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的低碳化转型。据此形成的政策含义:一是,可以继续通过补贴推广农业保险,引导农业生产者采用有利于碳减排的规模化经营与作物结构模式;二是,在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简化赔付手续、规范定损标准,强化参与农业保险的收益教育,使农业保险产品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三是,创新和发展绿色农业保险,以引导农业生产者采纳绿色低碳的生产技术。     

异质性视角下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的补贴与征税政策比较

引导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政策研究较少关注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和效果比较。通过限定政策实施对象为消费者群体,引入消费者偏好和收入维度的异质性,考察补贴和征税两类经济政策工具是否有助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进而在更吻合现实的过半数规则场景下,讨论这两类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与效果。研究结论表明:补贴和征税两类政策工具都可以推动绿色产品消费达到最优水平,从而最大化总的社会福利;但高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绿色产品提供补贴,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高耗能产品征收税费。在高耗能产品消费者占多数比例的状况下,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和高耗能产品的税收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收入异质性以及绿色产品社会收益的相对大小。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大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高;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小时,针对高耗能产品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低。与社会福利最优时的政策选择不同,过半数规则下,消费者普遍表现出更为宽松或更为严格的政策工具倾向。由于消费者收入异质性在政策工具倾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政策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补贴融资的资金来源、税收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绿色产品本身的吸引力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继而,针对消费者不同政策倾向的具体条件差异,从完善经济政策,发挥政策调控有力导向作用、考虑产品特征,增强社会公众福利与获得感、改变消费观念,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产品可持续性消费的政策建议。     

农业保险的增收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农业保险能够抵御农业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经营,进而提振农业经济、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影响农业收入。该研究以2007—2019年中国省级农业保险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发展规模、保障水平及赔付水平三方面分析农业保险“造血”增收效应,并进行内生性处理与区域异质性分析;同时,基于助力现代农业发展视角,兼顾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专业化以及绿色化五个维度,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就农业保险影响农业收入的“造血”增收作用机制进行考察。研究发现：(1)农业保险可促进农业收入水平的提升,具有“造血”增收效应,且农业保险赔付水平对农业收入影响效应最大,为8.869%;保障水平次之,为4.444%;发展规模最小,为0.016%。(2)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及绿色化水平是农业保险发展规模实现“造血”增收的有效路径,而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与赔付水平而言,仅有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与机械化水平是其实现“造血”增收的有效路径;当前偏低的保障水平与赔付水平抑制了农业保险助力现代农业发展进而提升农业收入的中介传导机制。(3)农业保险对农业收入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而在东部地区农业保...     

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调整的市场效应：补贴退坡、技术进步与销量爬坡

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推广政策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市场已步入与国际接轨,充分适应竞争的新阶段。在补贴退坡、技术进步与销量爬坡并存的时间段,研究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调整的市场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法,利用2017—2021年共60个月度时间点构建时间序列数据集,把推广政策调整作为政策变量,采用反事实框架估计了推广政策在中国主要城市中的市场效应差异,进一步解释了补贴退坡造成新能源汽车销量爬坡的特殊现象,并通过稳健性及异质性检验验证了研究结论。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经过数次调整的国家层面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在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等发达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果。(2)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及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进步,而补贴退坡的实质是通过提高补贴技术门槛,引导相关企业快速革新技术,并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新能源汽车技术高速发展,因此补贴退坡造成了新能源汽车销量爬坡。(3)新能源汽车不限购政策未能显著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且难以持久,不是未来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关键。建议有关部门将推广政策向使用端倾斜,同时加大对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的投入,通过政策法规加速淘汰落后产能,适时调...     

粮食补贴政策与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研究

粮食补贴政策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随着国家粮食补贴资金投入力度的逐年加大,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提高,家庭劳动时间分配很可能因此而产生调整。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嵌入粮食补贴政策的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模型,理论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然后基于粮食主产区安徽省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方法,实证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供给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调动农民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在农业内部工资率低于非农均衡工资率的情况下,这种由粮食补贴政策诱发的农户劳动就业行为变化对家庭经济收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当前的转移支付水平;若粮食补贴政策旨在稳定或增加农民收入,那么当前的补贴政策需要进行根本性调整。     

金融危机背景下投资效应的社会核算矩阵分析

四万亿财政刺激性投资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定量测算财政投资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对于投入产出分析,社会核算矩阵乘数分析可以更全面深入地分析收入的再分配效应.本文扩展建立了2005年中国能源社会核算矩阵,使用社会核算矩阵乘数分析定量测算了2008年第四季度1 000亿元财政投资对各部门总产出、GDP、就业增长、能源需求量和单位GDP能耗的影响效应.测算结果说明这一投资将促进各部门总产出增长3 798.83亿元,GDP增长1 444.34亿元,能源需求量增加1 369.46万t标准煤和就业增长88.58万人,也将促进单位GDP能耗降低和产业结构优化.最后,本文提出今后投资应进一步注重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减少刺激经济的紧迫性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的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背景下碳减排特点及政策建议

近半个世纪以来,日趋变暖的气候使得碳减排成为世界上很热的一个议题。本文从全球CO2的排放及其对气候的影响入手,引入低碳经济的概念和碳减排国际合作情况,分析了碳减排技术和投资热点。最后对我国碳减排提出几点建议。     

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基于广东省1995-2013年的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序列验证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EKC"倒U型"曲线,并运用VAR模型进一步考察它们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结果表明: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进入转折期;而VAR实证结果则验证了EKC结果,并发现面源污染对经济发展具正向影响,而负向效应较滞后。因此,要重视农业面源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治理力度,提高农户生态环保意识。     

环境分权与经济竞争背景下河流跨界污染的县域证据

在环境地方分权治理和县域经济竞争体制下,县级政府间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可能存在"以邻为壑"的行为,这使得同一流域上下游县域间更容易产生跨界污染问题。本文通过引入污染"累积效应"和河流"自净效应",建立了河流污染的外部性模型,并推导出相应的假说,再从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和行政分割前后两个维度,对河流污染程度的动态变化进行了情景模拟。基于2004—2014年七大流域中国国控监测断面的周数据,本文对河流污染程度与"县边界-监测站"沿河距离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了环境分权体制下不同行政分割程度对"跨界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河流接近县域下游边界,在更强"累积效应"作用下,河流污染指标COD和NH3-N呈现加速递增趋势,河流"跨界污染"问题显著;(2)在河流跨越县域边界后,由于更强"自净效应"和相对严苛的环境监管,COD和NH3-N增长放缓乃至局部下降,县边界两侧污染程度呈现出结构性差异,且这种差异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3)河流跨越的行政边界越多,所面临的沟通与协调难度就越大,潜在的利益冲突下"以邻为壑"动机就更强,因而污染排放就更加严重。据此,本文建议加快推进"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和"河长制"河湖管理模式,改革现行以块为主的环境治理方式,从制度层面解决好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推行环保督查的同时,从官员绩效考核层面提升环保激励;建立组织架构完备、各级监测站点分布合理、衡量指标齐全的河流水质监测体系。     

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分析

西部大开发作为中国一项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正确评价其实施效果不仅能对后续政策的实施和完善提供参考,而且还能对其他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借鉴。在此,利用1992—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合成控制法从西部整体和单个省份两方面对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就西部大开发对不同地区投入要素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净政策效应整体上来说不显著。但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后,分省进行评价结果发现,西部大开发对内蒙古、重庆、陕西、青海和宁夏地区经济发展净政策效应显著,且对地区经济发展呈正向促进作用;西部大开发对广西、云南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净政策效应亦显著,但对地区经济发展呈负向抑制作用;西部大开发对四川地区的净政策效应不显著。随后,对西部大开发的投入要素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不同省份投入要素作用机制呈现差异化特征,但普遍上促进了西部地区开放程度的提升和固定投资的增加。对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为正的地区来说,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弱,且对于人力资源具有吸收作用;对净政策效应为负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强且对人力资源具有显著的挤出作用;对净政策效应不显著的地区,政府参与程度较弱,对人力资源挤出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未来西部大开发深入实施过程中,应加强对"软环境"的建设,同时要进一步明确政府权力的界限,通过深化地区市场机制体制的建设与内地发达地区建立有效合作,构建长效援建机制。     

产业集聚与开放经济影响污染减排的空间效应分析

EKC理论认为,产业集聚和开放经济能够促进污染减排。不过,随着集聚与开放水平的加深,区域间环境污染的空间关系变得紧密,这使得产业集聚和开放经济的环境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效应,忽略空间影响的传统假设很难刻画这种地区间协同性的污染排放关系。因此,本文以210个中国城市为空间单元,使用不同阈值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在EKC理论框架下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开放经济影响环境污染的空间联系。结论表明:①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污染减排,这一有利作用的空间效应非常明显。②开放经济并未表现出减排作用。FDI会提高污染排放强度,其加剧二氧化硫污染的空间效应尤其强烈;自由贸易的作用则不明确。③与理论预期一致,反映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金融支持的各类控制变量均表现出抑制污染排放的空间影响。④不同阈值距离的空间效应分析显示,环境规制、金融支持等"资源、政策性"因素的减排作用会受到地理距离的限制,难以在城市间促成大范围的协同减排关系。另外,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低于结构优化,其减排作用也有待提升。结论说明,中国未来环境治理的重点在于实现并提升开放经济的污染减排作用,一方面应增强国际贸易的结构与技术效应,以实现其有利环境作用;另一方面,应优化FDI政策体系以抑制其不利环境影响。同时,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的减排作用,围绕"资源、政策性"因素不断完善区域性协同减排体系也非常关键。     

中国气候政策扩散路径与机理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依托完善的气候政策体系,良好的气候政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抓手。中国气候政策扩散十分迅速,但地区不均衡性突出,这意味着气候政策扩散遵循着多元路径与多元机理。为探究中国气候政策扩散路径与机理,该研究吸收垂直影响模型、水平影响模型、内部决定模型等政策扩散理论成果,结合中国实践,提出中国气候政策扩散模型,并使用2007—2019年省级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气候政策扩散受到“自上而下路径”与“水平扩散路径”的影响“,自下而上路径”的影响并不存在。自上而下路径与水平扩散路径还存在共同作用,但作用方向视中央政府的干预手段与同级政府间的互动关系而定。(2)试点推广、地理扩散与竞争扩散构成了中国气候政策的扩散机理。中央政府通过引导性的“试点推广”驱动气候政策扩散,而非强制性的“政策压力”“。地理扩散”和“竞争扩散”可以推动气候政策在同级政府间的传播。(3)不同扩散路径对应不同的扩散机理。自上而下路径通过“试点推广”发挥作用,而非“政策压力”。气候议程顺位较低、气候政策推行的因地制宜原则是政策压力缺失的主要原因。水平扩散路径的作用机理包括“地理扩散”和“竞争扩散”...     

气候政策协同：机制与效应

全球气候变化愈演愈烈,造成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和森林火灾频发等风险加剧。尽管各国为此付出诸多努力,但全球变暖趋势并未遏止,解决气候问题已刻不容缓。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探究中国气候政策协同机制及其效应,推动碳减排,文章提出"部门联合体"概念,认为由于部门分工专业化特性,单一部门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气候问题,多部门间的气候政策协同势在必行。气候政策协同贯穿于政策目标制定、政策细则确定与政策实施过程之中,可以通过优化政策目标、完善政策细则、强化政策实施的方式,充分动员各部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中央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更高,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文章使用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气候政策协同可以降低碳排放,但这种影响以间接效应体现出来。气候政策协同不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四类交互效应机制发挥作用:气候政策协同与加强财政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强度等措施相配套,可以更为有效地减少碳排放。中国的气候政策协同经验对构建全球碳减排机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提出,以气候政策协同的有效性为现实基础,依据"部门联合体"行为逻辑,建立全球性的气候治理协同机制,高效推进全球碳减排,减缓气候变化进程。     

作业补贴与农户绿色生态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研究

绿色生态农业技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提出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作业补贴方式,促进绿色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但是“补给谁”“如何补”“补多少”等政策操作问题尚未很好解决。本文以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作业补贴为例,基于江苏、山东、黑龙江三省622户农户2018年实地调查数据,综合评估了绿色生态农业技术作业补贴政策及补贴方式(即补贴种植户和补贴作业服务组织)对农户绿色生态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是否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和采用时间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补贴发放给农户的地区,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且采用时间更早。第二,相对于无农机的农户而言,有农机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生态农业技术,且采用时间更早。第三,农户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是否规模户、技术培训对农户是否采用生态农业技术和采用时间有显著正向影响。第四,农户类型、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劳动力人数、技术培训对农户是否获得补贴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政府需要继续扩大绿色生态农业补贴的技术类型及实施区域,适当提高重点区域补贴额度,补贴对象应当向种植户倾斜;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加强绿色生态农业技术培训,提升农户生态农业理念;根据不同规模种植户禀赋特征制定相应推广政策,让不同类型农户享受到绿色生态农业技术的益处;鼓励获得补贴的农机户或服务组织等积极提供生态农业技术作业服务,使其真正成为推动农户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的重要途径。     

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动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要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任务依然艰巨。在传统扶贫政策的效力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我们亟需探讨扶贫政策的新方式,也需要更深入挖掘政策能有效作用于贫困人口的传导机制和途径。本文认为,邻里效应是一种通过影响贫困者行为进而影响贫困动态的传导机制之一。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1-2011年共8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非线性的两阶段面板Probit模型,研究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变迁。结论显示,邻里效应对个体的流动决策与贫困的动态变迁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力,即村中人口流动状况对个体决定是否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只有当村流动人口比例超过某个临界值时,个体才会选择流出,且人口流动会降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村级或家户的贫困程度越高,个体流出的可能性越低。进而,邻里效应传导作用下的低人口流动和高贫困之间的相互影响导致了地区贫困的持久性与贫困聚集现象。因此,政府在实施传统扶贫政策时,需要充分利用邻里效应的作用,将贫困者行为选择纳入到一个正向的循环加强机制中,使得个体走出持久性贫困和地区跳出贫困陷阱。     

电力行业可再生能源补贴与全国碳市场协同减排效应

随着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启动,其与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在促进电力行业碳减排上的协同效应值得关注。传统观点认为碳交易政策下碳排放总量被固定,总量控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将不再发挥额外减排作用,甚至会引致碳市场配额过量,扭曲碳市场价格。为此,该研究面向全国碳市场建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考察电力行业可再生能源补贴与全国碳市场并行的减排效果及其政策协同路径。研究发现：(1)针对电力行业的全国碳市场与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均会带来全行业二氧化碳减排,总量控制力度越大或补贴力度越大,减排效果越明显。(2)仅覆盖电力行业的碳市场会产生“碳泄漏”效应,导致非电力行业碳排放量上升,在此基础上继续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或会借助行业间生产要素转移缓解“碳泄漏”,抑或会通过绿化电力生产结构催生碳市场配额过量。(3)二者叠合时,补贴资金来源为居民一次性税收（居民收入税）时的减排效果要优于资金来源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税（电力消费税）时的减排效果,且要警惕后者“越界损害”。(4)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会导致碳交易价格下降,采用固定上网电价补贴要优于浮动上网溢价补贴,需梯次提升总量约束力度可有效抑制碳交易价格下跌。随着碳市场的扩容和完...     

虚拟耕地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及贡献份额研

虚拟耕地资源被广泛认为是缓解国内耕地资源压力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论证虚拟耕地资源贸易对农业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计算1996~2018年中国主要农产品虚拟耕地资源贸易量,并对虚拟耕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进行实证分析,为调整对外贸易战略及优化耕地资源策略提供参考。结果表明：虚拟耕地资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农产品贸易的巨大逆差决定了中国是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大国,其中,油料是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最大的品种;虚拟耕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26%,观点得到了佐证。同时,还提出了要试点实施虚拟耕地资源,全力以赴做好贸易政策调整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倒逼主要农产品进行结构调整;努力构建虚拟耕地资源管理新模式,推动农业“走出去”与市场多元化结合等政策建议。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政治外交效应

本文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集团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对国际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产生的政治外交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试图揭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可持续发展进程对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外交格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并就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可持续发展合作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