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场政策下企业对碳信用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已经在7个省市进行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试点,并拟于2017年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随着碳市场政策的逐步完善,碳排放将成为企业的总量控制目标之一。在全国碳市场即将建立的背景下,研究企业对于全国碳市场政策的预期,分析企业的响应规律,估算企业对于碳信用的支付意愿,对于保障全国碳市场的顺利建立和有效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多边界离散选择的方式,调查了全国范围内29个省市的555家企业,对于由于全国碳市场建立而导致的能源价格提高的接受程度,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企业接受程度的因素,最后估算企业对于碳市场中碳信用的支付意愿。结果显示:(1)企业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的平均值为8.3%,其中碳试点企业可接受的提高比例最高,达到10.2%,非碳试点企业可接受的提高比例最低,为7.5%;(2)对企业接受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显示,企业的能源价格压力,以及企业对于全国碳市场到来的时间预期与接受程度显著负相关;企业对于碳减排技术的了解程度,以及企业对于全国碳市场控制程度的预期与接受程度显著正相关;(3)对于全国碳市场中的碳信用,企业平均愿意支付的价格为79.6元/t CO_2,其中碳试点企业的支付意愿最高,为95.9元/t CO_2,非碳试点企业的支付意愿最低,为72.6元/t CO_2。据此,为保障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顺利建立,实现对企业碳排放的有效控制,政府应该注重降低企业的用能成本,引导与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升级,提高企业对于碳市场政策的认识和了解,并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和不同企业的支付能力差别,合理设定碳价。     

上海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在技术接受模型基础上，加入计划行为理论，以303个上海居民样本的抽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搭建影响居民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整合模型，利用AMOS结构方程进行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居民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技术接受因素（信息交流、感知有用性）和计划行为因素（使用态度、行为倾向）两类；行为倾向和感知有用性是居民产生并提高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居民对绿色技术产品的使用态度无法促使其进一步提高支付意愿，居民间信息交流对其使用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架构绿色技术产品的信息交流渠道，催生城市居民绿色行动力；切实夯实绿色发展观的社会基础，沟通绿色战略与民生民心民意相通；提高居民绿色认知和绿色认同水平，强化居民绿色支付意愿的内动力。     

国家公园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了解与把握游客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是实施旅游生态补偿政策的前提之一。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法获取游客的支付意愿信息,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从游客个人特征、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游客满意度、重游意愿、生态补偿认知等4个方面对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游客具有较高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86.7%的游客表示愿意在每次游览黄山风景区支付旅游生态补偿金,仅有13.3%的游客不愿意支付。游客的支付意愿与游客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2)从回归结果来看,游客的性别、年龄、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对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女性游客支付意愿高于男性,年龄与支付意愿呈显著负相关,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与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学历水平、月收入、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满意度和补偿政策认知等变量对支付意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显著影响。但从统计结果来看,学历水平、黄山环境质量评价、环境破坏的担心度、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满意度对游客的支付意愿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游客月收入水平和补偿政策认知与支付意愿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云南省拉市海流域为例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重难点之一。近年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在运行阶段普遍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农户能否以付费形式参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供给,对于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选取云南省拉市海流域作为案例地点,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测度农户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服务的支付意愿,并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运行成本讨论农户意愿支付水平的成本有效性。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户有意愿且有能力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付费,低、中、高三种处理效果下,农户的实际意愿支付水平可以覆盖适宜工艺的运行成本;各处理效果下,农户的主体意识、与环境改善相关的收入对其意愿支付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收费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应加快建立起农户付费制度,拓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资金渠道。     

公众对古树名木认养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以在北京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为依据,采用排序logit模型论证了公众认养古树名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公众对于古树名木保护的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以及年龄、职业、职业与资源保护的相关性、住所附近是否有古树名木等人口学特征,对公众出资认养古树名木意愿和出劳认养古树名木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为提高公众认养古树名木意愿,提出应首要考虑增强公众参与保护的愉快性,同时加强身边人的支持、克服公众认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加强对认养能获得的益处的宣传、增加古树名木认养等信息的宣传渠道、针对特定人群开展宣传等对策.     

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

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是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基于对云南昆明、浙江杭州、福建厦门、河南信阳等四个城市的570位茶叶消费者的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分析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的因素,通过Interval Censored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消费者额外价格支付水平的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54.2%的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茶叶支付额外价格,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茶叶支付的平均额外价格是高于普通茶叶的5.752%,由此可见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的支付意愿比较高,但其支付水平相对较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对茶叶安全性的担忧程度是影响其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的两个显著因素;如果消费者愿意支付茶叶可追溯的额外价格,则其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对茶叶可追溯体系的态度将显著影响消费者对额外价格的实际支付水平。因此,应该逐步提高消费者的收入,进而提高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的支付意愿与支付的额外价格的能力,以加快中国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同时,社会团体、消费者组织与茶叶生产者应当通过相关的宣传活动,普及茶叶可追溯的相关知识,进而提高消费者对茶叶可追溯体系的信任度,提高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并由此提高消费者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的支付水平。另外,由于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需要生产者和政府承担大部分的生产成本,政府应该通过降低可追溯茶叶生产企业的税赋等,调动企业生产可追溯茶叶的积极性,促进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和完善。     

认知资源对公众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南京市暴雨灾害防御的实证

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措施的改进是防灾减灾的有效手段,但如何在辨识公众支付意愿的基础上,构建多方成本分担的灾害防御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成本分担的视角出发,以南京暴雨灾害防御为例,分析公众对增强型城市气象灾害防御的支付意愿及认知资源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由Prob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组成的递归混合模型,探讨认知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公众支付决策中的重要性。研究表明:认知资源的作用十分明显,且随着公众对暴雨灾害风险感知、防御措施了解程度、防御制度认可程度的提高,公众支付意愿越强。而暴雨灾害风险感知又受到灾害趋势认知和经历的共同影响,这两个变量分别影响风险感知的广度和深度,但受教育程度对风险感知深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核心建议是从满足公众对城市暴雨灾害风险、防御措施、灾害趋势等知识的需求,政府应该加强暴雨灾害科普宣传的主动性、提升主管和协同部门的公信力;规范科普知识内容、拓宽科普渠道。     

雾霾会促进公众绿色投资意愿么?——基于SEM的实证研究

当下雾霾天气愈发严重,全国各省市相继推出一系列雾霾治理政策,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涌现,一方面政策大力支持环保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投资者对于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因此研究雾霾相关政策如何引导公众参与绿色投资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根据雾霾污染程度及政策力度两个指标,将中国省级区域划分为高、中、低雾霾敏感区,基于"风险感知-态度-行为"理论框架,设计里克特5级量表,对高、中敏感区人群按照雾霾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绿色投资意愿三个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以低敏感区投资者的绿色投资意愿进行对照分析,共收集有效问卷517份,利用SPSS和AMOS等软件进行数据测算以及模型拟合,研究雾霾风险对公众绿色投资意愿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对于高、中敏感区投资者来说,绿色投资意愿与纯粹的风险偏好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在风险偏好与雾霾风险感知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公众绿色投资意愿与雾霾风险感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对照分析表明,低雾霾敏感区与高、中敏感区的绿色投资意愿同样强烈。公众的绿色投资意愿的表现为:公众投资者期望提高绿色金融产品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愿意接受低于常规收益的雾霾治理类投资产品,并看好环保类股票的投资价值。这表明充分披露雾霾天气情况,提高绿色金融产品标的资产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以及加强监管等,都有利于促进公众的绿色投资意愿,且该意愿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引导各地区绿色投资的协调发展具有良好前景。同时投资者对绿色投资不存在先入为主的风险水平判断,在合理的引导下,绿色产业可能获得平等或更多的融资机会。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支持有资质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及绿色股票;金融机构应有针对性地推出环保类投资理财产品,丰富绿色投资市场的产品种类,为环保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让公众投资者拥有更多参与绿色投资的机会。     

基于“双碳”目标的碳排放控制政策设计

该研究采用环境政策分析的一般模式,对"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控制政策进行了初步设计。在完成碳达峰目标过程中,已有的碳排放源主要通过采用较先进的技术,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方式控制碳排放;新排放源则需要采用最先进的减少碳排放的技术才能被准许进入市场。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可再生能源产业逐渐成熟,开始规模化地替代化石能源;但只要使用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源的减碳成本仍然低于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碳排放源就需要继续减排。空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基础政策主要是固定源基于技术的排放标准、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分行业制定碳排放绩效标准是可行的,但仅依靠单独的政策手段实现碳减排目标是有局限的,将碳排放纳入排污许可证则是有必要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管理可完全忽略传统空气污染物的时空分异性。碳减排是国家尺度的政策,不需要将国家尺度的目标分解为区域目标,具体减排目标是分行业制定的。碳排放源本身的减排贡献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在边际减碳的同时为国家能源转型提供动力和资金应当是主要目标,碳税具有实现上述目标的天然优势;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由于其具有更好地刺激先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减少碳排放的特点,也有其应用的必要性。建议两项政策并行实施,对于选择碳交易政策的企业,可以豁免碳税政策。     

认知资源对公众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br# ——基于南京市暴雨灾害防御的实证

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措施的改进是防灾减灾的有效手段,但如何在辨识公众支付意愿的基础上,构建多方成本分担的灾害防御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成本分担的视角出发,以南京暴雨灾害防御为例,分析公众对增强型城市气象灾害防御的支付意愿及认知资源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由Prob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组成的递归混合模型,探讨认知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公众支付决策中的重要性。研究表明:认知资源的作用十分明显,且随着公众对暴雨灾害风险感知、防御措施了解程度、防御制度认可程度的提高,公众支付意愿越强。而暴雨灾害风险感知又受到灾害趋势认知和经历的共同影响,这两个变量分别影响风险感知的广度和深度,但受教育程度对风险感知深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核心建议是从满足公众对城市暴雨灾害风险、防御措施、灾害趋势等知识的需求,政府应该加强暴雨灾害科普宣传的主动性、提升主管和协同部门的公信力;规范科普知识内容、拓宽科普渠道。     

碳中和目标的公平性评价——基于碳配额分配模型

承担减排责任是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碳中和目标已成为气候变化领域的热点,目前明确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已覆盖全球超75%的温室气体排放。合理地评价和比较各国/地区碳中和目标将成为全球盘点的重要内容,同时对各国提振减排目标具有参考意义。该研究首先利用配额分配模型,研究了全球2℃和1.5℃目标下主要国家和地区需实现的碳中和年份,评价了各国目标年份与全球温升目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模拟主要国家和地区实现碳中和的可仿效路径,以年均减排量、人均排放及人均累计排放等指标评估了各国和地区碳中和目标力度。研究得出：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当前碳中和目标无法满足全球实现1.5℃温升目标的要求;美国和欧盟延续现有NDC目标下的年均减排量,即可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中国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2030—2050年年均减排率为6.7%,年均减排量为1.5℃目标路径下全球的51%,将面临较大压力;中国未来将成为全球累计排放的主力,其未来选择的减排路径对全球累计排放及温升目标均将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该研究提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积极探索双边或多边协作减排模式,实现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深度合作;...     

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

通过对安徽省2000~2011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及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测算分析,并基于STIRPAT模型,运用因子主成分回归方法,构建影响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子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研究表明：安徽省2000~2011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呈逐年递增态势,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均逐年递减态势;安徽省在城市化快速进程中,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建成区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时,碳排放总量将增加1.208 8%、0.202 0%、0.502 3%、4.793 8%、1.066 0%;当能源强度每下降1%时,碳排放总量将减少0.120 2%;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工业化水平提升促进了能源的消耗,成为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鉴于此,提出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用地规模、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及开发利用新能源、优化产业结构及提高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建设紧凑型低碳城市、倡导低碳绿色生态的生产消费模式等政策建议,为实现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实现“生态安徽”与“美丽安徽”目标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中尺度（省级行政区）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的研究提供示范     

改善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中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旨在用统计的方法 ,分析影响北京市居民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而付费的支付意愿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家庭收入 ,其次是年龄、家庭人口数和教育水平。其中 ,收入和教育水平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为正 ,年龄和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为负。对调查范围内八个行政区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均值比较显示 ,这八个区居民的支付意愿没有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结论是 ,提高收入水平和环境意识水平 ,是提高公众为改善环境质量而付费的支付意愿的有效途径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随着全球变暖问题的日益严峻,气候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区域发展"三大战略"之一,面临着严峻的碳减排压力。为此,以二氧化碳排放为测度指标,定量分析了1998~2012年长江经济带二氧化碳的时空格局特征,并构建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人口总量、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对长江经济带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碳排放的绝对差异呈增大趋势,相对差异呈波动变化趋势;碳排放与人均GDP(1997年不变价)的相关性较弱;2碳排放空间格局相对稳定,高碳排放区域以江苏为中心,逐渐向四周扩散;3空间面板模型结果表明:人口总量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化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依次为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基于推拉理论的“农二代”耕作意愿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农二代"耕作意愿关系到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和国家粮食安全。基于河南省597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推拉理论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探索了"农二代"分别在近期和远期的耕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近期相比,"农二代"的耕作意愿在远期将会下降。"农二代"耕作意愿在近期和远期的影响因素有同有异。种地经历、家庭类型和农村生活压力等对"农二代"近期、远期的耕作意愿均影响显著且方向相同;种地技能要求、日常家庭开支对近期、远期的耕作意愿均有影响,但前后方向相反。而有些因素仅对"农二代"近期耕作意愿或远期耕作意愿单方面有影响。农户特征和农村推力等方面的因素在"农二代"近远期耕作意愿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农村拉力在近期耕作意愿中作用明显,而城镇拉力在远期耕作意愿中影响显著。最后,根据"农二代"的耕作意愿影响因素,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支撑。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中国区域碳排放权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自适应Lasso方法

中国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自2013年正式启动,至今发展仅有近一年的时间,文章以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公布的碳配额价格为研究对象,考虑国际碳价、国内外经济状况、国内外能源价格和汇率四个维度共13个影响因素,以自适应Lasso方法进行降维和参数估计,并与逐步回归作比较。研究发现:国内区域碳价受欧元汇率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国内的石油价格;国内经济和欧洲经济状况对国内区域碳价有正向影响;而国际碳价与国内区域碳价之间的联系较弱。     

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反事实法的分析

中间消耗的"消耗规模与部门构成"是影响中国出口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1995—2015年数据,在部门归类与形式变换基础上,本文选取"单位产出碳排放量"、"完全消耗系数"与"出口值"为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子,构建"因子变动—反事实构造—效果评价"分析框架,借助规模指数与结构指数对影响因子的变化动态进行描述,并通过反事实构造对"因子变动"的影响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单位产出碳排放量"规模指数单调递减,Spearman偏度系数为右偏态,说明相比于意愿产出而言,非意愿产出"碳排放量"具有内在的规模不经济;"中间消耗"规模指数与碳偏向性指数在截面上始终处于高位水平,时序上出现了显著的递增趋势,说明中国单位出口值的中间消耗量偏大,消耗投入在结构上偏向于高碳部门,与"技术前沿国"美国存在显著"技术差距";"出口值"规模指数呈现"平缓扩张——快速攀升——V型震荡"的阶段性特征,结构指数经历了以基期2002年为顶点、"先下降、后上升、再平稳"的变化轨迹,说明"出口值"作为最具弹性的影响因子,受"亚洲金融危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美国次债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明显,对出口碳排放的推动作用存在伸缩性与阶段性差异。从"因子变动"影响效果来看,中国产出、中间消耗与出口的部门构成具有内生关联,均显著偏向于高碳部门,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产生了叠加性的"正向"扩张效应。基于此,本文认为,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的视角需从产品环节向中间消耗环节扩展,现阶段应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速要素禀赋升级,借力要素价格机制与差别化产业规制政策,从上游环节抑制出口碳排放的输入来源。     

区域旅游业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旅游流动性视角

旅游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借鉴流体力学理论构建旅游流动性概念,对区域旅游流动性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其次,基于自下而上法,考虑区域能源结构的差异,引入修订后的综合碳排放系数测算2000—2017年中国区域旅游业碳排放量,同时对旅游流动性与旅游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最后,以旅游流动性为核心解释变量,基于IPAT模型选择旅游者人数、旅游者人均消费支出、区域技术水平以及航空客运量作为控制变量,分析各影响因素对旅游业碳排放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区域旅游流动性整体水平持续提升,省际差距明显,其均值处于235～11 695人km之间。旅游流动性的分布具备明显梯度特征,长期保持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格局,其高值区和中高值区逐步由东部的经济发达省区向西部及东北地区扩张演化。(2)中国区域旅游业碳排放量从4 120.70万t增加至20 365.59万t。旅游业碳排放和旅游流动性的马太效应明显,在空间上以京沪粤、甘青宁为核心呈现高流动高排放、低流动低排放的集聚特征。(3)中国区域旅游业碳排放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核心解释变量旅游流动性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U型曲线关系;控制变量航空客运量、旅游者人数、旅游者人均消费支出的作用强度依次减小,上述变量分别增加1%将导致旅游业碳排放量各增加0.33%、0.27%和0.15%。区域技术水平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问卷调查的上海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研究

上海近年来以O₃和PM_2.5为代表的复合型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合理评估大气环境对居民产生的影响对于环境政策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上海500位居民开展了关于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支付意愿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居民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较高,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全市在购买和使用空气净化器和防雾霾口罩方面的开支约为23亿元/a;在所有受访者中,有56%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有支付意愿,且收入、学历和患病程度与愿意支付的概率呈正相关,年龄则表现为负相关;从支付金额来看,有支付意愿的受访者对于减少一天雾霾的平均支付意愿为74元/户,推算至2016年全市整体的支付意愿在200亿元左右。其中,学历、收入、家庭人口数、患相关疾病的严重程度及防护意识与支付金额大小呈显著正相关,年龄则表现为负相关。进一步比较上海主要污染物的减排成本和居民支付意愿,从全社会成本角度,进一步开展污染减排具有成本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