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尺度下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初探——以桐庐县为例

为了保护水源区生态环境和推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在评价桐庐县现有生态补偿现状的基础上,整合优化财政补助结构,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各乡镇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与地区对县域生态环境贡献率、交界断面水质考核和资金使用绩效挂钩的生态补偿制度。     

煤炭资源开发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回顾与评析研究

围绕煤炭资源开发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相继出台了一些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建立起包括资源税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在内的一些生态环境补偿法律制度,但现有的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存在法律体系和政策设计不完备,缺乏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部门化利益倾向,政策手段较为单一,生态补偿资金没有来源保障,缺乏统一的补偿标准等问题。为此,要不断健全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体系,将矿区开发的生态环境补偿纳入到法制化和市场化轨道,完善煤炭资源税费制度,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实现矿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思考——以富阳市为例

为了保护水源区生态环境和推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的提出赋予了实施生态补偿全新的内涵,本文在评价富阳市现有生态补偿现状的基础上,依据富阳市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的新要求,提出了以公共补偿为主,互助补偿、市场补偿为辅的生态补偿机制架构,并探讨了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制定。     

我国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完善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探讨

阐述了我国生态环境价值被低估甚至缺失的状况。分析了我国生态环境价值被低估的表现及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完善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指出政府亟需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从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经济赔偿机制、经济处罚机制．经济激励机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生态补偿的力度，积极探索市场化生态环境补偿模式，建立资源环境价值评价体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等方面，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国内外生态补偿机制的对比分析与研究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新时期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期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文章首先介绍了生态补偿的概念和内涵,重点阐述了国外的欧盟、美国、德国-捷克以及国内的浙江省、深圳市和苏州市在生态补偿机制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常州市的借鉴和启示,主要包括:依靠政府的大力推动、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度,为常州市生态补偿相关管理制度和办法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     

基于GIS的浙江省生态环境空间管制实验室建设初探

党的十八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明确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浙江省在空间管制工作中存在综合数据库缺失、分析评价体系和方法的不完善等问题,迫切需要建立生态环境空间管制实验室,为浙江省环境空间管制及相关政策制度的研究和决策提供信息基础、技术支撑和智力保障。本文就基于GIS的浙江省生态环境空间管制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实验室构建、生态环境空间管制综合信息系统建设、实验室运行等方面进行探讨。     

生态补偿财税制度改革与政策建议

通过介绍我国生态补偿财税制度和政策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强化公共财政功能,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相关财政制度;完善生态环境税费制度;做好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的具体建议。     

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起因和方式探讨

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其渊源可追溯到德国1976年实施的Engriffsregelung政策以及美国1986年开始实施的湿地保护政策,距今已走过30余年历程。随着我国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日益匮乏,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试论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尚处于尝试、探索阶段,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应是立法的主导方向。文章论述了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定性、多层次性和以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为主导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目前实施该项制度存在着流域生态功能来定位、补偿标准不确定、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和缺乏法律保障等主要问题,并就建立和完善该项制度提出相应的建议意见。     

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进展与建议

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是调动各方积极性、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本研究首先对引滦入津工程生态补偿的背景、津冀两省市协议内容、考核目标、实施进展、取得的成效进行了概述;并针对生态补偿实施中存在的资金缺口较大、库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生态补偿协同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提出建议:提高补偿标准,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方式;结合精准脱贫和生态脱贫,建立长效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创新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协同机制,健全配套制度体系。     

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中国区域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性,致使生态补偿实践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生态补偿的补偿类型、利益主体（谁补偿、补给谁）、补偿形式、补偿标准（补多少）及补偿方式与渠道等是其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核心。中国生态补偿实践格局存在省域差异,在补偿类型上,涉及综合型、森林生态补偿、湿地生态补偿、垃圾处理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等各个方面,且省级差异较大;在补偿形式上,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的生态补偿和省域政府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是中国各省域生态补偿利益关系的两种主要形式;在补偿标准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广东等省的补偿水平相对较高,而新疆、西藏、甘肃、贵州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生态补偿标准较低;在补偿方式与渠道上,财政转移支付在各省普遍采用,赔偿金、资源价值费、资源税在各省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在补偿利益主体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的生态补偿利益格局在全国各省均有,“企业-农户、企业-地方政府”作为补充。之所以在不同省域之间会存在生态补偿的差异性,这与国家的政策方针导向、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资源禀赋及地域分布、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对生态资源价值的认识、区域地理环境特征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既要认识到其存在的客观性,同时需要从政策、管理、公众参与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加以管控与协调。     

基于水质协议的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分析了如何设计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并讨论了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可能存在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基于斯坦伯格博弈框架下的分析结果表明,若考虑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与环境损害函数是线性的,则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是具有时间一致性的环境经济政策,这是由于该政策在设计时,其补偿标准要么仅与环境损害成本有关,或直接与流域内各区域的污染物削减费用有关.在这两种情况下,流域内各区域在执行该政策的时候,没有相应的战略去刺激流域内各区域刻意改变其自身的污染物削减费用函数,从而影响到未来的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随后,利用该方法针对COD指标,模拟了2008年河南省贾鲁河流域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结果发现,当生态补偿标准设置在2714.13元.t-1时,能够实现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该流域COD排放总量达到了流域COD年允许排放总量的要求;且相比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前,强制要求流域内各区域单独削减COD达到断面年允许排放量的情况,各区域的COD削减费用均有所下降.     

闽江流域跨界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采用基于污染物通量的流域跨界生态补偿量化的计算方法,并以闽江流域为例,根据2010年闽江流域的情况,估算了流域内的跨行政区(县)水污染生态补偿量.结果表明,生态补偿量反映闽江流域跨行政区(县)水污染特点,上游地区基本上均是接受补偿者,龙岩、三明、宁德、泉州等4地市获得的补偿额分别为1658.52,8067.74,2857.91,877.84万元,中游地区南平市需要支付生态补偿额为8413.82万元,下游地区福州市需要支付生态补偿额为5048.19万元.针对测算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建立多元化的补偿资金筹措渠道,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模式;在资金补偿的同时加以项目补偿或技术补偿.     

受偿意愿在确定生态补偿标准上下限中的作用

受偿意愿（WTA）是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的常用依据之一,能否正确使用WTA对于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梳理了国内近12a的相关文献,发现在WTA应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还是下限问题上尚无定论,尽管大多数研究将WTA作为补偿标准下限,但背后的逻辑并不严谨.本文认为生态补偿标准制定过程可视为受偿方和支付方的讨价还价过程,因此WTA实际上是受偿方的出价,应作为补偿标准上限.另外,本文从WTA、支付意愿（WTP）是区间的角度进行分析,判断补偿标准可取的范围,发现当调查得到的WTA大于WTP时,仍存在谈成的可能性;当调查得到的WTA小于WTP时,实际达成空间大于表面达成空间,决策者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基于农户意愿的脆弱生态区生态补偿模式研究——以鄱阳湖区为例

脆弱生态区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充分考虑农户的受偿意愿和家庭生计。论文以鄱阳湖区为例,采用实地问卷调查方法获取农户受偿意愿数据,然后通过Logistic方法建立了农户受偿意愿与单位耕地产值之间的关系。根据目前生态补偿措施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提出了基于农户意愿的分别以耕地、 劳动力转移和生产结构调整为主要补偿对象的三种典型生态补偿模式。利用回归分析和年龄移算法,对湖区未来20 a三种生态补偿模式下的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总额变化过程进行详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生产结构调整补偿模式较其他两种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为高效利用国家补偿资金提供了有效途径,还能充分发挥当地政府的积极性,为农业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初探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国内外对矿产资源开发的现行生态补偿机制,结合国内目前存在的问题,从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标准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     

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动态测算模型及其应用

为响应政府号召、提供水源地保护环境经济手段支撑,在对现有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研究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动态测算模型,并应用于鹤地水库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中.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动态测算模型是把生态补偿过程分为试行?修复?稳定3个阶段,根据阶段特点及目标的不同,采用相应的测算方法：试行阶段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修复阶段采用基于总成本修正模型和水资源价值法的博弈模型,稳定阶段采用水质污染赔偿法.结果显示,鹤地水库生态补偿试行阶段期限为2015年~2017年,补偿标准总额为14.4亿元;修复阶段期限为2018~2020年,补偿标准总额为89.4亿元;稳定阶段为2021年后,需每年计算补偿标准.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动态测算模型实现了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的动态化,且该模型采用的具体核算方法认可度高?应用广泛?计算简单,便于推广.     

治理修复型水生态补偿问题分析

流域生态补偿已成为水文水资源领域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也是解决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区域用水矛盾、生态破坏的一种有效途径。从流域生态破坏的不同层面和根源出发,结合流域整体协调发展的管理策略和行动计划,给出流域治理修复型水生态补偿的实施目标。从双方自由博弈纳什均衡的层面出发,进行实施流域水生态补偿的经济最优条件分析;结合生态补偿产生的经济学原理,给出影响流域水生态补偿实施的相关性分析。针对流域生态治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阐述影响流域治理修复型水生态补偿的实施细节。     

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机制及典型途径——基于林业的案例分析

生态补偿是我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精准扶贫是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重要举措,两者在客体、主体、载体、标准、方式及途径等方面存在对接点。国家提出“通过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各区域也结合实际情况,将生态补偿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开展了相关工作。当前,中国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途径主要有贫困人口与生态补偿对象、扶贫地域与生态补偿地区、产业扶贫与生态补偿措施、贫困程度与生态补偿标准、扶贫政策与生态补偿需求等方面的对接,各有其内涵及特征。为进一步促进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发展,可从加强理论研究、明晰对接方向及重点、夯实公众基础、创新发展途径等方面采取措施。     

基于生态账户的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研究——以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为例

论文以区域农田生态服务价值为基础,以经济发展程度、区域农田生态赤字/盈余与区域提供的生态承载力比值为调节系数,建立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模型,基于农田生态账户的概念从县(市、区)级层面对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武汉城市圈农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75.00×108元,涉及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2.31×108元。2 48个县(市、区)中,24个为农田生态支付区,支付区中武昌区的支付量最大,达到5 967.92×104元,最小为14.94×104元(铁山区);24个受偿区中最大受偿额为238.91×104元(黄陂区),最小为5.14×104元(英山县)。3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量占地方当年财政收入的比例在0.07%~5.24%之间波动。论文提出的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模型简单、可行,也适用于其他更高或更低的尺度上有农田分布的地区进行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度的核算。