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生存分析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依据吉林省调查数据,本文运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分别从非参数分析、半参数分析和参数分析三个层次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劳动力的流动性比女性劳动力的流动性强: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不显著,对男性劳动力的流动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状况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性负相关: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性负相关;技术等级和耕地面积等其他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不明显.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完善农村教育体系,重视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地向城市流动.     

城市外来劳动力流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三角地区16地级市的实证考察

本文在分析和评价传统理论和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突破单一的收入差距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传统思维,构建出劳动力流动不仅受迁移地收入的实际效用变动因素的影响,而且受迁移成本变动因素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且根据长三角地区16地级市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经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利用回归模型,估计分析了域内外收入差距、直接成本变动、潜在风险成本对外部劳动力流入的影响度.估计结果显示,域内外收入差距与外部劳动力流入正相关,直接成本和潜在风险成本与外部劳动力流入负相关,进一步明确了收入差距和成本变动对劳动力流入的影响程度.鉴于各因素对外部劳动力流入所起的作用,要进一步促进我国长三角地区劳动力的合理流入,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迁入地较高收入的边际效用,二是降低迁入地较高收入的成本率.     

为什么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更强?

我国的流动人口总量超过2亿人,让流动人口中能定居的人定居下来,对于城市治理、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都有所裨益。基于此,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70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进行分析,发现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明显高于非收缩城市。为什么在净流入人口数连续为负、人口规模不断缩减的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却明显高于非收缩城市?通过构建Logit模型、空间杜宾模型(SDM)和空间杜宾误差模型(SDEM)等分别对个体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比非收缩城市更强的原因主要有:(1)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同在流入地的比例较高,家庭团聚、人际关系网络集中等是收缩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强的原因之一。(2)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女性比例较高是收缩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高的另一个原因。同时,农业户籍、受教育程度较低等个体条件则限制了部分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向非收缩城市流动。(3)收缩城市的住房等定居成本相对较低,流动人口容易跨越定居门槛,实现在流入城市的定居,从而使收缩城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高于非收缩城市。(4)周边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比例、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等对本地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影响显著。鉴于此,相关政策建议包括: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收缩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强,使城市收缩会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中进行,不必进行过多的政策干预。进一步破除户籍等相关体制机制的阻碍,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对住房市场进行适度调控,保障合理的房价收入比,都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定居意愿。     

林业生产性服务能促进农户林地规模经营吗?--基于林地流入视角的实证分析

厘清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可为盘活集体林区林地资源、促进家庭林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为考察林业生产性服务对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首先构建了考虑林业生产性服务及林地规模的农户生产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后提出假设:林业生产性服务投入增加,将促进农户增加林地要素投入,即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其次,基于福建500份经营商品林农户调查数据,利用Double-Hurdle模型及工具变量处理选择性偏差、遗漏变量及联立因果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林业信贷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分别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提升19.6%、15.9%,使农户林地流入规模分别扩大66.8%、38.5%。林业物资与技术服务仅在是否流入林地阶段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提升8.9%。林业劳动力服务仅在林地流入规模阶段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使得农户林地流入规模扩大66.9%。林业销售服务由于买方垄断特征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负向影响,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降低12.3%,使农户林地流入规模缩减73.2%。因而,政府应有针对地激励和规范各类林业生产性服务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集体林区家庭林业发展。     

农户环境认知、行为决策及其一致性检验——基于江苏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业环境的改善,关键在于农户。通过对江苏省206个农户样本的调查,考察了农户环境认知及行为决策状况,并对两者的一致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在以总分为6分的认知问题中,得分在35分以下的农户占到了样本总量的787%,表明部分农户的环境认知程度比较低;在以总分为5分的行为决策问题中,得分在3分及以下的农户占到样本总量的563%,表明部分农户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的考量不足;受教育程度对样本农户环境认知和决策都有显著的影响,农户环境认知与决策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性,土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以及主要收入来源等变量对农户环境认知及行为决策影响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不一致性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思路变迁与路径探索

该文从宏观流动模式、微观流动理论、中观社会网络理论等角度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了不同时期学者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关注点。在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国内研究进行理论梳理,认为当前我国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未能从劳动力流动现象中得出本质性、规律性分析框架。结合对我国逐期出现的"民工荒"、"返乡潮"、"大学生就业难"、内地与东南沿海的"抢滩战"等劳动力流动现实的思考,提出挖掘引发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本质因素,构建有效解释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是研究的重点。认为未来我国应该更加重视劳动力主体(劳动者)的偏好差异性,即劳动力的异质性:包括人作为个体对所有非经济因素主观偏好的差异。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和社会保障达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会更加关注非经济因素,此时异质性会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异质性劳动力的角度去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是本文提出的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全新视角。     

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态的实证分析——以鄂州、黄石、仙桃三地为例

基于鄂州、黄石、仙桃三地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女性的4 318份实地调查问卷,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三地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52%的农村女性愿意迁居到城镇,而34.2%的农村女性不愿意迁居到城镇。受教育程度程度越高、年龄越小、未婚、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村女性更倾向于迁居城市。同时,女性居住地所在区域作为环境外围因素对迁居选择也有重要影响。离大、中城市越近,城市文明影响越深的区域,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越强。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农村集镇的女性,具有较高的迁居愿意,高于居住在县城或纯乡村区域的女性。在现阶段,户籍因素、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女性的迁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女性迁居城镇意愿是农民工家庭彻底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因此,建议大力提高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村女性的教育培训。同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需增加农村女性平等竞争机会。     

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与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

通过构建“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分析框架,分析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背后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不同性别的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与合约选择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理论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中起粘结家庭成员的作用,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更能体现家庭的“离农”,因而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男性是农户家庭在村庄中排他能力的标志,具有不可忽视的农地流转风险规避功能,因而男性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合约选择起决定性作用。利用全国9省(区)4772个农户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①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例增加1.06%;②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时签订关系型合约的可能性增加1.11%;③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意愿合约形式为无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63%,意愿合约形式为口头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29%,意愿合约形式为书面合同的可能性减少0.91%。这意味着,为了劳动力流转市场与农地流转市场更流畅地互动,应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营造一个更加合适、有利和公平的非农就业环境,这可成为未来农村劳动力就业扶持政策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促进正式契约与关系型合约的有机衔接,有利于农地流转合约的正式化与规范化,从而为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育提供有力保障。     

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义乌市流动人口对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入人口持续、大规模增长对城市资源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急需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以城市综合竞争力居浙江省县级市首位的义乌市为例,利用遥感技术提取了该市2007年的土地利用信息,在GIS空间统计分析功能支持下,综合分析了义乌市社会经济发展、流入人口变化特征,重点讨论了净流入人口持续增长对区域土地资源利用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2001-2007年,义乌市总人口增加了近68万人,其中流入人口增加了63万人;建设用地从51.33km2增加到140.36km2;耕地面积减少了126.55km2.     

武汉市劳动力转移的环境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被大量释放到城市,这部分劳动力在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城市常住人口不断增加、污染日益恶化的发展背景下,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分析其生态环境效应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利用武汉市转移人口调查数据,采用碳足迹分析方法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研究外来劳动力对武汉市的环境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劳动力迁入前后的碳足迹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外来劳动力对武汉市的环境压力为1 768.53万t碳足迹,其中消费碳足迹194.72万t,生产碳足迹1 573.81万t;与迁入前相比,分别增加了45.58和1 439.41万t碳当量。这种碳足迹差异主要受到劳动力性别、年龄、非农工作时间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其中性别和年龄与碳足迹差异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非农工作时间和技术水平具有正向影响。此外,劳动合同的签订及与当地居民语言交流的困难程度也增加了转移前后的碳足迹差异。     

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分析

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本文建立了中国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参与模型和工作时间模型,用于分析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迁移劳动力劳动参与率高,工作时间长,主要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3.71％和4.97％,且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男性工作时间将明显增加;身体健康不仅有助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而且有助于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增加;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倾向于减少工作时间;但随着经验的增长,个体倾向于增加工作时间;女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为-0.261 3和-0.073 3,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为-0.3443,说明女性和男性的工作时间曲线均向右下倾斜;女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为0.539 5,远高于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因此,政府通过发展农村教育和医疗服务,适当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将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迁移家庭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在多数农民工流入城市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农民工选择返乡。回流农民工创业对增收减贫及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通过对四川省的调研研究了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打工人口数越少、务农时间越短的农民工创业意愿越高。同时,结果也发现户耕地面积越小的农民工创业意愿较高。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创业意愿也具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创业意愿较强。此外,男性相比女性更具创业意愿,但该变量统计上不显著。     

一个基于农户家庭特征的耕地抛荒假说

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决定了耕地经营单位为农户家庭,耕地抛荒的决策单位是农户家庭而非农民个体,因此农户家庭成员特征对耕地抛荒会产生交互作用。在分析农户家庭成员的职业分布、年龄分布、教育程度和收入来源对耕地抛荒影响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并运用该假说阐述了上述特征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机制,认为这些特征在耕地抛荒决策中存在的两种效应:"迁跃效应"与"涓流效应";"迁跃效应"具有突然性与爆发性等特点,而"涓流效应"具有持续性的特点。结合四川丘陵地区9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验证影响耕地抛荒的"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1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教育程度与劳动力数量通过"涓流效应"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此外农业产出也存在抑制作用;2非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与非农收入比重通过"迁跃效应"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耕地面积对耕地抛荒也存在推动作用。最后,根据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性质与影响程度,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注重对农户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提高耕地对农户家庭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海洋灾害与滨海城市护岸的防灾对策

一、与滨海城市护岸有关的灾害类型海洋灾害是为数众多的灾害中危害较大的一类灾害,可分为自然的、人为的以及人为与自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灾害。滨海城市护岸经常遇到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强浪、风暴潮、海水、暴雨、台风、海水倒灌、海岸侵蚀、地震等。人为灾害主要是人类活动,特别是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公害。二、滨海城市护岸的防灾对策一般说来城市海滨的护岸工程对城市沿海地带的安全至关重要。由于护岸本身受到地形、水文、气象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同时又受材料、施工条件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防灾对策也要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联合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农村住户数据,采用多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决策和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生计决策相互关联。总体而言,土地转入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正相关,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负相关。土地转出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正相关,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负相关。②土地流转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等生计策略的关系与农地流转规模相关,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土地转入与非农劳动力转移之间未有显著关系,与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大规模的土地转入与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和非农就业决策显著负相关。③土地流转是否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决策还取决于地区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平原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决策未有显著关系,而机械化程度较低的高山、丘陵、高原等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和非农就业决策分别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替代程度的增强,土地流转对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效应减弱。政策建议是:①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劳动力市场发展,推动农户土地流转参与,促进转出户生计向非农专业化转移,促进转入户农地适度规模经营;②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提高农机和农技融合使用深度和广度,提高农机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增强转入户农业劳动力农地规模经营的能力,增加农业生产比较收益。     

如东县不同年限滩涂围垦区土壤pH与养分相关性研究

滩涂围垦是沿海地区开拓土地资源和缓解人地矛盾的重要措施,土壤环境也因此发生剧烈变化。以江苏如东县沿海不同年限的垦区土壤为研究对象,探讨土壤pH值、有机质和氮、磷、钾速效养分的分布情况,pH值、有机质和速效养分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关性随垦区围垦年限而发生的变化。结果表明:如东滩涂围垦区土壤呈碱性,土壤养分较为缺乏;随着围垦年限的增加,垦区土壤pH值下降,土壤养分呈增加趋势,垦区围垦年限对土壤pH值、有机质与速效养分之间的相关性存在一定影响,其中10a围垦期是pH与有机质、速效磷之间相关性变化的转折点。围垦年限不仅对垦区土壤pH值、土壤有机质和速效养分的绝对含量有着明显影响,还影响土壤pH值、有机质与土壤速效养分之间的相关关系,随着垦区围垦年限的增加,人为活动影响程度加深,土壤逐渐从自然的滨海盐土向农业土壤演化,土壤要素间的相关关系逐渐向一般耕作土壤靠近。     

城市化对南昌市降雨变化的影响研究

通过南昌市1951~2007年降雨资料市区站与郊区站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南昌市城市化对城市降雨的影响程度。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虽然城区汛期雨量没有增加,不存在明显"雨岛效应",但是降雨有趋于集中的趋势,降雨年内分配不均匀更加明显;受城市化的影响,城区降雨变化频率将增大,这直接影响到城市现有的和拟建的排水工程标准和雨洪排水工程的安全;城市化使得城区强降雨发生概率增加,其中对大暴雨发生概率的影响最大。     

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与城市融合

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湖北省武汉市的实地调查,用order probit模型研究了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作用,并基于PSM方法对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程度普遍不高,67.3%的农民工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比例只有9.3%。回归结果发现,相对于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来说,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城市完全融合的概率更大。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对农民工城市退休养老生活保障的正式承诺,降低其对未来城市养老生活不确定性的风险预期。同时,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影响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因素,发现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所从事行业、就业单位性质及就业单位是否按法规签订劳动合同等因素均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程度。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增加;相对其他行业及单位,建筑行业和私营企业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能性更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政府应加大监督力度,切实督查企业劳动用工规范,确保"应保尽保"、足额缴纳;企业应充分认识规范劳动用工制度的重要意义,提高经营风险意识;基层工会组织应发挥监督、代理功能,成立劳动争议协调组织,积极参与农民工社会保险相关事务的协调、监督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自身权益保障意识。     

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研究

蔬菜消费在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化学农药的施用严重影响了蔬菜质量安全,推广和施用生物农药成为当前提高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最现实的路径。然而,本文对中国江苏省丰县294户蔬菜种植农户的调查显示,分别有66.00%、71.43%和69.05%的受访农户对生物农药没有认知、没有施用过生物农药和对生物农药的施用效果持怀疑态度。为进一步考察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本文以理性人为假设条件,以农户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对农药的残留认知、家庭蔬菜种植面积、蔬菜价格水平认知作为自变量,并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存在偏误与分离问题,引入带罚函数的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结果显示,具有女性、年龄在40岁以下、感知化学农药残留危害、受教育年限在9年及以上等个体特征和家庭蔬菜种植面积在5亩以下、非农业性收入在3万及以上、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等家庭特征的蔬菜种植农户更愿意施用生物农药,而政府补贴与政府农药施用的技能培训对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的驱动不足。据此,本文提出了,政府应该借助于农业合作组织推广生物农药;加大对施用生物农药的支持力度;指导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应重点建设优质农产品的销售网络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