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阶段性特征研究——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检验

利用Eviews 6.0软件,基于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探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自195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具体表现为:(1)互为因果(1952～1978年),这一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耕地的产出在经济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2)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1978～1992年),此阶段耕地资源投入量顺应了经济增长的要求,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3)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1992～2008年),耕地资源作为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的低质量增长,由此产生了重复建设、土地低效利用等问题。因此,关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均衡关系,发现其中的规律,掌握其中的因果变化趋势,适时调整土地政策以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是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基于数量视角的耕地保护政策绩效评价

耕地保护政策的绩效评价是我国粮食安全及土地调控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数量保护的视角,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评价了我国2000-2007年的耕地保护政策绩效,测度对象主要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耕地执法监管政策。研究结果显示,耕地保护政策在数量保护上具有总体效率高(2002年除外)、规模效率递增或保持、纯技术效率高的表征,但是,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与总体效率不能很好拟合且三项效率的综合具有分层性,只有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达到了最佳产出。进而得出结论:2000-2007年,耕地保护政策取得了耕地总量平衡、耕地基本数量维持、建设占用耕地趋缓、耕地违法减少的显著效果,然而,耕地保护政策绩效的年度差异、政策时滞及体制等影响因素的复杂、投入和产出的部分饱和亦表明绩效的不充分。为促进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绩效的提升,提出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用、建立耕地保护责任制度等建议,并对进一步研究作了展望。     

苏南地区耕地质量评价与分区保护研究

耕地质量监测与评估研究是我国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支撑。针对苏南地区耕地保护面临的新问题,整合农用地分等定级、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和土壤侵蚀等相关研究资料,重构耕地综合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加权综合和聚类分析方法,根据耕地基础地力、耕地健康和耕地外部环境的空间分异和组合特征,识别优先保护、地力提升、污染治理和水土保持等耕地类型,分类讨论耕地保护与整治路径。分析表明:苏南地区现状耕地中,优质耕地占比不足65%,近30%的耕地基础地力较差,超过5%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重金属污染威胁。其中,优质耕地集中于茅山以东的太湖平原和沿江平原地区,茅山以西地区基础地力相对较差,宁镇沿江、太湖东北岸部分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和水土流失风险较高,需要因地制宜开展地力提升、土壤修复、水土保持和农业结构调整等治理措施,以增强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国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阶段性特征研究

利用Eviews 6.0软件,基于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探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自195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具体表现为：（1）互为因果（1952～1978年）,这一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耕地的产出在经济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2）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1978～1992年）,此阶段耕地资源投入量顺应了经济增长的要求,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3）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1992~2008年）,耕地资源作为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的低质量增长,由此产生了重复建设、土地低效利用等问题。因此,关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均衡关系,发现其中的规律,掌握其中的因果变化趋势,适时调整土地政策以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是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新一轮农地确权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基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南、江西、江苏三省的农户调研数据,采用Ⅳ-mvtobit等方法,实证分析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对承包地而言,确权会促使化肥施用减少、配方肥施用增加;促使有机肥施用增加,对秸秆还田影响不显著;确权会促使风险偏好型农户在承包地上增施有机肥,对损失规避型农户没有显著影响。(2)对转入地而言,确权仅促使化肥施用减少,对其他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抵押品效应"是存在的,确权通过放松土地经营权信贷配给的机制,提升了农户对抵押物的投资行为(在转入地上增施有机肥);但是,"控制权偏好"并不存在,因为确权并未改变转入地的租金及交易费用。(3)从技术组合视角看,化肥施用-配方肥施用行为之间呈现显著的替代关系,有机肥施用-秸秆还田行为之间相互独立。确权政策可有效促使化肥减少、进而间接促使配方肥施用的增加,这意味着相关研究不能忽视农地确权通过化肥减量而促使配方肥施用增加的间接效应。(4)从政策组合视角看,补贴、提供测土配方信息卡与秸秆禁烧等政策对相应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实证分析时需要控制这类关联政策。虽然,该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对承包地存在积极影响,但对转入地而言的积极贡献非常有限,这或者能解决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中的极小部分问题。未来,可以尝试建立"生态农场"认证制度,以释放土地确权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正外部性,它将为耕地质量保护提供政策抓手,促进家庭农场实现升级换代。     

中国农村转型发展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农村转型发展是推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与消费方式转变,以及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文章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农村转型发展的研究历程,总结了各发展阶段的特点和研究内容,讨论了农村转型发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经历了1949-1978年制度转型背景下以生产力为重心的农村转型,1979-1993年体制转型背景下以经济为中心的农村波动发展,1994年以后发展理念和经济环境演变下的农村转型发展等三个阶段.由于各阶段农村发展的内外部条件不断发生着变化,因此,同一阶段内农村发展的研究重点也有所侧重.最后,从农村发展的宏观战略与理论及方法,农村耕地保护、占用补偿和粮食安全,农村工业化、城乡转型与统筹发展及功能区划分,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及特色优势农业培育,新农村建设机制与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展望.     

论“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构建

我国耕地保护应更多侧重对耕地保护实施主体的内在激励,因此建立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是实现我国切实保护耕地的关键环节。结合近期有关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研究成果,本文从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没有得到相应的经济体现、耕地保护政策损益补偿机制不健全、现行耕地保护的委托—代理机制具有较高的效率损失风险、耕地保护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上未得到有效体现、耕地资源价值核算不完善和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使得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不高等六大方面系统分析了我国现行耕地保护制度缺陷,提出了建立"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对"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资金的筹集和使用、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最后,从建立"三级"耕地保护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城镇居民开征耕地保护税、建立受偿农户耕地保护补偿账户体系以及加强对各级耕地保护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推进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实现切实保护耕地目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当前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现状分析与思考

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土地管理的基本国策，农户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在耕地保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何充分调动农户的耕地保护性。提高农户的耕地保护主动性和责任心，对我国耕地保护效果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江西省16个县（区、市）952户农户的实证调查数据。从对国家耕地政策认识、耕地征用意愿、耕地保护责任认识、耕地质量保护投入等方面剖析了当前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现状。并进而提出调动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对策建议。     

中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成效与局限

1997年至今,我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已在全国范围实施了十余年,其政策目标也经历了由"耕地占补过程"的数量-质量-生态平衡的发展变化。从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执行情况、耕地总量和粮食产量3个指标分别评价不同时期的政策效果。自2001年全国各省(区、市)从总体上已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在"数量平衡"上的要求;但是我国耕地总量却持续下降,补充耕地质量无法得到保障;而且我国粮食产量与耕地数量、质量变化情况也有着直接的关联。虽然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在国内生产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事实上,我国"耕地占补过程"还存在很多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暴露出政策效果的局限性,如:"只占不补"、"多占少补"等违法用地现象未根本遏制;"占优补劣"进一步引发生态恶化;"先占后补"继续发酵社会不公。从公共政策视角,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政策目标上,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过多地强调于确保补充耕地与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平衡",而忽视了耕地占补过程的"质量平衡"和"生态平衡"等多重目标;在政策内容设计上,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更加偏重于对"占用耕地"及其补偿的要求,但缺少对"补充耕地"环节的规范,从而导致我国耕地质量整体水平下降;在政策执行中,由于该政策在客观上增大了耕地供给难度,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目标的非一致性导致行政角色偏差。在此基础上,从政策目标、政策内容、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变和公众参与机制4个方面提出改进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对策建议。     

海外耕地保护的社会化扶持对策及其启示

由于耕地为公众提供了大量的、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非生产性功能,很多国家都把耕地保护作为一个公共目标,并通过社会化扶持手段来得到实施.中国作为一个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占有量低的国家,耕地保护任务更加突出,虽然"切实保护耕地"成为我国的一个基本国策,提出要执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并制定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等一系列耕地保护政策,但耕地保护整体效果却不窖乐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耕地的氛围.本文对当今世界耕地保护社会化扶持的政策依据及实践手段进行综合与分析,并结合我国耕地保护的形势,提出了我国耕地保护社会化扶持的一系列对策措施,包括加快耕地产权制度建设,明确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重视耕地的非生产功能,提高全社会的耕地保护意识;采用综合优惠措施,激励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完善城镇发展规划,严格控制城镇对耕地的侵占;延长农产晶产业链,增加农业产业的经济收入.     

补贴流向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从农户满意度绩效出发,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说,并基于全国率先探索耕地保护基金的成都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耕地保护补贴流向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转出土地的农户比转入土地或未流转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有更高的满意度。土地转出行为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0.3%、4.8%和11%,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14.4%和1.7%。(2)土地转入行为则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上升9.3%、35.4%和0.7%,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下降42.9%和2.6%。为提高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政府应合理分配有限的耕地保护补贴资金,补贴资金应优先向土地转入户倾斜,提高实际上在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土地转入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基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保护探讨

从经济增长规律与发展阶段来看,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的减少趋势还将持续一定时期。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及耕地现状,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到耕地预测模型,并预测了未来耕地变化态势,揭示出耕地损失率高峰值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通过国家粮食安全的态势判断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减少与国家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面积的减少所导致的粮食减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较小,而国家粮食安全水平的变化会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食有效供给的结论。从而提出耕地保护的思路：“十一五”期间,长江三角洲地区应采取积极的保护政策;进入“十二五”之后,耕地保护政策应转为严格控制。为此,还提出了重在保护质量、保护其生态景观功能、加大后备资源开发、减少非农占用、加强政策管理等对策建议。     

2009～2018年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湖南省湿地变化的影响机制与特征研究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于我国稳定耕地面积,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占水田补旱地、破坏生态等异化行为较普遍,如何协调好耕地保护与湿地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亟需解决的热点问题。本研究通过探讨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湿地变化的影响机制,应用转移矩阵、空间分析以及景观开发强度指数等方法,分析了耕地保护政策下湖南省湿地数量的时空变化,研究了该政策对湿地生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有：(1)2009～2018年水田被建设占用是湖南省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2014～2018年水田占补平衡政策虽然有效控制了湖南省湿地面积的减少速率,但也提高了自然湿地转为水田的比率。(2)从空间上分析,由于城市建设占用人工湿地(水田)的原因,长沙市、湘潭市、常德市等经济发达的市区是湖南湿地减少较多的区域,而洞庭湖周边地区则是自然湿地减少较大的区域。(3)2009～2018年来湖南省湿地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程度越来越大,其生态质量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研究认为将来需要继续科学、系统地执行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在严格管控建设用地占用水田的同时,既要加强优质水田的补充,也要注重自然湿地的保护。研究成果可以为将来进一步...     

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与博弈关系

耕地资源安全是耕地保护的上升形式,从耕地资源安全的高度探讨其保障主体行为对于找出当前耕地保护政策失效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和保障主体分类入手,分析了各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在耕地资源数量安全保障方面.中央政府的积极性强于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又要强于地方政府;在耕地资源质量和生态安全保障方面,各保障主体的保障积极性都要弱于数量安全,但中央政府的保障积极性仍最高,地方政府和农民均消极应对;各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耕地资源安全保障政策的总体目标,而从法律上明确保障主体的权利、义务及其行为约束制度有助于规范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的行为.     

不同发展阶段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响应

准确把握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的长期关系对于科学制定耕地保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C-D生产函数和线性回归方法,应用江苏省县(市、市区)面板数据,对不同发展阶段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响应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结果表明:①1996-2004年.江苏省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固定资本、就业人数和建设用地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529、0.318、0.19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5.60k,、4.2%、1.7%;②苏北地区建设用地弹性系数为0.264,明显高于经济相对发达的苏南和苏中地区;③技术效率对地区建设用地扩张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随着发展阶段提升.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小,集约型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建设用地扩张.当前我国总体上处于从工业化中期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时期,应结合不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和功能分区,实行差别化的耕地保护战略和考核办法.     

中国西部环境政策回顾及建议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而屏障作用显著.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对过去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政策进行回顾和总结,辨析其实施成效与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今后西部国土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①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政策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7年)主要是开发带动治理,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之前(1978-1999年)逐渐由开发转变为以保护为主,西部大开发十年期间(2000-2010年)开始全面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②在空间上,通过自然保护区设置、生态移民、财政转移支付和差别化的生态环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③在各项政策和工程实施下,西部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得到明显缓解,同时,农牧民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得到较大提高,在生态环境治理、全社会参与、环保投资等方面探索出诸多成功经验;④生态环境政策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建设多以各个部门主导,缺乏统一规划和政策协调,有些政策缺乏充足的科学依据,生态补偿政策缺乏总体还需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反馈环节还较薄弱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最后提出建议.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的变迁研究

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政府规制变迁历程进行回顾,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加强资源保护的规制建立阶段(1978-1984);完善资源保护的规制强化阶段(1985-1998);促进资源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的规制完善阶段(1999至今).在对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每一阶段政府规制的内容及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基础之上,文章指出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变迁的特征是:规制内容重点从注重保护向促进开发变迁,规制的绩效受到政府管理体制的制约;政府规制变迁的规律是:规制变迁的动因是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经济价值的日益凸显;政府规制变迁的瓶颈是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法分离;政府规制变迁的趋势是:更加关注景区(点)资源的社会价值,在法律上界定景区(点)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     

江苏省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根据江苏省不同来源耕地数据差异,适当修正得到1949~2006年耕地数据序列,引入耕地变化率、耕地分布重心等指标,研究江苏省近60年来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的基本过程及其空间差异,然后运用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初步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并建立耕地数量变化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表明,江苏省耕地面积经历了由增加→急剧减少→缓慢减少→快速减少的变化过程;苏北滨海平原区、中部里下河浅洼平原区及宁镇扬低山丘岗区耕地有所增加,而苏南长江三角洲平原区耕地则急剧减少,耕地重心呈现向后备资源丰富、人地矛盾较为缓和的地区移动的趋势;人口增长与农业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是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预测2020年江苏省耕地总量45449×104 hm2,人均耕地0053 hm2;要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江苏省必须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中国住房发展60年

我国住房发展60年所走过的道路,就是逐步完成从"房住人"到"人住房"、从住宅非商品到住宅是商品转变的过程.在这个期间,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居住条件的日益改善,以及住房研究力量的持续增强,中国住房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章首先阐述了我国60年来住房发展的主要历程.把中国住房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1)学习苏联和探索实践(1949-1957)阶段;(2)极端简约和缓慢发展(1958-1978)阶段;(3)艰难起步和逐步发展(1979-1991)阶段,以及(4)快速发展和体现公平(1992-至今)阶段,并潮述了备阶段的发展成果.其次,把当前世界住宅科技发展的特征概括为"可持续",即可持续建筑设计、可持续建筑设计规范及评价指标的研制和实施、大量可持续/生态住宅实践等.最后,展望了现代住宅及科技发展的趋势与未来,认为符合资源利用效率最高、对环境影响最小和对生物种群最好原则的"三最住宅"是现代住宅和住宅科技发展的潮流.     

山东省典型案例区耕地保护经济合理性研究

耕地转为建设用地能产生高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因而建设占用是我国耕地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建设用地的控制是保持耕地稳定的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构建了耕地保护经济合理性一般均衡分析理论模型.模型研究表明,为有效控制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占用,必须将土地出让收益与种植业收益比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山东省典型案例区耕地保护实证表明,在耕地变化驱动因素保持不变、提高5%和降低5%的3种情景下,为保持现有耕地面积不减少、土地增值收益惠及农民、政府(地方政府、省级和中央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不受损、土地使用者承担相应耕地保护责任,典型案例区单位面积土地出让收益与种植业收益比年变化率至少应保持在1.09%-8.75%之间;单位面积土地出让收益与粮食收益比年变化率应至少保持在4.24%-10.78%之间.上述结果可以为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