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金属产业国际产能合作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放缓,金属资源国内需求结构变化,资源约束压力、产能过剩等问题更加突出。如何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化解金属产业难题是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从中国金属产业的现状出发,借鉴美、日产能转移的成功经验,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探索适合中国金属产业开展产能合作的新模式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金属生产和消费大国且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具有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的现实需求,"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金属产能国际转移带来了历史契机。这种契机主要表现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带来全球金属资源消费新的增长点,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了一种新型地缘政治格局,既能增强中国在沿线国家中的贸易话语权,也为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条件。研究指出,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金属产业的产能转移应以"互利共赢"为基础创新产能合作模式:即以产能合作推动产能转移,达到产业互补经济互惠的目的;以产能输出取代产品输出,有效回避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双反"政策;以基础设施援建消化部分产能,在帮助沿线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消化自身部分富余产能。在合作策略上,应注重六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关系;二是实施低端转移高端做强的策略方针;三是全方位开放和深化产能合作;四是开展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和有色金属精深加工工程;五是大力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六是创新金属矿业投资模式。     

基于BRIAM模型的“一带一路”国家低碳能源发展情景研究

针对"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的长期问题决策支撑和研究需要,作者基于自主开发的"一带一路"综合评估模型(BRIAM)和最新可得数据,对"一带一路"国家自主贡献的实施及在《巴黎协定》温升2℃目标下低碳能源发展进行了情景分析和展望。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实施国家自主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到2030年预期每年可减排32亿t左右的CO2,但要最终实现全球2℃温升目标,如果没有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或额外的资金、技术和能力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将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一带一路"国家的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需要从2015年的约12.2%提升至2030年的21%以上、2050年的46%以上,同时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CS)在化石能源中的使用比例将达到41%左右。到21世纪末,"一带一路"能源供给部门的总投资变化并不大,但投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低碳能源及其配套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绿色投资占比大大提高,累计投资将超过100万亿美元。化石能源领域的累计投资从BAU情景下的约71万亿美元分别急剧下降至NDC情景下的60万亿美元和2℃情景下的28万亿美元左右。此外,碳价格的变化还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力、运输等要素价格产生影响。在逆全球化的挑战下,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低碳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是充分展现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并将引领各方在绿色技术、绿色贸易、绿色产能和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发展与合作,共享低碳发展的绿色效益。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日趋活跃,能源关系发展迅速,能源合作已成为中国在中亚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和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供需状况、能源合作的现状,紧接着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面临的诸如中国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弱等挑战,最后就"一带一路"战略下如何深化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提出了加强中国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对策建议。     

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贸易开放则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本文用SBM模型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用以衡量沿线国家的绿色技术进步,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个角度考察了沿线国家贸易开放基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4个因素的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四个变量对"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贸易开放的绿色技术溢出都存在显著门槛效应。进口贸易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随着经济发展两个门槛的跨越而由负转正并逐步增强;在跨越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门槛前后,进口贸易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都为正,但在跨越门槛之后进一步增强。出口贸易在样本期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随四个变量门槛的跨越而逐渐降低,显著性水平也有所下降。(2)沿线国家基于四个门槛变量的通过情况有所不同。跨越基础设施水平门槛和金融发展水平门槛的样本国家较多,跨越制度质量水平门槛的国家次之,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的样本国家还较少。(3)贸易开放整体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比出口贸易,进口贸易更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技术进步。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逐步提升沿线国家在此四方面的发展水平将有利于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充分显现。     

“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中国重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绿色"一带一路"强调增长动力的转换,其落脚点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提升。中国沿线重点省域作为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实施的先锋与主力军,一方面,其更能充分享受到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发展红利,另一方面其战略支撑与撬动作用关乎着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效与进度。本文首次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中国重点省域视角,采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测算并分析沿线重点省域GTFP的发展现状与动因来源;利用断点回归首次定量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重点省域GTFP的影响净效应,并探讨沿线重点省域下一步加快GTFP发展的务实路径。研究发现:(1)沿线重点省域的GTFP发展现状总体较好;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2)"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重点省域的GTFP和技术进步均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影响净效应分别达0. 138和0. 156。(3)研发投入对GTFP和技术进步表现为抑制作用但不显著;经济发展与GTFP表现为"U"型关系,沿线重点省域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GTFP表现为负相关;沿线重点省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对GTFP当前主要表现为负效应,原因受限于沿线重点省域不合理的贸易结构和研发与经济水平的掣肘作用。(4)"一带一路"建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点省域的GTFP均表现为显著正效应,影响净效应分别达0. 143和0. 130,对两大区域的技术进步同样表现为正效应,影响净效应分别达0. 152和0. 161。(5)沿线重点省域下一步应重点从借力对外贸易,发展绿色经济;完善创新机制,重视人才效用;强调科技创新,优化研发结构等方面入手来提升自身的GTFP发展水平。     

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转移研究

贸易将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商品消费地可通过产品的跨地区调入,将与生产相关的碳排放与实际消费相分离,产生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转移的问题。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方法(MRIO),采用投入产出链接技术,将中国降尺度到30个省份(含4个直辖市),建立了"区域-国家-全球"多级尺度嵌套模型及相应的环境卫星矩阵数据库,评估了中国各区域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碳排放,并对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区域和行业流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进行贸易时,国内生产碳排放大于国内消费碳排放,是隐含碳净出口国,属于隐含碳的"国内承担、国外消费"模式。韩国、印度是中国隐含碳的主要出口国家,俄罗斯是主要隐含碳进口国。在中国内部,沿海、东北、内陆、西北及西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隐含碳依次减少,隐含碳排放平衡性具有区域差异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行业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公用事业(电力、热力和燃气)是最大的隐含碳净出口部门,建筑业是最大的隐含碳净进口部门。研究结果识别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关键地区和关键部门,可为宏观层面制定低碳策略提供定量决策和理论支持。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证据与启示

随着全球价值链(GVC)和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入发展,GVC研究框架已成为研究碳排放效率的重要工具。"一带一路"倡议为GVC重塑提供契机,那么GVC嵌入能否成为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新途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在梳理了GVC嵌入对碳排放效率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基于WIOD数据库2000—2014年包含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模型(DDF)分别对这些国家制造业的GVC嵌入程度和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了GVC嵌入对沿线国家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GVC嵌入可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由不同来源引致的GVC嵌入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不同,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提升主要源于发达国家清洁行业和发展中国家污染行业引致的GVC嵌入。(2)GVC嵌入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GVC嵌入更加利于提升沿线国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效率,而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可以通过GVC嵌入方式实现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参与GVC嵌入面临环境污染威胁的风险越大。(3)GVC嵌入主要通过"追赶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改善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其中,"追赶效应"是优先机制,说明GVC的嵌入主要通过改善沿线国家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方式提升碳排放效率;"领先效应"是次优机制,而"创新效应"是待突破机制,说明GVC嵌入对于提高沿线国家制造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有限。     

墨西哥环境流量评估方法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强了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国际合作,提高了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的要求。本文系统梳理了墨西哥环境流量评估的相关规定,分析了墨西哥环境流量评估的方法、计算准则和评估流程,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墨西哥环境流量评估方法,识别了主要的异同点。研究可为完善环境流量评估的理论方法和管理标准提供参考,为河流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合作提供技术支撑。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有关该倡议降低沿线国家环境质量的质疑层出不穷。那么,已实施7年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降低了沿线国家的环境质量以及如何影响环境质量?为考察这一问题,文章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WDI世界银行人类发展指标数据库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构造了国家-年份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环境效应,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一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高了沿线各国的环境质量,在采用安慰剂检验、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进行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②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中,相对环境质量较高的沿线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环境质量较低的沿线国家的环境改善效应更大;③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强化环境规制力度而提高了沿线国家环境质量,但未能显著通过促进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清洁化和影响规模效应而改善沿线国家的环境质量。因此,我国应继续大力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扩大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覆盖范围,通过投资与合作提高沿线国家能源结构清洁化水平,促进其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变。这些发现为更好地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后续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光伏产品出口策略

能源贸易与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我国潜在的光伏产品市场。我国光伏产业加工贸易比重高,基于产品内分工的中间品贸易失衡引发欧美等国反倾销起诉,导致出口市场结构不稳定,可通过一带一路跨国经贸合作,促进产业整合升级与贸易转型,实现海外市场多元化,筹建自由贸易区改善光伏贸易条件,发展国际物流网络提高运输效率。     

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技术创新差异的时空格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关键技术创新差异的扩大将不利于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发展。以技术产出的专利为数据源,运用大数据挖掘工具、泰尔熵指数及空间计量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技术创新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沿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技术创新差异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并以初期震荡向后期平稳有升过度。(2)按地理位置划分的区域技术创新差异呈现高的空间集聚效应,且强强集聚与弱弱集聚具有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部分地区面临陷入技术贫困陷阱风险。(3)沿线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创新差异存在趋同俱乐部现象,个别国家随时间推移可能经历不同俱乐部过度。针对这种趋同特征及各国技术需求特点可划分为4种类别:技术转出区、技术转入区、技术扩散区和技术承接区。技术转出区多集中在东欧某些经济发达、能源依存度高的国家。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减排政策的同时,需要国际社会制定与其相适应的差异化且有侧重的援助方案。(2)技术创新强国在涉及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等事项上应该给予技术需求国让步。同时,技术转移应考虑区域协同及地理邻近的扩散。(3)中国应发挥好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的作用,加强特定区域内共性技术的帮扶力度,建立与适宜国家间关键技术联合研发与示范机制,树立大国形象。(4)中国应加快沿线战略布局,根据不同区域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现状及其技术能力制定差异化的产业和技术转移的政策,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技术合作与贸易往来,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链。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CO2排放的影响路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有效利用中国OFDI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基于2003—2018年45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应用具有阈值和动态特征的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评估中国OFDI对CO2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CO2排放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2)中国OFDI的规模效应增加了沿线国家CO2排放,其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一步抑制了沿线国家CO2排放,且技术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占有主导地位。(3)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OFDI的碳减排效应更多体现在低收入国家。针对以上研究发现,文章认为沿线国家应持续引进中国OFDI,并通过提高能效和推广应用清洁能源打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中国政府应继续鼓励并引导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充分发挥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环境的改善作用,放大中国投资对低收入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应根据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道国实施差异化投资策略,实现中国投资环境效益最优化。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

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CO2排放的影响路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有效利用中国OFDI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基于2003—2018年45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应用具有阈值和动态特征的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评估中国OFDI对CO2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CO2排放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2)中国OFDI的规模效应增加了沿线国家CO2排放,其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一步抑制了沿线国家CO2排放,且技术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占有主导地位。(3)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OFDI的碳减排效应更多体现在低收入国家。针对以上研究发现,文章认为沿线国家应持续引进中国OFDI,并通过提高能效和推广应用清洁能源打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中国政府应继续鼓励并引导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充分发挥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环境的改善作用,放大中国投资对低收入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应根据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道国实施差异化投资策略,实现中国投资环境效益最优化。     

“一带一路”背景下“10+3”财金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研究

自"10+3"财政金融合作机制建立以来,成员国在财金合作领域开展了有效的合作,但是存在不足和局限性。本文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10+3"财金合作框架,包含系统性金融风险救助及预警机制合作、区域货币合作、亚洲债券市场合作、税收协调战略合作、经济政策协调五个合作领域。在这五个领域的合作中,需要适当扩大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货币互换资金规模,提高与IMF贷款脱钩的贷款比例,发挥AMRO的作用以加强地区金融体系的稳定。逐步推进货币一体化并加强区域汇率合作,减少对外部货币的依赖。尽快构建认证模式的亚洲区域性信用评级制度,促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建立税收合作平台,逐步实现区域内税收标准的协调。在做好上述四点的同时,亚投行要发挥积极作用,各成员国需要在经济政策方面进一步加强沟通,借助"一带一路"的地区战略实现各国经济的协同发展。     

国际规范、环境合作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倡议

国际合作项目需符合绿色发展原则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规范。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进一步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倡议如何能够遵循绿色规范,并引领全球绿色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多重深远的战略意义：第一,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有助于规避国际合作风险,绿色化因此具有基础性功能,必须深入推进。第二,从国际环境合作角度来看,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形成国内外统一的生态文明基调,并以绿色理念推动经济的低碳转型,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内容。第三,从外交实践角度,它是中国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领域,有助于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在目前的制度建设下,绿色规范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治理机制设定了方针路线,试图将生态环境因素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全过程。通过借鉴中国本土绿色发展经验,以共建、自愿为特点的机制设计提升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性。目前框架内合作采取软性、灵活的方式,取得了初步合作成效。从推进路径上看,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应以有效的制度建构为基础,推动市场化手段,进而形成更为有效的国际环境合作框架。     

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CO_2排放特征分析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CO_2排放特征分析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和重要支撑。本文以我国"一带一路"沿线37个节点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国际上较为成熟和应用广泛的城市CO_2排放核算方法,编制了节点城市在2005、2012、2015三年的CO_2排放清单,包含工业能源排放、工业过程排放、农业排放、服务业排放、城镇生活排放、农村生活排放、交通排放7个部门的直接排放和外调电力引起的间接排放。本研究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从CO_2排放总量及结构、排放强度、空间聚类三个方面,对37个节点城市的CO_2排放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CO_2排放在数量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排放前5的城市几乎比排放后5的城市的CO_2排放量高出两个数量级。2005—2015年间,"一带一路"节点城市CO_2直接排放总量以年均4. 71%的增长率快速增加,以西北地区节点城市增长最快,以服务业增幅最大。而在空间上始终保持沿海、内陆、东北、西北、西南节点城市的CO_2直接排放量由大到小的顺序不变,其中沿海地区节点城市占到45. 31%。工业能源消耗是"一带一路"节点城市CO_2直接排放的主要来源,占比在71%～78%之间。我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人均CO_2排放及单位GDP的CO_2排放,均低于节点城市所在区域的平均水平。"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西南和内陆地区节点城市单位GDP的CO_2排放水平逐渐提升,2015年呈现出内陆-西南-沿海-东北-西北节点城市的单位GDP的CO_2排放水平逐渐递增趋势。在人均CO_2排放和人均GDP二维空间上的城市聚类结果表明,近1/2节点城市处于"低排放、低经济"组,以西南地区节点城市为典型; 1/3节点城市处于"低排放、高经济"组,以沿海地区节点城市为典型,是比较理想的城市发展模式;仅3个西北地区节点城市位于"高排放、低经济"组;"高排放、高经济"组仅有舟山、宁波、呼和浩特3个节点城市。本研究结果为"一带一路"各节点城市找出各自的低碳发展路径和模式,因地制宜地提出相关的低碳政策建议提供了依据和支撑。     

中国油气管道法律政策与《能源宪章条约》的兼容性研究

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战略思想、实现全球能源善治、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大领域。《能源宪章条约》是推动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国际法律工具之一。中国油气管道政策法律与该条约之间是否兼容,是决定中国是否加入、能否与其缔约方进行有效合作的前提。解读《能源宪章条约》相关条款以及中国油气管道政策法律,发现加入《能源宪章条约》将使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国家"能够构成《能源宪章条约》意义上的"邻国",并可能使中国面临着承担沉重的"过境输送"义务这一风险;中国油气管道政策法律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已有油气管道政策法律缺少过境输送规定,将会形成其他成员方与中国油气管网相连的法律障碍;海底油气管道立法严重滞后,缺乏过境输送和第三方接入的规定;可用于过境输送的管网分类及区别规定比较混乱,从而与《能源宪章条约》对油气管网的规定不兼容;政策及政策性规定占比过高,从而削弱了法治对油气管道的保障作用;无法确保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第三方市场主体无法获得公平的运输服务。中国油气管道政策法律与《能源宪章条约》远不兼容,如果现在贸然加入《能源宪章条约》,中国将无法承担沉重的"过境输送"义务。中国需要在油气管道政策法律中增加过境输送规定,对海底油气管道进行立法,降低政策及政策性规定占比以强化法治,对可用于过境输送的管网进行协调分类,以及修改或明确有关规定,以确保对来自不同国家的油气过境请求一视同仁。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大气污染的空间交互影响网络及其结构特征北大核心CSCDCSSCI

解析大气污染跨国交互影响网络的结构特征是开展大气污染全球合作治理的基础。文章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的281个城市PM2.5浓度地面监测数据,在信息流视角下,采用大数据因果推断技术—转移熵(Transfer Entropy)方法识别了大气污染的空间传导关系,并构建大气污染空间交互影响网络,从整体结构、块模型等多个层面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大气污染空间交互影响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①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大气污染共存在13335个交互影响关系,其网络密度为0.17,网络直径为3,平均聚类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分别为0.2和1.8,呈现出明显的多重叠加性和小世界特征。②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内部,“一带一路”沿线各城市之间的大气污染空间传导有97.2%以上的最短路径不超过2,在三大洲的城市之间,有96.8%以上的最短传导路径不超过2,显示出较强的网络连通性。③块模型分析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大气污染空间交互影响网络可以分为双向溢出、净溢出、净接收、中间人四个板块,其中欧洲城市主要位于双向溢出板块,而亚洲和非洲城市则分散于四个板块之中,板块间的大气污染存在链式双向传导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从开展科研联合攻关、设立“一带一路”大气污染治理基金、建立大气污染信息共享机制、推进绿色产业合作等四个方面就新时期如何深入开展“一带一路”大气污染合作治理提供了可行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Super-SBM模型和Tobit模型的实证北大核心CSCDCSSCI

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合理、客观地评价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识别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对于促进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利用GML指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及其构成进行计算,并进一步采用Tobit模型识别沿线国家整体及各类别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①沿线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较低,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对较高。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沿线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在2008年左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自2011年起,除低收入国家之外,其余类别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已开始逐渐上升。③自2008年起,技术进步已经取代技术效率,成为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提高的主要动力。④经济发展水平与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U型关系。⑤科技水平和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对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以出口资源型产品、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为主的国家其对外开放水平与可持续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除了低收入国家,从沿线国家整体来看,能源结构对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积极作用。最后针对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应当如何面对和应对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提出了政策建议。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的回顾与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诞生于1986年,是我国针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发起的一项地方试点工作,旨在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推广应用,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相协调。30年来,实验区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突出体现在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内的普及、探索出了一批具有示范推广意义的地域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发挥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可持续发展成就的窗口作用三个方面。但是,实验区建设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顶层设计存在缺陷、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布局中没有占据应有位置以及能力建设工作滞后三个方面。随着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的形势变化,特别是国际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国内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实验区建设新的历史使命。着眼未来,实验区建设应在深入分析总结30年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以统筹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为目标,以破解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着力点,以创新为动力,着力探索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凝练可持续发展典型模式,为国内同类地区可持续发展发挥实验和示范效应,并依托"一带一路"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鲜活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