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与行为的差异研究

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通过梳理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食品生产商、供应商或政府相关部门等方面的原因,食品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和治理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其差异化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和行为也显著影响食品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行为选择。现有研究大多针对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方面进行分析,往往忽视了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客观差异现象。本文基于我国20个省份500个自然村实证调研数据,在引入空间地理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全局Moran’I指数分析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大致集聚分布状况;再进一步利用局部Moran’I自相关指数分析判断相关具体集聚区域;最后通过消费态度、意愿、行为集聚区域的不一致性验证区域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行为差异的现实存在,对我国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具体差异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普遍持有较高程度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2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食品安全消费意愿、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3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主观规范作用、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农村消费者固有消费习惯障碍、安全食品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政府监管认证力度不足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缺失等。最后,文章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具体包括:加强安全食品报道和宣传;加大科技技术投入力度;健全农村食品安全流通市场体系;加强食品检验检测等。     

绿色产品质量监管的三方博弈关系研究

在绿色产品质量监管中,政府以提升绿色产品质量安全为目标,第三方认证机构及企业则希望利用现有资源获得最大收益。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第三方认证机构与企业容易发生权利寻租问题。有效解决权利寻租问题是保障绿色产品质量的关键,研究政府、第三方认证机构及企业三者共同参与的监管策略,可为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监管对策提供依据。本文首先阐述了政府、第三方与企业各自的职责,政府监管企业生产行为,第三方获得认证后监管企业并受政府监督。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政府、第三方与企业关系概念模型,分析三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其次,运用博弈理论,构建了第三方与企业、政府与第三方及政府与企业间博弈模型,并进行混合策略Nash均衡求解及策略选择分析,研究了影响政府监督、不监督,企业寻租、不寻租,第三方接受寻租、拒绝寻租行为策略的关键因素。再次,重点讨论了政府、第三方与企业三者共同参与的寻租博弈模型,详细阐述了第三方与企业发生权力寻租、政府监督二者寻租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产品质量监管中的寻租行为与政府的监管能力系数、付出成本、对第三方和企业的惩罚力度有关。政府通过降低监管的成本,提高监管能力,加大对第三方与企业寻租行为的经济惩罚,能有效避免二者间的权利寻租行为。2在提高政府监管二者寻租行为效率方面,分为两种情况。当把第三方利益放在第一位时,政府应减少第三方寻租的额外经济收益,提高政府监督的能力系数,同时加大对第三方发生寻租行为的经济处罚;当把企业利益放在首位时,政府应提高企业与第三方权利寻租的成本,加大对违规企业的经济处罚。最后,给出了政府提高绿色产品质量监管效率,妥善处理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避免第三方与企业权力寻租的措施。     

政府监管模式与企业污染排放演化博弈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矛盾不断加剧,政府对环境进行监管已经迫在眉睫。基于我国现实国情,针对政府不同监管模式,采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企业与政府间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不同情形下企业和政府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分析了监管成功率、第三方举报概率等现实参数对策略的影响。结论表明:企业违规行为主要受违规惩罚力度、第三方监管力度以及政府监管成功率的影响;政府部门若能在演化博弈过渡时期审时度势、分阶段实施不同措施,就可以有效遏制企业的违规行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对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于竞争视角下央地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策略研究

鉴于"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规制过程中与中央政府目标不一致这一现象,本文考虑了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选择策略的影响;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相邻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博弈双方的演化规律及行为特征;进一步结合理论分析,选取数值对奖励力度、惩罚力度、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效应系数及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博弈主体实现稳定演化策略的作用机制进行仿真,并对博弈双方实现演化稳定策略的动态轨迹进行分析,研究影响因素如何促进博弈主体实现博弈均衡。研究表明:(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意愿对各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意愿对奖励力度、相邻地方政府竞争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更为敏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惩罚力度均有较强的敏感性。(2)奖励力度、惩罚力度和相邻地方政府不同投资行为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实现环境规制理想局面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当相邻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正负外部效应低于阈值或奖励力度、惩罚力度超过阈值时,有利于促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现(执行,不监管)的理想局面。相对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有效控制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更易于促进地方政府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策略。中央政府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充分运用相邻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对环境规制博弈双方的影响差异,制定有效措施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     

政府低碳补贴的最优监管策略及其最优边界问题

补贴是中国政府推广低碳生产常用的政策手段之一。近年来,虽然政府补贴力度很大,但是实施效果并不乐观,且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骗补"现象。一方面,说明政府低碳补贴没有被合理的使用,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低碳补贴的后续监管有待加强。因此,政府如何对低碳补贴进行有效监管是一个重要议题。为此,首先,文章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构建了无监管和有监管两种情形下的演化博弈模型,并给出了三种监管策略:对给高补贴的企业进行随机监管、对申请高补贴的企业进行随机监管和对所有实施低碳策略的企业进行随机监管。同时,文章构建了小世界网络模型来描述企业之间的结构关系;然后,文章量化了监管效率和监管稳定性这两项指标,并基于这两项指标,获得了政府对低碳补贴的最优监管策略,进一步探讨了相应的政府补贴监管的最优边界问题,并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最优监管策略下最优边界条件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对低碳补贴的最优监管策略是对申请高补贴的企业进行随机监管;(2)最优监管策略的监管效率和监管稳定性均优于其他两种监管策略,这说明监管效率和监管稳定性可以兼得;(3)当政府发放的高低补贴数额满足一定条件时,最优监管策略可以避免企业作弊行为的发生。最后,根据仿真结果,给出了相关研究启示,建议政府可以整合监管资源,与第三方监管机构合作等方式提高监管效率。同时由于不同的监管结果对市场环境的影响不同,政府应确保监管的正向激励作用,进而使市场环境向健康良性方向发展。     

工业企业低碳生产意愿与行为研究

工业企业作为低碳生产的主体,其形成低碳生产意愿直至实施低碳生产行为过程中受到政府、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市场需求以及企业管理者、企业规模、技术能力及能源消耗等主要因素影响。本文以江苏省苏南地区的353家工业企业为案例,分别运用带罚函数的二元Logistic模型和Interval Censored模型,将企业管理者、企业规模和注册类型、技术能力、能源消耗特征以及政府、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和市场需求等企业内外部的各主要因素共同纳入其中,分析这些主要因素是否影响了我国工业企业低碳生产意愿和生产行为以及最终影响程度。并进一步比较影响我国工业企业低碳生产意愿和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间的异同。研究发现,除了企业注册类型,其他各主要因素均显著影响我国工业企业的低碳生产意愿;而对企业低碳生产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仅企业管理者特征、企业规模和技术能力特征显著影响我国工业企业的低碳生产行为。据此结果,提出不断加大我国工业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以及政府适度引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节能减排等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上市环保核查制度改革的效果及影响因素

环境规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环境监管领域的着力点,对于全面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有效改善地方环境规制失灵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原环境保护部于2014年对上市环保核查制度进行改革调整。该研究以此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新环境规制能否提升重污染企业环境责任表现,并从地方环境监管主体的角度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影响改革效果的因素。研究发现:环保核查制度改革后,相比其他企业,重污染企业的环境表现显著改善。通过促使重污染企业承担环境责任,该制度也推动了当地环境质量的好转,体现为省份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PM_(2.5)年均浓度分别下降1 290、12 170 t和0.848μg/m~3。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地方政府更重视环境保护、对环保配置更多资源的地区,以及在法制环境和媒体发展更健全完善的地区,制度改革效果更好。研究结论表明,地方政府能否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取决于规制机构的目标偏好和行为逻辑以及第三方监督机制。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政府能够促进当地企业环境治理责任意识的增强,而正式的环境规制能否发挥作用,与当地法制建设和媒体发展等非正式制度环境紧密相关。这为我国环境规制体系变革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职能提供有益启示。据此,从提高企业对绿色发展的认识和实践、提高地方政府的环保偏好和监管水平、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和参与能力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制度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黄河灌区六省调研数据的研究

基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河南、山东6省(自治区)农户微观数据,依据制度能力三层次分析框架,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从知识资源、关系网络和动员能力三方面实证分析了制度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制度能力因素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明显相关关系,知识资源、关系网络和动员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存在显著正向作用。知识资源层次的灌溉设施供给制度和关系网络层次的农户使用灌溉设备支持力度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影响不具有长效性;知识资源层次的灌溉设施维护制度、灌溉管理条例监督执行,关系网络层次的灌溉信息获取容易程度和动员能力层次的灌溉目标掌握情况及联户促进灌溉有关集体行动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具有长效促进作用,且灌溉管理条例监督执行表现出"倒U"型变化的边际效应,村委会或水利协会对农户灌溉目标的掌握表现出"倒V"型变化的边际效应,村委会或水利协会通过联户促进灌溉有关集体行动能力表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     

基于“绿色账户”激励的回收居民再生资源合作演化

废旧物资的充分回收利用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探寻促进废旧物资回收的激励机制对多方主体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对提高居民废旧物资资源化处置意愿、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废旧物资回收工作的推进至关重要。因此,该研究基于现行的“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构建了地方政府、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和居民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各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对系统演化稳定性的影响,探讨了影响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政策优惠力度、补贴水平以及“绿色账户”积分奖励水平是影响系统演化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低于一定水平时,将导致系统演化为最不利于废旧物资回收的策略组合（消极作为,牟利导向,随意丢弃）。(2)政策支持力度和补贴水平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选择“环保导向”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支持”策略具有抑制作用。(3)“绿色账户”积分奖励水平对居民选择“分类交投”意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超过某一阈值时,将导致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牟利导向”行为的发生,使得“绿色账户”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基于上述结论,为优化“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提高居民废旧物资资...     

生猪养殖户认知特征与兽药使用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抗生素类兽药在预防和治疗生猪感染性疾病,控制寄生虫和非感染性疾病,提高饲料转化率和促进生猪生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已有的研究已证实,我国养殖户在生猪养殖中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已形成严重的兽药残留、抗生素耐药性等问题,可能危及消费者的健康。本研究在分析江苏省阜宁县654户生猪养殖户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影响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的认知特征,综合考量其期望收益,构建行为概率模型,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实验,模拟养殖户间的交互作用,同时在政府政策不断变化的情形下,观测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行为选择在系统中的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随着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认知的提高,兽药使用规范性程度不断提升,滥用或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逐渐变小,且当认知度足够高时,养殖户更倾向于规范用药;相对于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养殖户对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对其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等负面行为影响较小,且影响幅度呈递减趋势,总体而言,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与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有一定相关性;养殖户对政府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处罚的认知的变化对其兽药使用行为选择的变化并不明显。与此同时,政府监管对遏制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提高抽查比例、增大违规处罚额度能有效控制并减少生猪养殖户抗生素类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针对我国生猪养殖户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相对普遍的现实情景,应加强兽药使用终端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引导其建立用药档案;同时,加强养殖户对抗生素耐药性等兽药安全风险的了解,促使其自觉科学规范用药;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政府应完善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养殖户法律意识,并加强监督管理执法力度,提高抽查比例,加大处罚力度,对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的经济处罚落到实处。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企业环境行为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了影响企业循环经济行为的因素,归纳为政府管制、社会需求、市场需求和自身需求。其次,构建了委托代理模型,政府、社会和市场通过一定的激动和监督手段来规范企业的环境行为,企业通过努力来获得经济效益和规避环境风险,通过设计双方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政府和企业如何订立优化合约和政府如何选择有效可行的监督力度。结果表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推行绿色管理模式的努力水平,取决于这种努力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努力成本之间的比值。最后,给出了如何发展绿色经济的建议。     

治污投资的政府最优政策博弈

外部性的存在及制造商治污投资动机不足要求政府对制造商的行为进行相应的规制，政府在制造商的治污投资行为中主要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措施使得制造裔有动机地去自觉地进行有效的治污投资;政府的主要控制手段包括直接管制及借助市场激励，政府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的关键因素是“惩罚的力度与激励的强度”。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从制造商的治污投资行为出发研究政府制定环境管理规制的策略，通过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分析福利增进量、洽污成本与治污效果等三个因素对“惩罚力度与激励强度”的影响。     

多元监管工具如何促进制造企业绿色生产行为？

通过政府规范与引导,促使企业采取绿色生产行为,对摒弃粗放式生产方式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592家制造企业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回归模型与链式中介模型,研究监管工具对企业绿色生产行为的推进效果及在推进过程中监管工具间的交互效应,并探究监管工具对企业的作用机制。实证发现：(1)法律法规型、行业标准型、经济激励型、宣传教育型和信息引导型五类监管工具均能促进企业绿色生产行为的发生;(2)多元监管工具在推进企业绿色生产进程中,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即多元监管工具同时作用于企业绿色生产行为时,既可能产生政策合力,也会存在政策效应抵消的现象;(3)监管工具干预不同性质企业时,政策边际效果存在差别,而监管工具干预不同规模、地区的企业时,政策异质性不显著;(4)绿色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在监管工具推进企业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具有部分链式中介作用。在推进制造企业绿色生产的实践中,政府应拓展监管工具种类,丰富监管工具规范形式;科学评估监管工具的政策效能,发挥多元监管工具的协同效应;关注异质性企业的政策偏好,实施精准施策;准确把握监管工具的作用机制,提高监管工具的干预效率。该研究从多元监管...     

基于央地分权视角的环境规制策略演化博弈分析

当前,我国环境的根本问题是由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起的,而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源在于"中国式央地分权"下的政府行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权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放权的同时,仍然保持政治上的集权控制,上级政府根据绩效考核提拔地方官员,即"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特性。中国式分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体制依据行政区域的划分来设置管理权限,按照政府层级的构成进行垂直式领导,即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环境政策,地方政府负责各辖区内环境政策的执行。在全国范围内,央地两级政府的关系表现为动态的重复博弈。针对我国现行环境规制执行策略,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基于央地分权的视角,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两大主体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探讨参与主体的行为演化特征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在模型求解的基础上,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分析不同情形下参与主体演化稳定策略的走向及其收敛趋势。研究发现,央地两级政府在环境规制策略执行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成本、收益和损失以及中央政府监管力度、成本和处罚力度等因素的大小。因此,针对地方政府环境策略激励设计,应重点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引入市场机制,并通过环保补贴、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降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成本;中央政府应通过调节政绩考核体系中的经济发展指标和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来加强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以降低中央政府监管成本,制定合理的奖惩机制以提高监管效率;以期推动我国环境规制策略的高效执行,促进环境绩效向经济绩效的良性转换,实现双重帕累托改进。     

关于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的信号博弈分析

恰到好处的奖罚制度是促成企业自觉环保或者监管机构积极监理的前提。特别地,为促成企业自觉地采取环保行动,必须加大针对监管机构不作为的惩戒力度,而不仅仅是进一步地提高针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奖罚力度。这就给环境监管机构带来了莫大的压力。因此,为有效缓解监管机构的工作压力,有必要建立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基于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的信号博弈分析,排放达标企业将如实申报自己的节能减排情况。但只要监管机构对于申报排放达标企业意思表示真实的信心足够高,排放未达标的企业就有动机虚假申报其节能减排的情况。因此,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存在四种可能的运行状况,亦即存在四种可能的后继博弈精炼Bayes Nash均衡策略。其中的两个为分离均衡状态,另外两个则为混同于申报达标的均衡状态。两个混同均衡的效果极差,实际上意味着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失效。只有在分离均衡1或2下,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的运行才较为理想。而且分离均衡2的效果要优于分离均衡1。因此,建议完善现行的排污申报与登记制度,建立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并尽可能地加大针对达标企业的财政补贴力度以及针对未达标企业的惩罚力度,以便尽可能地降低节能减排达标企业错误申报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还要严格政府监管机构的组织纪律,除了要求全面核查申报达标的企业,并加大针对政府监管机构不作为的惩戒力度之外,还应经由全面核查,对节能减排达标企业的环保工作评定等级,以便重奖优者。     

考虑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企业生产优化

文章旨在探究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对排放依赖型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从企业生产运作层面,综合考察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下企业在产品生产、污染削减、初始排污权购置、二级市场交易等环节的最优决策行为,以及其与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企业适宜生产的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空间以及企业是否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二级市场价格临界点,深入论证并厘清了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对企业最优决策及决策结果产生影响的方式及其边际效应;最后,算例分析从多个角度清晰展现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场景以及产污系数、削减成本系数等变化对企业生产决策及其决策结果的复杂影响与变化规律,并验证了所得结论。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在产品产量、污染削减、排污权占用等方面最优决策行为都是追求其边际效应与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相一致,而与一级市场价格无关。(2)企业最优初始配额购置决策由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共同决定,而排污权初始配额则直接决定了理性企业在排污权二级市场的交易状态(出售或购买)及其交易量。(3)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提高对企业产品生产与污染处理环节的净收益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其购置初始配额净收益具有正向影响;相应地,排污权一级市场价格特定时,随着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的提高,企业最优利润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U"型变化趋势。(4)初始有偿分配可以有效遏制排污权这类公共资源分配中腐败问题的滋生并体现公平性原则。研究结论可为排污依赖型企业适应与利用排污权两级交易市场并合理制定生产决策,以及政府完善机制设计与调控策略等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市场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

生产者市场信任缺失将导致绿色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并由供给缺位引致食品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基于湖北省804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讨了市场信任、制度环境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户不仅对市场上售卖的农产品缺乏消费信任，而且缺乏绿色农产品生产信任，67.79%的样本农户对绿色农产品的市场销售表露担忧；（2）市场信任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激励制度相比，市场约束制度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影响更显著，且市场激励与约束制度能有效弥补农户市场信任不足；（3）政府和企业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企业和政府监管都能显著促进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但企业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约束效果要优于政府。因此，要提升农户的绿色农产品市场信任，加强激励与约束制度环境的建设，倡导多元共治以弥补政府职能的有限性。     

循环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外生性决定因素分析

农户是循环农业最直接的生产主体,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本文以湖北省六个国家和省级生态农业试点县市区为研究范围,借助农户调查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因子分析法和OLS方法,建立"循环农业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外生性决定因素回归模型",从计量角度测量了各种外生性因素对循环农业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一是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地理位置和环境设施等因子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政府、农业技术协会和农业企业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农业企业和技术协会为直接影响,政府为间接影响.二是"政府+协会+农户",以及"政府+企业+协会+农户"的发展模式对提高农户技术效率具有更明显的效果.对此,本文认为,必须将农户、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和农业技术协会联合起来,做到四位一体整体推进,共同促进循环农业的发展.     

影响食品行业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研究

事实再次证明,单纯由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已无法满足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消费需求。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出现的政府公权和市场私权的"双重失灵",迫切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本文通过深度访问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影响食品行业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指标融合为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并由此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食品行业的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与政府的关系、政府支持力度、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程度、专职人员的数量与质量等因素与其参与治理能力存在较强的正相关;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年龄、现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在组织内担任职务的比例与其参与治理的能力存在较高的负相关。因此,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的风险治理中是否能发挥自身独有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中的双重失灵,内在地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外部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内部管理水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亟需逐步完善社会组织的立法,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确保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下按照各自的章程自主性地开展的各种活动,政府在法律框架下履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职能力度;同时优化内部人员结构,建设具有数量充足、能力结构基本完备的工作人员队伍,并依据改革要求,优化法定代表人的结构,建立诚信信息服务平台,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度,由此保障社会组织在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独立性,发挥自身专业性、自治性等优势。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演化博弈分析

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使社会环境参与者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要求不断加深,监督力度也随之加强。政府、创新企业以及公众消费者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利益关系,同时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准则也将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因此,探究三方利益相关者对绿色创新行为以及绿色创新扩散的影响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通过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社会系统中参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权利分析,构建政府、企业与公众消费者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根据演化的仿生学研究,引入Lotka-Volterra模型,探究环境利益相关者的规制行为,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演化影响,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对演化博弈以及仿生演化模型进行数学推导求解并赋值仿真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的污染抵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高强度的污染税收、低强度的公众环保宣传与适度的创新激励补偿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最明显;公众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广促进其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而政府对于绿色创新技术的过度推广,则会降低绿色创新扩散效率。本文的研究对社会环境监管参与者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政府作为绿色创新的推动者及环境监管的权利机关,应注重把握监管力度,合理选择环境规制手段、规划环境规制成本,防止过激手段的实施对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阻碍;第二,公众消费者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为广泛,因此,消费者应从自身做起,杜绝非环保产品,不断推动社会绿色创新技术的发展。第三,企业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方,应将环境保护作为己任,努力研发环保类产品,减少环境污染及能源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