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机制的减排有效性评估及影响要素分析

驱动管理对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一项重要功能。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减排机理和倍差法原理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减排有效性评价方法,通过碳排放权配额总量松弛度计算、管理对象分别在对照期和实验期的相对减排率测算比较,建立起机制减排有效性充分必要条件的判断矩阵,对我国7个碳交易试点机制进行减排有效性的评价和分析,提炼出影响碳交易机制减排有效性的要素,为国家碳交易机制运行提供参考。研究表明:在管理对象具有减排潜力的情况下,如果配额总量供给低于碳排放需求,碳交易机制能有效地发挥促进减排的作用;当管理对象处于边际减排效应递减阶段时,配额总量的松紧程度对碳交易机制的减排有效性影响不大;碳交易机制所处经济体的整体碳排放水平和经济结构变化程度对减排有效性具有较大的影响。影响碳交易机制减排有效性有4个关键要素:碳交易机制管理对象的减排潜力大小、配额总量松紧度、碳价水平和经济波动幅度。建议:(1)优先选择减排潜力大的企业进入碳交易机制,对行业的减排潜力进行预评估,根据减排潜力大小设置合理的配额总量;(2)对配额总量设定采取定期评估与调整机制;(3)运用财政或金融手段将碳价维持在合理的价格水平区间内,使其发挥刺激企业采取主动减排行动;(4)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环境状态对碳交易机制的部分要素进行因地制宜的调整,以增强碳交易机制的减排有效性。     

"政府-企业"节能减排互动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能源资源的短缺、环境污染破坏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渐显著.企业作为节能减排工作的主要参与者,经常陷入节能减排投入成本高、担负责任大,却经济效益少的现实境地.与之相反,政府则可以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享受到企业节能减排所带来的各项收益和资源保存收益,这将影响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本文构建了一种政府-企业节能减排互动机制激励模型,可求得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战略中最优的责任分摊比例,并依据模型测度出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投入和各项经济、环境效益指标,从而为政府合理分摊企业节能减排压力提供科学的依据,并使得企业更有动力实施节能减排战略,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     

环境自愿协议机制建设中的激励政策创新

本研究评析了OECD成员国推行环境自愿协议项目中采用的主要激励性政策手段,解析了我国可用于配套支持环境自愿协议的主要政策工具实施现状,并提出了未来深入推进我国环境自愿协议机制建设的激励政策创新建议。结果表明,作为一种综合性环境管理机制,环境自愿协议机制已成为国际环境政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环境自愿协议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配套激励性政策的设计是否到位;目前,我国开展环境自愿协议项目可运用的激励性政策资源还较少,除了清洁生产政策有该方面的规定外,财税、信贷、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技术创新等政策中尚未对如何促进环境自愿协议机制实施有所考虑,尚未对各地在实施环境自愿协议项目时可以运用哪些政策资源予以明确。建议我国应该加大财政、税费、信贷等政策工具的创新力度,为加快推进我国环境自愿协议机制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

基于碳减排治理全球变暖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探讨了碳交易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及企业减碳优化策略。通过匹配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及所在地区数据,首先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总体衡量碳交易对企业要素投入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后运用平行趋势、滞后两期、工具变量及安慰剂,检验碳交易双效模型的稳健性,并利用三重差分检验是否存在因企业性质不同而造成差异化影响。最后运用中介与调节效应方法,检验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并考察了绿色创新、市场化与政府补贴影响下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碳交易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碳交易促进碳减排,导致营业成本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但同时也显著正向影响资本生产率,促进企业利润与收入增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创新、市场化和政府补贴显著的调节影响下,对碳交易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表明,碳交易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双赢,碳交易的作用在于依次实现碳减排、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协同尚处于“遵循成本”阶段。因此,要建立一套集市场化、政府奖惩和绿色创新为核心的碳交易体系,进一步健全绿色低碳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绿色创新补偿,增强企业自主研发和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绿色技术转化率,优化绿色产业结构,完善配套环保标准和管理规范,诱导企业完成“创新补偿”的蜕变。     

区域大气污染协同减排补偿机制研究

在环境规制逐步从污染排放控制向环境质量管理转型的背景下,现行的单一行政区属地治理和管理模式对区域性流动性的大气污染已力不从心,导致减排目标与环境质量改善不对应,因此,跨行政区域的合作治理亟需管理手段和机制的创新。本文基于大气环境质量目标视角,构建了区域上层管理部门(如国家或区域)和下层所辖各区的双层博弈模型,明确了大气污染减排成本与减排量的函数关系,利用定量分析方法模拟计算出区域减排总成本最小化状况下的污染协同减排补偿标准及各辖区所承担的污染物减排量,提出对实际减排量低于(超过)责任减排量的辖区给予补偿费的征收(奖励)的管理机制,通过市场调节手段实现区域内大气污染协同减排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大气污染重点防控区(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采用2004—2015年的统计面版数据,对区域内所辖各区二氧化硫减排量和协同减排补偿标准进行了定量测算。计算结果表明:为达到国家设定的2030年环境空气质量总体目标,长株潭区域二氧化硫协同减排的补偿费标准为1 506元/t,以该补偿标准作为区域层面二氧化硫协同减排调控手段,可在区域污染治理总成本最小化的同时,实现域内各辖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文章最后就区域污染协同减排补偿机制提出了实施思路及保障措施。基于此研究,区域环境管理部门应设立专项的协同减排基金,专门用于区域大气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一方面用于激励大气污染实际减排量超出本行政区域责任减排量的辖区,目的是为区域空气质量比预期目标更高、对居民健康产生的正向外部性买单;另一方面用于对历史包袱重、减排压力大、治理能力弱的辖区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或扶持;同时,区域环境管理部门还应从组织机构、交易平台、法律法规等方面提供保障措施,确保协同减排补偿机制的顺利实施。     

排污权交易机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双重不利局面。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并且明确了采用市场化机制来治理环境污染的思路。然而,关于市场化机制治理环境污染能否促进绿色发展的研究却相对欠缺。为此,本文在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以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为例,将绿色发展区分为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发展效应,分别构建同时包含好产出和坏产出的曼奎斯特-卢恩伯格指数和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来衡量,以1998—2014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双重差分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中国二氧化硫交易机制实施后虽然促进了绿色发展,但作用甚微;(2)研发强度、治污投入、技术引进促进了绿色发展,而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则阻碍了绿色发展;(3)中国二氧化硫交易机制通过促进研发强度的提高促进绿色发展,而通过抑制治污投入、技术引进削弱其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4)中国二氧化硫交易机制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增强其对绿色发展的抑制作用,而通过降低二产占比、化石能源占比减少其对绿色发展的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通过市场化机制更好地促进绿色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进一步优化中国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机制,充分发挥其"看不见的手"的功能,进一步增加绿色生产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增加治理投入,加大力度吸收先进绿色生产技术领域的外资,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清洁化程度。     

基于区块链的排污权交易创新机制研究

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是环境经济政策有效实行的关键所在。就中国而言,排污权交易的试点实践中存在着因机制的不完备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监管效率低、政企行为异化等现象。区块链技术的引入将创新传统交易模式,形成去中心化、点对点交易、可信任的排污权交易市场。为此,文章首先从目前的排污权交易机制和区块链技术特征出发进行核心技术与应用场景功能需求耦合。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排污权交易监管、二级交易市场构建和排污权交易激励与惩罚机制三个方面搭建基于联盟链Fabric的创新应用框架,综合应用区块链中的共识机制、智能合约、Merkle树、非对称加密等技术。在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的区块链框架构建中就参与主体、交易流程和交易范围分析区块链在各个层面上带来的制度变革和创新。同时,就排污权的申购、出让和交易设计智能合约功能函数和算法,分析智能合约的运行业务逻辑。整体来看,文章在宏观层面挖掘区块链技术在排污权交易领域的场景应用框架,在微观层面上就框架内的每一耦合点分析区块链相应技术的应用机理。在两个层面协同分析说明区块链技术和排污权交易机制需求能够有效耦合,并且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能够促进排污权交易中企业排污行为得到有效的监管,实现二级市场中的排污权申购、出让申请和交易等管理流程智能化和自动化,为跨区域排污权交易提供技术支撑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复杂度。除此之外,基于智能合约的排污信用币发行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中将是推动企业积极参与到交易中的一种全新的激励手段。基于上述分析,研究认为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应用是推动排污权交易的要素市场化配置和环境资源合理分配的一把利剑,将在制度和交易模式上突破传统的交易体系,形成政府和排污企业间环境资源的价值传递网络。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空间减排效应:准自然实验与政策溢出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已然成为我国节能减排的重要环境规制手段之一,但碳交易市场建设在空间维度上的溢出减排效应评估仍然存在不足,减排作用发挥的具体渠道和综合效果亦有待明晰。基于我国碳交易试点2007—2017年的样本数据,利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准自然实验并结合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综合评估碳交易政策实施的空间减排效应;进而立足于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技术进步渠道分析碳交易政策发挥减排作用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整体上有效促进试点地区的碳减排,其中天津、湖北等地响应迅速且显著。碳交易试点政策在有效抑制试点地区碳排放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溢出效应同时有助于抑制邻近地区的碳排放。碳交易政策减排效应发挥存在较长的周期性,长期内其减排作用逐渐显著,且直接减排作用要远强于间接减排作用。经济发展渠道是现阶段碳交易政策发挥减排作用的重要路径,但同时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具有促增威胁,而能源消费则是导致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阻碍。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将成为碳交易政策潜在减排效应有效发挥的关键所在。基于此,积极推动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建设,注重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均衡发展和有序推进,同时强化区域间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和知识技术交流合作,从而形成区域间良性协作的低碳发展模式。     

基于企业自愿信息披露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履责绩效评价

企业自愿信息披露旨在通过公共对话和组织策略,促进企业与社会沟通,探索合作创新途径。这种机制体现了当前社会治理机制转型的方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简称EPR)中的信息责任是这一转型趋势的具体表现。基于企业自愿披露的可持续发展信息评价其EPR履责绩效,可以促进企业主动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全面履行生产者改善产品环境属性,尤其是废弃产品管理的责任,从而改变目前过度依赖政府监管和推动的局限。本文针对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中所涉及的电器电子、汽车、铅酸蓄电池和包装材料四大产品领域,以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简称GRI)数据库中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资料为基础,辅以企业官方网站上自愿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结合EPR制度的具体要求,建立生产者EPR履责绩效评价体系。结果显示:①按照GRI信息披露框架开展信息披露的企业,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信息可以覆盖EPR制度的各项具体要求;②信息披露质量在企业之间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电器电子产品领域的信息披露和得分情况明显好于其他三个产品领域。结论中提出以企业自愿信息披露为切入点,构建企业与公共交流的平台,推动生产企业主动参与EPR制度建设,不断提升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表现。     

电网拓扑结构引致二氧化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机制

本文以碳排放指标的省际空间相关性为基础,揭示省际高压电网互联结构对碳排放指标空间相关性的影响机理。依据1998—2014年中国30省份高压电网省间联络线的投运时序构建空间权重矩阵,以反映省间能源设施互联的紧密程度。使用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克服静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忽略变量偏误;以内生变量的滞后一期为代理变量克服内生性偏误。同时,采用反事实计量的方法分析《大气污染防治计划》配套的12条在建高压线路投运后对碳排放指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高压电网互联使得各连接省份间的碳排放指标呈现出空间同质性的特点,拉高低碳排放省份碳排放指标的同时,有助于高碳排放省份碳排放指标的降低。(2)高压电网互联后,能源强度降低对减少碳排放指标起着关键作用;12条在建高压线路投运后,省间碳排放指标的空间相关性进一步增强,能源强度改善对碳排放指标降低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同时,提升电力占比与改善产业结构也对减少碳排放指标起着重要作用。这不仅实现了省际碳排放指标空间相关性机理分析的方法创新,还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政策对节能减排的影响提供了计量测算方法。     

中国碳交易下的工业碳排放与减排机制研究

中国工业的高能耗投入在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碳排放的急剧增加,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肩负着巨大的减排责任。为了探索减排方式,中国自2013年先后在7个省市建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研究碳交易对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科学评价政策,为全国工业碳交易市场的推行提供合理的建议。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规模工业碳排放数据,首先分别采用DID和PSM-DID方法考察了碳排放交易对工业碳排放和碳强度的影响,其次在使用SFA测算出各省规模工业能源技术效率和能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探讨了碳交易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影响大小。结果发现:(1)碳交易对试点地区规模工业的碳排放量和碳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分别使二者下降4.8%和5.2%;(2)碳交易分别使试点地区的工业能源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显著提高0.03和0.08;(3)碳交易发挥作用的机制与规模工业的能源技术效率有关。能源技术效率的减排效应大于能源配置效率的增排效应,最终导致政策具有减排作用。这些结论说明,想要推进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并使其长期发挥减排作用,必须要加快碳交易市场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包括碳价机制和配额分配机制等,使市场交易与政府调控有效结合;淘汰落后产能,增加研发投入,鼓励工业企业使用新技术;转变能源消费结构,倡导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使用。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机制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我国实施以市场为基础的重要环境规制之一,但此交易市场建设能否诱发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的有关研究仍然不足。以我国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研究对象,采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准自然实验,选取2004—2016年全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评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发效果,并使用排列检验法进行有效性检验;进而,定量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正式运行后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探索七个试点效果差异的成因。研究发现:①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整体上诱发了试点地区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②各试点的政策效果存在一定差异,除重庆外的六个试点对政策响应较为迅速,其中北京、上海的诱发效果最显著,天津、广东、深圳和湖北次之,而重庆试点未能对政策作出充分的响应。③碳排放权交易对低碳技术创新作用中的政策"信号-预期"机制在我国首次得到验证,该机制在除重庆外的试点地区都得到了较好的构建。④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良好的协同作用,促进低碳技术创新,但其未能与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相同作用;除重庆外,碳排放权交易这一市场型环境规制与控制型环境规制也呈现出协同作用。据此,应积极推进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以发挥其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但在统一市场建设过程中应重视地区差异,分步骤稳步推进;还应注重加强政府政策信号管理,引导企业开展低碳技术创新活动。     

二氧化碳动态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影响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可以反映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既是气候政策制定的科学基础,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基于三种方向性距离函数的行为模式构建三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计算方法,测度中国30个省份(未涉及西藏和港澳台地区)1998—2019年间三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并从全国、区域和省份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在进一步分析中,从减排空间和技术进步两个视角构建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同时进行实证检验。测算结果表明:①经济主体从“传统-弱”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为负,从“传统-强”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趋近于零,从“弱-强”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均为正。②三种测量方法下边际减排成本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区域规律一致,均为中部较高,东、西部较低;不同区域和省份间同一种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别较大。影响机制的进一步分析显示:①减排空间和技术进步是影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先后起主导作用。②只有当减排空间足够大,经济行为主体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和节能减排政策处在初始时期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节能减排政策才能起到降低边际减排成本的效果。③技术进步具有周期性。现阶段中国绿色技术处于快速发展的初步成长期,对技术的投入处于沉没成本阶段。虽然削减减排空间能够倒逼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并不能够起到显著降低减排成本的效果。因此,在减排政策的制定中要注重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持续推进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考虑技术进步前期“沉默发酵”的特性,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时要协调推进可持续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对汽车生产企业的影响

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权交易也在筹备当中。然而,作为一个新兴政策,其对参与方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文结合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以及汽车行业的实际特点,系统阐述了碳排放权交易对汽车生产企业的实际影响。     

人工智能与企业污染减排：智能治理的环境效应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技术红利”为企业实现绿色治理提供了新的模式,提高了企业对生产经营过程中污染物排放的治理能力,形成了企业污染减排的新生动力源泉。对此,该研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机器人数据库,系统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人工智能发展产生了“机器代人”的现象,发挥了智能减排的优势,进而对不同企业的污染排放带来了异质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用工成本削减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管理效率提升效应是人工智能影响企业污染减排的具体机制,并从生产末端治理、生产前端控制、生产流程管理上实现企业减排。进一步,在考虑核心指标衡量方式、经济体量和发展政策、政策冲击影响和内生性问题等稳健性分析后,人工智能发展依然具有显著的污染减排作用,并促进了企业生产结构的优化。上述研究结论表明,人工智能为绿色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技术交流提供了快速的通道,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生产结构,促进绿色技术融入企业的生产流程中,极大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提高了企业对自然环境的友好程度,因此政府部门应聚焦人工智能发展领...     

考虑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企业生产优化

文章旨在探究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对排放依赖型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从企业生产运作层面,综合考察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下企业在产品生产、污染削减、初始排污权购置、二级市场交易等环节的最优决策行为,以及其与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企业适宜生产的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空间以及企业是否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二级市场价格临界点,深入论证并厘清了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对企业最优决策及决策结果产生影响的方式及其边际效应;最后,算例分析从多个角度清晰展现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场景以及产污系数、削减成本系数等变化对企业生产决策及其决策结果的复杂影响与变化规律,并验证了所得结论。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在产品产量、污染削减、排污权占用等方面最优决策行为都是追求其边际效应与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相一致,而与一级市场价格无关。(2)企业最优初始配额购置决策由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共同决定,而排污权初始配额则直接决定了理性企业在排污权二级市场的交易状态(出售或购买)及其交易量。(3)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提高对企业产品生产与污染处理环节的净收益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其购置初始配额净收益具有正向影响;相应地,排污权一级市场价格特定时,随着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的提高,企业最优利润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U"型变化趋势。(4)初始有偿分配可以有效遏制排污权这类公共资源分配中腐败问题的滋生并体现公平性原则。研究结论可为排污依赖型企业适应与利用排污权两级交易市场并合理制定生产决策,以及政府完善机制设计与调控策略等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清洁发展机制下碳信用交易生产理论剖析与借鉴

由于全球变暖导致的各种极端天气现象频繁发生,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是目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碳信用交易的产生为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在国际碳信用交易市场上,我国是主要供给者,但参与交易尚处于CDM项目阶段,不能参与碳信用的二级市场交易并且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这不利于在国际碳市场上争夺定价权。本文系统研究了CDM机制下我国企业参与碳信用交易的理论及实践问题。首先对Putty-Clay Vintage模型进行了深入分析,阐述此碳信用交易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评价其贡献和不足,重点在于提出了企业参与碳信用交易的分析框架,有助于他们在一定的碳减排成本约束下实现最优化生产。其次,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效率低,要从根本上降低CO2排放量实现节能减排,必须为企业搭建平台实现国内碳信用交易。因而,针对我国发展碳信用交易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探讨了该生产理论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条件价值评估法自愿支付工具与强制支付工具比较研究——以沂蒙湖国家水利风景区游憩价值评估为例

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支付工具分为自愿支付工具(如捐赠)和强制支付工具(如征税、门票)。支付工具提供了支付情景,为了避免出现支付工具偏差,CVM选择合适的支付工具非常重要。本文运用CVM单边界二分式和双边界二分式两种引导技术,以沂蒙湖国家水利风景区游憩价值评估为例,通过分别设计自愿支付工具——捐款、自愿支付工具——义务劳动和强制支付工具——门票三种调查问卷获取数据,比较研究了CVM自愿支付工具与强制支付工具对支付意愿评估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1)运用捐款、义务劳动和门票三种支付工具,在单边界二分式引导技术下,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分别为626.43元/人、547.32元/人和603.30元/人,95%置信区间分别为559.01~712.72元/人、487.03~643.12元/人和527.38~708.94元/人,沂蒙湖国家水利风景区的游憩价值分别为816.492 6×10~4元/a、749.323 9×10~4元/a和759.172 7×10~4元/a;(2)在双边界二分式引导技术下,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分别为504.30元/人、474.97元/人和473.15元/人,95%置信区间分别为463.14~547.28元/人、439.47~514.50元/人和431.80~516.77元/人,沂蒙湖国家水利风景区的游憩价值分别为646.980 9×10~4元/a、650.357 6×10~4元/a和595.401 4×10~4元/a;(3)在单边界二分式引导技术下,自愿支付工具——捐款和自愿支付工具——义务劳动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分别是强制支付工具——门票受访者支付意愿的1.04倍和0.91倍;(4)在双边界二分式引导技术下,自愿支付工具——捐款和自愿支付工具——义务劳动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分别是强制支付工具——门票受访者支付意愿的1.07倍和1.00倍;(5)在两种引导技术下,选择自愿支付工具与选择强制支付工具对支付意愿影响均较小。     

基于CGE模型的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机制模拟及其经济影响

绿证交易机制是中国推动能源结构和电力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经济手段。该研究构建了具有电力部门细分特征的中国“能源-环境-经济”递推动态CGE模型,模拟了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框架下实行强制性绿证交易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强制性绿证交易能够替代电价补贴政策促进新能源电力行业的发展,但所能实现的碳减排效果有限,2030年相比基准情景最高仅可削减3.804%的全国碳排放总量。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约束目标将对绿证交易机制的运行效果产生直接影响,有针对性地提高风电消纳目标,可以有效促进风电行业发展,但存在扭曲绿证交易市场、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风险。提高新能源电力的消纳责任权重需要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发展为代价,但整体来看模拟期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幅度较小,各类政策情景下实际GDP下降率不超过0.8%。在保证绿证真实绿色属性的前提下,具有较高灵活性的代理模式绿证交易可以缓解风、光电力消纳目标对用电行业生产成本和GDP造成的压力,更具成本有效性。扩大绿证交易市场行业覆盖范围能够激发绿证交易市场活力,进一步缓解强制性新能源电力消纳目标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所能实现的碳减排效果也相对较弱。基...     

碳排放交易制度与企业创新质量:抑制还是促进

近年来,有关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大量涌现,但基于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尤其是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研究仍有待丰富和深化。有鉴于此,采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专利申请总量表示创新数量,以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分别表示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进而采用DID模型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准自然实验框架。同时,为增强实证结果的解释力,采用PSM-DID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以及政府补贴方式的创新激励机制检验。结果表明:①碳排放交易制度在提高"处理组"企业创新数量的同时,也能促使企业兼顾创新质量,但从影响程度来看,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低质量创新促进作用更为强劲。②从企业所有权和规模异质性来看,碳排放交易制度主要对国有股份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创新质量有促进作用,而对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进行高质量创新的诱导力度较小或不显著。③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政策能够有效弥补碳排放交易制度对高质量创新诱导乏力的不足,但创新激励效果因政府补贴方式而异,其中政府事前补贴优于政府事后补偿;此外,碳排放交易制度通过促使政府为被规制企业提供更多的政府事前补贴,从而有效缓解企业"遵循成本"压力,推动企业转向高质量创新。由此认为,加大对小规模民营企业高质量创新补贴、采取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创新补贴方式,应是进一步助力碳排放交易制度诱导企业转向高质量创新的政策制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