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能实现“减污”和“增长”么?——基于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变迁视角

环境税作为政府采用财政手段调整影响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行为的重要工具,研究环境税的环境经济效果对于推进健全中国环境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随着201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开始实施,从"双重红利"视角对中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政策进行评价,对后续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2006—2014年中国省以下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改革实践,从地级市层面检验中国环境保护税对地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二氧化硫排放产生污染减排效应,但是在工业废水上并没有发现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②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抑制效应。③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未能产生预期的"蓝色红利"的原因在于:在缺乏产能约束政策的背景下,企业在面对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时往往通过扩大产能,依靠规模效应以抵消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这使得中国环境保护税税负的提高不仅没有产生"波特效应",反而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发展产生"负激励"。最终导致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不但未能产生"蓝色红利",反而在数量和质量层面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视角对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进行衡量,而且在实践方面为环境保护税后续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中国独立型环境税方案设计研究

结合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形势和任务,借鉴国外环境税收实践经验,初步设计了我国独立型环境税政策方案.设置了污染排放、特种污染产品、生态保护和二氧化碳排放四类税目;提出了"环保代核,税务部门征收"、"由环保代征,税务审核"及"税务部门征收"的三种征管模式;以2006年的税基测算,全国环境税总收入为2 330亿元,建议主要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地方和中央按照8:2比例分成.在各级财政建立"环保基金",实行专款专用;应根据"整体税负中性"和"税费改革同步"的原则,相应降低其他税种的税负,调整排污收费范围,保持现有税负水平基本不变;采取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战略,最终建立支撑科学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     

征收环境税对经济和污染排放的影响

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我国国情新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经济总量将继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开征环境税被认为是减少污染排放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经济政策之一。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为制定相关的环境税制度和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对而言,征收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重污染行业受到抑制,而清洁产业反而加快发展。征收环境税会抑制重污染产品出口,提升清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顺差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重污染行业因为成本的增加,减少了生产规模,释放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被转移到了清洁产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征收环境税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会对居民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污染减排能够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产生正面的居民福利效应和社会效应,环境税征收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实际上要小于模拟结果。为了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建议提高污染税/费标准。由于现有排污收费标准偏低,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很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因此未来开征环境税应将税率应至少与治理成本相当,通过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达到促进污染者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建议政府通过减免所得税或者向弱势群体提供补贴等方式减少环境税征收的负面影响。     

论建立和完善我国环境税

本文在重新认识税收作用、资源价值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环境税、完善资源能源税、逐步实施费改税、公平税负与对等环境税附加的建议。     

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征收环境税对河北省的宏观经济影响

河北省的环境状况在整个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环境税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为了研究征收环境税对河北省的宏观经济影响,本文构建了河北省动态CGE模型,利用其2010年投入产出表编制了相应的社会核算矩阵,根据现有最新政策文件设置基准情景,重点模拟了征收单一碳税和碳税、硫税组合对经济发展以及污染气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的同时有必要辅之以硫税,碳税、硫税的实施可以大幅降低污染气体的排放,抑制能源消费,有利于能源产业结构转变,总体上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负面影响不大。     

基于CGE模型的能源税政策影响分析

在能源-环境-经济(3E)研究领域中,CGE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通过一个10部门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定量分析中国实施能源税对经济、能源、环境以及各生产部门的影响.模型以2002年为基准年,研究设定5个情景,包括一个基准情景和四个能源税征收情景.模型模拟分析表明,征收能源税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有轻微影响;与此同时,能源税政策有利于减少能源需求量,降低能源强度,减少煤炭在能源合成品中的份额,对能源结构的改善有一定作用,并可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在实施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渐进提高税率,并在征收能源税的同时,降低所得税(用能源税收入替代其它税种的收入)以及减免行政性收费等方式,实现税制的绿化,且可避免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明显冲击.     

征收能源消费税对社会经济与能源环境的影响分析

能源税是遏制能源消费膨胀、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政策手段,但能源税的征收环节和税收使用方式不同,对于社会经济和能源环境的影响也会有很大差异,从而直接影响着政策实施的效果.CGE模型是考量政策变动对社会经济全局影响的有力工具,本文在传统基准CG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能源消费税,并对能源使用与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刻画.基于这一扩展的CGE模型,文章模拟分析并比较了不同的能源消费税征收环节和税收返还方式所产生的社会经济与能源环境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如果税收返还能够很好地发挥正向激励的作用,进而使能源生产效率有所提高,那么最终可以达到"双重红利"的理想结果.     

中国环境保护税的减排效应——基于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视角

环境保护税赋予各省级政府在规定范围内自主确定和调整污染物具体适用税额的权利，是中国治理污染的一项重要举措。从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的视角研究环境保护税减排效应，对调整污染治理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该研究使用2015—2020年24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8年中国部分省份提高环境保护税污染物适用税额为外部政策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环境保护税法》提高污染物排放适用税额的减排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考察城市之间外商投资规模、区域位置和适用税额提高幅度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提高SO₂适用税额能显著降低工业SO₂排放量。DID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提高SO₂适用税额能降低16.8%的工业SO₂排放量。上述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②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部地区减排效应明显，东部和西部地区减排效应不显著；外商投资规模与减排效果正相关，拥有较高水平外商投资规模的城市受到政策冲击的力度更大，相对于平均水平能够减少0.2%左右的污染物排放量，而较低水平的外商投资规模所带来的污染效应较低，政策的减排效应不显著。③进一步研...     

排污税能够提高环境质量吗

排污收费制度是我国主要的环境政策工具之一。然而,自1982年这一制度正式建立实施以来,经过2003年的制度改良,始终未能解决征收成本高、使用效率低、寻租行为盛行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该制度的减排效果不佳。因此,近年来,排污费改排污税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一改革是否能够收到设计者们预期的效果?为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从中国现实出发,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方法,通过设计一个包含政府征收排污税行为和政府污染治理技术投资行为的经济系统,考察动态条件下排污税对环境质量的长期影响,以及征收排污税对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长期影响。根据本文的分析,单一的征收排污税并不一定能够改善环境质量,不一定能够促进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出现,也不能减少企业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税降低了资本积累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但对消费者消费路径的影响是不明确的。最后,本文建议,政府应投资于污染治理技术的改进能够持续的减少最终污染物排放,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环境分权与区域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经济转型发展的根本途径,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是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关键。本文从环境分权出发,探索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管理权责分配关系。将环境分权纳入环境与经济整体分析框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探索环境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内在作用机理,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区域绿色发展空间正向溢出显著,本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促进其他区域的绿色发展。②全国层面环境分权、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监察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③环境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互动效应整体为负。在地方环保部门拥有较大环境管理权力的同时,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提高将造成区域绿色发展的恶化,其影响大小又与环境管理权力的类别相关。④不同地区环境分权的经济环境效应存在差异。随着国家对环境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东部地区,但环境分权与财政分权结合所得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为实现中国绿色发展、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在考虑地方财政权力的基础上,从区域差异与环境管理权力类别差异两方面入手,建立差异化的环境管理体制。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环境系统人员数,以此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网络;另一方面,环境行政与监测权力应适当下放,环境监察权力应适当上移。同时,应下放环境保护责任,增加环境转移支付,在实现地方权责匹配的基础上弱化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的联动效应。     

关于碳税设计中的次优选择研究

在众多气候保护政策中,碳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减排措施。在现有的经济分析中,碳税更多地是从效率最大化的目标进行设计,建立碳税制度控制CO2的排放量,引导资源配置优化,实现环境外部成本完全内部化,甚至实现"双重红利"效应。但是,作为税制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信息、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困难,以及财政收入目标的限制,碳税制度的设计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扭曲性,从而难以实现其效率最大化的最优税收目标。尤其在我国现行的税制环境下,必须在税制改革整体框架内考虑碳税制度的设计,正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税收收入、征管成本等多元化政策目标的内在矛盾。本文认为应该通过协调碳税制度效率激励与收入融资之间的冲突、引导碳税制度规避累退性、降低碳税制度征收成本与遵从成本等措施,实现碳税改革的次优选择。     

对环境税的一般均衡分析与应用模式探讨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趋严重．因此环境问题也成为了我国CGE模型开发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利用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税收改革政策对生产、消费和政府收入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仿真结果说明了对不周行业根据污染的强度不同的税率按产值征税．可以在控制污染行业产量．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整体税制改革，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和居民的纳税负担。增加政府收入．从数字上说明环境税的“双盈”效应假说是可行的。     

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研究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的分析,模拟结果显示,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社会福利等不同目标下对应的最优环境税率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政府环境税率的不断上升,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在环境税率提高的初期,研发引致的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对于经济而言,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应在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本文还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与仅考虑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正外部性。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改善环境治理状况。环境组织的参与还能够使得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因此,在发挥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     

中国有关环境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实证研究

在经典环境库兹涅兹模型基础上,构建包括环境相关税费在内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工业"三废"为例,实证分析了我国有关环境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利用2001-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除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减少了工业废水排放、消费税的征收减少工业废气排放、增值税的征收会减少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外,各税种并未有效起到减少工业"三废"排放量的作用,甚至是相反;排污费的征收没有减少工业"三废"排放,相反还引起了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增加。分时期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2001-2007年而言,无论从工业企业税收总体来看,还是分税种来看,2008年后环境相关税收的污染减排效应整体上都有一定改善,近年的税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税收污染减排的功能失效,但整体而言,我国税收的污染减排效应还不明显;与2008年之前相比,排污费的征收引起了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增加。为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应改革完善环境相关税收制度;同时,规范政府行为、改善公共服务供给,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和营商环境;并强化环境规制和问责。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研究

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企业绿色转型迫在眉睫。环境税作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是一种推进企业绿色转型的最有效的经济诱导制度安排,为当前研究的前沿。本文立足于宏观财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的视角,以合法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基于2008—2016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环境税会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即当环境税的税负水平提高时,企业绿色转型程度也会随之提高。②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存在异质性,即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高信息透明度企业中,在国有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以及低信息透明度企业中表现并不显著。③环境税倒逼企业绿色转型的渠道在于,环境税通过提高企业合法性压力和增加企业成本粘性,进而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这意味着,在现阶段政府通过提高环境税税率、增加执法刚性、降低行政干预等手段提高企业环境税的实际税负,可以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但为了更好地实现环境税的倒逼效应,政府需要进一步地改革和完善环境税的税制结构、税率设计、征管模式等税制要素来提高环境税制度的弹性。同时,政府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市场化建设以及建立绿色投融资渠道,使环境税的倒逼效应更加有效;企业应当提高信息透明度,积极地进行绿色转型以响应环境税的合法性压力和成本粘性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     

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分析

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环境污染问题愈发凸显,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税收竞争是影响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学术界研究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较少。本文按照污染物属性将其划分为外溢性污染物和非外溢性污染物,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生产者、消费者、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在税收竞争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效率对不同属性污染物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当污染物具有外溢性属性时,税收征管效率对该地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改变本地及周边地区资本存量渠道实现;当污染物具有非外溢性属性时,降低税收征管效率通过增加该地区资本存量而提高了环境污染。文章首先使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2007—2014年中国28个省份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征管效率,并将其作为税收竞争的衡量指标,然后运用系统GMM法证实了所提的假说。研究显示: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增加了本地区的资本存量;税收竞争是将本地资本存量作为其推高外溢性污染物(二氧化硫)及非外溢性污染物(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一个主要渠道,邻近地区资本存量则是推高外溢性污染物(二氧化硫)的次要渠道。这意味着,要想改善环境质量,中央政府应规范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尽快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绿色GDP评价体系;完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应针对各个地区的污染及经济发展情况利用财政激励手段引入环保、绿色的资本项目;地方政府应减少不利于环境改善的地方财政支出,增加环保投入比重。     

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环境税效应研究述评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环境税效应研究改变了早期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基础的分析,通过引进不完全竞争市场因素而取得了重要进展,使得理论研究进一步贴近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并为各国环境税改革实践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政策建议。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环境税效应研究文献可分为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产品市场、不完全信息市场下环境税效应研究三个方面。本文从环境税双重红利概念出发,系统梳理了上述三种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环境税的环境效应、效率效应、就业效应、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已有的文献表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对环境税的效应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对我国即将进行的环境税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我国应充分考虑市场结构中的不完全竞争因素对环境税效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环境税改革应注重对"双重红利"假说的研究与预测;应注重对我国现实市场结构的研究;应充分考量我国现实市场中不完全竞争因素的独特性及其对环境税效应的影响;应针对不同市场结构选择合理适用的研究方法;应更加注重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研究。     

中国土地财政地域差异与转型研究

土地财政是当前政府管理中的热点问题,分地域研究土地财政差异情况,对于提出科学合理的转型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总结土地财政各项收入来源发展概况,考虑土地储备抵押融资为借债收入,故只以土地出让金与土地、房产税收计算1999-2010年全国31个省(市)土地财政收入总规模,同时考虑各省(市)年均土地财政收入规模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贡献率),找出土地财政情况地域差异的基本规律.进一步采用SPSS19.0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将全国31个省(市)土地财政情况划分为5种集群类型:土地财政发展期、较旺盛期、旺盛期、中期、后期.从土地财政收入规模与增长趋势及对地方财政总收入的贡献程度,分析各集群土地财政情况存在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考虑土地财政不可持续性及存在的诸多弊端,针对不同集群地域从国家层面制度改革、征收物业税、改变土地财政为动力源泉的城市化、发挥闲散土地的财政作用等4方面,提出土地财政转型的政策建议.     

论同一排污口征收环境保护税应税污染物项目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将于2018年1月1日起全国实施,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从政策、技术、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排污收费现状等多个因素,对在同一排污口的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应税数目进行论证,提出应税税目由刚性税目和一般税目构成,建立了一类水污染物、其它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应税税目的测算方法,提出保障环境保护税征收的措施。     

财政分权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权力分配关系,它可以通过支出分权度和收入分权度两个指标进行衡量。从理论上分析,大多数研究结论都认为财政分权与污染量排放存在负激励,但是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本文利用1998年到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分权与污染物排放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选取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衡量污染物排放规模的指标,选择支出分权度与收入分权度作为解释变量,选择人均GDP、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外商投资总额、工业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本文还将所有省份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组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负相关,且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以收入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的关系从实证的角度来讲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