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隐含污染转移研究

本文基于WIOD、UNCTAD数据库,以8种污染物作为污染排放指标,构建了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环境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并测算了中国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量及双边贸易污染转移量,继而引入贸易污染条件分析双边贸易对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国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在观察期(2000—2011年)内均为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国,且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先升后降,而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净出口量却逐年递增。2011年中国基于生产端核算污染排放总量达685.69亿t,基于消费端核算污染排放量为635.50亿t,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总量达50.19亿t;双边贸易污染转移中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2011年美国、欧盟、日本通过贸易向中国分别净转移污染物总量分别达到26 464.48万t、40 837.45万t、8 001.19万t,但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并不存在单向污染转移关系。中美、中欧、中日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介于0.95~61.89之间,即双边贸易在恶化中国环境的同时对促进美国、欧盟、日本环境的改善作用明显,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介于0.40~6.41之间,因而双边贸易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环境影响并不确定。中国与任何伙伴国之间采掘业、电力煤气供应业等行业的贸易均严重增加了国内污染物排放。意味着:一方面,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等政策已改善了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未对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排放产生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不仅需要提高资源密集行业生产技术绿色化程度,更要严格控制这类行业的进出口贸易。     

增加值视角下中国省域净碳转移权责分配

碳排放核算及碳排放权地区分配,是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能力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关键。利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和MRIO模型,从价值链渠道层面揭示了省域净碳转移方向及根源;基于国家价值链理论,对国内省域产品流出增加值进行分解,以省内增加值占比为分担因子,提出了中国省域净碳转移责任分担标准。研究发现:(1)2015年中国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存在显著差异,中间产品和最终需求调出、调入隐含碳是省域碳转移的主要原因。(2)中国通过对外贸易存在净碳转移,国内经济发达省份通过国内贸易对欠发达省份存在净碳转移;西北、东部沿海区域分别是国内最大净碳转入、转出地区。(3)省域间国内净碳转移应由碳转入地和转出地共同承担,净碳转出省份应增加碳排放责任,而净碳转入省份应减少碳排放责任;省域碳转入责任分担由流出贸易隐含碳及省域流出贸易本地获益能力决定,而碳转出责任分担由流入贸易隐含碳及省域贸易来源地获益能力决定。该研究对制定地区差异化碳减排政策、完善考虑碳转移的省域碳排放核算方案及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构建等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基于LMDI方法的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分解

对国际贸易产生环境影响的定量研究正日益受到关注,特别是对隐含碳的研究.以中国2005年为例,对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进行估算,应用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LMDI)对影响隐含碳净转移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因生产排放碳量远大于其消费需要排放的碳量,从国外净转移到中国的隐含碳为395.66MtC;净转移隐含碳影响因素中强度效应(进出口商品完全碳排放系数差异)贡献率为60%,规模效应(进出额差异)贡献率为55%,结构效应(进出口结构差异)贡献率为-14%,此结果表明中国相比国外的高碳排放强度是造成目前碳转移额外增加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构效应发现中国主要净出口行业大部分不是高碳排放强度行业,而净进口行业却主要由高碳排放强度行业构成,特别是与碳排放密切相关的能源行业居净进口行业首位.     

全行业口径下中国区域间贸易隐含虚拟水的转移测算

区域间贸易隐含虚拟水转移对于地区水资源科学利用和水资源管理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水资源扩展型MRIO模型和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基于全行业口径对中国区域间贸易隐含虚拟水转移进行了测算,重点从区域间贸易隐含虚拟水转移的整体现状、主要流向、产业分解及对地区水资源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本文研究发现:1动态来看,东北区域、中部区域和南部沿海区域虚拟水净流出情况发生逆转,西北区域和西南区域始终为虚拟水净流出地区;2中国各地区间贸易隐含虚拟水转移量显著增加,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对外转移虚拟水增长幅度较大,中部地区与其它地区间的虚拟水转移量明显多于其它区域间的虚拟水转移量;总体来说,中国各地区的贸易隐含虚拟水转移存在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两条转移路径;3各地区主要的贸易隐含虚拟水流出行业具有明显的行业共性,各地区主要的贸易隐含虚拟水流出行业存在区域差异,中部地区为主要的建筑业虚拟水输入地区,京津地区为主要的服务业虚拟水输出地区;4南部地区虚拟水流出占本地水资源的比重低于北部地区,东部地区虚拟水流入占本地完全消耗水资源的比重高于西部地区。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中国应该重视贸易隐含虚拟水对节约地区水资源的重要作用,建立科学的各地区节水型产业结构,改进目前并不合理的区域间贸易结构。     

贸易隐含污染物测算及结构绿色转型研究

该文根据中国2002年和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OECD的国外投入产出表和GTAP Version 7.0的CO2排放强度等数据,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污染物,分析了贸易隐含污染物的行业结构分布以及在主要贸易伙伴国中的贸易流向,并通过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出口规模总量、出口结构变化、投入产出表中间结构变化及单位产值CO2排放量四大因素对出口贸易隐含CO2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2002-2007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贸易顺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隐含CO2、SO2顺差,2002年和2007年贸易隐含CO2顺差达6.21×108t和1.38×109t。2002年和2007年贸易隐含SO2顺差分别为323.99万t和674.54万t;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使我国出口贸易隐含CO2大幅增加,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且出口贸易结构、投入产出中间结构变化也增加了出口贸易隐含CO2的排放。但是单位产值的CO2排放量的降低对抑制隐含CO2增长值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故需要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就是贸易结构绿色转型势在必行。     

中国主要农产品贸易中隐含的虚拟耕地资源“尾效”研究

虚拟耕地资源是当今土地资源方面研究的热点话题,被认为是解决土地资源压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文在计算出1996—2016年中国主要农产品贸易中隐含的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的基础上,运用"尾效"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主要农产品贸易中隐含的虚拟耕地资源"尾效"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约束和促进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谷物贸易中隐含的虚拟耕地资源主要以进口为主,棉花呈阶段性的"U"型和"M"型特征,蔬菜呈"V"型变化特征,油籽呈线性增长趋势,糖料2009年以前在2. 0×104hm2上下波动。中国主要农产品贸易中隐含的虚拟耕地资源"尾效"对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总体呈促进作用,约占6. 51%。其中,棉花、蔬菜、谷物呈现约束作用,阻碍程度分别为4. 17%、2. 30%、1. 28%;油籽、糖料呈现促进作用,促进程度分别为13. 56%和0. 69%,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属于主要农产品贸易中隐含的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较大的国家。同时本文还提出要制定符合国情的耕地资源战略、试点实施虚拟耕地资源战略、创新耕地资源管理体制等政策建议。     

社会经济系统氮素流动及其环境负荷——以长江中下游城市群为例

以长江中下游城市群为例,运用物质流分析方法,定量识别了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氮素流动过程及特征,评估和比较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以及生活消费过程造成的环境氮负荷。研究结果表明,2011年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社会经济系统的氮素输入总量为993.56×104t,氮素输出总量为732.84×104t,工业固氮、饲料进口和能源消费是新增氮素的主要来源,环境排放是最大的氮输出方式。2011年整个系统向周围环境排放的氮总量为760.99×104t,其中向大气、耕地和水体排放的比例分别占47.24%、19.42%和18.60%,6个子系统的环境氮排放贡献排序依次为农业种植(43.83%)工业生产(16.59%)城市生活(16.14%)畜禽养殖(13.96%)水产养殖(6.08%)农村生活(3.40%)。目前,农田施肥过度浪费、畜禽养殖与农业种植脱节且废物处理率低、工业行业高耗能高污染以及机动车大量排放是造成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环境氮负荷的主要原因。今后,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及大量农业活动中,农业种植子系统重点应减少肥料使用量和优化用肥结构,尤其是大幅减少化肥投入;畜禽养殖子系统应适当增加规模化养殖废物还田比例,提高废物资源化和综合利用水平,统筹安排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工业生产子系统应积极推进企业清洁生产,调整和优化工业能源结构,严格执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环境准入;生活消费子系统应在加强生活污染治理、废物资源化利用的同时,严格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     

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转移研究

贸易将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商品消费地可通过产品的跨地区调入,将与生产相关的碳排放与实际消费相分离,产生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转移的问题。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方法(MRIO),采用投入产出链接技术,将中国降尺度到30个省份(含4个直辖市),建立了"区域-国家-全球"多级尺度嵌套模型及相应的环境卫星矩阵数据库,评估了中国各区域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碳排放,并对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区域和行业流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进行贸易时,国内生产碳排放大于国内消费碳排放,是隐含碳净出口国,属于隐含碳的"国内承担、国外消费"模式。韩国、印度是中国隐含碳的主要出口国家,俄罗斯是主要隐含碳进口国。在中国内部,沿海、东北、内陆、西北及西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隐含碳依次减少,隐含碳排放平衡性具有区域差异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行业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公用事业(电力、热力和燃气)是最大的隐含碳净出口部门,建筑业是最大的隐含碳净进口部门。研究结果识别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关键地区和关键部门,可为宏观层面制定低碳策略提供定量决策和理论支持。     

区域排污权交易模型研究

本文在分析了排污权交易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区域污染权交易比传统的排污权交易意义更大，并提出排污权交易地区交叉补贴的设想：将发达地区的排污权交易所得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以解决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乏力以及对发达地区的二次污染和发达地区环境容量资源短缺问题。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假设下，通过建立不同地区排污权交易模型以确定排污权交易总量及其交易价格以及交易所获净增纯收益等。太湖流域由于经济最为发达，环境问题十分突出，是目前我国最适宜率先进行区域排污权交易试点的地区。通过假定太湖流域无锡和常州两市进行排污权交易，并利用两市1991—2000年的环境统计资料等相关资料进行了验证。计算结果表明区域排污权交易不仅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环境效益，而且也是协调环境区域矛盾的重要手段。因此，不同地区间进行排污权交易在我国具有重要意义，在太湖流域等经济发达地区收效尤其明显。     

苏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初探

江苏省南部地区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其基本特点是人口较多、资源利用程度相对充分、环境压力相对较大,在发展中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污染集聚

近年来中国高污染产业逐渐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各地区相应进行一定的环境规制,但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仍急剧上升。探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和高污染性的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带来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文章利用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计算高污染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利用GMM广义估计法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子样本回归分析中分别按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分组,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是相吻合的。结果表明:我国相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倒U型"关系;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废气污染的集聚程度的加深;由转移所带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集聚不十分明显;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地区环境污染集聚加剧; EKC曲线在我国确实存在,但并不显著;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会使得环境污染集聚下降。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在承接转出地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引进绿色排污工具,从而促进转入地和转出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地区应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有效利用原则,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渐由分散治理向集中控制转化,力求从地区源头解决污染问题,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地方政府应该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通过建立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入世前后中国农业贸易引致的就业“创造与替代”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除了粮食安全、比较优势、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外,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生产部门就业的影响一直令人关注,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带来更多就业创造,还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引致更多就业替代?本文运用1994-2009年数据,对入世前后农产品贸易开放引致的农业就业效应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分析,并对在不同情形下我国未来贸易引致的农业就业替代效应的程度和方式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入世后我国农产品贸易引致的农业就业效应呈现出更明显的就业净替代变化;同时,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我国未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实际出口增速与平抑就业替代压力的"理想增速"相距甚远,未来土地密集型净进口所产生的农业就业替代量将在较大程度上超过劳动密集型净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我国农业就业整体"净替代"的趋势可能将长期持续。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本文采用考虑反馈性出口隐含碳的MRIO模型,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14个制造业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而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受到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即只有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越过门槛值后,技术进步路径才能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此外,将制造业分为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类,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还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因此,中国制造业应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在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中的作用,在引进FDI和国外技术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低碳制造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同时,中国制造业还应积极培育自身竞争优势,构建自我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体系,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此外,政府应根据技术创新和引进政策在不同制造业行业中的执行效果,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中国外贸隐含土地实证研究述评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本土和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而不断提高的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不仅对本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成严峻挑战,也对全球土地资源的配置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准确测算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外贸隐含土地资源的流动状况及其变化发展趋势,已经成为有效评价中国与世界土地资源供需结构现状、相互依存程度以及可持续支撑能力的重要前提。本文首先对20世纪末以来与中国相关的贸易隐含土地资源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了这一时期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单就粮食外贸而言,中国是隐含土地资源的净进口国;从全部商品、服务贸易角度看,多数研究证实中国是隐含土地的净出口国;中国人均土地资源消耗水平(土地足迹)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在隐含土地国际流动中扮演着"资源中枢"的角色。文献研究表明,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对研究结果有重大影响,多数用实物方法测算的结果显示中国是隐含土地的净进口国,而多数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测算的结果则显示为净出口国。文章在讨论上述实证研究发现所包含的政策含义基础上,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以及资源环境治理角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最后,文章就未来研究的重点及方向提出两点展望:第一,当前隐含土地资源实证研究的一项迫切任务是通过提高数据质量和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和信度应当成为当前隐含土地资源实证研究的一项迫切任务;第二,重视贸易对全球供应链参与各方所造成的非中性资源环境影响问题,并从多维度和多资源环境要素角度深化对该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要素禀赋、污染转移与中国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对污染天堂与要素禀赋假说的检验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迅速提升的同时污染排放也不断增加,要素禀赋和污染转移对中国制造业实现清洁增长的影响效果如何,深入研究该问题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建立出口商品碳排放含量指标,对全球163个国家1995-2007年的出口商品碳排放含量进行了测算,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具体检验了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在全球和中国是否成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污染天堂假说在全球样本下并不成立,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碳排放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商品。②中国制造业中相对清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长期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理论上这种贸易分工不应增加污染排放,然而伴随FDI大量流入中国制造业,其通过产业关联间接引起制造业污染排放增加,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成立的。因此,中国制造业要实现高增长和低排放,关键需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控制FDI流入对中国制造业的间接污染排放,并鼓励外资企业转移先进的减排技术降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排污量。     

基于方法改进后的中国对外贸易隐含能测算

自2001年起中国成为能源净进口国,伴随着能源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国际社会上不断出现对中国大量进口能源的各种指责。实际上中国进口的能源不仅用于自身的消耗,而且更多的是用于生产和出口大量优质的商品以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明确中国对外贸易中的能源消耗水平就成为准确认识中国真实能源消耗水平的关键。与传统能源消耗水平的测算方法不同,隐含能概念的引入使得对一国最终商品完整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测算更为准确。而在隐含能的测算过程中,测算的关键据是一国的投入产出表数据。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隐含能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以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在测算出口时使用"按固定比例进行分配"法;而在测算进口时放弃使用单一国家或部分国家加权方法计算进口能耗系数的方法,使用由本文提出的将进口国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的方法测算能耗系数,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测算了中国的进出口隐含能和贸易隐含能净值。通过测算不仅使中国贸易隐含能的结果得到进一步的精确,而且还深入到行业内部,对具体行业的隐含能状况进行了分析。测算发现中国在整个贸易过程中实际处于隐含能源的"净输出"状态,而造成逆差的行业主要是采掘和加工业、其他行业、其他工业等。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今后中国对于上述这些隐含能净值逆差行业要在保持已有贸易模式的前提下对其就继续予以扶持和鼓励;而对于隐含能净值为顺差的行业则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如何提高内部技术平和降低能耗上。通过降低出口隐含能水平和增加进口隐含能的方式来实现贸易隐含能收支的均衡。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刻画了2001—2009年间我国14个工业行业与全球38个主要国家间的价值链嵌入度和贸易隐含碳排放程度,并实证研究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显著减少工业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是参与价值链会加剧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通过参与国际分工给中国的环境造成恶化效应,反而促进了环境的改善。此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改善效应更强。其次,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价值链嵌入程度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最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的改善效应主要来源于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的积极作用,全球价值链后向嵌入则会提高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也就是说,提高中国中间品间接出口的比重将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国内增加值率的下降将恶化我国的环境状况。     

中国东部地区农业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度研究

东部地区农业污染已成为我国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该研究对于推进与环境相协调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建设美丽乡村"具有战略指导意义。首先建构了农业环境-经济系统耦合模型及耦合度评价类型;然后基于环境压力水平、强度等方面农业污染风险评价指标,以及农业经济水平、强度等方面农业经济系统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实证研究东部地区农业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及其空间格局。东部地区农业环境-经济耦合空间发展不平衡,大致可划分为5大类型区,农业污染风险高且环境-经济耦合度较差的地区主要在冀北、冀南地区,鲁西北、鲁南地区,苏北地区、闽南地区及粤西地区等,这可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区域污染与经济增长实证: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

考虑区域污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双向作用机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我国1998-2008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6类区域污染物指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验证,探讨区域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仅工业粉尘、工业SO2与GDP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工业废水、工业固废与GDP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工业烟尘与GDP存在负的线性关系,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指出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区域污染问题就会得到全面解决。②人口规模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政府环保管制未能有效控制区域污染排放;加大贸易开放程度对污染排放影响有正有负;产业结构不合理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③工业烟尘、工业SO2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反作用。现阶段,我国区域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反馈机制较弱,给我们敲醒了环保警钟。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路子是我国今后的必然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碳排放

鉴于CO2排放增长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以及我国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减排40%-45%的承诺,本文旨在研究在不断开放和更加开放的中国,FDI对CO2排放的影响.文章使用1978-2008年间的数据探讨FDI对碳排放的影响.通过对我国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我们发现FDI对CO2排放有负的影响,这个结果是由于FDI的技术溢出带来的.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但这并不意味着FDI的流入对我国没有坏处,大量的FDI流入到了污染密集型产业之中.我国应该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有选择地利用外资.出口增长加重了我国碳排放的压力,这个结果是"污染避难所"理论的证据.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减少出口CO2排放的根本途径.农业在经济结构中份额的提高有助于碳减排,这个结果再次验证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条件的农业大省更应该集中资源着力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而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则没有系统的影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