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打破了“资源诅咒”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环境规制限制了资源开发活动,迫使资源开发部门和制造业部门探寻技术创新之路,从而切断"资源诅咒"的传导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各国逐步实施环境规制的背景下,评价各国环境绩效水平并考察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理论假说,使用1991—2016年15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个方面构建了环境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考察了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得出:①"资源诅咒"假说在跨国层面和发展中国家成立,且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和商品贸易的挤出效应是形成"资源诅咒"的重要传导机制。②对所有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规制能够通过破除资源路径依赖的方式打破"资源诅咒",且环境规制在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逐步转变为正向效应。③环境规制能够弥补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和商品贸易的挤出效应,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贸易提升效应"打破跨国层面的"资源诅咒",但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技术创新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尚未显现。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鼓励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提高环境贸易壁垒等方式有助于打破"资源诅咒"现象,促使"资源诅咒"向"资源福祉"转化。     

政府主导、市场分割与资源诅咒——中国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资源诅咒现象形成的主要机制是,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降低市场制度效率、扭曲经济正常结构和提升市场信息成本三个渠道降低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发展水平。这三个机制顺利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市场行为支配着资源流动结构,而这一条件在我国仍需要检验,政府主导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显著特征,因此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性质需要在考虑政府作用条件下进行解释。地方政府影响经济具有严格的区域性,因此资源诅咒性质的区域内外是否一致是政府主导经济是否显著的重要表现,基于此本文区分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利用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之间的统计关系来判定我国"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及其性质,并从经济制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首先,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2000-2010年省际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率分解并作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同时为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采用采矿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度量各省的资源丰裕度。控制经济区位后的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各省份自然资源对各种经济效率均有正向作用,但是各省份相邻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具体省份经济效率并无影响,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技术进步和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但对于各省份技术使用效率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各省份自身制度效率受资源丰裕度、相邻地区资源丰裕度、经济区位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分析表明:政府主导和区域市场分割构成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环境的典型特征,这种体制中地方政府的效率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自然资源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来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形成"资源福祉"现象,并且由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区域性和政府之间经济角色的竞争关系性质,这种"资源福祉"被严格限定在行政区域内。     

区域品牌发展对资源禀赋的敏感性研究

区域品牌已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对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资源配置体系的内生视角,在对区域品牌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探讨和构建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区域资源禀赋对区域品牌发展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边界,以及制度因素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期通过探索资源禀赋、制度因素与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揭示以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的区域品牌发展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在主效应方面,区域品牌内的品牌声誉、金融支持、技术投入三个资源因素对区域品牌发展均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作用边界方面,公共营销在品牌声誉与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品牌声誉对区域品牌发展的贡献随着公共营销能力的提升而增加;市场维护变量在金融支持与区域品牌发展关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区域市场维护力度越强,金融支持对区域品牌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并且,两项制度因素均能够显著正向调节技术投入和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即制度因素与区域品牌发展对技术投入的敏感性具有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的实践启示在于,区域品牌发展的核心驱动要素为区域资源的禀赋状态,区域内的企业、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主体应从树立品牌声誉、加强金融支持、提升创新技术投入三个方面来提升区域品牌的成长动力。在推动区域品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应锁定在建构主打产品的公共营销体系和维护产品市场交易秩序两个方面,继而为区域品牌成长提供政策环境和必要条件。     

民族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效率研究——基于“资源诅咒”假说

"资源诅咒"现象是伴随着能源资源开发带来的新问题。本文基于2000-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探讨民族地区"资源诅咒"效应,讨论"资源诅咒"效应的差异性,分析"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构建经济增长效率模型,探讨"资源诅咒"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从单个变量看,能源产业依赖度抑制了云南、广西、贵州、青海、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却加剧了内蒙古和宁夏的"资源诅咒"效应,而能源产业丰裕度和能源开发强度能够缓解青海、宁夏、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加剧了内蒙古、云南、广西、贵州的"资源诅咒"效应;从省际层面看,内蒙古"资源诅咒"效应明显,其他省区表现相对较弱。由面板模型的结果可知,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变量是技术创新投入、能源开发强度、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的变量是能源产业依赖度和能源产业丰裕度。从各省区煤炭、天然气、石油产量变化情况看,"资源诅咒"现象的来源主要是煤炭,除了煤炭之外,青海对石油、宁夏对天然气、新疆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度也很大。从2000-2012年间经济增长效率值的动态变化来看,内蒙古、云南、广西、青海、宁夏"资源诅咒"现象明显,时间拐点分别出现在2004年、2006年、2003年、2001年、2003年;新疆的经济增长效率值离散情况虽然比较严重,但总体来看呈现下降趋势;贵州的"资源诅咒"现象前期表现明显,但在2006年以后"资源诅咒"效应得以消除。民族地区要摆脱"资源诅咒"效应应当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度,由资源依赖型产业向非资源型经济转移,扩大就业及经济增长空间;从技术创新投入入手,加强科技和教育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能源开发效率。     

数字经济是否有效促进了节能和碳减排?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国,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为探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该研究以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测析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间存在的正“U”型或倒“U”型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省际和区域差距,广东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低;②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均存在显著正“U”型关系,而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效率均显著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的节能效应大于碳减排效应;③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异质性;④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环境、数字用户规模及数字产业规模对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差异,对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亦存在差异。据此,从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改善数字创新环境,增加数字用户规模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

实现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双赢"的关键在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环境规制的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是非线性的。在强度维度上,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由弱变强,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先降低后提高的影响。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门槛,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政策涵义明显: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区域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中国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实证

油气资源城市是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速、稳定的发展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展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有助于为其经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本文以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切入点,重新定义"资源诅咒"假说,根据相关文献的回顾评述和历史数据的统计观察,提出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两个假说,选取1997-2012年10座典型油气资源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1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依赖度的参数估计值先正后负,说明我国油气资源城市存在"资源诅咒"效应,资源产业依赖对其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关联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2在模型分布估计中,物质资本的投入会影响资源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参数估计的显著性,而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发展和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会使资源产业依赖的抑制作用变得不显著,说明资源产业依赖度对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是间接的、可弱化的,其中物质资本投资是"资源诅咒"效应产生的主要诱因,而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是规避"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根据研究结果,优化配置油气资源城市物质资本投入、完善城市动态混合所有制结构、合理设定城市对外开放程度是破解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有效方式。     

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视角

为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反思中国现行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减排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框架下,梳理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的关系,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其非线性关系,指出环境规制节能的直接效应是绿色悖论和成本效应博弈的结果,间接效应则主要来自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引入生产技术进步、治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模型,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人均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超越一定门槛,环境规制的节能效用才能凸显。然而,由于环保投资增速低于工业化速度,中国大部分省份都未能跨过这一道"门槛",仍处在环境规制的节能悖论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水平较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路径中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技术进步的遵循成本效应与波特假说效应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环境规制的节能作用中未能享受技术溢出的福利;而结构效应中仅能源消费结构交叉项显著为负,表明当前中国环境规制不仅未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节能,反而因产业转移、产业逆淘汰现象加速了化石能源耗竭;高耗能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导致要素投入结构对环境规制节能效果的强化作用不明显;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现状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节约效果显著,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证实存在中介变量的门槛效应,反映了不同技术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为此,建议未来环境政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对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引导作用,迫使能源峰值提前到来,实现其节能的政策目的。     

能源的“波特假说”效应存在吗?

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通过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中国2000-2011年省际层面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从环境规制实施的成本和实施后的收益两方面构造环境规制指标,以此为基础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波特假说"效应在能源领域的存在性。具体而言,由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既可能是正向的"创新补偿"效应,也可能负向的"遵循成本"效应,我们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以考察潜在的非线性影响。研究揭示,时间维度上,全要素能源效率处于上升通道,但增长率一直下行,其主导因素是技术进步,并且技术效率一直羁绊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区域维度上,东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无论是当期环境规制,还是其滞后一期值,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先提高后降低,蕴含主导力量由"创新补偿"效应演变为"遵循成本"效应。能源的"稀缺性"与"外部性"两种自然属性对倒U型关系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此外,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倒逼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本文支持能源领域存在"波特假说"效应,但存在"度"的限制。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避免不切实际,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跟风行为。     

中国资源型产业及制造业碳排放与工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着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速度、规模和水平,中国工业生产以消耗化石能源为主,从而产生大量的CO2,因此,如何平衡工业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力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减缓碳排放,以实现工业低碳化发展的目标成为本研究的重点。本文将工业进一步划分为资源型产业与制造业,采用1994-2011年的能源消费数据计算得出资源型产业与制造业碳排放量,运用计量经济方法,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及方差分解,分析了资源型产业及制造业碳排放量与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关系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各变量间存在均衡负相关关系,资源型产业及制造业碳排放的增加阻碍了工业经济发展,且资源型产业碳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大于制造业碳排放;2资源型产业碳排放量与工业经济发展互为格兰杰原因,资源型产业碳排放量的变化可引起工业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变化,而工业经济发展也会对资源型产业碳排放量的变化产生影响;3资源型产业碳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正向冲击呈先升后降趋势;制造业碳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正向冲击短期内呈下降趋势,长期经小幅波动后趋于稳定;4资源型产业碳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方差贡献度较大,呈先增后减趋势。表明短期内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仍为粗放型,工业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碳排放的依赖程度仍较大,长期对资源型产业碳排放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弱。提出走"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产业能源结构调整优化—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发展路径及"改造提升资源型产业—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反哺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发展模式。     

政治嵌入、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

当前需要充分调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更需要清楚识别不同类型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文章以6 144家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包括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其次,基于外部视角,实证检验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再次,从内部视角实证检验企业政治嵌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进一步检验政治嵌入与外部融资联合对环境规制与企业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企业政治嵌入和外部融资均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作用,且对绿色工艺创新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2)企业政治嵌入能够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其对绿色产品创新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3)企业政治嵌入与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联合调节作用,即高政治嵌入、低融资约束条件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最为有效。这意味着,经济的绿色复苏离不开有效的环境规制,要尽可能降低外部融资约束来满足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需求;在提高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需要提高企业的政治...     

广义“资源诅咒”的理论内涵与实证检验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富集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拥有较缓慢的发展速度,似乎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国或地区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即前人所说的"资源诅咒".回顾文献发现,前人对"资源诅咒"本质、发生机制等的研究均集中反映的是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广义"资源诅咒"的概念,从诅咒发生的主体、客体、传导机制等几方面定义了广义"资源诅咒"的理论内涵,并选取山西省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传导机制与诅咒现象的耦合关系分析,最终得出结论:长期来看,对自然资源过分依赖的国家或地区很有可能陷入经济发展滞后,社会问题突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以及资源快速耗竭的困境,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不可持续的国家或地区,不只是经济上的不可持续,此即本文所主张的广义"资源诅咒"的理论内涵.     

水土匹配、空间效应及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003-2013的经验分析

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农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要素。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合理匹配能够促进区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同时也存在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短缺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农业水土资源自然禀赋与实际利用情况,首先利用中国2003-2013年的分省数据,选取单位耕地面积的广义农业水资源量测度方法和当量系数描述了我国农业水土资源匹配的现实,发现我国农业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在空间上匹配程度不高,农业生产受到水土资源约束较强,农业水土资源的形成区域与消耗区域在空间上不相匹配;然后,在邻接权重矩阵下采用Moran’s I指数验证我国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关系,呈现出高度的集聚性和非均质性。为避免估计结果有偏,本文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建模及估计方法,加入农业生产人、财、物等控制变量,测度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溢出效应都显著为正,总体上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即水土匹配度对本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由于相邻区域的水土资源自然禀赋条件类似,而且农业生产中存在"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水土匹配度对相邻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采取相关措施优化农业水土资源匹配关系,对促进我国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非常重要。     

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资源诅咒”效应实证

针对"资源诅咒"研究中自然资源度量指标选取存在的科学性问题,利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代替自然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产业依赖度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解释变量。首先,在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构建适用于测度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计算公式,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层面的数据,量化1999—2013年间资源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分析其排名情况和分布格局。研究显示:我国有15个省(区、市)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这些地区大多位于长江以北,且均为自然资源富集地区。其次,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选取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的省(区、市)作为样本空间,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空间集聚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1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系数符号均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呈现负相关,符合"资源诅咒"的基本假设。2在模型分步估计中,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投入和制造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关系;物质资本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可能是由于当地经济主体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较小,导致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增益效应小于其对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效应,进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政府干涉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应明确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导向机制,进一步提升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强化行业人员素质与技术水平匹配,逐步提高自然资源生产和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加快地区经济转型,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提升。     

中国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基于Gregory-Hansen协整分析

中国反复、多次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雾霾天气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问题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选取1978~2012年中国历年相关统计数据,采用Gregory-Hansen协整检验方法结合结构突变分析,实证检验我国碳排放与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正U型,且该曲线存在结构突变;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都具有显著的增排效应。因此,建议在保证经济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前提下,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来降低碳排放量,使"APEC蓝"能够成为一种"新常态"。     

中国区域经济与资源丰度相关性研究

以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选取水、耕地、森林、能源、矿产等五种资源．验证了1978—2004年中国不同种类资源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问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①资源诅咒原理在中国内部区域之间仍然成立，除水资源外．耕地、能源、矿产和森林等四种资源的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呈现负相关关系．其程度由裔到低依次是：耕地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森林资源；②遭遇“资源诅咒”的省处于“资源丰度一经济发展”坐标系第Ⅳ象限。并绝大多数都位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③各省人均GDP与综合资源丰度的对数成反比．我国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相反的变化趋势；④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往往是通过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荷兰病”效应、制度效应、“挤出”效应以及区位和交通因素等方面。     

中国省际碳排放极化格局研究

温室气体减排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由于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差异,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碳减排的潜力也各不同.文章在计算中国雀际碳排放的基础上,运用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的方法,刻画了1990年到2007年中国省际碳排放时空分布格局和聚集程度,有利于设立合理的长期减排目标和战略,实现碳排放空间的公平分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研究表明,碳总量和碳强度都呈现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在局部空间上出现了高值的聚集现象.碳强度的极化现象比碳总量更加严重.文章最后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碳排放聚集等,因地制宜地提出了碳排放区划方案.区划结果显示出资源丰裕程度与碳强度的关系,有利于实施差异化的减排战略,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     

雾霾治理的经济基础：动态环境规制的适用性分析

在新古典理论的鞍点路径上,文章构建了包括雾霾污染损失和企业治污机制的理论框架,刻画以要素投入为主的中国经济发展特征以及雾霾污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动态过程,将经济增长内生化,从动态环境规制政策的视角,分析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关系的影响机制,并基于中国88个城市2007—2018年期间雾霾治理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发现,渐进递增的动态环境规制适应了经济增长路径上经济结构特征的内在变化,避免了由于环境规制造成生产投入要素的大幅度波动,保持了均衡投资额和能源消费量的平稳增长,提高了鞍点路径上消费增长的平滑性,实现了鞍点路径上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同时,企业逐渐加大治污投入,雾霾治理的效果开始呈现,动态环境规制政策是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存在着"倒U"型关系的主要影响机制。实证研究支持了动态环境规制政策是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关系的内在影响机制的论述。此外,实证研究还发现,全国雾霾污染持续蔓延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各地区之间的雾霾污染程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滞后效应,并且空间溢出效应突破了相邻地区的区域限制,这意味着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现象比较突出。值得肯定的是,三大经济区域雾霾治理效果初步显现,这对于坚定政府污染防治的战略定力和制定新一轮的环保税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政府应进一步强化雾霾治理的战略定力,一方面要不断加大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通过提高环保税额,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推动企业加大治污投入;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关注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问题,协调好产业转移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中国省际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适时提出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调整以往过多的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扭曲,研究同一个国家不同省份之间资源要素协同问题的方法可以为提出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基于此,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空间面板数据进行测算,提出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框架,运用GeoDa软件刻画我国省际碳排放强度时空关联及其局部空间差异的波动性,将STIRPAT模型和EKC模型相结合检验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特性,揭示我国碳排放强度时空演进的一般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与分异并存的时空分布特征,碳排放强度水平相近的省区均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的空间集聚现象,我国省际碳排放强度存在俱乐部收敛的演进特征。我国省际碳排放强度存在空间溢出性特征,我国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分异与跃迁的形成与演变是各地区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资源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进一步提出分区域、有重点的区域协同减排措施,提升区域碳排放协同治理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