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及地位对产业碳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结合目前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引入新的交互项对模型进行创新,从而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我国产业碳生产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做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首先从技术创新效应、结构升级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和低端锁定效应等四个维度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嵌入地位对产业碳生产率的内在影响机制,然后通过匹配TIVA数据库进行全球价值链(GVC)的测度,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地位对中国产业碳生产率具有不同的差异性影响。总体而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会显著促进产业碳生产率,而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则与我国工业碳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关系。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不仅直接影响碳生产率,而且通过技术创新等交互效应间接影响碳生产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地位显著抑制了技术研发对产业碳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目前阶段提升环境规制的强度会降低嵌入程度对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嵌入会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碳生产率。研究认为:在目前阶段我国需要继续加深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同时应鼓励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为此,需要调整好环境规制的强度,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向低碳清洁化升级;不断加快科技创新力度,尽量提升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前向参与,以利于我国产业碳生产率的跃迁。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及地位对产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结合目前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引入新的交互项对模型进行创新,从而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我国产业碳生产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做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首先从技术创新效应、结构升级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和低端锁定效应等四个维度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嵌入地位对产业碳生产率的内在影响机制,然后通过匹配TIVA数据库进行全球价值链(GVC)的测度,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地位对中国产业碳生产率具有不同的差异性影响。总体而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会显著促进产业碳生产率,而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则与我国工业碳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关系。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不仅直接影响碳生产率,而且通过技术创新等交互效应间接影响碳生产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地位显著抑制了技术研发对产业碳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目前阶段提升环境规制的强度会降低嵌入程度对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嵌入会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碳生产率。研究认为:在目前阶段我国需要继续加深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同时应鼓励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为此,需要调整好环境规制的强度,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向低碳清洁化升级;不断加快科技创新力度,尽量提升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前向参与,以利于我国产业碳生产率的跃迁。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证据与启示

随着全球价值链(GVC)和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入发展,GVC研究框架已成为研究碳排放效率的重要工具。"一带一路"倡议为GVC重塑提供契机,那么GVC嵌入能否成为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新途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在梳理了GVC嵌入对碳排放效率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基于WIOD数据库2000—2014年包含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模型(DDF)分别对这些国家制造业的GVC嵌入程度和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了GVC嵌入对沿线国家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GVC嵌入可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由不同来源引致的GVC嵌入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不同,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提升主要源于发达国家清洁行业和发展中国家污染行业引致的GVC嵌入。(2)GVC嵌入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GVC嵌入更加利于提升沿线国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效率,而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可以通过GVC嵌入方式实现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参与GVC嵌入面临环境污染威胁的风险越大。(3)GVC嵌入主要通过"追赶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改善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其中,"追赶效应"是优先机制,说明GVC的嵌入主要通过改善沿线国家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方式提升碳排放效率;"领先效应"是次优机制,而"创新效应"是待突破机制,说明GVC嵌入对于提高沿线国家制造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有限。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本文采用考虑反馈性出口隐含碳的MRIO模型,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14个制造业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而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受到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即只有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越过门槛值后,技术进步路径才能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此外,将制造业分为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类,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还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因此,中国制造业应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在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中的作用,在引进FDI和国外技术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低碳制造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同时,中国制造业还应积极培育自身竞争优势,构建自我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体系,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此外,政府应根据技术创新和引进政策在不同制造业行业中的执行效果,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转移研究

贸易将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商品消费地可通过产品的跨地区调入,将与生产相关的碳排放与实际消费相分离,产生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转移的问题。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方法(MRIO),采用投入产出链接技术,将中国降尺度到30个省份(含4个直辖市),建立了"区域-国家-全球"多级尺度嵌套模型及相应的环境卫星矩阵数据库,评估了中国各区域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碳排放,并对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区域和行业流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进行贸易时,国内生产碳排放大于国内消费碳排放,是隐含碳净出口国,属于隐含碳的"国内承担、国外消费"模式。韩国、印度是中国隐含碳的主要出口国家,俄罗斯是主要隐含碳进口国。在中国内部,沿海、东北、内陆、西北及西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隐含碳依次减少,隐含碳排放平衡性具有区域差异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行业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公用事业(电力、热力和燃气)是最大的隐含碳净出口部门,建筑业是最大的隐含碳净进口部门。研究结果识别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关键地区和关键部门,可为宏观层面制定低碳策略提供定量决策和理论支持。     

中国贸易隐含污染转移研究

本文基于WIOD、UNCTAD数据库,以8种污染物作为污染排放指标,构建了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环境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并测算了中国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量及双边贸易污染转移量,继而引入贸易污染条件分析双边贸易对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国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在观察期(2000—2011年)内均为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国,且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先升后降,而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净出口量却逐年递增。2011年中国基于生产端核算污染排放总量达685.69亿t,基于消费端核算污染排放量为635.50亿t,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总量达50.19亿t;双边贸易污染转移中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2011年美国、欧盟、日本通过贸易向中国分别净转移污染物总量分别达到26 464.48万t、40 837.45万t、8 001.19万t,但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并不存在单向污染转移关系。中美、中欧、中日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介于0.95~61.89之间,即双边贸易在恶化中国环境的同时对促进美国、欧盟、日本环境的改善作用明显,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介于0.40~6.41之间,因而双边贸易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环境影响并不确定。中国与任何伙伴国之间采掘业、电力煤气供应业等行业的贸易均严重增加了国内污染物排放。意味着:一方面,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等政策已改善了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未对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排放产生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不仅需要提高资源密集行业生产技术绿色化程度,更要严格控制这类行业的进出口贸易。     

基于碳排放权价值的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测度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碳排放大国和出口强国,中国获得贸易顺差的背后是生产出口产品所带来的巨量碳排放。科学测算碳排放导致的价值损失,对“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通过构建嵌入式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从双边贸易层面和行业层面,分析中国30个省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的现状,并利用碳排放权价值测算各省份对外贸易的环境净损失;在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研究表明,从双边贸易层面看,中国省域出口贸易隐含碳主要由美国和欧盟转入,进口贸易隐含碳主要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转出。对东盟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西南地区,对BRIIMT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北部地区,对日韩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从行业层面看,出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制造业和电热生产供应业,占比之和超过70%,且各省份的行业结构具有一定差异性。进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电热生产供应业和运输业,占比之和约63%。引入碳排放权价值后,中国30省份的绿色贸易利益相比于增加值贸易利益减少0.94%。作为隐含碳净出口国,中国有28个省份在对外贸易中承担环境净损失。其中新疆和甘肃环境净损失的比重最高,分别为69.29%和57.43%。天津、吉林等7个省份在损失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同时,还承担着净出口贸易隐含碳带来的环境污染。针对结论,该研究提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省域间差异化减排、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建议。     

基于LMDI方法的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分解

对国际贸易产生环境影响的定量研究正日益受到关注,特别是对隐含碳的研究.以中国2005年为例,对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进行估算,应用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LMDI)对影响隐含碳净转移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因生产排放碳量远大于其消费需要排放的碳量,从国外净转移到中国的隐含碳为395.66MtC;净转移隐含碳影响因素中强度效应(进出口商品完全碳排放系数差异)贡献率为60%,规模效应(进出额差异)贡献率为55%,结构效应(进出口结构差异)贡献率为-14%,此结果表明中国相比国外的高碳排放强度是造成目前碳转移额外增加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构效应发现中国主要净出口行业大部分不是高碳排放强度行业,而净进口行业却主要由高碳排放强度行业构成,特别是与碳排放密切相关的能源行业居净进口行业首位.     

中国制造业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建立制造业部门能源消耗碳排放模型,将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分解为产出规模、部门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等四个方面因素。以能源强度为标准把制造业划分为能源密集型行业和非能源密集型行业两类。结果发现:①从逐年效应来看,产出规模是碳排放增加的最大拉动因素,能源强度是碳排放较强的抑制因素,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两个因素影响相对较小,产出规模增长抵消了能源强度对碳减排的贡献导致碳排放总量增加。以1996年为基期,至2011年,除能源消耗强度的累积效应为负值外,其余三种因素的累积效应均为正值。②相较于非能源密集型行业,能源密集型行业数目虽少,对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影响更大,但非能源密集型行业减碳潜力巨大。     

FDI的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日益引起各方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行业的碳排放的影响如何?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何种技术渠道对中国的碳排放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都是当前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利用中国1999 - 2008年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反映外商直接投资不同渠道的效应的指标,并对35个工业行业按照排放强度进行分类,本文实证检验了FDI的技术效应对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全行业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技术影响渠道方面,FDI的人员流动效应的正面影响显著强于FDI的竞争、示范效应.分行业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高排放行业碳排放无显著影响,但对低排放行业碳的排放具有显著的积极影晌.最后,本文建议我国继续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以充分发挥FDI对工业行业碳排放降低的积极作用.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技术创新与企业排污强度

贸易与环境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同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是环境效应改善的关键动力。该研究在阐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企业排污强度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排污强度的影响,并使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和制造业分行业数据进一步验证核心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总体上表现出正向环境效应,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可以降低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这一核心结论在经过更换衡量指标、更换样本数据以及内生性讨论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通过产出效应与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企业排污强度;(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技术水平以及区域特征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外资企业、高技术水平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排污强度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4)与传统新古典框架探讨环境问题关注...     

增加值视角下中国省域净碳转移权责分配

碳排放核算及碳排放权地区分配,是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能力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关键。利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和MRIO模型,从价值链渠道层面揭示了省域净碳转移方向及根源;基于国家价值链理论,对国内省域产品流出增加值进行分解,以省内增加值占比为分担因子,提出了中国省域净碳转移责任分担标准。研究发现:(1)2015年中国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存在显著差异,中间产品和最终需求调出、调入隐含碳是省域碳转移的主要原因。(2)中国通过对外贸易存在净碳转移,国内经济发达省份通过国内贸易对欠发达省份存在净碳转移;西北、东部沿海区域分别是国内最大净碳转入、转出地区。(3)省域间国内净碳转移应由碳转入地和转出地共同承担,净碳转出省份应增加碳排放责任,而净碳转入省份应减少碳排放责任;省域碳转入责任分担由流出贸易隐含碳及省域流出贸易本地获益能力决定,而碳转出责任分担由流入贸易隐含碳及省域贸易来源地获益能力决定。该研究对制定地区差异化碳减排政策、完善考虑碳转移的省域碳排放核算方案及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构建等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中国林产品行业隐含碳的计量研究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结合行业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研究和测算了2007年我国各行业的隐含碳排放。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隐含碳排放总量高达96.20Gt,各行业间的隐含碳排放量差异较大;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量占我国隐含碳排放总量的3.22%,林产品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占行业隐含碳排放的28.25%;林产品行业直接碳排放强度占其隐含碳排放强度的1.92%。为了实现碳减排,我国应该调整外贸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升生产管理和生产技术水平,并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     

中国政府公共支出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

在"节能减排"呼声日益高涨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碳排放行业的环境公共支出力度。本文根据1998-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政府支出和碳排放的双向作用机制,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联立方程模型中引入政府公共支出变量,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既具有负向的直接作用,能够发挥减排效应,又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发挥间接作用,间接效应的强弱和方向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在均值收入水平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中正向的间接效应占主导地位,从而使得总效应为正,不具有减排效应。此外,我们计算得出CO2倒N型曲线的转折点为720元和271 445元,到2011年我国所有省份都处于CO2倒N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人均收入提高会直接增加碳排放,并且离跨越转折高点还有较远距离。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均物质资本、经济开放度和产业结构都对碳排放存在正向影响,会加剧地区的碳排放污染;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人口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下会增加人们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从而减缓碳排放进程。因此,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亟待实施差异化的公共支出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出口贸易的持续扩张,中国碳排放量不断增加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有关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的研究亦方兴未艾.本文运用1995年-2007年期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角度,就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代表规模技术效应的人均收入和碳排放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国存在碳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代表结构效应的资本劳动比和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贸易所产生的结构效应是消极的,这为"污染避难所假说"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贸易自由化的总效应使得我国碳排放量增加.此外,本文还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控制和降低碳排放量的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

作为出口贸易大国,中国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总量相当可观,而且还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1997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核算,结果分别为290.61Mt和940.69Mt,占中国生产活动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8.47%和45.53%。进而构建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将影响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为4种:直接碳排放强度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出口总量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并以1997-2007年为样本期,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述4个因素的贡献值分别为-638.95Mt、132.41 Mt1、266.38 Mt和-109.77Mt。可见造成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其次是中间生产技术的变化。虽然直接碳排放强度下降和出口结构改善都产生了一定的减排效应,但是相对于巨大出口量所产生的增排效应,仍显得微不足道,因而中国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还是呈不断增长态势。     

中国绿色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

随着全球各国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我国政府对绿色发展日益重视,并将其设定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必然过程.然而对我国经济发展一直起到重要作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随着我国经济和FDI的快速增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包括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等却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这一关联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污染转移问题,引发人们对于“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存在的担忧.尽管公认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会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但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和总量的增长是否会对我国环境产生影响,是否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现象?就这个问题,目前研究都以实证或案例分析为主,尚缺乏贸易理论角度的分析.本文创新的将FDI理论与贸易污染转移理论模型相结合,推导出FDI污染转移模型,得到结论认为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垂直型FDI的确会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了验证该理论模型,本文使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相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确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制革与毛皮鞣制业、造纸业等重度污染行业,这与我国的绿色发展路径是相悖的.因此,我们建议我国需要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政策,在行业层次设定环境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染企业的进入.     

碳排放比较优势视角下环境和贸易关系的研究

本文借鉴比较优势理论的思想,建立了一个碳排放比较优势模型,分析了在双边贸易中环境和贸易的相互影响。结果显示,环境和贸易的相互影响取决于贸易双方成本比较优势和碳排放比较优势的一致性,当二者一致时,贸易能够降低两国总的碳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反之,贸易则会提高碳排放总量,降低环境质量。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网络特征测度及其差异化影响效应研究

制造业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行业,其减排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总体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进程。随着制造业行业间的关联效应不断强化,在中间品流动的过程中碳排放也随之在行业间发生转移,隐含碳已经成为行业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构建中国制造业的"产出—碳排放"矩阵,采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碳排放的网络结构特征,选取面板校正标准误估计方法从要素密集和板块分布角度探究制造业碳排放影响效应的异质性,主要结论为:制造业网络结构特征对碳排放存在显著影响,中间产品流动导致的碳转移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得到充分体现。制造业的中心性特征对碳排放具有正向影响,行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和碳排放联系增强,使得制造业总体碳排放量上升。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处于产业链的中游,与产业分工地位对应的中心度对其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基本位于产业链的两端,中心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明显不足。进一步将制造业划分为受益板块和溢出板块的结果表明,受益板块行业为碳排放网络中主要的碳排放引致行业,通过引入其他行业的中间产品,可以实现向其他行业的碳转移以减缓网络结构对其碳排放的影响,溢出板块行业为其他行业提供高碳产品的同时承担了过多的碳排放责任,受到碳排放网络结构的约束较大。在不同类型制造行业特征的基础上,应针对其网络结构特征制定分类减排的差异化方案,对于直接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应加快淘汰落后生产技术和更新先进的机械设备,降低高碳产品供给水平进而减少碳排放。针对大量高能耗中间品流入的制造业行业,优化生产结构并促使其减少高碳中间产品的使用,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输入型碳排放,以实现制造业碳减排目标。     

中国外贸隐含土地实证研究述评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本土和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而不断提高的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不仅对本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成严峻挑战,也对全球土地资源的配置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准确测算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外贸隐含土地资源的流动状况及其变化发展趋势,已经成为有效评价中国与世界土地资源供需结构现状、相互依存程度以及可持续支撑能力的重要前提。本文首先对20世纪末以来与中国相关的贸易隐含土地资源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了这一时期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单就粮食外贸而言,中国是隐含土地资源的净进口国;从全部商品、服务贸易角度看,多数研究证实中国是隐含土地的净出口国;中国人均土地资源消耗水平(土地足迹)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在隐含土地国际流动中扮演着"资源中枢"的角色。文献研究表明,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对研究结果有重大影响,多数用实物方法测算的结果显示中国是隐含土地的净进口国,而多数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测算的结果则显示为净出口国。文章在讨论上述实证研究发现所包含的政策含义基础上,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以及资源环境治理角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最后,文章就未来研究的重点及方向提出两点展望:第一,当前隐含土地资源实证研究的一项迫切任务是通过提高数据质量和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和信度应当成为当前隐含土地资源实证研究的一项迫切任务;第二,重视贸易对全球供应链参与各方所造成的非中性资源环境影响问题,并从多维度和多资源环境要素角度深化对该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